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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史铭将旧箧中的照片，题识赠与黄杰（左）。照片纪录了这支国民党部队进入越南的一刻。
1964年2月，原国民党军华中部队第一兵团将领史铭将一张珍贵的私人照片送给跟他共经患难的长官黄杰（字达云），照片旁边有史铭的题识：
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午，达公司令官率领部队义民学生等数万人由中越交界之爱店进入越南。入境时，所有武器收发报机照相机以及菜刀铁器等均被法军没收，余之照相机幸免搜去。此照片系达公步抵越境之禄平街口指挥部队集中时，避开法军之监视所摄取者，余日前翻阅由越带回书刊忽然发现此底片虽潮湿受损，但距今已十六年之久，回忆当时情景弥感珍贵。
对史铭而言，这是一张经过时间沉淀的照片。1964年的黄杰正担任“台湾省主席”，已脱下军装的他，整日忙的是台湾省民衣食住行之大计；尽管如此，这张照片多少勾起了大时代转折中的丁点沧桑。抗战期间，这支国民党部队表现并不差，但在国共内战的尾声中，却只能仓皇逃亡，一路披星戴月，由湖南逃至广西，再解除武装进入法国所控制的越南。聊以自慰的是，在树倒猢狲散的窘状中，这支部队保持了基本的建制与尊严。从照片上看来，左边的黄杰将军虽是败军之将，但仍有几分从容，戎装笔直，面带笑容，不失总指挥官的风度。在世事浮沉中，这一刹那的镜头勾人心思，引人冥想。
1949年渡江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虽然号称还有两百万，但军心涣散，蒋介石与李宗仁仍处于明争暗斗中，众将领各怀鬼胎，心存观望，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指挥体系，以至一击即溃。尽管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内仍有一些孤臣孽子，怀抱少时读诸葛武侯《出师表》的愁绪，“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诚惶诚恐，忠实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其中一位就是本文的主角黄杰。
黄杰，湖南长沙人，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担任教导第一团侦探队第一排中尉排长。1926年，黄杰任教导第一团第三营营长，随东路军北伐，“济南事变”中，日军强攻济南城，守备济南的第一师第五团团长李延年电告黄杰立刻率部护送蒋介石离城，以避开日军炮火。这是黄杰第一次近身护卫蒋介石。他们簇拥着蒋介石徒步离开济南，再搭火车经泰安到徐州，又改平汉线北上。中原大战时期，黄杰任第一师第二旅少将旅长。蒋介石五次对苏区“围剿”时，黄杰升任第二师中将师长。1933年1月，日军由东三省侵犯山海关和热河时，黄杰奉命接替南天门防务，守备黄土梁、南天门、八道楼子一带阵地，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战。七七事变发生时，黄杰正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任队长，带职受训，随即投入了激烈的淞沪抗战，接着又调任成都中央军校教育处长。直到1944年5月，黄杰才重新带兵，担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并在该年年底攻击龙陵，经三个月的激战连克龙陵、芒市、遮放、畹町等四大据点，与新一军及美英盟军在缅北姆色举行会师典礼，这是抗战末期盟军著名的一战。
