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终于被中国热烈欢迎 12/6/2011 点击数：1625 |
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终于被中国热烈欢迎 中国著名作家阎连科说：哈金《南京安魂曲》是写给那些懂得爱和渴求爱的人，而不是写给那些渴求故事传奇的读者们。这证明技巧、技术和语言的花哨，并不一定比一颗质朴的心灵更重要。正是如此，在读者和文坛都慎言“伟大”之时，我也才敢于冒险地把“伟大”一词，敬献给哈金《南京安魂曲》 ◆高伐林 自从美国华裔作家哈金1999年以英文长篇小说《等待》荣获美国文坛的最高奖——国家图书奖（台湾翻译成“国家书卷奖”）之后，每一本新著出来，都会在文坛内外引起一阵涟漪，唯独中国大陆波澜不惊，鸦雀无声。正因为如此，这一次哈金的新著《南京安魂曲》竟然在大陆文坛内外引起了相当大的响动，倒真是令我吃惊不小。
南京安魂曲》，(美)哈金著，季思聪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以前我曾经说过，本名金雪飞的哈金是美国文坛的“获奖专业户”。这位1956年出生于中国辽宁省的作家，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五年。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英语系，1984年获山东大学英美文学硕士，次年赴美留学，在布兰戴斯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任教于艾默里大学，现任教于波士顿大学。 哈金在美国以英文写作，20年来已出版三本诗集、四本短篇小说集、一本文学评论集，六部长篇小说：《池塘里》、《等待》、《疯狂》、《战废品》、《自由生活》和《南京安魂曲》。光是这个数量，或许还不足以让人们印象深刻——我见过不少人才思敏捷，下笔万言，立马可待。但是我却知道，哈金是以“苦行僧”著称的，他的《自由生活》，近40万字，他改了30多遍，我在他家里的书房里亲眼看见：《自由生活》一稿又一稿的草稿、改稿，整整齐齐，从地面摞到书桌那么高的两摞；而《南京安魂曲》虽然字数少一点，17万字，他写了四年，改了40多遍……当然，拜现代科技之賜，现在都是电脑打字，而不是手写或打字机；但是这种劳动量，还是让我印象深刻！ 哈金不是一个才华横溢型的作家，但是他下的苦功夫、笨功夫，验证了中国一句俗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也验证了外国一句名言：“天才就是99％的汗水加1％的灵感。”十多年来，他除了获得过美国文学最高奖——国家图书奖，还荣获美国笔会／海明威奖、欧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和欧亨利短篇小说奖、洛杉矶时报奖，两度获得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其它相对来说重要性稍逊的奖项，就更多了（例如亚裔美国文学奖等）；迄今唯独还没有拿到手的是普利策奖，但也进入过该奖的决选。对了，他的长篇小说《战废品》还曾入选《纽约时报》2004年“十部好书”。 不能不提的是，哈金还是歌剧《秦始皇》的作者，这部歌剧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上演多场，观众看法不一，影响也不算太大，对作品中体现的主旨，许多人，包括我在内，也并不认同。但是该剧由谭盾作曲、张艺谋导演、多明戈饰秦始皇……都是一时之选。哈金后来含蓄地表示过，这不是他擅长的领域，作为一部歌剧，脚本撰稿人也不是头等重要的人物。 虽然哈金的母语就是中文，但他一直用英文写作，由别人翻译成中文（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落地》，他自己是译者之一）。为什么如此，许多人有疑问，也有很多媒体就此询问过他本人，我在2008年对他的专访中，也曾经问过这个问题。