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张定和素描
（许文霞）
(《上海文学》2005年第5期)
张定和先生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著名作曲家，一位从20世纪走来、幽默风趣、思维敏锐的睿智老人，今年已有89岁高龄了。先生出身望族，幼承庭训，世家富庶，连名字都取得有点来历，隶属“和”字辈。关于这个“和”字，张家先人的期盼是：“和以致福、善可锺祥”。兴许先天名字题得好，再加后天陶冶养性，塑就先生温文尔雅、君子谦谦。先生同胞手足十位，个个操琴持曲、才气横溢；比如先生的三姐张兆和，就是文学巨擘沈从文的夫人。随之全球沈从文热的持续升温，海内外文学评论家对张兆和的迷人身世和文学才情，亦开始投注热忱。而这些评论家尚未深探到：张兆和有一位弟弟张定和，是中国音乐奇才。张先生平扑、本份、淡泊、低调，多年来甘于寂寞的创作坚持，虽在当代音乐史典和教科书中藉藉无名，但作品不胫而走，口碑早在民间。
我与先生有幸结识，成为“忘年之交”，实缘于一段历史考证。
一．《棠棣之花》的历史亮点
数年前，在整理我父亲(许如辉)[注]的书信时，发觉有这么一段文字：“我为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棠棣之花》多次作曲。”作曲且还多次，旋引起我的注意。父亲还特别注明，他为《屈原》作曲，是承蒙导演应云卫之邀。
《屈原》和《棠棣之花》，均为４０年代重庆时期辉煌的抗战话剧运动优秀剧目之一。为此，我粗略地查阅了战时重庆的《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尚未发现许如辉作曲的广告字样。后来偶尔查到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３日的《中央日报》，看到中华剧艺社借座重庆青年宫剧场演出《棠棣之花》的大幅广告：“作剧郭沫若、导演应云卫、舞台监督李天济、作曲张曲敏明、伴奏大同乐会国乐教养院”，这才显出一些端倪，看出某些名堂。
《棠棣之花》由大同乐会国乐教养院伴奏；大同乐会是许如辉与郑玉荪（中国国乐大师郑觐文之子）延续上海大同乐会的精神和旗帜，联手在重庆主持的国乐团体；而许如辉更是战时难童国乐教养院的院长。那么，作曲“张曲明敏”又是谁呢？一度，我还揣摩“张曲明敏”是否我父亲的笔名？后来，在上海读到电影演员张瑞芳女士的传记，眼睛为之一亮。张瑞芳在《棠棣之花》里饰演过春姑，导演凌鹤，作曲张定和，上海业余影人剧团演出。
看来，当年重庆，至少有中华剧艺社和上海业余影人剧团演出过《棠棣之花》，两个春姑，两位导演。而郭沫若的《屈原》也有过两位导演（陈鲤庭和应云卫），两位作曲（刘雪庵和许如辉 )……, 这错综复杂的剧目演出史，令人迷惘。
2002年盛夏，我适在北京，拨通了张定和家的电话，获得先生肯定，《棠棣之花》是他作的曲。先生还补充道：
“你爸爸为《棠棣之花》作曲，也完全有可能。”
是年8月25日，是密集拜访日程结束，离别京城的日子了，我打算好好轻松一日，仔细瞧瞧即将迎迓奥运的古都今貌，顺便购买一些音乐电影碟片, 傍晚启程回沪。一位北京友人透风：到西单商场选购碟片，定有收获。上午9时，我向京城一些朋友电话辞别，包括张定和先生。不期通话后，先生又透露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意义非同小可。我决计舍“西单”而去拜访张老，并约好11:30分抵达。电话中，张先生仔细制定了我的行走路线，叮嘱我不要介意他的寓所附近是一片正待开工的废墟之地。
