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今天到场的所有同学和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西安的律师和市民朋友,谢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名人”般的待遇。实际上,我只是中国一个稍微有点思考的律师。

　　八百里秦川承载了多少历史

　　一个多小时前，当飞机到达咸阳上空，从很厚的云层下来的时候，看到下面咸阳的万家灯火，八百里秦川，我就非常有感想。

　　我知道,今天晚上这个讲座,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促成的。崔映西同学,我和他从来不认识，还是昨天从微博上开始聊天，他代表同学们向我发出邀请。我也没有太当那么一回事，就说如果你们学校组织好的话，我愿意为同学们来讲一场。就是这么偶然组织起来的。但是这场讲座果然有点小插曲，也不容易，所以我要感谢贾宇院长和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老师们，对这场讲座的支持。

　　我现在在全国，去过好多大学里讲过，也到过很多的律师协会。最近一段时间，我连案子都不办了，到处在布道。今天飞机上下来，南开大学法学院打电话来，说西北政法都请到了，为什么南开你就不来？所以接下来，我这样的“布道”会比较多。

　　讲主旋律，也要讲真话

　　我也知道，由于我办的一些案子比较敏感，我最近演讲观点可能比较犀利。也有一些领导会有些担心，所以感谢西北政大学能够打消这样的顾虑。实际上我还是省一级的模范党员律师，所以不需要过于的神经过敏。

　　刚才刘志强主任，他是西安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刑辩律师，刑委会的一个主任。他刚才总结了我的六大特征，其中讲到一个“坚定的政治方向”，同学们都笑了。当然同学们这个笑，应该是正面的笑。现在坚定的政治方向是非常的重要。大家知道贺卫方教授现在去很多大学讲座，受到一些限制，如果今天是贺教授来了，我估计这个教室要被挤爆了。所以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学术讲座，还是有很多的顾虑的。

　　那么今天，我选了一个非常主旋律的题目，明天我给我们整个西安市的律师讲，会讲一些有内幕的深刻案例。今天我给同学们讲的是一些比较大众化的。当然这不等于偷工减料。大家知道，我这个课件是完全可以讲一天的。为了到西北政法大学来，接到崔映西同学的任务以后，我就开始认真备课，昨天一直搞到凌晨三点多。今天早上飞机上美美的睡了一觉。

　　刚才志强律师讲到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很对的。我每次来西安都会有很多的感慨。潼关怀古，逐鹿汉中，有一首元朝的小令说：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辛亥革命一百年了，到了今天，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思考。确实我们中国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改革开放我们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中国是继续走开放的市场、自由的经济道路，还是倒回去走唱红歌的道路，往计划经济的路上走？现在都是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六中全会刚开过，明年开十八大。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我们法学领域，确实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

　　那么像我这样既是第一线的律师，同时也是一个学者，在大学里兼了好几个学校的教授。给同学们讲课，相信我会讲一些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的内容，不会给大家添乱。所以这个问题先说一下，也是有必要的。

　　我们西安，作为中国的一个中心地带，也是十二朝的古都，有一个非常悠久的，非常优秀的文化传统。有很多的名人，有很多古典的文物。我以前到西安，人家说到了西北来，往往南方人都要掉眼泪。为什么呢？看不到绿色。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我们那里冬天都是绿的，杭州是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到西安，正好是在冬天，到处一片黄土。我说原来这么繁华一个古都，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而我这次来，志强律师刚才开车把我从机场接过来直奔这里，穿过市区，觉得整个西安，看到也是非常的美丽了，市容已经不一样了。西安还有非常优秀的文化传统。我们相信这片土地以后会创造出更加惊人的奇迹来。

　　我今天讲的内容，是借着前面讲的一些怀古之幽思，借着我们这个悠久的文化传统，讲一讲现在的年轻人，现在新一代的法律人，我们有哪些使命，我们应该怎么办？

　　传承历史创新发展，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责任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五十年代的人已经没用了。在小的时候饿死，初中的时候跟着文革，到高中的时候开始游行，计划经济年代顽固保守，市场经济年代失业下岗，到后来又继续了那么多的挫折。先天不足，知识贫乏，思想保守，很多五十年代的人，微博上年轻人讲，应该是被淘汰了。

　　但是事实上呢？一代人是不可能被淘汰的。每个年代，都会出现一些很糟糕的人，也会出现一些社会精英，我们不可能淘汰一个时代的人。所谓“跨掉的一代”，是不存在的。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受过很多的磨难，知道国家治理的真正病根，有家国情怀，有历史使命感，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实业、学术、艺术舞台上，已经成了中坚。今天刚公布，广东省的代省长朱小丹，五三年的。中央委员有很多五十年代的。现在我们代与代之间有很多的隔阂，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是不是五十年代就真是被淘汰的一代？还有一种说法是：五十年代的人，才是真正掌握今日中国命运的一代。那么到底是掌握命运呢，还是被淘汰呢？那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希望在哪里？我们应该走什么样子的路？所以今天我们结合律师业的走向，讲一下青年一代法律人，我们应该思考的路，我们应该选择的路。

