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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西:法律人的使命(上)
12/4/2011 点击数:1042

陈有西:法律人的使命(上)

——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
来源:陈有西学术网
选举与治理网 2011-12-3

  谢谢今天到场的所有同学和各位老师,谢谢各位西安的律师和市民朋友,谢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名人”般的待遇。实际上,我只是中国一个稍微有点思考的律师。

  八百里秦川承载了多少历史

  一个多小时前,当飞机到达咸阳上空,从很厚的云层下来的时候,看到下面咸阳的万家灯火,八百里秦川,我就非常有感想。

  我知道,今天晚上这个讲座,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促成的。崔映西同学,我和他从来不认识,还是昨天从微博上开始聊天,他代表同学们向我发出邀请。我也没有太当那么一回事,就说如果你们学校组织好的话,我愿意为同学们来讲一场。就是这么偶然组织起来的。但是这场讲座果然有点小插曲,也不容易,所以我要感谢贾宇院长和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老师们,对这场讲座的支持。

  我现在在全国,去过好多大学里讲过,也到过很多的律师协会。最近一段时间,我连案子都不办了,到处在布道。今天飞机上下来,南开大学法学院打电话来,说西北政法都请到了,为什么南开你就不来?所以接下来,我这样的“布道”会比较多。

  讲主旋律,也要讲真话

  我也知道,由于我办的一些案子比较敏感,我最近演讲观点可能比较犀利。也有一些领导会有些担心,所以感谢西北政大学能够打消这样的顾虑。实际上我还是省一级的模范党员律师,所以不需要过于的神经过敏。

  刚才刘志强主任,他是西安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刑辩律师,刑委会的一个主任。他刚才总结了我的六大特征,其中讲到一个“坚定的政治方向”,同学们都笑了。当然同学们这个笑,应该是正面的笑。现在坚定的政治方向是非常的重要。大家知道贺卫方教授现在去很多大学讲座,受到一些限制,如果今天是贺教授来了,我估计这个教室要被挤爆了。所以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学术讲座,还是有很多的顾虑的。

  那么今天,我选了一个非常主旋律的题目,明天我给我们整个西安市的律师讲,会讲一些有内幕的深刻案例。今天我给同学们讲的是一些比较大众化的。当然这不等于偷工减料。大家知道,我这个课件是完全可以讲一天的。为了到西北政法大学来,接到崔映西同学的任务以后,我就开始认真备课,昨天一直搞到凌晨三点多。今天早上飞机上美美的睡了一觉。

  刚才志强律师讲到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很对的。我每次来西安都会有很多的感慨。潼关怀古,逐鹿汉中,有一首元朝的小令说: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辛亥革命一百年了,到了今天,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思考。确实我们中国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改革开放我们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中国是继续走开放的市场、自由的经济道路,还是倒回去走唱红歌的道路,往计划经济的路上走?现在都是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六中全会刚开过,明年开十八大。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我们法学领域,确实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

  那么像我这样既是第一线的律师,同时也是一个学者,在大学里兼了好几个学校的教授。给同学们讲课,相信我会讲一些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的内容,不会给大家添乱。所以这个问题先说一下,也是有必要的。

  我们西安,作为中国的一个中心地带,也是十二朝的古都,有一个非常悠久的,非常优秀的文化传统。有很多的名人,有很多古典的文物。我以前到西安,人家说到了西北来,往往南方人都要掉眼泪。为什么呢?看不到绿色。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我们那里冬天都是绿的,杭州是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到西安,正好是在冬天,到处一片黄土。我说原来这么繁华一个古都,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而我这次来,志强律师刚才开车把我从机场接过来直奔这里,穿过市区,觉得整个西安,看到也是非常的美丽了,市容已经不一样了。西安还有非常优秀的文化传统。我们相信这片土地以后会创造出更加惊人的奇迹来。

  我今天讲的内容,是借着前面讲的一些怀古之幽思,借着我们这个悠久的文化传统,讲一讲现在的年轻人,现在新一代的法律人,我们有哪些使命,我们应该怎么办?

  传承历史创新发展,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责任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五十年代的人已经没用了。在小的时候饿死,初中的时候跟着文革,到高中的时候开始游行,计划经济年代顽固保守,市场经济年代失业下岗,到后来又继续了那么多的挫折。先天不足,知识贫乏,思想保守,很多五十年代的人,微博上年轻人讲,应该是被淘汰了。

  但是事实上呢?一代人是不可能被淘汰的。每个年代,都会出现一些很糟糕的人,也会出现一些社会精英,我们不可能淘汰一个时代的人。所谓“跨掉的一代”,是不存在的。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受过很多的磨难,知道国家治理的真正病根,有家国情怀,有历史使命感,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实业、学术、艺术舞台上,已经成了中坚。今天刚公布,广东省的代省长朱小丹,五三年的。中央委员有很多五十年代的。现在我们代与代之间有很多的隔阂,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是不是五十年代就真是被淘汰的一代?还有一种说法是:五十年代的人,才是真正掌握今日中国命运的一代。那么到底是掌握命运呢,还是被淘汰呢?那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希望在哪里?我们应该走什么样子的路?所以今天我们结合律师业的走向,讲一下青年一代法律人,我们应该思考的路,我们应该选择的路。