尽管如此，在国民党阵营中，黄杰并非真正具备分量的人物，他没有高明的政治手腕，也没有出众的才华，在国民党党政军高官的合影中，他总是被安排站在后排较不显眼的位置。从后来的材料看来，他是一位勤于做笔记写公文、忠心耿耿的军人，这种人格特质，注定了他在国民党存亡之秋的表现。在大批精锐部队被歼，蒋介石最重要的亲信将领被俘或主动献城投降之际，黄杰这样的人成了蒋介石没有选择中的惟一选择。抗战胜利后，黄杰被派任中央训练团教育长，负责军队复员转业的训练，1948年内战趋紧之后，黄杰又回去带兵。1949年7月，程潜和陈明仁在湖南倒戈，国民党中央决定派黄杰为湖南省主席与湖南绥靖总司令和第一兵团司令官两项军职。多年后，黄杰自承：“我的感觉，万分惶恐。就目前军事政治各方面的态势来说，可以形容为‘百孔齐穿，千疮百孔’。在这样危疑震撼的状况下，去接受如此艰巨的任务，内心感到万分惶恐。”
事实上，任何人面对这样的局面很难不感到惶恐，国民党自知败局已定，战略重心已转至台湾，留在大陆各部已无太大作用，只期待能尽量撤出兵员和武器，将力量集中在台湾一地。因此，黄杰真正能做的与其说是与解放军作战，不如说是把仍然忠于国民党的军队带出大陆。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因为真正的国民党大官早就带着家眷搭乘飞机，一批批地飞往台湾安置，像黄杰这种直接带兵的将领只能坐吉普车，甚至徒步带着大堆人马东逃西窜，稍一不慎就会沦为战俘。
自1949年8月起，白崇禧辖下华中战区部队第一、第三、第十、第十一、第十七五个兵团总计30万人开始南窜，高级将领中分为两派意见，黄杰和李品仙主张进入云南、广西，凭借西南天然地形继续作战，夏威、张淦、徐启明等人则主张直接进入海南岛。最终，后者的意见占了上风，这多少反映了主流意见仍是避战，尽量保有转往台湾的便捷之路。尽管如此，逃往海南岛的计划最终还是落空，因为此刻的解放军主力四野与二野士气如虹，行军迅速，无坚不摧，先头部队早已赶到国民党军前方，第三、第十、第十一兵团不但转往海南岛未果，绝大部分尚未达到钦州之前即遭解放军合击包围，全军覆没。最后剩下黄杰统帅的第一兵团在东、北、南三个方向的包围下，孤军西进。这时已是1949年12月了——换句话说，国民党军南窜途中，新中国已经成立了，这一消息，对于这批前朝败军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新的强大的统治力量已经产生，国民党人曾有的辉煌现已消失殆尽，或许未来的史家对待他们会比当代人更宽容，但在今后相当长的岁月里，他们将在懊恼与悔恨中度过余生。
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流窜于西南山林之间的黄杰想必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想依照原定计划进入云南，但驻守云南的卢汉倒戈，入滇之路又告中断。此时，他连续接到白崇禧与陈诚的两封电报。白指示：“为适应当前情况，各部队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轻装分散，机动出击，化整为零，各自选择适当地区，以安全为第一。”陈则指示：“贵部行动目标，未知白长官有无计划与指示，弟以贵部如出北海防城，照目前敌情，恐于事实上难以达到，不如并力西进，重行入安南，保有根据地，然后相机行事，留越转台，皆可自卫，未知兄意如何。”
  1951年，留越国民党高级军官营区内玩耍的儿童。孩子们怡然自乐，对时代变迁全然不察。
接到这两项指示，黄杰立刻召集属下军官举行会议，为了保存华中部队中这仅存的力量，会中一致决定“假道入越，转运回台”。于是，黄杰随即向白崇禧、陈诚发出电报，并写了一封信给法国驻越南高级专员，洽商假道事宜。12月12日，双方签署协议。法方同意黄杰部借道海防转回台湾，同意分为500人一组，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并提供粮食补给，中国军队则由军官带队，保证军纪严明。协议既成，黄杰遂下令各军向中越边境爱店集结，并要求各部造具人员编组名册及各种械弹器材统计表，准备入境越南。不料命令刚刚下达，解放军已经尾随而至，全力截击。第十四军第六十三师当即被歼，第九十七军副军长郭文灿被俘。时间紧迫，已无法协调各部行动。13日早上，黄杰只好下令紧急入境越南，其中第十四军第十师担任掩护工作，挡住解放军快速纵队的强攻，最后随着余部由爱店进入越南。
