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辛苦不寻常

—— 读孙继南新版《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有感

（许文霞）

（原载：上海《音乐艺术》，2005年第2期，第109至110页）

                           (孙继南教授近影)                                 

     孙继南先生千禧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 我是新近才有机会拜读的；不期然，又喜获孙先生抱病修改后出版的2004年增订本，读后很有些感受，想与众人分享。 

     首先，这新旧两版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 新版的编年史，已从1840年跨过旧版的1989年而直达2000年了，所以这页码也就从478页跳至669页，内容足增加了三分之一强。新版收录的条目共850件。其中重要的则进一步列出细目， 归入书中“附录”项， 计100篇。全书引用的参考书目达127部。索引体例，编有“条目”和“人名”两种， 检索很是方便。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编著者孙继南先生，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生于1928年；1952年山东师院毕业后，深造于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 今上海音乐学院)；先后任山东师大及山东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兼山东省文联副主席、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音协音教会委员、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孙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与教学，著有《中外名曲欣赏》(主编)、《中国音乐通史简编》(主编之一)、《黎锦晖评传》、《当代中国音乐》(教育部分)等书。 1993年获国务院 “为发展艺术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表彰，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离休，但离而不休，继续在音乐研究方面发出声音，阐述他独特的学术观点。

     音乐教育，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百余年来，无论是官办、私授、学堂、 民间，均大放异彩……；细数以往，可发觉历史上众多作曲、演奏、歌唱、或理论工作者，不约而同投身过音乐教学，其中不乏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沈工心、李叔同、肖友梅先生等。 余秋雨先生云：“小人牵着大师走、大师牵着历史走”，中国音乐界，又何尝不是如此？书中可见，这些教书育人者无不在艰辛的道路上跋涉，简陋的条件下耕耘，对自身耐得清贫，待学子倾情解惑，为华夏造就了大批音乐人才。江山代有人才出， 凭着执著、 坚毅、学而无悔的精神， 中国音乐史上又产生出新一轮大师， 生生不息……，这是通读孙先生全书的第一感觉。

     (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

     再细读下去，又可发觉孙先生的这部“音教史”，年代跨度虽言明为清朝、民国、共和国三个时期，而清朝显然是略写的；城市则围绕上海、重庆、北京三地展开，兼及其余。这与城市在当年所处的重要程度是吻合的。

     该书特色之特色，是民国时期的重庆音教史、共和国时代的音乐院系，资料收录十分全面，是最见孙继南先生治学功力的章节。如民国音乐史上历次音乐教育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王泊生山东省立剧院的教育变迁史等，都经孙先生之手挖掘出来，对民国重庆陪都时期的音乐史研究，至为重要。1949年后的音乐教育，含师资、教材、科目、活动内容等， 既有北京上海之名校名系大幅报道，也有北疆边陲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院系的殷实介绍，可说全国音乐院系几无遗漏。 诚然，孙先生治 “音教史”的总原则，是 “述而不作”，但书中屡见他二度整理后的归纳文字。再则，全书编排慎密，完全按历史原貌铺展，依年代先后疏理，这诚是最好的编史方法了；它使读者顺着历史真正的脉络、进程、去了解历史，解读历史人物。而不按年代，跳跃型的编撰方法，常有看得一头雾水的感觉，令人在长夜漫漫中，滋生：“另一部史书尽快出现吧！” 的期待。

     推出一部全方位的音乐史书，实非易事。以《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来说，早在上世纪60年代，孙先生已萌生编书的念头，悉心史料收集，着手案头工作了。无奈遇到 “文化革命”， 心血结晶，顿毁于一旦。动荡过后，直至70年代末期，他才有机会重整旧业。为了获取更多第一手资料，孙先生风尘仆仆，分赴各地图书和档案馆。当他闻讯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有很多民国资料，兴奋不已， 特从济南赶到南京，埋首该馆仔细查索。受观念和条件所限，当时只兴手抄，不能复印。孙先生硬是坐在冷板凳上， 一字一句抄录宗卷。民国时期的纸张，正值造纸业革新变故，虽取材便宜，但韧性不够， 又缺乏适度化学处理，故记载史典的纸页，发黄发脆，极为“弱不禁风”，以致字迹难认、真伪莫辩。最后孙先生捧了大叠手抄本赶回济南，可说字字得来不容易。数十载辛苦，终迎来 《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首版付梓。出版伊始，即被众多音乐院系列为研究生必读之书。该书的学术价值，著名音乐教育家廖叔辅先生已在序中一言道尽：“厚今尊古各精研，非古非今冷百年，多士有心能补缺，追踪乐教此新篇，钩沉辑佚自辛勤，  玉石金沙鉴别真，岂独千秋存史料，明明乐史有传人。”

     日常学术生活中，孙先生为人亦很谦和。他常把自己收藏的资料无偿赠与，慷慨得很；对于学术上的紕谬，则“錙銖必较”，甄别精细，考据十分严谨。 一旦在阅读中发觉太多违背历史事实的文字，他会挪开作品，坦然表示：“这部作品不值得去考证了！” 他认为 “研究历史，史料的大量拥有，无疑是第一位的”；他欣赏“一分资料一分话， 没有资料不说话”；他坚持“一切历史结论，只能从历史的史料中得出”。除了“音教史”外，孙先生还醉心李叔同、黎锦暉及中国流行歌曲研究，已收集、整理了大量相关音响资料，弥作珍贵。

    人非圣贤，由于时代和资料所限，任何著述难免有其局限和沧海遗珠， 如上海大同乐会郑觐文，重庆大同乐会许如辉难童国乐教养院的音教史等，很重要，可惜书中尚未涉及。 不过，孙先生既有了这开山之作，随之史料的不断出现，将来再行增补，是容易得多的。 尚且，孙先生在修订的过程中，一直在设法修正、 补缺。例如，他为了考证民国音乐教育委员会第8次会议的与会者，究竟是亲自签到的呢，还是大会秘书代为签到？ 两次寄出挂号信函，去南京历史档案馆查证， 索要签名册复本；然后，又与有关人士查证笔迹，最后得出大会秘书代为签到的结论。正由于细目的考究，读孙先生的这本书，是可以放心的，不会“速朽”。    

     如今，孙先生已整理出了“中国音乐教育史”厚重史料，而我们的流行音乐史、电影音乐史、民族音乐史、乐器制造史……，又在哪里呢？

     中国音乐学，兴许是最后几个堡垒之一， 没有把自己的家底盘点清楚的学科了。“远来和尚会念经”，当大多数学者沉溺于方法论研究时，一位游学中国的海外学者，则看出了音乐界的偏离，临别时直言：“资料在中国，方法论在外国”，随后潇洒离去。该学者话语虽短，份量若金； 苦药良言，切中时弊。善待我们的珍贵资源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方法论研究得再剔透，若缺少实际个案的支撑， 也无补于事。 孙继南先生 “为她人作嫁衣裳”, 奉献出史料扎堆的“音乐教育史纪年”，使后继学人能深入其间，一探堂奥。史书之意义，实乃此也。

     “十年辛苦不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