　　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

　　我曾经做过警察，在省公安厅待过两年，后来调到省委做秘书，是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秘书。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我在公安厅，肯定是个很优秀的干部，否则也不会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去。跟领导在省委待了三年，我的领导兼高级法院院长，叫我到高级法院当院长秘书兼办公室副主任。所以，以在座的各位看来，大学毕业，我是第三年就当县里的副局长，第四年就调省公安厅，第五年就调省委。如果你们碰上这样的时代，应该是非常的高兴。像你们这样，大三就要到处找单位，到哪里去工作？开始到处去投档案。我们那时候是国家包分配的，从来不需要考虑我需要到哪去工作。党叫我到哪去我就到哪去。我们那时候大学生很稀缺，我是恢复高考第一届77级的。所以我们的分配，120个同学当中直接进省委大院和省级机关的有51个。大多数，我们所有同学中，除了个别进中学当教师的，90%以上进了机关。因为时值“粉碎四人帮”，机关“清理三种人”，清理造反派、帮派分子、打砸抢分子，干部队伍清空了，机关需要大量新鲜血液。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结束之后，本科的第一届正牌大学生，是稀缺资源，比现在的博士生还要吃香。那么你们是没有碰到这样的时代，我们是高中毕业十年流浪，大浪淘沙，才考进大学的。录取率按我们那时的十多年高中生一起报名，大概是120个取一个。所以很稀罕。

　　但是你们碰到了比我们更好的时代。虽然自谋职业，但你们的天地比我们那时更广阔了。你们的机遇和选择余地比我们那时更大了。

　　后来，我从北京大学法律系高级法官班进修回去，从高级法院辞职出来，到社科院当法学研究所当了二年所长，再帮助创办浙江财经学院法律系。我是第一任的主持工作副主任，第一届招生进来，120个学生开学式的时候，我有一个演讲。跟我的学生讲，你们为什么考法律系？为什么选择学法律？这是一个要思考的问题。学了法律将来干什么？今天也同样，结合我做法官，做警察，做律师，做教授的一些感想，给大家说一说，中国法律人的一些基本要求。

　　中国法律人最纠结的时期

　　依法治国，首先是法律人治国。这个不需要任何的谦虚。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法律这个职业？一方面，法律是一个有前途的行业。法律人是社会的稀缺资源。美国是270多个人一个律师，我们中国现在是7500人一个律师，整个法律人资源，在中国是非常稀缺的。像现在我们法科的学生，将来社会是越来越需要的。但是现在呢，是假性饱和，法科学生没有人要，法律人才就业难，法学院毕业等于失业。其原因，是中国还是一个权治国家，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大家还不是按法律规则办事，而是按权力办事，精通法律规则的人还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所有法学人才，假性饱和。

　　大家知道，今日中国的法律界，我们受到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压抑，像昨天宣判的杨金德的案子。朱明勇律师——一个非常优秀的有担当的刑事律师，上次执行重庆樊奇杭死刑的时候，他大哭了一场——这次河南南阳杨金德二审被判了以后，18年，他话都没有，在法庭上一言不发。昨天开庭的北海案，杨金柱被法官轰出法庭。因为公诉人设套故意激怒杨金柱，有理没理连续反对。杨金柱也是最后忍无可忍发火了，你反对，反对，你反对个P呀！很不文明的语言出来了。法官就有轰出律师的理由了。当时就是检察公安的一个策略，故意把这个律师激怒，然后法院就把杨金柱轰出来了，因为这个案折腾了二十多天。大家都不想再审下去了。公安、检察被曝出了大量的问题，法庭上很狼狈，很压抑，最后要找个律师出口气，恢复一下他们的形象。杨金柱又是个怪侠漏洞多，被选上了。

　　中国刑辩律师的执业环境现在非常的糟糕，中国整个的法律人现在的环境都不太好。包括法官，警察，包括检察官，心理上有些东西是很不平衡的，各有各的怨言。法院现在虽然是没有声音，不等于他们肚子里没有想法，而是他们不能像律师一样，在微博上可以公开说。警察，检察官他们也是觉得非常的压抑，这次你们修改刑诉法，还要我警察在法庭上作证，把我当罪犯一样的在法庭上讯问，当罪犯一样的来质问我。这中国天下是不是变天了？颠倒了？所以，警察心理也是非常的不平衡。检察官也是很不平衡。我好不容易地在反腐败，把贪官抓出来，支持人民反腐败的愿望。现在你们老说我刑讯逼供，说我们几天几夜不让睡。这个检察官心里也不舒服。

　　我们应该做个怎么样的法律人

　　现在在座的绝大多数，你们将来要么做法官，要么做检察官，要么做警察，要么做律师，读书好点的做到法学教授，还有一个是做企业法律顾问。总之就这几方面。大多数会在法律行业里，即所谓的做法律人。

　　那么法律人，到底前景怎么样？我们法律人应该具有怎样的基本素质？这个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法官和官员是不一样的，律师和法官的定位也是不一样的；警察与法官是不一样的，律师与检察官也是不一样的。他们既都是法律共同体，也都各具有各的特色。但是有一个综合的共性是永远不会变的，那就是匡扶正义，坚持社会的公平正义，坚持法律至上。如果每一个法律人有这样一个共同点，误会能够相互之间消除。那么不管做警察，法官，不管检察官与律师对抗得多么激烈，只要是为了逼近真相，为了揭示社会的公平正义，到了最后休庭以后，手都是能握在一起的。都是有个共同的职业理念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误解越来越深。正规的，堂堂正正的法律人绝对没有好下场，受到司法的打压；歪门邪道的、搞勾兑的容易得手。