  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

  我曾经做过警察,在省公安厅待过两年,后来调到省委做秘书,是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秘书。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我在公安厅,肯定是个很优秀的干部,否则也不会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去。跟领导在省委待了三年,我的领导兼高级法院院长,叫我到高级法院当院长秘书兼办公室副主任。所以,以在座的各位看来,大学毕业,我是第三年就当县里的副局长,第四年就调省公安厅,第五年就调省委。如果你们碰上这样的时代,应该是非常的高兴。像你们这样,大三就要到处找单位,到哪里去工作?开始到处去投档案。我们那时候是国家包分配的,从来不需要考虑我需要到哪去工作。党叫我到哪去我就到哪去。我们那时候大学生很稀缺,我是恢复高考第一届77级的。所以我们的分配,120个同学当中直接进省委大院和省级机关的有51个。大多数,我们所有同学中,除了个别进中学当教师的,90%以上进了机关。因为时值“粉碎四人帮”,机关“清理三种人”,清理造反派、帮派分子、打砸抢分子,干部队伍清空了,机关需要大量新鲜血液。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结束之后,本科的第一届正牌大学生,是稀缺资源,比现在的博士生还要吃香。那么你们是没有碰到这样的时代,我们是高中毕业十年流浪,大浪淘沙,才考进大学的。录取率按我们那时的十多年高中生一起报名,大概是120个取一个。所以很稀罕。

  但是你们碰到了比我们更好的时代。虽然自谋职业,但你们的天地比我们那时更广阔了。你们的机遇和选择余地比我们那时更大了。

  后来,我从北京大学法律系高级法官班进修回去,从高级法院辞职出来,到社科院当法学研究所当了二年所长,再帮助创办浙江财经学院法律系。我是第一任的主持工作副主任,第一届招生进来,120个学生开学式的时候,我有一个演讲。跟我的学生讲,你们为什么考法律系?为什么选择学法律?这是一个要思考的问题。学了法律将来干什么?今天也同样,结合我做法官,做警察,做律师,做教授的一些感想,给大家说一说,中国法律人的一些基本要求。

  中国法律人最纠结的时期

  依法治国,首先是法律人治国。这个不需要任何的谦虚。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法律这个职业?一方面,法律是一个有前途的行业。法律人是社会的稀缺资源。美国是270多个人一个律师,我们中国现在是7500人一个律师,整个法律人资源,在中国是非常稀缺的。像现在我们法科的学生,将来社会是越来越需要的。但是现在呢,是假性饱和,法科学生没有人要,法律人才就业难,法学院毕业等于失业。其原因,是中国还是一个权治国家,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大家还不是按法律规则办事,而是按权力办事,精通法律规则的人还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所有法学人才,假性饱和。

  大家知道,今日中国的法律界,我们受到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压抑,像昨天宣判的杨金德的案子。朱明勇律师——一个非常优秀的有担当的刑事律师,上次执行重庆樊奇杭死刑的时候,他大哭了一场——这次河南南阳杨金德二审被判了以后,18年,他话都没有,在法庭上一言不发。昨天开庭的北海案,杨金柱被法官轰出法庭。因为公诉人设套故意激怒杨金柱,有理没理连续反对。杨金柱也是最后忍无可忍发火了,你反对,反对,你反对个P呀!很不文明的语言出来了。法官就有轰出律师的理由了。当时就是检察公安的一个策略,故意把这个律师激怒,然后法院就把杨金柱轰出来了,因为这个案折腾了二十多天。大家都不想再审下去了。公安、检察被曝出了大量的问题,法庭上很狼狈,很压抑,最后要找个律师出口气,恢复一下他们的形象。杨金柱又是个怪侠漏洞多,被选上了。

  中国刑辩律师的执业环境现在非常的糟糕,中国整个的法律人现在的环境都不太好。包括法官,警察,包括检察官,心理上有些东西是很不平衡的,各有各的怨言。法院现在虽然是没有声音,不等于他们肚子里没有想法,而是他们不能像律师一样,在微博上可以公开说。警察,检察官他们也是觉得非常的压抑,这次你们修改刑诉法,还要我警察在法庭上作证,把我当罪犯一样的在法庭上讯问,当罪犯一样的来质问我。这中国天下是不是变天了?颠倒了?所以,警察心理也是非常的不平衡。检察官也是很不平衡。我好不容易地在反腐败,把贪官抓出来,支持人民反腐败的愿望。现在你们老说我刑讯逼供,说我们几天几夜不让睡。这个检察官心里也不舒服。

  我们应该做个怎么样的法律人

  现在在座的绝大多数,你们将来要么做法官,要么做检察官,要么做警察,要么做律师,读书好点的做到法学教授,还有一个是做企业法律顾问。总之就这几方面。大多数会在法律行业里,即所谓的做法律人。

  那么法律人,到底前景怎么样?我们法律人应该具有怎样的基本素质?这个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法官和官员是不一样的,律师和法官的定位也是不一样的;警察与法官是不一样的,律师与检察官也是不一样的。他们既都是法律共同体,也都各具有各的特色。但是有一个综合的共性是永远不会变的,那就是匡扶正义,坚持社会的公平正义,坚持法律至上。如果每一个法律人有这样一个共同点,误会能够相互之间消除。那么不管做警察,法官,不管检察官与律师对抗得多么激烈,只要是为了逼近真相,为了揭示社会的公平正义,到了最后休庭以后,手都是能握在一起的。都是有个共同的职业理念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误解越来越深。正规的,堂堂正正的法律人绝对没有好下场,受到司法的打压;歪门邪道的、搞勾兑的容易得手。