爱店与峙马屯为中越边境南北对峙的两个高地，相距约500米。爱店位于桂南边境，有一小市集，商店数十家。峙马屯位于越北边境，有碉堡数座。两点之间，有隘谷一条，成为中越的天然国界线。以上所提到的那张照片就是黄杰进入越境后所摄，尽管在仓皇逃亡中他被解除了武装，保住了没有投降的一点尊严，但内心毕竟是痛苦的。后来他写道：“我于12月13日上午９时，率兵团指挥所第三组官兵步下爱店市街，只要向前走五分钟，便离开了大陆最后一寸土，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感到分外亲切，一种依依不舍之情，泛起在我的心头。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寸土必争，如今在艰苦的斗争场合中败下阵来，有什么理由把责任诿卸？因此我的心境，既惭愧，又悲愤，更有无尽的迷惘与痛苦。我揉杂这些复杂的感伤，一步步地向峙马屯的关卡走去。当我不时回头远望爱店那边的丛林与青山时，我坚定地告诉随从人员：‘我们一定要再打回来！’”
当然，黄杰再也没能回到大陆，就如同过去改朝换代的历史中，那些被驱往南方的遗臣都曾誓言要打回去，但最终只能在新朝如日中天的光芒中客死他乡，打回老家的豪语从最初儿孙枕边的故事最终变成了遥远的、逝去的伤感。其时，解放军已攻占爱店西北两个高地，可以以火力封锁行进在隘谷中的国民党残部，不过因对面就是越南，炮火势必波及法军设防据点，因此指挥官必须向上请示，就在这些许的间隙中，这支由大约30万国民党华中序列部队溃败成的最后3万人的队伍进入了越南境内。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新国际情势中的中法关系。近代史中，法国为侵略中国的列强之一，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北京圆明园一事已成为中国人国耻教育的基本内容，不过法国的总体国力毕竟难与美、英、俄、日等国相比，清将刘永福与刘铭传分别在谅山与淡水两地击败过法军，在衰弱不振的清朝末年，这是极少的事例。法国侵略者予人较深的印象或许是上海法租界里那些精致的小洋楼和咖啡座，而不是威猛的坚船利炮，起码在远东地区是如此。二战爆发，希特勒的铁蹄迅速碾过巴黎，日军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顺势接收法属越南、柬埔寨、老挝三邦。由于法国实际上已亡国了，在中国自无任何特殊地位可享，其流亡的武装力量成为美、英、苏、中四国同盟扶植的对象，因此几项有关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工作的国际会议，如波茨坦会议、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等，都没有法国的角色。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借着有利的国际情势，摆脱了百年桎梏，在1943年分别与英国和美国签署新约，废除1901年加诸于中国人民身上种种羞辱的《辛丑条约》，取消所有的租界区与过去列强在华的治外法权，只剩下香港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由于战时法国已经亡国，中国政府甚至找不到法国人来签字，这项形式的工作一直到战后才解决。此外，美国为了扩大国际同盟的力量，战后将法国与四国并列五大战胜国，并顺理成章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但这是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远超过法国本身对于二战的贡献。