匆匆走进北京美术馆招待所附近一家饭庄, 点了一碗面条，果腹后，便上路了。
八月的北京，骄阳似火．我手捏地图，七转八弯，总算来到陶然亭畔中国歌剧舞剧院所在地，比预期抵达的时间迟延少许。眼前的景致，断墙颓垣，瓦砾遍地，果然是先生所言万象更新前的杂乱，混沌和无序。
歌剧院收发室小屋里一位女士叹出头来，打量我片刻，认定是她该留意的访客，便忙不迭地说：
“ 张先生已在大门口 ( 仿佛大门已倒塌 ) 守侯多时了，刚进去。”
正寒喧着，收发室隔壁的门洞里，闪出一位着黑底配斑斓牡丹花图案连衣裙的女士，春风满面（张先生的亲人，无论老妪还是稚童，个个和蔼可亲）地迎来，自报家门，说是张先生的媳妇，负责引我进门。我琢磨她已闪进闪出多次了。
走进张家，拐过走廊，便是客厅。说是客厅，严格来说，张先生家的客厅，比起京城时下动辄标榜“维多利亚”派头的豪宅，绝不算宽敞。整间屋子以花卉草木点缀，幽香满室，几净窗明。以绿为主色调的氛围中，搭配着几件自然色彩的简单木制家具，应了“ 室雅何须大” 的古训。
沐浴着日光疏影的张先生，戴了一顶棒球帽，身著蔚蓝色衬衣，款款而来，与我握手．初见先生，只见他肤色白皙，板朗精瘦；脸容清癯，目光炯明；举手投足，利索干练．耄耋之人必定龙肿老态的主观臆想，瞬间消逝；先生气定神闲的从容和儒者的敦厚相，更令我心中大呼：真是室雅主更雅也．我按下了快门，为绿荫丛中的张先生，留下一帧影像．坐定后，先生拧开落地电扇, 又不忘递上一钵北京特制的酸梅汤，顺势拉打开了话匣。
先生甫开口，又出乎我的意外：
“我与你爸爸是认识的，４０年代在重庆看演出和开会，时有碰面。有几次，他来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看演出，他的模样，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你爸爸是搞民乐的，大同乐会在重庆的名声是不错的。”
接着，先生又仔细盘问我父亲后半生的方方面面，乃至何年何月何日因何病在何地故世的详情．不得不说，开初的话题，于我是抑郁而沉重的，但分明能感觉到先生的亲和力。随之而来的即兴对谈，彼此间的心理距离，愈来愈短。主题很快就移到轰动重庆的话剧上，先生记忆明朗，纹理清晰，以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娓娓道出了那段重要的音乐史：
“话剧《棠棣之花》是１９４１年冬天首演的。这部话剧音乐只有歌曲，没有乐曲。总共是１２支歌。作曲“张曲明敏”，是指两个人，“张曲”是我，“明敏”就是李广才。
我写了８首歌，李广才写了４首歌。我对外只说写了７首，因为其中有两首《去吧，兄弟呀》，一是全歌，一是全歌的片段。
当时全剧的伴奏乐器是很简单的，只用两支长笛和一把大提琴。有一场戏是失明流浪艺人的幼女演唱“士为知己死”的豫让故事的唱段，失明老人抚着古琴伴奏。老人的扮演者其实不会弹琴，由大提琴在台侧用拨奏为他配音。
周总理前后看了８次《棠棣之花》， 前７次在４０年代的重庆，第８次是１９５７年的北京。
你爸爸（指许如辉）为《棠棣之花》作曲可能性很大。
《棠棣之花》１９４１年冬首演后，我就离开了重庆，谱子没有正式出版过。《棠棣之花》后来在重庆再次演出时，他们找不到我的曲谱，音乐一定会找人重新配写。大同乐会用民乐伴奏的演出，我没有看过。你爸爸找不到我的谱子，他一定用民乐写了伴奏，重新配器，又写过的。但配器者的名字，一般不列在广告上.。
其实配器也是一种创造，它的付出，不比作曲少。根据音乐理论家钱仁康的观点，配器实际上也是创作。