  社会是个大染缸,法律人要守住底线

  我们现在整个的法律环境非常的糟糕。非常糟糕的一个原因是:社会是一个大染缸,整个的社会环境显得不好,政治的能力、道德,堕落得非常严重。还有一个因素是,我们很多个年轻人走上社会以后,没有坚持学校对你的教育。可能就是在学校时学的,就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做人的学问。我们曾经有一个故事,我的一个助手华政硕士毕业的,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同学毕业后没半年,当律师的和当法官的、当检察官的,就说不到一块了,没有共同语言了。还有一个大学生告诉我,等毕业的时候,同学中有一个被法院招考录取了,然后就听到他讲:啊呀,糟糕,以后要是人家给我送钱,我是收呢,还是不收呢?他还没有走向社会,就已经对社会很了解了。这潜规则很厉害。如果庭长收了,我不收怎么办?庭长就不提拔我了。如果收了,那我就要违背原则,我就有可能被抓进去,那冒的风险太大。同一房间里的同学,就在一起讨论这些事情。就是社会这个染缸,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大学,大学已经再也不是象牙塔了。所以,无论什么职业,人的公平正义之心,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否则就会迷失方向。

  多了解社会,认识社会

  那么中国现在的法治环境,到底怎么样?你们在学校里面,你们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好在现在是网络时代,你们不完全是封闭的。像我们每天在博客上写的文章,你们都可以去看,我们博客、微博上的一些对话,你们也都知道。像今天我是接受搜狐网的邀请,上午十点钟到十一点半做一个搜狐的“微博访谈”,讲民营企业家的法律风险。好多人都在对话,我回答了七八十个问题。江平教授有一句话讲,现在是一个法治大倒退的时期。另外一种官方的舆论认为,现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经完全建立的时期。我们吴邦国委员长讲的,他认为这是法治最好的时期。法制体系确实已经建立了,我们有三百多部的法律,加上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将近两万多个。这样的一个时期,官方评价是最好的一个时期。那么,我们法学界不单单是江平教授在讲,贺卫方在讲,我也在讲,稍微有点良知的法律人都认为,现在是法治大倒退最严峻的时期。

  那么这就有一个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看问题的态度问题,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你从正面的角度去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从毛泽东主持的时期,毛泽东公开地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宪法有什么用呢,我们用文件治国就够了。人民日报社论就是国家法律。从那个时候开始,到邓小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再到江泽民,再到现在胡锦涛总书记,我们这三十年,确实是一个新中国法治大踏步前进的时期。

  中国的近代法治进程,到1949年中断了

  我们1949年废除了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法律一片空白,把所有的法律人都打成反动派,反动旧法人员,连续被抓。不只是国民党的法官、警察、检察官被抓,律师也是反动旧法人员,教授也是反动旧知识分子。一片空白。但是到了三十年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以后三十年,我们制订了这么多的法律。有了公检法的健全,进行了这么多年的法学教育,培养了这么多的法学人才。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确实是法治最好的时期。这是一个乐观心态去看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呢,我们又是一个法治中国最纠结的时期。司法不独立,法官跟做孙子似的;公权力很强势,政府完全可以指挥法院。很多的冤假错案不断的发生——赵作海、佘祥林、聂树斌、杜培武,对不对?像最近的南阳案,南阳案今天他们在开新闻发布会,说他们是拍了板的决定,没有刑讯逼供!人都躺在法庭上了,他们睁着眼睛还想赖。这些冤假错案不断的发生,李庄案,律师被抓;北海四个律师被抓。整个法律思想体系,整个的法学教授,堂堂正正,课堂上都不让他讲课。那么从这个角度,中国法治确实是一个最严竣、最糟糕的时期。连思想的自由都没有了,更不要谈说话的自由了。

  学会换位思考多角度看问题

  这就是我们要从哪个角度看问题。可以很悲观地看中国的法治现状,也可以以很乐观的态度,来看中国的法治现状。

  现在一些“五毛党”为了讲中国法治进步,他就讲中国历史纵向的比较。我们悲观的,就从现状来看观察,就跟西方先进的法治国家来比、与人权发达的国家来比。我们觉得中国样样都很被动,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角度的问题。

  那么像我这样的,采取什么样的角度呢?我既干过体制内的,在国家机器内干了十多年,而且还是核心部门。省委管政法的书记下面就是秘书,虽然我没有实权,但我作为一个秘书,厅长汇报工作先要通过我才能见到书记。我了解到体制内的一些想法。而且一些内部要报我是每天都能看到的。我知道体制内的很多情况,所以我能从体制内的位置思考这个社会,也就是我们正面的一块,官方思维的一块。另一方面,我考上大学之前,出身底层农民,现在作为律师,看到那么多老百姓的疾苦,我亲自在办那么多的案子,我知道冤假错案是怎么来的,我知道这个案子到底冤不冤。比如我为一个县长辩护,检察长是我的大学同学,同学聚会我们一起吃饭,我说这个案子是冤的,他说这个案子不可能是冤的。两个人吃饭到最后就不欢而散。搞得我们现在找老同学吃饭,就只是吃饭,案子就不再谈了。你无法说服我,我也无法说服你。你认为这个案子不冤,我认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绝对是冤的。这就连共同语言都没了,是一个彼此的立场问题。