　　社会是个大染缸，法律人要守住底线

　　我们现在整个的法律环境非常的糟糕。非常糟糕的一个原因是：社会是一个大染缸，整个的社会环境显得不好，政治的能力、道德，堕落得非常严重。还有一个因素是，我们很多个年轻人走上社会以后，没有坚持学校对你的教育。可能就是在学校时学的，就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做人的学问。我们曾经有一个故事，我的一个助手华政硕士毕业的，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同学毕业后没半年，当律师的和当法官的、当检察官的，就说不到一块了，没有共同语言了。还有一个大学生告诉我，等毕业的时候，同学中有一个被法院招考录取了，然后就听到他讲：啊呀，糟糕，以后要是人家给我送钱，我是收呢，还是不收呢？他还没有走向社会，就已经对社会很了解了。这潜规则很厉害。如果庭长收了，我不收怎么办？庭长就不提拔我了。如果收了，那我就要违背原则，我就有可能被抓进去，那冒的风险太大。同一房间里的同学，就在一起讨论这些事情。就是社会这个染缸，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大学，大学已经再也不是象牙塔了。所以，无论什么职业，人的公平正义之心，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否则就会迷失方向。

　　多了解社会，认识社会

　　那么中国现在的法治环境，到底怎么样？你们在学校里面，你们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好在现在是网络时代，你们不完全是封闭的。像我们每天在博客上写的文章，你们都可以去看，我们博客、微博上的一些对话，你们也都知道。像今天我是接受搜狐网的邀请，上午十点钟到十一点半做一个搜狐的“微博访谈”，讲民营企业家的法律风险。好多人都在对话，我回答了七八十个问题。江平教授有一句话讲，现在是一个法治大倒退的时期。另外一种官方的舆论认为，现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经完全建立的时期。我们吴邦国委员长讲的，他认为这是法治最好的时期。法制体系确实已经建立了，我们有三百多部的法律，加上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将近两万多个。这样的一个时期，官方评价是最好的一个时期。那么，我们法学界不单单是江平教授在讲，贺卫方在讲，我也在讲，稍微有点良知的法律人都认为，现在是法治大倒退最严峻的时期。

　　那么这就有一个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看问题的态度问题，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你从正面的角度去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从毛泽东主持的时期，毛泽东公开地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宪法有什么用呢，我们用文件治国就够了。人民日报社论就是国家法律。从那个时候开始，到邓小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再到江泽民，再到现在胡锦涛总书记，我们这三十年，确实是一个新中国法治大踏步前进的时期。

　　中国的近代法治进程，到1949年中断了

　　我们1949年废除了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法律一片空白，把所有的法律人都打成反动派，反动旧法人员，连续被抓。不只是国民党的法官、警察、检察官被抓，律师也是反动旧法人员，教授也是反动旧知识分子。一片空白。但是到了三十年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以后三十年，我们制订了这么多的法律。有了公检法的健全，进行了这么多年的法学教育，培养了这么多的法学人才。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确实是法治最好的时期。这是一个乐观心态去看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呢，我们又是一个法治中国最纠结的时期。司法不独立，法官跟做孙子似的；公权力很强势，政府完全可以指挥法院。很多的冤假错案不断的发生——赵作海、佘祥林、聂树斌、杜培武，对不对？像最近的南阳案，南阳案今天他们在开新闻发布会，说他们是拍了板的决定，没有刑讯逼供！人都躺在法庭上了，他们睁着眼睛还想赖。这些冤假错案不断的发生，李庄案，律师被抓；北海四个律师被抓。整个法律思想体系，整个的法学教授，堂堂正正，课堂上都不让他讲课。那么从这个角度，中国法治确实是一个最严竣、最糟糕的时期。连思想的自由都没有了，更不要谈说话的自由了。

　　学会换位思考多角度看问题

　　这就是我们要从哪个角度看问题。可以很悲观地看中国的法治现状，也可以以很乐观的态度，来看中国的法治现状。

　　现在一些“五毛党”为了讲中国法治进步，他就讲中国历史纵向的比较。我们悲观的，就从现状来看观察，就跟西方先进的法治国家来比、与人权发达的国家来比。我们觉得中国样样都很被动，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角度的问题。

　　那么像我这样的，采取什么样的角度呢？我既干过体制内的，在国家机器内干了十多年，而且还是核心部门。省委管政法的书记下面就是秘书，虽然我没有实权，但我作为一个秘书，厅长汇报工作先要通过我才能见到书记。我了解到体制内的一些想法。而且一些内部要报我是每天都能看到的。我知道体制内的很多情况，所以我能从体制内的位置思考这个社会，也就是我们正面的一块，官方思维的一块。另一方面，我考上大学之前，出身底层农民，现在作为律师，看到那么多老百姓的疾苦，我亲自在办那么多的案子，我知道冤假错案是怎么来的，我知道这个案子到底冤不冤。比如我为一个县长辩护，检察长是我的大学同学，同学聚会我们一起吃饭，我说这个案子是冤的，他说这个案子不可能是冤的。两个人吃饭到最后就不欢而散。搞得我们现在找老同学吃饭，就只是吃饭，案子就不再谈了。你无法说服我，我也无法说服你。你认为这个案子不冤，我认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绝对是冤的。这就连共同语言都没了，是一个彼此的立场问题。