他做过解释。这里我就不再多罗嗦。 哈金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主要由台湾的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买下版权，一一出版。每次出版，在海外中文文学界都引起不小的反响，例如，《战废品》和《自由生活》，都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04年和2008年全球十大中文好书；香港国际书展和台北国际书展，都以邀请到哈金为荣——去年元月，我去参观台北国际书展，亲眼见到哈金在书展上演讲和在台大附近的书店签名售书的盛况。 哈金的中文读者的反映，分歧相当大。我有不少爱看书但不写书的朋友，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不是很喜欢读哈金的小说，主要是觉得平淡，沉闷，琐碎。奇怪的是，倒是文学同行们，对哈金十分推崇。著名作家余华说过：“哈金的小说就像一座推土机，一点不玩花巧，就那么吭哧吭哧地往下写啊，现在的作家没有谁下这么扎实的功夫了……”这次余华在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中文版尚未出版时，就拿到译稿先睹为快，高度评价，到处推荐，为之写序；中国著名作家阎连科，也热情撰文大表赞赏；上个月我见到中国著名女作家徐小斌，也对我十分赞许哈金的《等待》——她唯一读到的就是《等待》。中国大陆唯一出版了的哈金作品，就是这本《等待》，2002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等待》在大陆出版之后，评论界无声无息。一般读者，根本没有听说过、更不熟悉这个名字，也不知道这本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作品的份量。而中国忽悠者如此之多，也让上当受骗过多次的国人，对這奖那奖的宣传保持戒备，不敢轻信。 哈金新的长篇在台湾出版之后，也陆续有少量传到国内，有人很是兴奋，张罗着要在国内出版，但都无疾而终。记得有个据说曾策划制作了若干本畅销书的北京小伙子，读到《战废品》之后，十分激动，得知我跟哈金有点交往，便央我去求哈金授权。哈金告诉我，他本人并不拥有这部书的中文版权，必须找中文版权的持有人接洽。经过一番周折，这件事也终于没有成功。 可想而知，在《等待》出版九年以来，中国官方文学界对哈金与他的其它所有作品一直不理不睬之后，今年《南京安魂曲》得到的待遇，是多么不同寻常了！ 《南京安魂曲》与以前哈金作品都是先出英文版，然后翻译，数月甚至一年后出中文版不同。这次，是中文版（简体字版）与英文版同步于2011年10月出版，在此之前，上海的大型丛刊《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全文发表了这部作品；随后台湾也出版了繁体字版。 不仅如此，中新社、上海《东方早报》，《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光明日报社旗下的《中华读书报》等多种中国重量级媒体，纷纷在两三个星期之内，采访哈金后发表长篇专访，配发作者照片、新书封面，据说还有更多媒体要跟进；媒体还发表作家和评论家的读后感……而且——这一点很重要——都是正面评价；《中华读书报》每月刊出图书推荐榜，在今年11月榜单上，《南京安魂曲》榜上有名。 从哈金1999年获得美国最重要的文学大奖到现在已经12年，为何多年来报以冷遇？我百思莫解；为何今年一反往常？我也十分诧异。不管怎样，我为哈金高兴，为中国大陆的读者高兴，为中国文坛高兴。对他的书，想必评论界和读者仍然会有各种褒贬，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太正常不过。而多年来人们所疑心、所担心的对哈金的“封杀”，终于被证明不存在，这就值得欢迎！ 下面，我摘录作家、评论家对哈金《南京安魂曲》的部分评论。 