  司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亲为

  还有就是一个亲历。司法亲历才能知道真相。作为检察长,他一般就光听反映和汇报。下面的人不会把一些肮脏的东西也向他如实汇报。没有说刑讯逼供打他的,没有说这个证据做的不扎实,他会从好的方面汇报。有些信息是失真的。所以说这个检察长是很容易被骗、被蒙的。所以司法亲为,必须自己亲自办案,每一个证据自己质证过,所有的事实都调查过,才能真正心中有数。现在审的不判,判的不审,领导听听汇报就在那里拍板定案,不出冤案才怪。被告像杨金德一样的,朱明勇在看守所内会见,都是躺在地上那样被提审,你才会知道,原来刑讯逼供是真的。原来假的口供都是这样做出来的。这里就有一个司法亲历亲为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是大量地在违反。出了很多严重的问题。

  以积极的心态期待国家法治的进步

  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客观理性的法律人,应该怎样看?我们既要看到问题,又要不迷失方向,也要看到我们国家的希望,和我们国家的未来。所以我们很多人,包括上海的斯伟江律师,跟我安帽子说:陈有西是个保皇党。拼了命的在为体制说话,为体制在辩护。而且我们的博客PK的很凶,但就像某个大律师说的始终有一种爱国爱政府的情怀,爱党的情怀。我说我对这个深有感慨。我这里可以这样说。为什么中国的确是在进步?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到了现在这个程度,我们全球经济总量走到了第二位,外汇储备也到了美国佬的家里去乱花,买了他们那么多坏债,我们的“两房债券”损失了那么多美元。虽然我们的败家子在外乱花,乱花也是咱发达有钱了,对不对?富二代乱花钱,也是有个有钱的爸。没有钱他哪来的乱花,说明他兜里有钱。没听人说笑话,说咱农民大伯到香港买SKT化妆品,要一斤一斤的买。人家法国人喝红酒都是一小杯可以喝一小时,我们拿来一口一口整瓶的往里倒。老外,一个故事说,法国的酒吧BOS说,我这个酒不卖给你们了,我看见你们这样喝我心疼。我这15年的大拉菲,你们就这么喝。说明我们中国人有钱,我们这钱怎么来的?一方面感谢中国人民的勤劳,我们积累创造了财富,另一方面最起码这六十年没打仗,我们创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国只要半个世纪不打仗,肯定可以富起来。我们都是逐渐探索走过的,我们的人民都是很勤劳的。其实我们国家国民并没有那么富,贫困的还很多,但是经济实力确实起来了,这种进步和成就还是要看到。乐观主义的、对体制好的一些评价,也要实事求是。不能一概抹杀。

  从工程师治国到法律人治国

  另外一个,从政治的大局上来看,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他也是77级的大学生。他有一场讲座,我是去听的。人家说讲学,讲学,陈有西不谦虚了。我说这没有不谦虚,我确实在讲学嘛,这不等于不谦虚,别人讲学我也去听啊,我也是经常做学生。朱教授作讲座,我就老老实实的坐在下面听,一听还很有收获。两个小时讲座,我就记住了三句话。他说,共产党治天下六十年,三个阶段。我把他的观点转述一下,加上我自己的演绎,你们看有没有道理。

  第一阶段,军事官僚治国。中国古汉语中,“官僚”这个词是中性的,包括“官员”和“幕僚”,没有贬义的意思。后来批判“官僚主义”,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意气用事主观臆断,因此慢慢成了贬义的了。共产党建国初,外交部长、交通部长、文化部长、我们的机械部长,所有的书记、省长,全都是军队里过来的。都是打下一个城市,就派个师长军长去当市长。象上海,陈毅指挥打下来了,就留下来管上海。象叶飞解放福建,你就在福建吧。都是这样,我们的军事家打天下坐天下。政治家都是军事家,军事官僚治国。

  第二阶段,科技官僚治国。科技官僚都是谁呢?都是哈军工、交大的、清华的。我们温家宝总理是地质大学的,胡锦涛总书记是清华的,朱镕基总理也是清华的,我们江泽民总书记是交大的。我研究十六大政治局委员的组成,唯一的一个文科生是谁呢?一位副总理,什么文凭呢?山东电大中文系大专,就这一个文科生。那么这就是第二代的科技官僚治国。当代中国是政治学、社会科学很不发达的。这些基本都是工程师治国。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方法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经济建设一下大干快上,一下治理整顿;一下刺激房产低税补贴,没过半年又打压房产抽回资金池塘干裂;一下投放刺激,一下紧缩搞死。三十年下来,一直只能“摸石头过河”,瞎子摸象,到现在还在摸。没有一个成熟的事先设计和清晰的思路。没有理出一套科学理性的稳妥的治理方案。

  朱教授展望未来中国,是由谁治国呢?他说,第三代,就是法政官僚治国。法政官僚治国就是现在,正在开始。这样说,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谦虚?没有什么好谦虚的。因为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必然规律。美国四十多任总统一半是律师出身,起草美国二百年一直管用的宪法的50多人,《联邦党人文集》中,三分之二是律师。台湾历任领导人和现在的一些活跃的“国代”,大多数是法学博士和律师。欧洲、东南亚、中东,大多数国家的以议会政治方式上台的政治家,多是法学背景的人。