　　司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亲为

　　还有就是一个亲历。司法亲历才能知道真相。作为检察长，他一般就光听反映和汇报。下面的人不会把一些肮脏的东西也向他如实汇报。没有说刑讯逼供打他的，没有说这个证据做的不扎实，他会从好的方面汇报。有些信息是失真的。所以说这个检察长是很容易被骗、被蒙的。所以司法亲为，必须自己亲自办案，每一个证据自己质证过，所有的事实都调查过，才能真正心中有数。现在审的不判，判的不审，领导听听汇报就在那里拍板定案，不出冤案才怪。被告像杨金德一样的，朱明勇在看守所内会见，都是躺在地上那样被提审，你才会知道，原来刑讯逼供是真的。原来假的口供都是这样做出来的。这里就有一个司法亲历亲为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是大量地在违反。出了很多严重的问题。

　　以积极的心态期待国家法治的进步

　　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客观理性的法律人，应该怎样看？我们既要看到问题，又要不迷失方向，也要看到我们国家的希望，和我们国家的未来。所以我们很多人，包括上海的斯伟江律师，跟我安帽子说：陈有西是个保皇党。拼了命的在为体制说话，为体制在辩护。而且我们的博客PK的很凶，但就像某个大律师说的始终有一种爱国爱政府的情怀，爱党的情怀。我说我对这个深有感慨。我这里可以这样说。为什么中国的确是在进步？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到了现在这个程度，我们全球经济总量走到了第二位，外汇储备也到了美国佬的家里去乱花，买了他们那么多坏债，我们的“两房债券”损失了那么多美元。虽然我们的败家子在外乱花，乱花也是咱发达有钱了，对不对？富二代乱花钱，也是有个有钱的爸。没有钱他哪来的乱花，说明他兜里有钱。没听人说笑话，说咱农民大伯到香港买SKT化妆品，要一斤一斤的买。人家法国人喝红酒都是一小杯可以喝一小时，我们拿来一口一口整瓶的往里倒。老外，一个故事说，法国的酒吧BOS说，我这个酒不卖给你们了，我看见你们这样喝我心疼。我这15年的大拉菲，你们就这么喝。说明我们中国人有钱，我们这钱怎么来的？一方面感谢中国人民的勤劳，我们积累创造了财富，另一方面最起码这六十年没打仗，我们创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国只要半个世纪不打仗，肯定可以富起来。我们都是逐渐探索走过的，我们的人民都是很勤劳的。其实我们国家国民并没有那么富，贫困的还很多，但是经济实力确实起来了，这种进步和成就还是要看到。乐观主义的、对体制好的一些评价，也要实事求是。不能一概抹杀。

　　从工程师治国到法律人治国

　　另外一个，从政治的大局上来看，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他也是77级的大学生。他有一场讲座，我是去听的。人家说讲学，讲学，陈有西不谦虚了。我说这没有不谦虚，我确实在讲学嘛，这不等于不谦虚，别人讲学我也去听啊，我也是经常做学生。朱教授作讲座，我就老老实实的坐在下面听，一听还很有收获。两个小时讲座，我就记住了三句话。他说，共产党治天下六十年，三个阶段。我把他的观点转述一下，加上我自己的演绎，你们看有没有道理。

　　第一阶段，军事官僚治国。中国古汉语中，“官僚”这个词是中性的，包括“官员”和“幕僚”，没有贬义的意思。后来批判“官僚主义”，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意气用事主观臆断，因此慢慢成了贬义的了。共产党建国初，外交部长、交通部长、文化部长、我们的机械部长，所有的书记、省长，全都是军队里过来的。都是打下一个城市，就派个师长军长去当市长。象上海，陈毅指挥打下来了，就留下来管上海。象叶飞解放福建，你就在福建吧。都是这样，我们的军事家打天下坐天下。政治家都是军事家，军事官僚治国。

　　第二阶段，科技官僚治国。科技官僚都是谁呢？都是哈军工、交大的、清华的。我们温家宝总理是地质大学的，胡锦涛总书记是清华的，朱镕基总理也是清华的，我们江泽民总书记是交大的。我研究十六大政治局委员的组成，唯一的一个文科生是谁呢？一位副总理，什么文凭呢？山东电大中文系大专，就这一个文科生。那么这就是第二代的科技官僚治国。当代中国是政治学、社会科学很不发达的。这些基本都是工程师治国。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方法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经济建设一下大干快上，一下治理整顿；一下刺激房产低税补贴，没过半年又打压房产抽回资金池塘干裂；一下投放刺激，一下紧缩搞死。三十年下来，一直只能“摸石头过河”，瞎子摸象，到现在还在摸。没有一个成熟的事先设计和清晰的思路。没有理出一套科学理性的稳妥的治理方案。

　　朱教授展望未来中国，是由谁治国呢？他说，第三代，就是法政官僚治国。法政官僚治国就是现在，正在开始。这样说，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谦虚？没有什么好谦虚的。因为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必然规律。美国四十多任总统一半是律师出身，起草美国二百年一直管用的宪法的50多人，《联邦党人文集》中，三分之二是律师。台湾历任领导人和现在的一些活跃的“国代”，大多数是法学博士和律师。欧洲、东南亚、中东，大多数国家的以议会政治方式上台的政治家，多是法学背景的人。