二战中，蒋介石任中国战区盟军总司令，战后越北列为中国军队的接收区。又因国军多集中在西南地区，因此很快进入越北，收缴日军的武器装备，甚至将一部分武器交给了胡志明领导的越盟，以阻挠法军重登海防，暗中协助越南独立运动。因此，从内心来说，国民党军原来没有太把法军放在眼里。四年后，这支国民党部队却被迫寄人篱下，求助于法军保护，岂非一大讽刺。
解放军追击至爱店停住脚步不久，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即透过广播，谴责在越南的法军不应同意国民党军入境，并且要求法方负起所有的责任。尽管新中国政府对法方表示严重抗议，不过这支国民党残部毕竟已解除武装，离开国境，比起仍流窜在各山区打家劫舍的游杂武装，实质上不构成任何威胁。尽管如此，法国方面仍谨慎从事，国民党政府已彻底垮台，美国态度暧昧不明，这意味着台湾被解放军攻下已指日可待，因此，此刻明目张胆地冒犯新中国政府并不适当。黄杰进入越境不久，即感到法方代表闪烁其词的态度。接着，法方派专机将他接到河内，软禁在一座洋楼里。根据法方的情报，解放军正在芒街一带集结，展现军事力量，法方软禁黄杰以及限制国民党徒手官兵的行动，是一项向新中国示好的动作。被迫待在楼里的黄杰满怀惆怅，只能以填词聊解胸中悲苦。
初来异域，顿觉离奇。寄宿人空庭院，似侯门，深锁重闱。蛛丝挂壁，堆尘满几，阴雨霏霏。了不知，南北与东西。逐客今何似？底事教人迷。镇日里，重衾独拥，驹光过隙，抽针自补衣。回想当年匹马，纵横河洛，时势岂全非？……为道干戈犹未已，只恐误归期。关山迢递夜何其。思量泪暗滋。
至于国民党士兵则被集中在蒙阳与来姆法朗两个区域。此时正逢越北雨季，霪雨连绵，半月不开，三万多人包括士兵和眷属，不分男女老幼，全都挤在这狭小的地方，艰苦异常。一周过后，黄杰获得法方同意前往探视官兵，当他踏入那脏乱的营区时，一些人竟哭成一团。法方再将黄杰等高级军官移至宫门软禁，朝朝暮暮，除了无奈空等，只能再赋新词：
无际天边月，风开岭上梅。悄无人处独低徊。冷落清光和露湿阶苔。忽又伤离别，频闻腊鼓催。泪先樽酒入孤杯。多少新愁都向醉中来。
中国文学史中一些经典作品出自于落败的帝王将相之手，看来不无道理。流离中荣华富贵尽成过眼云烟，悲苦中无暇做作，只能以真情示人，如此无形中屡有千古之作，在挫败的痛楚中也算另有所得。黄杰滞越期间酷爱作诗填词，较为可观的作品多完成于兵败流亡途中。
 1953年，初抵台湾的富国岛国民党军人。
 1953年，被安置在临时营区的富国岛女眷等着丈夫随后赶来。
根据他的统计，自1949年12月13日起至1950年元月底止，入境越南的人员总计是三万三千四百余人，各部都是残缺不全，而且混杂着眷属、百姓、地方警察、游杂人员等。1950年３月，法方又将他们移至富国岛和金兰湾两处，由于脱离了前方的险境，黄杰始有余力对部队重整编制，兴建营区，接着他再要求金兰湾的人员悉数转来富国岛。富国岛位于西贡西南，邻接暹逻湾，面积约600平方公里，是越南迪石省的一个县。这座海岛坐落在南中国海与印度洋的交界处，二战时，日军曾以此岛为战略物资补给基地，筑有飞机场。法国殖民政府返越后，百废待举，必须优先处理新的动荡因素，只能任其荒芜。岛民约八千余人，其中华侨约八百余人，多以捕鱼为生。尽管是处于被隔离、被监视的状况,但对于这支终于脱离被追击命运的部队而言，能在这座景色优美的岛上歇脚、安居，也不失为一种幸运。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军舰驶入台湾海峡，冷战时代开始。在两极对峙中，法国自然归入西方阵营，同时越盟的革命活动日益炽烈，法军在越北的战事一再失利，几名高级将领相继去职，最后法国政府派出名将塔西宜来越挽回劣势。此时，美国与法国就富国岛的国民党官兵的去留曾几度交换意见。美方建议武装一部分国民党军人、直接投入越北战事，法方以此举将提供新中国介入的理由，予以拒绝。总之，美法双方都将这批国民党兵员视为某种可资运用的活棋，在静观情势中犹豫不决，而固执的塔西宜则将他们当成人质，以便左右逢源，谋取好处。1951年底，富国岛的官兵进行了集体绝食抗议，要求尽速将他们送回台湾，引起了国际视听的注意，加上美国政府不断施压，几个月后法方终于同意放行。1952年10月，黄杰在法方安排下搭机秘密先行前往台湾，向蒋介石报告富国岛官兵的情况，并安排具体的接运工作，一个月后黄杰再返越南，三年郁闷一扫而空，带着放松的心情，他趁机饱览山光水色，新填之词欣悦性情跃然纸上：