  从中共十七大开始,我们政治局里面出现了很多法学科班出身的人,像我们现在李克强副总理,是北大法律系 77级的。像王沪宁,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政治学教授、博士,在从政之前出过很多政治学的著作。像周强,湖南省长省委书记。还有我们现在副主席习近平,虽然他是清华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的博士,但授的衔也是法学博士。这是我们十七大的政治结构。十八大以后,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那些人从政,大批的是有社会科学背景的、甚至是法政背景的官员。我们不一定知道哪个政治家上去治国,但是自然规律,我们这个十八大以后,不管谁来当总书记,谁来当总理,谁进政治局常委,都不去管他。但是有一点,肯定是会有大量的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法治意识背景的人上去,占据我们国家的重要岗位。因此中国依法治国的趋势不可逆转。

  法律行业是一个朝阳行业

  还有一个背景我是要说的,中国现在是十四亿——十三亿人口如果真实统计一下,实际十四亿都不止——我们现在算是十四亿人口,按照20万律师,7500人,才摊到一个律师。美国是270个人一个律师。我们如果按照千分之一来配律师的话,我们要140万律师。邓小平八十年代有个讲话,说中国大概30万律师够了。按现在的趋势,30万肯定不够,千分之一配律师, 140万,按现在每年增加2万的速度,要60年。我们中国目前是法院队伍人数加起来是三四十万人。法官,正式有法衔的法官有20多万人。我们中国现在是24万法官,20万律师。法官比律师还多,全世界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很多法官出来做律师,而不是律师去考法官。应该是一种宝塔结构,律师是基础,人数大大超过法官,然后在律师中挑选精英去做法官。那么等到以后,我们真正的依法治国了,法官队伍还要增加。警察,检察官,也要增加。

  所以将来的中国,法学这个行业,肯定是个朝阳行业。不管现在法治大倒退也好,大前进也好,我们这一代人、你们这一代人,是不会被淘汰的。这也是我这次接受崔映西同学的邀请,来给你们这些在校的学生讲课的原因。要树立大家的信心。因为现在大学生的就业,法学院的学生,毕业等于失业,找不到工作。实际上以后不会的。我们十八大以后,国家肯定会走向依法治国,走向依宪治国。

  高层是支持中国司法进步的

  而且现在,中央的一些领导,非常关注法制建设这一块。包括李庄案子第二季我们能够胜,重庆能够撤诉;还有北海案子,一个案子能够开二十多天庭,非法证据排除搞了六天半,不纯粹是我们律师努力的结果。这里有中央高层领导的关注,包括广西高院、最高法院的一些支持。不要单单看到我们体制内,有很多很落后很保守的势力,在阻挠法治进步,不是的。我们体制内,很多人都是明白的。我们大量的优秀的法律系毕业生,已经在体制里面,他们无非不说话而已。他们都明白,有他们说话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我们要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法治环境。趋势,发展的趋势我们要看得到。比如中央现在对我们律师业,包括周永康同志,大家都认为他思想上是相对保守的。而实际上他对律师业的支持,对律师工作发布的文件,司法部发布的文件,就是在他主持中央政法委的时候出来的。还有两个《刑事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最高法院呼喊了三四年出不来,这次抓住赵作海冤案曝光的机会,最高法院向中央政法委汇报,中央政法委支持这两个证据规则的出台。所以北海这次,非法证据排除就搞了六天半,两个证据规则就起作用了。这两个规则就是在中央政法委的主持下出台的。中政委决定后,最高法院立刻在报上公布了,但是规则的原文,一个多月全国见不到。大家很纳闷。其实是公安部等机关对有些条文有意见,有保留,还要求修改,一直压着不给公布。所以它的原件是在消息发布后二个来月才公布的。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有意见不签文件。最高法院拿到中政委的这两个文件,立刻就给公布掉了。所以从这方面,我们也是可以看出,中政委也是在支持我们国家法制建设的进步、支持依法办事、支持对刑讯逼供的制约的。

  还有一个迹象,报纸报道了,可能大家是不太关注的。中央政法委最近作出了一个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改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里面的委员发生了变化,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不再是委员了。机构还算,但是两长不当这个委员了。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拿出去了,没有放在这里面,委员全部是政府系列的。那么中政委做出这样一个变革,意味着什么呢?当你真正的关注中国的政治框架,司法框架时,就会非常的敏感。为什么?这是司法独立的一种微小迹象。就是法院、检察院再也不会由公安部来领导了。不能归类到这个委员会里面来。你就是政府系列的社会管理,法院、检察院他要超脱出去,要独立的对政府进行司法审查。如果这个模式推而广之到政法委,也只是设计成政府系列的一个委员会。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都给拿出去。那就不会是检法两长当委员,而公安系统的当书记。因为我们全国现在是公安局长是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长是政法委委员,都是这样的框架。如果把两院独立出去了,这个“两院”就不会经常被制肘了,就控制不了了。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迹象。所以我们的国家,正在一步一步在慢慢地变革当中。虽然我们的环境,维稳啊,安元鼎事件啊,上访的人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啊,把徐武关到精神病院,不让他逃出来呀。这些也有很多,但也有我们进步的一面。