　　从中共十七大开始，我们政治局里面出现了很多法学科班出身的人，像我们现在李克强副总理，是北大法律系 77级的。像王沪宁，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政治学教授、博士，在从政之前出过很多政治学的著作。像周强，湖南省长省委书记。还有我们现在副主席习近平，虽然他是清华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的博士，但授的衔也是法学博士。这是我们十七大的政治结构。十八大以后，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那些人从政，大批的是有社会科学背景的、甚至是法政背景的官员。我们不一定知道哪个政治家上去治国，但是自然规律，我们这个十八大以后，不管谁来当总书记，谁来当总理，谁进政治局常委，都不去管他。但是有一点，肯定是会有大量的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法治意识背景的人上去，占据我们国家的重要岗位。因此中国依法治国的趋势不可逆转。

　　法律行业是一个朝阳行业

　　还有一个背景我是要说的，中国现在是十四亿——十三亿人口如果真实统计一下，实际十四亿都不止——我们现在算是十四亿人口，按照20万律师，7500人，才摊到一个律师。美国是270个人一个律师。我们如果按照千分之一来配律师的话，我们要140万律师。邓小平八十年代有个讲话，说中国大概30万律师够了。按现在的趋势，30万肯定不够，千分之一配律师， 140万，按现在每年增加2万的速度，要60年。我们中国目前是法院队伍人数加起来是三四十万人。法官，正式有法衔的法官有20多万人。我们中国现在是24万法官，20万律师。法官比律师还多，全世界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很多法官出来做律师，而不是律师去考法官。应该是一种宝塔结构，律师是基础，人数大大超过法官，然后在律师中挑选精英去做法官。那么等到以后，我们真正的依法治国了，法官队伍还要增加。警察，检察官，也要增加。

　　所以将来的中国，法学这个行业，肯定是个朝阳行业。不管现在法治大倒退也好，大前进也好，我们这一代人、你们这一代人，是不会被淘汰的。这也是我这次接受崔映西同学的邀请，来给你们这些在校的学生讲课的原因。要树立大家的信心。因为现在大学生的就业，法学院的学生，毕业等于失业，找不到工作。实际上以后不会的。我们十八大以后，国家肯定会走向依法治国，走向依宪治国。

　　高层是支持中国司法进步的

　　而且现在，中央的一些领导，非常关注法制建设这一块。包括李庄案子第二季我们能够胜，重庆能够撤诉；还有北海案子，一个案子能够开二十多天庭，非法证据排除搞了六天半，不纯粹是我们律师努力的结果。这里有中央高层领导的关注，包括广西高院、最高法院的一些支持。不要单单看到我们体制内，有很多很落后很保守的势力，在阻挠法治进步，不是的。我们体制内，很多人都是明白的。我们大量的优秀的法律系毕业生，已经在体制里面，他们无非不说话而已。他们都明白，有他们说话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我们要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法治环境。趋势，发展的趋势我们要看得到。比如中央现在对我们律师业，包括周永康同志，大家都认为他思想上是相对保守的。而实际上他对律师业的支持，对律师工作发布的文件，司法部发布的文件，就是在他主持中央政法委的时候出来的。还有两个《刑事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最高法院呼喊了三四年出不来，这次抓住赵作海冤案曝光的机会，最高法院向中央政法委汇报，中央政法委支持这两个证据规则的出台。所以北海这次，非法证据排除就搞了六天半，两个证据规则就起作用了。这两个规则就是在中央政法委的主持下出台的。中政委决定后，最高法院立刻在报上公布了，但是规则的原文，一个多月全国见不到。大家很纳闷。其实是公安部等机关对有些条文有意见，有保留，还要求修改，一直压着不给公布。所以它的原件是在消息发布后二个来月才公布的。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有意见不签文件。最高法院拿到中政委的这两个文件，立刻就给公布掉了。所以从这方面，我们也是可以看出，中政委也是在支持我们国家法制建设的进步、支持依法办事、支持对刑讯逼供的制约的。

　　还有一个迹象，报纸报道了，可能大家是不太关注的。中央政法委最近作出了一个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改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里面的委员发生了变化，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不再是委员了。机构还算，但是两长不当这个委员了。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拿出去了，没有放在这里面，委员全部是政府系列的。那么中政委做出这样一个变革，意味着什么呢？当你真正的关注中国的政治框架，司法框架时，就会非常的敏感。为什么？这是司法独立的一种微小迹象。就是法院、检察院再也不会由公安部来领导了。不能归类到这个委员会里面来。你就是政府系列的社会管理，法院、检察院他要超脱出去，要独立的对政府进行司法审查。如果这个模式推而广之到政法委，也只是设计成政府系列的一个委员会。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都给拿出去。那就不会是检法两长当委员，而公安系统的当书记。因为我们全国现在是公安局长是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长是政法委委员，都是这样的框架。如果把两院独立出去了，这个“两院”就不会经常被制肘了，就控制不了了。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迹象。所以我们的国家，正在一步一步在慢慢地变革当中。虽然我们的环境，维稳啊，安元鼎事件啊，上访的人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啊，把徐武关到精神病院，不让他逃出来呀。这些也有很多，但也有我们进步的一面。