《南京安魂曲》英文版于2011年10月出版 《南京安魂曲》：一段民族的心灵摧残史 南京大屠杀永远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伤痛。美籍华裔作家哈金创作的小说《南京安魂曲》，以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的视角，叙述南京大屠杀以及大屠杀之后的故事。小说不仅书写了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还将笔触一直延续到审判战争罪犯阶段，展示战争的创伤和对人类心灵的摧残。 与其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学、影视作品相比，《南京安魂曲》对血腥杀戮的场面描写非常少，重点表达出人类面临灾难时，复杂的人性的厮杀与个体命运的无助。 《南京安魂曲》描述了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作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导主任，怀着巨大的勇气与舍身精神，坚守校园，建立了当时在南京屈指可数的国际安全区之一，为上万名的妇女、儿童在那个地狱时刻提供了可以暂时栖身的庇护之所。而她自己却在难民营解散后，遭到不公待遇，患上忧郁症，离开人世……侵华日军的战争暴行，恐怖的日日夜夜，人性的怯懦和黑洞，夹杂在亲情与民族大义之间的挣扎，得以真实而全景地再现。 在那个残酷的岁月里，明妮·魏特琳给予难民的绝非是自上而下的施舍，更多的是支持她们精神上的自尊自强，以及在难民营供给严重不足和人们情绪创伤时，主持的公平、正义、善良和乐观。然而，在这本书中，明妮·魏特琳并非我们以往看到的那个勇敢无畏的圣母形象，也有着自己的痛苦情结和精神磨难。在面对各种利益纠葛与整个南京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孤身斡旋，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极力将国际安全区维持运转下去时，明妮·魏特琳，一个血肉之躯所能承载的人之常情与在生死面前的极限。 哈金有双重作家身份，一是华人作家，二是英文作家。他获得过美国文坛多个重量级奖项，两度获美国作家协会福克纳小说奖。美国人看哈金，称他口音沉重，文字却浅显易懂，充满神韵。哈金的写作，总是在华人移民社会与中国现实历史两端游荡。哈金写中国、写华人，但正如学者王德威对他的评价，“他从来没有写一个小说只是为了卖中国传统文化、东方主义”。
我只用一个夜晚就读完了哈金的新作《南京安魂曲》，我不知道需要多少个夜晚还有白天才能减弱这部作品带给我的伤痛。 我想，哈金在写作《南京安魂曲》时，可能一直沉溺在记忆的隐隐作痛里。他的叙述是如此的平静，平静得让人没有注意到叙述的存在，可是带给读者的阅读冲击却是如此强烈。我相信这些强烈的冲击将会在时间的长河里逐渐风平浪静，读者在此后的岁月里回味《南京安魂曲》时，就会与作者一起感受记忆的隐隐作痛。 这正是哈金想要表达的，让我们面对历史的创伤，在追思和慰灵的小路上无声地行走。在这个意义上说，哈金写下了他自己的安魂曲，也写下了我们共同的安魂曲。 我拿到这部书稿时，《南京安魂曲》的书名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是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我心想，哈金又在啃别人啃不动的题材了。虽然我已经熟悉他的写作，虽然我在他此前的小说里已经领略了他驾驭宏大题材的能力，我仍然满怀敬意。 要将如此宏大而又惨烈的悲剧叙述出来，是一次艰巨的写作。而且对于文学来说，光有宏大场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叙述出这样的场景里那些个体的纷繁复杂。