  全社会从来没有这样关注律师

  还有一个大环境,我们刚刚说了官方的,我们现在来讲讲大环境。中国,新中国62年,从来没有全社会这样关注律师过。从李庄案开始,再到现在的北海案,大家有一个迹象可以看到,北海案有一个募捐,杨金柱他们到了第三天就已经三十多万。我打电话给杨金柱、陈光武说,不能再捐了。你捐了以后,这钱并不能成立基金会。你成立基金会是非法的,人家不会批给你的。那么你这个钱到北海案子结束用不光怎么办?捐给别人违背捐款者的意志,你自己律师分掉,肯定是不行的。那你这个钱该怎么处理?我说你这三天就够了。所以他们俩就决定刹车了,刹车以后又后续进来三四天,总共75万。这实际上是一个礼拜就进来75万。这都是谁的钱?有的最少的是50块钱,最多的两万块钱,大量的是一百两百的。可见很多的都不是律师捐款,就是一个全体老百姓支持北海这样一个会战。为一个同他们无关的刑事案子。这就是对民心的一次检阅。

  从李庄案子,第一季的时候,我为李庄辩护,我的《陈有西学术网》一天50多万点击率。中国律师行业从来没有这样被全社会关注过。今天在座的有新闻界的朋友,有学术界的朋友,当时的记者天天围着我,当时我安排了一个助手李道演跟着我,就是一个新闻秘书,接待全国的新闻记者,三四十家媒体围着我。二季的时候,那么多的教授,江平教授、张思之先生、贺卫方、何兵,国内这些一流的顶尖的专家都能够支持我们。说明这个新闻界、法学界、社会的经济界、企业界、还有社会上的一些老百姓,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支持过我们的律师,关注过我们的律师行业。所以概括一下来说,我们整个的大趋势,就是自然规律,从这个更新的角度看,从我们官方的角度看,还有从我们整个律师业受关注的角度看,现在我们的法律人是很值得欣喜,很值得期盼的。

  律师是民权的代言人

  我们这个行业,在法律共同体当中,所有的法律人当中,真正代表民权的,站立在公权力对立面的,监督、制约公权力的,是律师行业。我们现在法律群体当中,一个是法官,一个是检察官,一个是警察,还有一个是法学教授,我把这些都归纳为公权力的一面。法学教授应该说是比较中立的,但是法学教授也是拿国家工资的,只有律师不是拿国家工资的。那么现在很多法学教授在做兼职律师维护民权,在他的法学研究上面,也基本上在一个学者良心上来讲,也是站在民权的保护角度。所以我们法律人要分界一下的话,公检法是一边,我们的律师、法学教授是一边。那么现在人民群众越来越认同我们律师所起的作用,中央也越来越重视律师的作用,参政议政的大门在打开,现在中央的一个加强律师工作的决定里面,让律师当人大代表,当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加强律师党建,建立党支部,当然他们的意图是加强对律师的控制,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给你律师一个合法的地位。把你作为一个重要的力量来看待。

  司法真相的话语权正在改变

  在中国十三四亿人口当中,法学人才中挑选了一个20万人的律师队伍,考出资格做律师,这20万人的喉咙声音还很小。因为整个法律圈里面,中国还从来没有我公检法说了还不算的。但现在不一样了。公权说了还真不算。特别是民间“自媒体”阶段,我们有微博,有博客了,人民日报有时候没人看,反而我们的学术网很有人看。所以“自媒体”开始以后,律师的声音现在能够与公检法势均力敌。这个案子,今天像杨金德的案子被判了,他们开新闻发布会,我们在微博上就开始分析这个案子为什么是错的,刑讯逼供确实是存在的。而且老百姓也开始相信我们律师的话,而不会相信政府的发布会。这个就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环境的研究,对我们媒体的变化——网络时代,信息社会给我们一个武器的变化。

  以对话合作的态度促进国家法治

  那么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律师行业,就是要用一个对话合作的态度,促进我们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建设。作为官方他要看到;律师要客观全面的看问题。律师既不是工具,也不是敌人。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这是田文昌大律师讲的话。现在因为社会上讲,律师就是骗子,吃了原告吃被告,今天去帮原告打官司,明天被告又请他打官司。只要能够拿到钱,就能表现一下。社会上很多人对律师伦理,他为当事人服务的伦理——完全在依法在执业——是不会理解的。现在我们没有《律师伦理学》这门课,这里面讲起来就比较的深奥了。

  以扎实具体的工作让人民看到律师的作用

  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误解,那么现在通过我们律师具体的做案例的努力,一个一个案子做给老百姓看,像北海案子,我们将所有的证据都展示出来,给大家慢慢看,哦,原来我们国家是真的存在刑讯逼供的,原来我们的警察是这么不讲理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律师都像房立刚一样,会见被搜身安检了六次,直到要他把裤腰带拿掉。原来警察真有这么干的。到了法院审判阶段,警察还是从头到尾监视下来。还有从中挑拨离间的,把律师真辩的律师辞掉,不让他上法庭,换上听话的能够配合的律师。还有逼着证人给法庭作假证,不让上法庭,在视听室三个警察围着让证人读稿子作证,被杨金柱故意上洗手间发现,闹上了法庭。还有把衣服从海底捞出来,说是死者穿的,在海水里浸了两年了,这衣服纽扣还是闪闪发亮的。围绕证据补侦,制造假证据。如果象以前,不是现在这样信息公开的时代,我们律师喊破喉咙,也是没有人相信的。为什么不相信“公检法”,而相信你这个赚钱的为坏人说话的律师呢?律师为被告辩护,你为强奸犯辩护,你就跟强奸犯差不多;你为杀人犯辩护,你就跟杀人犯差不多。中国老百姓历来就是这么看的。