　　全社会从来没有这样关注律师

　　还有一个大环境，我们刚刚说了官方的，我们现在来讲讲大环境。中国，新中国62年，从来没有全社会这样关注律师过。从李庄案开始，再到现在的北海案，大家有一个迹象可以看到，北海案有一个募捐，杨金柱他们到了第三天就已经三十多万。我打电话给杨金柱、陈光武说，不能再捐了。你捐了以后，这钱并不能成立基金会。你成立基金会是非法的，人家不会批给你的。那么你这个钱到北海案子结束用不光怎么办？捐给别人违背捐款者的意志，你自己律师分掉，肯定是不行的。那你这个钱该怎么处理？我说你这三天就够了。所以他们俩就决定刹车了，刹车以后又后续进来三四天，总共75万。这实际上是一个礼拜就进来75万。这都是谁的钱？有的最少的是50块钱，最多的两万块钱，大量的是一百两百的。可见很多的都不是律师捐款，就是一个全体老百姓支持北海这样一个会战。为一个同他们无关的刑事案子。这就是对民心的一次检阅。

　　从李庄案子，第一季的时候，我为李庄辩护，我的《陈有西学术网》一天50多万点击率。中国律师行业从来没有这样被全社会关注过。今天在座的有新闻界的朋友，有学术界的朋友，当时的记者天天围着我，当时我安排了一个助手李道演跟着我，就是一个新闻秘书，接待全国的新闻记者，三四十家媒体围着我。二季的时候，那么多的教授，江平教授、张思之先生、贺卫方、何兵，国内这些一流的顶尖的专家都能够支持我们。说明这个新闻界、法学界、社会的经济界、企业界、还有社会上的一些老百姓，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支持过我们的律师，关注过我们的律师行业。所以概括一下来说，我们整个的大趋势，就是自然规律，从这个更新的角度看，从我们官方的角度看，还有从我们整个律师业受关注的角度看，现在我们的法律人是很值得欣喜，很值得期盼的。

　　律师是民权的代言人

　　我们这个行业，在法律共同体当中，所有的法律人当中，真正代表民权的，站立在公权力对立面的，监督、制约公权力的，是律师行业。我们现在法律群体当中，一个是法官，一个是检察官，一个是警察，还有一个是法学教授，我把这些都归纳为公权力的一面。法学教授应该说是比较中立的，但是法学教授也是拿国家工资的，只有律师不是拿国家工资的。那么现在很多法学教授在做兼职律师维护民权，在他的法学研究上面，也基本上在一个学者良心上来讲，也是站在民权的保护角度。所以我们法律人要分界一下的话，公检法是一边，我们的律师、法学教授是一边。那么现在人民群众越来越认同我们律师所起的作用，中央也越来越重视律师的作用，参政议政的大门在打开，现在中央的一个加强律师工作的决定里面，让律师当人大代表，当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加强律师党建，建立党支部，当然他们的意图是加强对律师的控制，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给你律师一个合法的地位。把你作为一个重要的力量来看待。

　　司法真相的话语权正在改变

　　在中国十三四亿人口当中，法学人才中挑选了一个20万人的律师队伍，考出资格做律师，这20万人的喉咙声音还很小。因为整个法律圈里面，中国还从来没有我公检法说了还不算的。但现在不一样了。公权说了还真不算。特别是民间“自媒体”阶段，我们有微博，有博客了，人民日报有时候没人看，反而我们的学术网很有人看。所以“自媒体”开始以后，律师的声音现在能够与公检法势均力敌。这个案子，今天像杨金德的案子被判了，他们开新闻发布会，我们在微博上就开始分析这个案子为什么是错的，刑讯逼供确实是存在的。而且老百姓也开始相信我们律师的话，而不会相信政府的发布会。这个就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环境的研究，对我们媒体的变化——网络时代，信息社会给我们一个武器的变化。

　　以对话合作的态度促进国家法治

　　那么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律师行业，就是要用一个对话合作的态度，促进我们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建设。作为官方他要看到；律师要客观全面的看问题。律师既不是工具，也不是敌人。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这是田文昌大律师讲的话。现在因为社会上讲，律师就是骗子，吃了原告吃被告，今天去帮原告打官司，明天被告又请他打官司。只要能够拿到钱，就能表现一下。社会上很多人对律师伦理，他为当事人服务的伦理——完全在依法在执业——是不会理解的。现在我们没有《律师伦理学》这门课，这里面讲起来就比较的深奥了。

　　以扎实具体的工作让人民看到律师的作用

　　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误解，那么现在通过我们律师具体的做案例的努力，一个一个案子做给老百姓看，像北海案子，我们将所有的证据都展示出来，给大家慢慢看，哦，原来我们国家是真的存在刑讯逼供的，原来我们的警察是这么不讲理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律师都像房立刚一样，会见被搜身安检了六次，直到要他把裤腰带拿掉。原来警察真有这么干的。到了法院审判阶段，警察还是从头到尾监视下来。还有从中挑拨离间的，把律师真辩的律师辞掉，不让他上法庭，换上听话的能够配合的律师。还有逼着证人给法庭作假证，不让上法庭，在视听室三个警察围着让证人读稿子作证，被杨金柱故意上洗手间发现，闹上了法庭。还有把衣服从海底捞出来，说是死者穿的，在海水里浸了两年了，这衣服纽扣还是闪闪发亮的。围绕证据补侦，制造假证据。如果象以前，不是现在这样信息公开的时代，我们律师喊破喉咙，也是没有人相信的。为什么不相信“公检法”，而相信你这个赚钱的为坏人说话的律师呢？律师为被告辩护，你为强奸犯辩护，你就跟强奸犯差不多；你为杀人犯辩护，你就跟杀人犯差不多。中国老百姓历来就是这么看的。