哈金一如既往的出色，他在看似庞杂无序的事件和人物里，为我们开辟出了一条清晰的叙述之路，同时又写出了悲剧面前的众生万象和复杂人性。 《南京安魂曲》有着纪录片般的真实感，触目惊心的场景和苦难中的人生纷至沓来。哈金的叙述也像纪录片的镜头一样诚实可靠，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他的写作从来不会借助花哨的形式来掩饰什么，他的写作常常朴实得不像是写作，所以他的作品总是具有特别的力量。 金陵女子学院是哈金叙述的重点。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在南京被日军攻陷之后成为难民救济所。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少数成年男子在这里开始了噩梦般的经历，日军在南京城的强奸杀戮也在这里展开，而中国难民之间的友情和猜忌、互助和冲突也同时展开。这就是哈金，他的故事总是在单纯里展现出复杂。《南京安魂曲》有着惨不忍睹的情景，也有温暖感人的细节；有友爱、信任和正义之举，也有自私、中伤和嫉妒之情……在巨大的悲剧面前，人性的光辉和人性的丑陋都在不断放大，有时候会在同一个人身上放大。 把“伟大”献给《南京安魂曲》 无论哈金身在哪儿，我都是把他视为一个很有素养的中国人——一个深懂“人”与“爱”的中国作家。因为在他几乎全部的创作中，无论用何种的语言书写，那文学脉管中流淌漫浸的都是中国经验、中国文化殷红烫热的血浆。 用两天时间读完他的最新作品《南京安魂曲》，合上书页之后，中午我没有吃饭，因为他那巨大的创作还原能力，让我无法摆脱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和战时南京女子金陵学院中悲怆、凌乱的场景和画面。 那些大街小巷中走来走去、随时随意强奸中国女人的日本军人的脚步所带起的尘灰和中国的老人、孩子、妇女，为了活着的哭求与苍冷黄瘦的面容，在哈金的笔下，被还原、转化为上世纪中国最黑暗时期的一幽温暖的光明和光天化日之下人性最为暗黑的深不见底的魔洞。 “挂在树上的人头”、“横在路边的死尸”、和“走在城郊路上被踢出来的砍断的人腿和手臂”，这样森森的事件和情节，哈金都没有以其控诉之笔去书写和渲染，而是在他平静、朴实和充满着文学暖意的叙述中，力求做到还原至“本来”，不让自己激荡的内心在他的叙述中走进走出，言说论议。 “还原”成为《南京安魂曲》中的文学要旨与艺术高求，乃至于当时南京街道上的树、小店中的菜和人物穿戴的衣物与鞋子，都带着文化历史的印迹在这部小说中从容地布排和展开。 “一个日本鬼子把我的铜顶针一把扯走了。他一定以为那是个戒指什么的。那个笨蛋，差点儿把我的手指头弄断了！” 在无数可怕、恐怖的场景中，又处处自然遍布着这样的穿插和描写，宛若寒冬中一棵巨大苍冷的枯树上，无处不有的在风中挂摆的秩序而零碎的枯枝。 南京大屠杀如此宏大的题材，在《南京安魂曲》中变得舒缓、细碎而有节奏，那对“本来”的还原，也因此如同连凡·高也使用的“点画”技巧一样，一点一滴的集结起来，恢复了那段历史的尘封之卷。 这也就再一次证明了当“还原”成为艺术的境界时，“还原”就有着无可比拟的力量和真实。再一次证明，从某种角度去说，文学的一切都是“还原”时，哈金罕见的笔力、功力和文学造诣力。 《南京安魂曲》如果仅仅停留在“还原”上，那么，这部作品就不会有今天博大的魂灵和文学精神的深邃内核。也许是哈金的命运和身份注定了他的写作一以贯之的对人和人性不断的苛求与探索，从而透过凡常而人性的视镜去传递暖意和博爱的神圣与伟大。 在《南京安魂曲》中，小说的故事显得浅淡平实，就是有跌宕起伏之处(如叙述者安玲和丈夫耀平及成为日军医务人员的儿子浩文一家人的生死纠葛)，也被作家有意简化为一种战时的必然与日常，摆脱了长篇小说对故事戏剧化的惯常依赖，从而使作家可以专注于人物和博爱思想的写作与传递——这是《南京安魂曲》和哈金写作中的超常和不凡。 而且，这种作家对人和人物的爱、对人物那种因宗教而必然的对人和人类的博爱，在小说中成为最为寒冷的人世的一炉火光，最为黑暗世界中的一点光明。 