  通过我们从李庄案开始的扎扎实实的工作,一步一步的展现给老百姓看,他们才会真正明白。一直到北海案,我们老百姓,包括我们官方高层,都在观察看着的,他们终于明白,我们中国,少了律师这个队伍,还真的是不行。当时的冤假错案那么多,就是因为没有我们律师这么扎实的工作,来同公权力对抗较量,进行程序的监督。一个国家的司法文明,必须有这样一个法庭上的抗辩,必须有一个能与公权力叫板的群体,而不是配合你们来打击犯罪。

  在中国做律师有没有前途

  讲了那么多背景上的问题以后,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整个律师行业的一些准入问题。因为很多的同学同时也在网上问我,做律师有没有出息?有没有希望?我现在法学硕士要毕业了,我到底是考公务员好呢还是做律师好?大家不是专门研究这些的,我把全面的这方面的情况,大家不知道的情况,简单扼要的介绍一下。

  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国大学的法学院,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十年来的发展,现在到08年的一个统计数据,是有364所法学院,包括法律系。整个的在校生,现在法学生这一块,本科生是招生11万,专科生9万,博士硕士2万多,所以每年法科的在校生是22万多人。大概上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我国的司法考试,大家都知道,我国最早的司法考试,只是司法局系统内部的考试,那是最早的一批律师。后来发展到全国律师统考,那么这个时候难度是比较大的。当时的本科生通过率是4%左右,就是一百个大学生考出四个。全国的通过率是11%左右。到了后来的通过率,每年是增长的,也就是03年分数线是240分,通过率是10%,10.18%,04年考试是考四张卷,分数线是360分,一些落后地区,相对不发达地区降分是降到335分,后面第二排数字都是降分的地区,像四川、贵州、青海这些相对文化教育还不是很发达的地区,是降分录取的。那么最后一排数字是录取比例,11%,14%,15%,到07年的22%,那么到2002年以后呢,国家司法考试,就是又要把法院检察院给纳进来,改成国家司法考试,好多法院检察院通过率不高,有的人在法院工作了七八年了,司法考试老是通不过,通不过他就连助理审判员也当不了,那就只能当书记员。所以后来法院检察院系统要求的比较强烈,就是考卷的难度有所下降,录取的比例有所提高。那么像现在的,像去年的录取比例,都不敢公布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大的。我知道的一个数据,是浙江工业大学有一个司考复习班,那次考试放榜以后,公布的数据,他这个法学院的副院长发个短消息给我:热烈庆贺我们工业大学司考复习班通过率是46%。我回复个消息说:热烈祝贺!一半的人都给考过了。司法现在整体上来看,有那个录取率高,难度下降的趋势。

  但从整体上来讲,即使现在的司考,要考到360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的知识点很多,特别是多项选择是很难考的。我想在座的同学到了大三,可能就会去考。这也是司法部接受了正规的普通院校法学院的要求,进行的一个改革的措施。因为法学院本科毕业以后拿到毕业证书,拿到学位证书再去司考,他这一年就没法找到工作。法院进不去,检察院进不去,律师所也不会有人要,所以法学院毕业就等于失业。后来,就允许在校的大三学生可以参加考试,毕业以后毕业证书拿到了,学位证书拿到了,司考资格证书也拿到了,那这三个部门他都进的去了——法院、检察院、律师所,他都进得去了。所以这个也是司法部对全日制的学生比较倾斜的一个政策。原来因为《律师法》规定,只有本科毕业才有资格参加国家司法考试。

  中国律师业的过去

  以上,我把整个的法治环境,整个的法学教育、律师行业的整个情况给大家说了。下面,我分三个阶段,三大部分,给大家讲一讲律师业的前景和一些发展的历史。

  首先讲律师业的过去。

  这是第一个大题目。人类律师制度是怎么来的?上海的律师斯伟江写过一篇文章,很幽默,他说,我们律师的鼻祖,是大和尚。何以见得呢?他在《律师与法制》的一篇文章里讲,律师,汉语里的律师这两个字,就是从佛经里来的。佛经里有一个《大涅经》,“如是能知佛法,所作善能解说,是名律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像这样一个人,“如是”就是“象这样的”,能知道佛法,能精通佛教的法理,佛教的原理,佛经的教义。然后“所作善能解说”,他做的事情就是能把佛经解释得头头是道。善能解说,能说会道,能够解释到位。这样的人“是为律师”。“是”,就是“这”,这样的人就叫律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最早的佛经里面用上律师两个字,是佛经翻译引进到我们汉语里面来的。那么他的本意,就是一个僧侣,像唐三藏西天取经回来,他能把印度文、梵文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中国的话,又能讲得头头是道,他就是大和尚,大律师。所以,“律”,佛界那里的律与现在的法律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律者,规则也,佛戒也。能够解释规则和戒律的人,就是法律之师。律师就是法律之师,可以解释规则。所以中国最早的律师的名称,来源于佛经。