　　通过我们从李庄案开始的扎扎实实的工作，一步一步的展现给老百姓看，他们才会真正明白。一直到北海案，我们老百姓，包括我们官方高层，都在观察看着的，他们终于明白，我们中国，少了律师这个队伍，还真的是不行。当时的冤假错案那么多，就是因为没有我们律师这么扎实的工作，来同公权力对抗较量，进行程序的监督。一个国家的司法文明，必须有这样一个法庭上的抗辩，必须有一个能与公权力叫板的群体，而不是配合你们来打击犯罪。

　　在中国做律师有没有前途

　　讲了那么多背景上的问题以后，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整个律师行业的一些准入问题。因为很多的同学同时也在网上问我，做律师有没有出息？有没有希望？我现在法学硕士要毕业了，我到底是考公务员好呢还是做律师好？大家不是专门研究这些的，我把全面的这方面的情况，大家不知道的情况，简单扼要的介绍一下。

　　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国大学的法学院，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十年来的发展，现在到08年的一个统计数据，是有364所法学院，包括法律系。整个的在校生，现在法学生这一块，本科生是招生11万，专科生9万，博士硕士2万多，所以每年法科的在校生是22万多人。大概上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我国的司法考试，大家都知道，我国最早的司法考试，只是司法局系统内部的考试，那是最早的一批律师。后来发展到全国律师统考，那么这个时候难度是比较大的。当时的本科生通过率是4%左右，就是一百个大学生考出四个。全国的通过率是11%左右。到了后来的通过率，每年是增长的，也就是03年分数线是240分，通过率是10%，10.18%，04年考试是考四张卷，分数线是360分，一些落后地区，相对不发达地区降分是降到335分，后面第二排数字都是降分的地区，像四川、贵州、青海这些相对文化教育还不是很发达的地区，是降分录取的。那么最后一排数字是录取比例，11%，14%，15%，到07年的22%，那么到2002年以后呢，国家司法考试，就是又要把法院检察院给纳进来，改成国家司法考试，好多法院检察院通过率不高，有的人在法院工作了七八年了，司法考试老是通不过，通不过他就连助理审判员也当不了，那就只能当书记员。所以后来法院检察院系统要求的比较强烈，就是考卷的难度有所下降，录取的比例有所提高。那么像现在的，像去年的录取比例，都不敢公布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大的。我知道的一个数据，是浙江工业大学有一个司考复习班，那次考试放榜以后，公布的数据，他这个法学院的副院长发个短消息给我：热烈庆贺我们工业大学司考复习班通过率是46%。我回复个消息说：热烈祝贺！一半的人都给考过了。司法现在整体上来看，有那个录取率高，难度下降的趋势。

　　但从整体上来讲，即使现在的司考，要考到360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的知识点很多，特别是多项选择是很难考的。我想在座的同学到了大三，可能就会去考。这也是司法部接受了正规的普通院校法学院的要求，进行的一个改革的措施。因为法学院本科毕业以后拿到毕业证书，拿到学位证书再去司考，他这一年就没法找到工作。法院进不去，检察院进不去，律师所也不会有人要，所以法学院毕业就等于失业。后来，就允许在校的大三学生可以参加考试，毕业以后毕业证书拿到了，学位证书拿到了，司考资格证书也拿到了，那这三个部门他都进的去了——法院、检察院、律师所，他都进得去了。所以这个也是司法部对全日制的学生比较倾斜的一个政策。原来因为《律师法》规定，只有本科毕业才有资格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中国律师业的过去

　　以上，我把整个的法治环境，整个的法学教育、律师行业的整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下面，我分三个阶段，三大部分，给大家讲一讲律师业的前景和一些发展的历史。

　　首先讲律师业的过去。

　　这是第一个大题目。人类律师制度是怎么来的？上海的律师斯伟江写过一篇文章，很幽默，他说，我们律师的鼻祖，是大和尚。何以见得呢？他在《律师与法制》的一篇文章里讲，律师，汉语里的律师这两个字，就是从佛经里来的。佛经里有一个《大涅经》，“如是能知佛法，所作善能解说，是名律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像这样一个人，“如是”就是“象这样的”，能知道佛法，能精通佛教的法理，佛教的原理，佛经的教义。然后“所作善能解说”，他做的事情就是能把佛经解释得头头是道。善能解说，能说会道，能够解释到位。这样的人“是为律师”。“是”，就是“这”，这样的人就叫律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最早的佛经里面用上律师两个字，是佛经翻译引进到我们汉语里面来的。那么他的本意，就是一个僧侣，像唐三藏西天取经回来，他能把印度文、梵文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中国的话，又能讲得头头是道，他就是大和尚，大律师。所以，“律”，佛界那里的律与现在的法律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律者，规则也，佛戒也。能够解释规则和戒律的人，就是法律之师。律师就是法律之师，可以解释规则。所以中国最早的律师的名称，来源于佛经。

　　人类律师制度的起源

　　人类律师制度最早的萌芽，出现于公元前四五百年，就是古罗马时期。公元前594年雅典共和国的时候有陪审法庭，他当时就确定这样一个职业，诉讼程序要公开进行，双方可以进行辩论，普通的公民辩论，不懂得里面的宗教的法律，他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往往从僧侣里面，神父里面，大教领里面，选出专门来解释法律的，宗教法庭，能够解释宗教法律的人。所以他就演变成这样一个群体，职业就产生了。公元前三世纪到了罗马教皇，他以教令的形式，很明确的确立了大教领可以从事以供平民咨询法律事项的职业。就是一个神职人员兼做律师解释法律，因为当时是政教合一，很多的法律就是宗教法律。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现代概念上的律师，律师制度才真正的产生了。公元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时期，1836年威廉四世颁布法令，任何案件的预审和审判，都有权获得辩护。这个辩护权，老百姓没有能力自己行使，他得委托懂法律的人进行辩护。那么这样就确立了律师制度。律师制度最早的起源应该是一种刑事诉讼，而不是民商事诉讼。

