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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辛苦不寻常—— 读孙继南新版《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有感
5/17/2007 点击数:2598

十年辛苦不寻常

—— 读孙继南新版《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有感

(许文霞)

(原载:上海《音乐艺术》,2005年第2期,第109至110页)

 

                           (孙继南教授近影)                                 

     孙继南先生千禧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 我是新近才有机会拜读的;不期然,又喜获孙先生抱病修改后出版的2004年增订本,读后很有些感受,想与众人分享。 

     首先,这新旧两版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 新版的编年史,已从1840年跨过旧版的1989年而直达2000年了,所以这页码也就从478页跳至669页,内容足增加了三分之一强。新版收录的条目共850件。其中重要的则进一步列出细目, 归入书中“附录”项, 计100篇。全书引用的参考书目达127部。索引体例,编有“条目”和“人名”两种, 检索很是方便。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编著者孙继南先生,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生于1928年;1952年山东师院毕业后,深造于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 今上海音乐学院);先后任山东师大及山东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兼山东省文联副主席、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音协音教会委员、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孙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与教学,著有《中外名曲欣赏》(主编)、《中国音乐通史简编》(主编之一)、《黎锦晖评传》、《当代中国音乐》(教育部分)等书。 1993年获国务院 “为发展艺术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表彰,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离休,但离而不休,继续在音乐研究方面发出声音,阐述他独特的学术观点。

     音乐教育,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百余年来,无论是官办、私授、学堂、 民间,均大放异彩……;细数以往,可发觉历史上众多作曲、演奏、歌唱、或理论工作者,不约而同投身过音乐教学,其中不乏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沈工心、李叔同、肖友梅先生等。 余秋雨先生云:“小人牵着大师走、大师牵着历史走”,中国音乐界,又何尝不是如此?书中可见,这些教书育人者无不在艰辛的道路上跋涉,简陋的条件下耕耘,对自身耐得清贫,待学子倾情解惑,为华夏造就了大批音乐人才。江山代有人才出, 凭着执著、 坚毅、学而无悔的精神, 中国音乐史上又产生出新一轮大师, 生生不息……,这是通读孙先生全书的第一感觉。

               

 

     (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

     再细读下去,又可发觉孙先生的这部“音教史”,年代跨度虽言明为清朝、民国、共和国三个时期,而清朝显然是略写的;城市则围绕上海、重庆、北京三地展开,兼及其余。这与城市在当年所处的重要程度是吻合的。

     该书特色之特色,是民国时期的重庆音教史、共和国时代的音乐院系,资料收录十分全面,是最见孙继南先生治学功力的章节。如民国音乐史上历次音乐教育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王泊生山东省立剧院的教育变迁史等,都经孙先生之手挖掘出来,对民国重庆陪都时期的音乐史研究,至为重要。1949年后的音乐教育,含师资、教材、科目、活动内容等, 既有北京上海之名校名系大幅报道,也有北疆边陲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院系的殷实介绍,可说全国音乐院系几无遗漏。 诚然,孙先生治 “音教史”的总原则,是 “述而不作”,但书中屡见他二度整理后的归纳文字。再则,全书编排慎密,完全按历史原貌铺展,依年代先后疏理,这诚是最好的编史方法了;它使读者顺着历史真正的脉络、进程、去了解历史,解读历史人物。而不按年代,跳跃型的编撰方法,常有看得一头雾水的感觉,令人在长夜漫漫中,滋生:“另一部史书尽快出现吧!” 的期待。

     推出一部全方位的音乐史书,实非易事。以《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来说,早在上世纪60年代,孙先生已萌生编书的念头,悉心史料收集,着手案头工作了。无奈遇到 “文化革命”, 心血结晶,顿毁于一旦。动荡过后,直至70年代末期,他才有机会重整旧业。为了获取更多第一手资料,孙先生风尘仆仆,分赴各地图书和档案馆。当他闻讯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有很多民国资料,兴奋不已, 特从济南赶到南京,埋首该馆仔细查索。受观念和条件所限,当时只兴手抄,不能复印。孙先生硬是坐在冷板凳上, 一字一句抄录宗卷。民国时期的纸张,正值造纸业革新变故,虽取材便宜,但韧性不够, 又缺乏适度化学处理,故记载史典的纸页,发黄发脆,极为“弱不禁风”,以致字迹难认、真伪莫辩。最后孙先生捧了大叠手抄本赶回济南,可说字字得来不容易。数十载辛苦,终迎来 《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首版付梓。出版伊始,即被众多音乐院系列为研究生必读之书。该书的学术价值,著名音乐教育家廖叔辅先生已在序中一言道尽:“厚今尊古各精研,非古非今冷百年,多士有心能补缺,追踪乐教此新篇,钩沉辑佚自辛勤,  玉石金沙鉴别真,岂独千秋存史料,明明乐史有传人。”

     日常学术生活中,孙先生为人亦很谦和。他常把自己收藏的资料无偿赠与,慷慨得很;对于学术上的紕谬,则“錙銖必较”,甄别精细,考据十分严谨。 一旦在阅读中发觉太多违背历史事实的文字,他会挪开作品,坦然表示:“这部作品不值得去考证了!” 他认为 “研究历史,史料的大量拥有,无疑是第一位的”;他欣赏“一分资料一分话, 没有资料不说话”;他坚持“一切历史结论,只能从历史的史料中得出”。除了“音教史”外,孙先生还醉心李叔同、黎锦暉及中国流行歌曲研究,已收集、整理了大量相关音响资料,弥作珍贵。

    人非圣贤,由于时代和资料所限,任何著述难免有其局限和沧海遗珠, 如上海大同乐会郑觐文,重庆大同乐会许如辉难童国乐教养院的音教史等,很重要,可惜书中尚未涉及。 不过,孙先生既有了这开山之作,随之史料的不断出现,将来再行增补,是容易得多的。 尚且,孙先生在修订的过程中,一直在设法修正、 补缺。例如,他为了考证民国音乐教育委员会第8次会议的与会者,究竟是亲自签到的呢,还是大会秘书代为签到? 两次寄出挂号信函,去南京历史档案馆查证, 索要签名册复本;然后,又与有关人士查证笔迹,最后得出大会秘书代为签到的结论。正由于细目的考究,读孙先生的这本书,是可以放心的,不会“速朽”。    

     如今,孙先生已整理出了“中国音乐教育史”厚重史料,而我们的流行音乐史、电影音乐史、民族音乐史、乐器制造史……,又在哪里呢?

     中国音乐学,兴许是最后几个堡垒之一, 没有把自己的家底盘点清楚的学科了。“远来和尚会念经”,当大多数学者沉溺于方法论研究时,一位游学中国的海外学者,则看出了音乐界的偏离,临别时直言:“资料在中国,方法论在外国”,随后潇洒离去。该学者话语虽短,份量若金; 苦药良言,切中时弊。善待我们的珍贵资源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方法论研究得再剔透,若缺少实际个案的支撑, 也无补于事。 孙继南先生 “为她人作嫁衣裳”, 奉献出史料扎堆的“音乐教育史纪年”,使后继学人能深入其间,一探堂奥。史书之意义,实乃此也。

     “十年辛苦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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