  人类律师制度的起源

  人类律师制度最早的萌芽,出现于公元前四五百年,就是古罗马时期。公元前594年雅典共和国的时候有陪审法庭,他当时就确定这样一个职业,诉讼程序要公开进行,双方可以进行辩论,普通的公民辩论,不懂得里面的宗教的法律,他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往往从僧侣里面,神父里面,大教领里面,选出专门来解释法律的,宗教法庭,能够解释宗教法律的人。所以他就演变成这样一个群体,职业就产生了。公元前三世纪到了罗马教皇,他以教令的形式,很明确的确立了大教领可以从事以供平民咨询法律事项的职业。就是一个神职人员兼做律师解释法律,因为当时是政教合一,很多的法律就是宗教法律。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现代概念上的律师,律师制度才真正的产生了。公元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时期,1836年威廉四世颁布法令,任何案件的预审和审判,都有权获得辩护。这个辩护权,老百姓没有能力自己行使,他得委托懂法律的人进行辩护。那么这样就确立了律师制度。律师制度最早的起源应该是一种刑事诉讼,而不是民商事诉讼。

  现在美国律师的情况——全国一百多万律师,美国的人口在两亿多,平均每270个美国人有一个律师。美国最近移民进去的比较多。美国的历届总统当中,有一半是律师出身。到克林顿为止,42任总统有21位是律师出身的。宪法的起草人,大家在校的同学如果看过《联邦党人文集》,就是汉密尔顿那些人,开始起草宪法的这些人,他们联邦党人文集,就是起草美国宪法的论战,就是法学家和一些议员互相争论的一些观点的论集,叫《联邦党人文集》。这里面的起草人,55个人里面30个是律师。美国的议员里面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当过律师。像现在奥巴马,两夫妻都是律师。奥巴马的夫人是奥巴马的老师,是做律师的时候,奥巴马的夫人带他做律师助理的。他哈佛法学院毕业以后,就跟着他夫人做助理。后来两个人就找对象结婚了。所以她是奥巴马的老师,两人都是非常厉害的律师。

  目前美国每年都会增加数万名律师,它是每个州各自考的,各州有律师资格,分别拿到,不能全国通用,不像中国。每年有一万五千多名因各种原因离开律师队伍。美国的律师太多了,有些执业不成功没办法,也有淘汰的,出来不做律师了。美国从1870年开始实施,律师需要通过正式的考试才能做律师。从1990年开始,美国的大学开始有正规的律师法学教育。像我们中国,到目前为止,正规的律师学院只有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律师学院,其他都是培训性质的。人民大学律师学院目前也是暂时培训性质的,它还没有面向全日制学生招生。他们现在也在向教委申请,希望从本科开始招律师学硕士,但是现在国家还没有定点给它。所以正式叫律师学院的,现在还只有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目前有175个法学院,每年都有律师考试。只有通过三年正规的法学教育,取得学位才能够有资格参加考试。

  中国律师制度的起源

  介绍了西方的情况以后,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律师是怎么产生的。

  中国历史上没有律师,中国历来有师爷,有讼师。我们在1952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一个文件,取缔那些挑词架讼的讼师,要严厉打击。因此我们的政权一开始就是鄙视、打击律师的。认为“讼师”都是坏的。词义就是贬义的。我们共产党从一开始,建国以后的52年,我们对律师不是把他建立起来、支持起来,而是把国民政府的法学、法律人,作为反动旧法势力,给予取缔的。然后对那些代理诉讼的人,是作为讼棍、讼师予以打击取缔的。所以我们共产党刚刚开始的60年,62年历史当中,52年开始是取缔律师的。

  为什么会这样?中国历史上对为被告说话的人,从来没有好脸色看,都是挑事教唆的,都是讼棍,都是徐文长。

  中国历史上文人的地位

  那么中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干什么呢?知识分子只有做官一条路。你考中秀才,秀才考举人,举人考进士,进士考出来,你大概还有两年可以被派出去做县长、县令、去当个抚台当个巡按。不像现在古装大戏演的,状元钦点了,就可以拿个尚方宝剑,就去巡按去了,没那么简单。一个书呆子刚刚考进,一点当官的从政的经验也没有,直接拿着尚方宝剑,他还不乱杀人啊?对不对?实际上他也有一个进修的阶段。进士出身,放到翰林院培养,放在皇帝身边起草文件,了解国家大事,还要检验能力,放一段时间以后,再外放使用。西安市律协说,今天把我安排住在大雁塔附近,我说这个好,“雁塔题名”,当年考上状元题名,很荣耀的事情。雁塔我一直想去看看,还没有去看过。那么考不上进士的那些人怎么办?依附于官员,当个小吏。正式的官是当不了了,那么干什么?当绍兴师爷了。我们中国的官吏,分官和吏,在中国行政系统里面吃皇粮的是官;吏呢就是帮助着做事的秘书,一些幕僚。以前的知识分子,考不进正规的仕途,举人没考近,进士没考进,那么就进不了仕途了。而他又想做官怎么办?那就帮助做幕僚。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由士到幕僚,幕僚当中就有帮助行政长官做事的,帮助推事处理一些诉讼事务。那这里面,就有一些帮助官方起草法律文书的。大家看过电视剧《狄仁杰》,看过包公戏,看过《大红袍》施公案,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他像律师一样的身份,但他的角色是站在官方的角度,来帮助行政长官做辅助工作,帮助长官不要将这个案子办错。

  正史记载的杀律师的故事

  到春秋战国的时候,《吕氏春秋》有一个故事,对中国这个律师行业的歧视就开始有了。那时候的一个“律师”被杀掉了,还作为反面典型写进了正史。他犯了什么事呢?挑词架讼。

  这个人名叫邓析。《左传纪事本末》《吕氏春秋》关于邓析的记载:“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学讼者,不可胜数,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是非无度,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而胜,所欲罪而罪”“郑国大乱,民口喧哗”,为驷颛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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