　　现在美国律师的情况——全国一百多万律师，美国的人口在两亿多，平均每270个美国人有一个律师。美国最近移民进去的比较多。美国的历届总统当中，有一半是律师出身。到克林顿为止，42任总统有21位是律师出身的。宪法的起草人，大家在校的同学如果看过《联邦党人文集》，就是汉密尔顿那些人，开始起草宪法的这些人，他们联邦党人文集，就是起草美国宪法的论战，就是法学家和一些议员互相争论的一些观点的论集，叫《联邦党人文集》。这里面的起草人，55个人里面30个是律师。美国的议员里面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当过律师。像现在奥巴马，两夫妻都是律师。奥巴马的夫人是奥巴马的老师，是做律师的时候，奥巴马的夫人带他做律师助理的。他哈佛法学院毕业以后，就跟着他夫人做助理。后来两个人就找对象结婚了。所以她是奥巴马的老师，两人都是非常厉害的律师。

　　目前美国每年都会增加数万名律师，它是每个州各自考的，各州有律师资格，分别拿到，不能全国通用，不像中国。每年有一万五千多名因各种原因离开律师队伍。美国的律师太多了，有些执业不成功没办法，也有淘汰的，出来不做律师了。美国从1870年开始实施，律师需要通过正式的考试才能做律师。从1990年开始，美国的大学开始有正规的律师法学教育。像我们中国，到目前为止，正规的律师学院只有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律师学院，其他都是培训性质的。人民大学律师学院目前也是暂时培训性质的，它还没有面向全日制学生招生。他们现在也在向教委申请，希望从本科开始招律师学硕士，但是现在国家还没有定点给它。所以正式叫律师学院的，现在还只有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目前有175个法学院，每年都有律师考试。只有通过三年正规的法学教育，取得学位才能够有资格参加考试。

　　中国律师制度的起源

　　介绍了西方的情况以后，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律师是怎么产生的。

　　中国历史上没有律师，中国历来有师爷，有讼师。我们在1952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一个文件，取缔那些挑词架讼的讼师，要严厉打击。因此我们的政权一开始就是鄙视、打击律师的。认为“讼师”都是坏的。词义就是贬义的。我们共产党从一开始，建国以后的52年，我们对律师不是把他建立起来、支持起来，而是把国民政府的法学、法律人，作为反动旧法势力，给予取缔的。然后对那些代理诉讼的人，是作为讼棍、讼师予以打击取缔的。所以我们共产党刚刚开始的60年，62年历史当中，52年开始是取缔律师的。

　　为什么会这样？中国历史上对为被告说话的人，从来没有好脸色看，都是挑事教唆的，都是讼棍，都是徐文长。

　　中国历史上文人的地位

　　那么中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干什么呢？知识分子只有做官一条路。你考中秀才，秀才考举人，举人考进士，进士考出来，你大概还有两年可以被派出去做县长、县令、去当个抚台当个巡按。不像现在古装大戏演的，状元钦点了，就可以拿个尚方宝剑，就去巡按去了，没那么简单。一个书呆子刚刚考进，一点当官的从政的经验也没有，直接拿着尚方宝剑，他还不乱杀人啊？对不对？实际上他也有一个进修的阶段。进士出身，放到翰林院培养，放在皇帝身边起草文件，了解国家大事，还要检验能力，放一段时间以后，再外放使用。西安市律协说，今天把我安排住在大雁塔附近，我说这个好，“雁塔题名”，当年考上状元题名，很荣耀的事情。雁塔我一直想去看看，还没有去看过。那么考不上进士的那些人怎么办？依附于官员，当个小吏。正式的官是当不了了，那么干什么？当绍兴师爷了。我们中国的官吏，分官和吏，在中国行政系统里面吃皇粮的是官；吏呢就是帮助着做事的秘书，一些幕僚。以前的知识分子，考不进正规的仕途，举人没考近，进士没考进，那么就进不了仕途了。而他又想做官怎么办？那就帮助做幕僚。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由士到幕僚，幕僚当中就有帮助行政长官做事的，帮助推事处理一些诉讼事务。那这里面，就有一些帮助官方起草法律文书的。大家看过电视剧《狄仁杰》，看过包公戏，看过《大红袍》施公案，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他像律师一样的身份，但他的角色是站在官方的角度，来帮助行政长官做辅助工作，帮助长官不要将这个案子办错。

　　正史记载的杀律师的故事

　　到春秋战国的时候，《吕氏春秋》有一个故事，对中国这个律师行业的歧视就开始有了。那时候的一个“律师”被杀掉了，还作为反面典型写进了正史。他犯了什么事呢？挑词架讼。

　　这个人名叫邓析。《左传纪事本末》《吕氏春秋》关于邓析的记载：“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学讼者，不可胜数，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非无度，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而胜，所欲罪而罪”“郑国大乱，民口喧哗”，为驷颛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