一片烟霞仰碧空，缅怀身世纪游踪，云如有意遮山色，花似无情遍野红。羊浴日，鹤擎风。芒鞋竹杖小桥东。呼来绿酒成微醉，卧听松涛古寺中。
接下来的几个月，台湾派出先遣人员来到富国岛，运来大批的新制军服，希望他们在台湾上岸时保持令人尊敬的军容，而不是看来像无人收留的难民。1953年5月23日，第一批前来接运的两艘军舰到达越南阳东，黄杰如是形容道：“清晨，海面的晓雾，又浓又厚，一片迷蒙，看不出什么动静，但鱼色的高空，却给我带来了一个天气晴朗的预报，海里的波浪也太大，我的心头，泛现出无言的喜悦。渐渐地，重重的晓雾消失了，旭日从阳东山背射出灼人的光芒，使碧透的海面平添无限瑰丽。蓦然间，一声尖锐的狂呼：‘船来了！’沙滩上的人群，如蚁沸蜂屯一般，向东南角上挤去。这时，三艘登陆艇，迎着升起的朝阳，正对阳东港驶来……”
近3万人分7批运达，另外约一千五百多人自愿留在越南。去台人员均在台湾南部的高雄港上岸，大多数编入陆军各师，眷属则分别安置在台北、台中、台南、左营、花莲等新建的“富台新村”。至于黄杰则在越南处理善后事宜，四处登门造访，表达感谢之意。走前，他向堤岸各侨团辞行，欢宴中即兴赋诗，算是告别富国岛岁月的心情写照：
去岁忘情曾烂醉，而今病胃怯杯多
中原自有重逢日，风雨南邦奈别何
 1953年，初抵台湾即出生的婴儿，为大时代的流离暂时划上句号。
黄杰回到台湾以后被誉为“海上苏武”，在众叛亲离的混乱岁月中，他对蒋介石的忠心不二算是通过了严峻的考验。对于固守台湾一隅的国民党政府，最需要的莫过于这种虽乏慑人才具但能死心塌地的追随者。返台两个月后，黄杰即被擢升台北卫戍司令部司令，并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连续担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总统府参军长”，等于是蒋介石此时在台湾的第一号看门人。后黄杰又被委以组建国民党在台最重要的情治机构——警备总司令部的重责大任。这是一个几乎可以对异议分子使用任何手段的特殊单位，黄杰被认为可以忠实执行上级指令，过去国共内战中那种宁死不降、千里流亡的精神可以轻易地转化为对异己的无情镇压，毕竟这两种行为都需要依赖强烈的敌我意识，都需要你死我活的拼斗干劲。在返台的前十年内，黄杰就是被赋予了如此角色，在此期间，发生了孙立人案件、刘自然事件，以及雷震与《自由中国》杂志案，均曾在国际上喧腾一时。黄杰不仅听命于蒋介石的指示，也与当时情治工作实质上的最高负责人蒋经国往来密切，双方家庭私交甚笃。
尽管如此，在台湾一般民众当中，黄杰并不被看成穷凶恶极的政治打手，或许他行事一向低调，绝少张扬，给人感觉只是一个听命行事的老老实实的军人。1962年底，黄杰脱下军装，转任“台湾省主席”，掌管食衣住行民生大计，与一般民众密切接触，各县市乡镇请托之事不断涌来，黄杰必须经常出现在媒体上，这也是台湾土地改革10年后市场经济蓄势待发的时期，一般人的生活情况迅速改善，社会上出现许多新的生活娱乐。这样一个时期的“省主席”必然会予人较深的印象，而且是不会太差的印象。上面所提到黄杰的麾下史铭所呈照片正是在此时候，多少勾起了 16年前的往事，其实那不过是国共内战末期的小波澜，当时的新中国已跨过朝鲜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中印边界战争等重大事件，在惊涛骇浪中勇往直前，并正将迎接那“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黄杰的个人经历及其命运不过是前朝轶事，微不足道，没有人在意，当然，也没有人知道。 |
来源: 老照片31辑 | 责任编辑：程仕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