《屈原》的情况也是一样，虽然是刘雪庵作曲，很可能你爸爸（许如辉）配过器。但是，配器者的名字是不列在演出说明书上的。有可能有些演出场合，你爸爸用民乐谱过曲。”
我快速将张先生的口述记录在案，实感慨不已：前仆后继，有多少作曲家，包括张定和、李广才、许如辉、刘雪庵、参与了郭沫若的话剧《棠棣之花》、《屈原》的音乐创作？张先生的入微梳理，增添了我继续寻找父亲民乐版曲谱的心。比起时下动辄几百人的大乐队，当年的伴奏器乐一度只有两支长笛和一把提琴，又显得多么简陋? 但又有谁会否认40年代《棠棣之花》、《屈原》等话剧音乐的历史辉煌？
顺手，张先生从沙发边上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手稿复印件，说是送给我的。我接手后，连声道谢细看，正是《话剧<棠棣之花>歌曲集》，内含１２支历史名曲，有“湘累”、“在昔有豫让”、“侬本枝头露”等，完全经由张先生一手工整的蝇头小楷抄写而成，精湛之致，任何人见了都会叹为观止。先生无愧是上海美专毕业生，照此修练结果看来，他完全有功力在一粒米上大做文章，镌刻历史风卷画的。
手上的歌曲集内，又读到先生更小一号字的注释，缕析《棠棣之花》历年演出的歌词和情节变化，如“树改为花”，“侠义改为义侠”，“溶改为融”，“１９４１年在重庆演出时是让春姑死去的，１９５７年演出时不让春姑死去”等等……。先生认真得可以，精细中屡见谨严，治学一丝不苟。
《棠棣之花》和《屈原》恢弘、典重的历史话题结束了，我们返回现实。张先生稍弛片刻，提出要请我午膳，品尝北京烤鸭。他还特别介绍，中央芭蕾舞剧团隔壁一家餐馆的烤鸭很不错。我盛情难却，心想，就权当陪先生去用餐吧，便答应了，并问是否要叫一部“出租车”？他答道：“不用的，就在附近。”
烈日当空，我们朝“烤鸭”奔去。说是“附近”，其实也足有２０分钟里程的。张先生疾步行走，“矫健如飞”；后生如我辈，不中用地时被拉下一段距离；惭愧之余，又深为先生体魄硬朗而高兴不已。
抵达餐厅，只觉吆五喝六，人声鼎沸，高朋满座，生意极为兴隆。先生欢悦地点了一只香气四溢的脆皮大烤鸭，随后静静地观望眼前一位高头大马，满面油光红润的“御厨”当众表演。只见大师傅龙飞凤舞，挥刀削片。顷刻间，刀落鸭碎，脆皮鸭被支解成两大盘，外加满桌甜点佳肴，足有６个人用餐的排场，显然消受不完。
席间，所有的话题, 直奔音乐, 细节则恕我在此从略了。
餐毕，先生将烤鸭的精华部分和卷饼盛在盒子里，还不忘添上几段条葱, 嘱我傍晚带上火车；他又把鸭骨架放在另一个盒子里，说是留给夫人吃；随后，又不由分说地挎了一大堆盒子，朝来路折回。先生善解人意，待客厚重，从这则“烤鸭故事”，实见一斑。
回程路上，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文霞，你这样扎扎实实在做些工作，是很好的，我要送一点资料给你。”
这次，我随先生来到歌剧院大院深处另一栋风格迥然不同的居屋。爬上楼，只见迎面门扇上悬了一条告示：
“午休时间（下午一时半到三时半），请谅。”
显然又遇上了先生的杰作。
开启房门，与先生相濡以沐的王令诲女士，正蜷曲在床的里角午睡。为了不打碎老夫人的美梦，我们蹑手蹑脚地移步前进。相比原先的雅室，这间屋子摆设陈旧，但抬头举目，皆是书籍与文件，文化内涵厚重。我始大悟，如果前屋为接待宾客之处，此地才是先生捻定乾坤，运筹帏幄之所。先生不嫌家陋，请我入室，完全视我为同道人了。
连日在京城奔波，我已疲惫不堪，恍惚中见先生在文献堆中不停地穿梭，又如变魔术般将头顶上一盏照明灯的多重拉线上升下缩（先生有“张科怪”之雅称），“变出”《水》（家族杂志）、《定和自叙》（自传）、《遥远的音痕》（歌曲集）和评议文章等一大堆资料。 除《水》外，其余均编上号码， 赠送与我。