明妮·魏特林，这位金陵女子学院的负责人、“我”、贝拉和书中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中国人，外籍人，他们都遵循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人在寒冷中彼此有暖，在黑暗中彼此有光。 这样一种深刻、简朴的关于人性与爱的信条，成为了小说故事背后、深处的一条巨大的河流，平缓地流淌。 而且，关于世人和人世暖意、人世悲悯的博爱思想，作家又是那样地放下自己一个传递者的姿态，永远地记住自己只是“写作者”，而非“传播者”。 正是这样对自己写作地位的明确，作家也才可以把握和写出筹建金陵女子学院的美国人贝拉在金陵女子学院住满了妇女、儿童和少数男性中国败退的军人时，她才可以说出：“我最担心的是，安全区里假如有一个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妻子或女儿遭到强奸，而杀了一个日本兵，整个中立区就会遭到血洗。那样，我们的救济工作就全部泡汤了。” 一方面，是博爱的巨大，另一方面，是爱的局限；一方面是宗教的光明与神圣，另一方面是凡人尘世在世俗中的黑暗与人性的弱点。这样局限中的矛盾、光明中的黑暗和寒冷中人性炉火的映照，成为《南京安魂曲》悲悯、博爱思想靠岸的码头，从而让小说中“感谢上帝，这里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杀日本兵”这样令人揪心、悲痛的描述。 也正是这样的描述，才使得《南京安魂曲》摆脱了故事传奇的束缚，而成为了一部有着巨大的悲情、博爱和超越着故事、历史、事件、人物的文学意义。 《南京安魂曲》是写给那些懂得爱和渴求爱的人，而不是写给那些渴求故事传奇的读者们。 这是证明着作家的灵魂有多么温暖的作品，同时，也在证明着，在迈向伟大的写作中，技巧、技术和语言的花哨，并不一定比一颗质朴的心灵更重要。 也正是如此，在读者和文坛都慎言“伟大”之时，我也才敢于并冒险地把“伟大”一词，敬献给哈金的《南京安魂曲》。 她们的声音久久地响起：评哈金《南京安魂曲》 哈金被誉为“美国历史上公认最杰出的华裔作家”，他1999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后十年间，哈金更是获奖不断，几乎拿遍美国大大小小的文学奖项。 小说的重点不在正面描写明妮跟日军的冲突，显然，哈金也不想用这个冲突来制造一根曲线，以吸引读者。他呈现给读者的是两条线索：一条是日军的极恶，另一条是明妮的极善。这两条线不时触碰，然后又迅速分开。虽然两条线分多聚少，但是善与恶的较量却一刻也没有消停。这是两股原来各自存在的力量，明妮的善早就扎根在她的身体里了，有没有战争善都在那里呆着。日军的恶，原本也呆在他们的身体里，即使没有战争，也会在某个极端的时刻爆发。这是人性的两面，它们并不因为战争而形成，只不过在战争面前暴露得更充分罢了。因为善与恶始终在本书中较劲，这两条线哪怕不交织，它们也会形成对立。我相信这是哈金故意为之，不渲染冲突却处处都有冲突。 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没有留下证据的习惯。哈金写道：“谁也没想到会有一天在法庭上面对这些罪犯。”反而是外国人搜集了不少日军的暴行，成为审判战犯的有力证据。《南京安魂曲》是哈金为南京沦陷留下的一份心灵证据，虽然是虚构，却为读者展示了极善与极恶，并带领我们进入战争的现场，重新思考人类的信仰。“一旦听她们讲过，她们的声音就会久久地在你的耳边响起……”这是哈金对苦难的描写，却也可以用来形容本书。
