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墙：从巫宁坤到沈从文
华夏快递  12-01-07 
 
八十年代后期，我在四川成都一个工科学校读大学，喜欢一本叫《英语世界》的中英文双语期刊。在88年的一期中，有一篇叫《凤凰的故乡》的文章中，第一次读到了沈从文这个名字，而文章的作者，则是巫宁坤先生。那篇文章，让我对沈从文这个乡土作家产生了一份特别的好奇和好感。因为，在我们从小到大的语文课本里面，从没有提到这样一位著名作家。八九年的一期《英语世界》中，有一篇《时间简史》的中英文短文。用通俗、流畅的翻译，介绍了著名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史蒂文.霍金的“A brief history of time” ( 是霍金最成功，也是最好的一部通俗物理著作)。读那篇文章的一个结果，就是时物理学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好感，对物理学家这个职业，也产生一个崇高的敬意。《时间简史》的中文译者也正是巫宁坤先生。那时候，同学间为奖学金竞争很激烈，也很功利。而物理学仿佛就是一方净土，能让人抛开尘世的烦恼和名利，而追求对自然世界美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当时我就给巫宁坤先生写了一封信，一方面询问哪里可以买得到他翻译的《时间简史》，另一方面也询问一些对人生的指导。因为那时，我对自己所学的光电子技术专业越来越失去兴趣，而对物理的兴趣渐浓。信发出去后，不久就是著名的六、四运动。四、五月份的时候学校里已经不太宁静。在公布栏，常常有这样、那样的小报。时不时，还有学生在那里演讲。五月中，学校有一次大规模的游行，从学校所在的建设路，一直走到人民南路，一路上都是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不久，学校学生罢课，学校停课。我家离成都只有两小时火车，当时做过右派的父亲就叫我回家。

也就是在这个长长的暑假，我读了《沈从文自传》。我很快就被沈从文清新的笔调和离奇的经历吸引住了。他笔下的童年生活，读起来是那样的生动和亲切：逃学去河里游泳，读书受罚等，仿佛就象我自已的童年。他因家道衰落，少年辍学从军，去阅读人生社会这本大书。目睹战争的残酷，体味人们的无知和野蛮，经历恋爱的失败，在一次大病之后，受了一个在印刷厂工作朋友的新思想影响，只身到北京去用笔闯生活。当时，他只有一个小学生的文凭。在北京生活窘迫，常常不得不到一些朋友同乡处蹭饭。有时候，看见有征兵处给饭，几乎就要穿那身黄军装。但他终于还是坚持住自已的理想。用他的话说，那时，他穷得只剩下一个理想了，一个希望用一只笔，踏踏实实地为社会做些事，闯出一番天地的理想。那时他只有两本书，一本是《史记》一本是《圣经》。

九零年，收到一封巫宁坤亲戚的回信，知道巫先生已到美国。再次读沈从文，已经是九十年代初，在美国中西部玉米地里的伊利诺伊大学了。伊利诺伊大学虽然以工科著称，但文科也不弱。据说，图书馆和图书馆专业在全美都排前十名，有专门的东亚系和东亚图书馆。在那里，我读书到沈从文的全集（香港出版）和沈从文的各种集子，在那宽大的书架上排了长长的几列。留学的日子，虽然清苦忙碌，但可以自由追求自己喜好的东西。沈从文的全集，就是在那些日子读完。读《边城》，细细地品味那个远离都市的小城人物、风景，那条清澈的河，那只渡船，撑船的老水手，留着长长辫子，大大眼睛，心地善良的翠翠，多情勇敢的大老，忠厚的扬马兵，就象在一幅中国古代的山水画上，用一首忧伤的抒情诗叙说的，一段忧伤的爱情故事。《边城》里的那条河、那条渡船时常让我想起童年时，我家附近的那条涪江，还有江上那条用铁索拉着的渡船。赶场的日子，总是有许多农人背着鸡鸭，赶着猪牛从江的这边，渡到江的那一边。遇到人少的日子，需要在江边挥手呼喊，撑船的人才把船从江的那边撑到这一边。江水时缓时急，河底的石子青苔清澈可见。每次，读沈从文总能感受到他的那份爱心。那份对底层乡土人物深深的爱怜，由他的笔，注入到他笔下的人物身上，让人不能不产生同感。《边城》里的翠翠，《三三》里的三三，《箫箫》中的箫箫，《灯》里的老兵，《丈夫》里的丈夫,《雪》中叔远的母亲，辰河上多情的水手，甚至吊脚楼上的卖身女，都让人感受到作者那份爱心。沈从文常说自己是乡下人，那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乡下人所受的艰辛。他出身的偏远山城，他的少年，青年、走过的道路都不同于都市人的生活。他目睹过各类军阀的混战，革命的狂热，人们对生命的漠视。他目睹许多底层人物生活的艰难，却又充满了乐观，他说自己不配去同情他们。他笔下的人物、身份虽然低微、生活虽然艰辛，但却并不自怜，沈从文用他的笔，描绘这些卑微人物中人性的美。沈从文有许多作品都是以水为背景。他说，水看似柔弱，但却能包容万物，滴水穿石。他说，水教他学会粘合卑微琐碎的人生，依然还有航海扬帆的梦想。

沈从文是一个作家，但也是一个学者。他用那种乡下人独特的执着，去研究尝试不同的写作方式。这种尝试表现在他的诸如《月下小景》，《龙珠》等文章。这种学者的态度，使他能在后来的艰辛中，仍然能从事历史文物的研究。新政权成立以后，沈从文受到了批判，被北京大学解除了教授的职位，精神极度郁闷以至自杀。新政权讲文章要为革命需要，要为政治服务。而沈从文的作品中，并没有那些革命的激昂，有的只是一些普通的人性表现。有美好的，也有丑恶的，无论是一个旧式军人，还是一个革命者。从这一点上讲，沈从文也许是“过时了”。他所表达的那些人性，已经是新政权不需要的，也不允许的。沈从文最后选择了历史文物研究。一方面讲是不得以，另一方面讲却是最好的选择。他既没有选择象胡适那样，去了台湾。也没有象张爱玲那样，在五十年代离开大陆。又不能完全改变自已来迎合新政权的政治需要，写一些垃圾文字。所以历史文物研究是他最好的选择，既迎合他个人的一些兴趣，又符合他那种学者的性格。用他自已的话说，是踏踏实实地为社会，为人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他虽然没有完成自已还要写几十本书的理想，但他在中国古代服妆上的研究，实现了他为人类，为社会做有益事的目标。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不会因政权的更替，时间的流逝而成为无用的东西。

两千年初，我在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国立研究所从事物理的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巫宁坤先生的《一滴泪》（A Single Tear），才知道巫先生的坎坷人生。读完那本书的感受就是满纸辛酸泪。巫先生早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去参加中国的建设。却被劳动，被改造，几乎饿死在北大荒。其实，象沈从文，巫宁坤先生这样的人文学者，才真正爱着中国这片土地。他们本来需要的是一个正常的，平静的工作，写作环境。对政治没有太多的热情，却在新政权的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然而，即便是那样艰难的条件下，他们依然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