《南京安魂曲》不是一本好谈论的书，因为文本的意旨非常丰富，太多枝蔓、太多不和谐的音调被整合到这个文本中，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温暖与黑暗同时展开。我一点也不想随便借用“复调”这样一个已被高度褒义化的词来赞美作者的努力。我只能说，《南京安魂曲》和以往对这一题材的叙述都不一样，哈金久居西半球，隔着大洋、隔着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试图超越宗教、超越民族来重新理解和叙述这场战争，他是站在一个更高更远处以全球视野来回望历史、审视心灵、探讨人性。 要揭开多少疮疤，承受多少折磨，我们才敢正视这场灾难？要多少次强忍住泪水，多少次摁住心头的怒火和屈辱，我们才能使写作不沦为快意恩仇？重新面对历史的真相，缝合历史的细节，重新思考战争、思考民族的出路，这是严肃文学应有的使命。 光有承担使命的勇气还是不够的，必须找到小说的形式秘密，小说毕竟不是纪实文学，小说始终不懈地提出自己的文体要求。哈金是在改了30多遍之后才找到一种妥帖的叙述方式，以简驭繁的叙事让“安魂曲”久久回荡。小说选择了一个很小的切口——金陵女子学院——作为进入历史的甬道，他甚至没有忘记复印金陵女子学院的地图以使我们更好地还原历史现场。美国的明妮、德国的拉贝等是国际知名人士，作者照用了原名。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我”的故事总是比“他”的故事更可信。记录片式的镜头片段与小说故事的想象空间结合，带来真实感的同时让人产生无穷的联想。 主人公美国传教人明妮是书中闪闪发光的形象。当无数人因为战争撤离首都南京的时候，明妮坚守金陵女子学院，成为临时负责人。战争爆发，她们决定将学校办成难民收留营，收留妇女和儿童，原本只打算容纳2000人的女子学院最高峰时期收留了1万人，她一度被难民们认为是“活菩萨”。她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挽救炮火轰炸中的弱小者，对异乡的苦难感同身受，并为那些被日本兵抓去的女性祈祷。当那些女孩被送回来出于自尊没有吐露被强暴的真相，明妮甚至善良地相信祷告的力量。她将自己的生命和金陵女子学院、和难民尤其是和玉兰这样被侮辱的卑贱女子联系在一起，她的全部情感、精力都投入到挽救难民的事业中，她为此一再拒绝了美国方面相当优渥的就业机会。但是，当老妇人丹尼森夫人这位学院的创建者回来之后，她们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不仅有办学理念方面的，更有人生信念方面的。丹尼森夫人尽一切力量排挤明妮，使她的抱负完全无法施展，并以明妮引以为疚的女性被抓去遭强奸的事件攻击明妮。这对明妮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她患上了精神抑郁症，被迫回美国接受治疗。重回金陵女子学院是她疾病中最后的支撑，但是她一直没能再得到学院的邀请。相反她得到的是老家一个侄女表示愿意照顾她的信笺，这让一生自尊自强以帮助他人为己任的明妮无法接受。在1941年5月14日这个精心挑选的日子里，明妮打开了煤气，结束了她曾经璀璨夺目的生命。 ………… 《南京安魂曲》是一本诚实的书，它不掩饰人性的恶，也不简化民族-国家和宗教，他坚持在民族-国家、宗教等宏大词汇背后展示一个个具体的人。所有的悲剧在这里都是具象的、活生生的。比如本顺，他的诉说拉开全书寒冷黑暗的序幕，他去为明妮给使馆送信，结果却遭遇了骇人听闻的惨状，神经受到极大的刺激几近混乱；最终因为参加国民党抗日而在内战中被俘，在新中国遭遇劳动改造，未老先衰。大刘这位风趣的教师成了“右派”，即便他的女儿成为烈士也没能帮助他获得平安的生活。玉兰的父亲帮日军恢复供电系统之后被杀害，玉兰不仅得了性病，而且得了神经病，忍受了无穷的折磨后被送去哈尔滨做细菌实验，不知流落何方；与美燕一起在女子学院被挑去忍受强暴的女孩回来后发现自己怀孕了，战时无法堕胎便自杀了；还有许多被迫生下日本军人孩子的妈妈选择抛弃孩子，她们无法忍受自己的亲生骨肉是自己被侮辱被伤害的见证。 每一位进入女子学院求助的难民背后都携带着整个家庭甚至村庄的悲剧；每一次离开学院的出行都是一次血腥的视觉刺激。哈金以镜头般的坦率直视战争的各个角落，同时他注意刻画战争中的生活细节，比如如何应对南京的极端天气，如何买煤取暖，如何购买粮食分粥，如何为朋友送行、西式葬礼、西式糕点等等，那些温暖和残酷的细节使文本朝多个维度延展。哈金注意到生活的底色，这是战争所不能覆盖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