见到这批珍贵资料，我立即醒神，伏在窗棂旁一张八仙桌上，仔细浏览起来。《水》是有六十年历史的家族内流传的出版物，当年取“水”为刊名，来自沈从文先生的触感：“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侵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
而《定和自叙》则是先生音乐生涯的一部重要自传，记载了他的历年作品和主要音乐活动。我更惊见《定和自叙》文字潇洒，表述练达，透显了２０世纪早期文人才具有的国学功底，隋唐遗风的笔端下，现代人的烦恼力透纸背。静止的音乐符号和陈规旧事，在张先生笔下，显得生气勃然，平添了《定和自叙》学术分量之外，尊古而不流于八股的耐读性。
张先生１９３３年成为上海国立音专黄自的及门弟子，主攻西洋音乐作曲理论，成名作是“流亡之歌”，也即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创作的话剧《凤凰城》的主题歌；直到今天，该歌依然在各地传唱。早在４０年代的重庆，成都和上海，张先生就举办过个人作品音乐会．１９４６年８月，先生在上海举办音乐会时，上海《大公报》曾出了一期《张定和特刊》，四姐张充和亲自为刊头题字；三姐夫沈从文则在《大公报》文艺版拨冗撰文“定和是个音乐迷”。
如今，张先生不想再举办任何音乐会了，他认为作品已留驻人间（事实也真如此，一位旅居美国的老先生, 知道我正在写张定和，嘱咐我向张先生致意, 他至今还会吟唱张定和作于重庆时期的歌曲），没有必要再去演那些过去的东西。
暂且不对张定和２８０余部音乐作品逐个分析，也不纵论他与二姐夫（张允和的先生，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珠联璧合的大量汉语拼言字母歌如何吟诵民间；更可把他为欧阳予倩的《桃花扇》、田汉的《文成公主》、陈白尘的《大风歌》等话剧、卢肃的歌剧《槐荫记》以及孙颖编导的舞剧《铜雀伎》所谱作的叮当作响的曲子搁在一边，单凭一部极具亮点的《棠棣之花》，先生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还容置疑吗？
离别时，我留下了载有拙文的《中国音乐学》杂志，恳请先生斧正。
二．名作曲家的学术理念
拜见张定和先生后，我就绕道上海，回多伦多了。及后，常与他电话倾谈，叩问学术真谛：微自作曲捷径，宏到曲式构架，先生鞭辟入里，解说得一清二楚，不经意中常闪烁出重要的音乐思想，于我，感觉实在美妙。我想，如果成功的作曲家可以用艺术型，学者型来界定的话，张先生显然属于后者，他是一位颇有学术理念，极具学者风范的作曲家。
有一回，我绍介先生：多伦多有很多族裔交响乐团，其中华人乐团就起码有４到５家，大多数演奏贝多芬，西贝流士，德沃夏克的作品。华人乐团演出时，常吸引不少洋人来观摩。但在幕间休息时，我发觉那些外国人面面相视，呆呆地坐在场中，若有所思。解读他们迷惑的脸部表情，仿佛在喃喃自语：我们是来听东方情调音乐的，如果尽演奏我们西方的音乐，又何必坐在这儿呢？（顺便一提，最近读到作曲家谭盾的文章，持同样观点：我湖南人写的东西，西方人喜欢，因为我写的东西不是西方的，是中国的；反过来，我如果写西方的东西，他们不喜欢．德国的乐队应演奏贝多芬的作品；俄国的乐队应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钢琴演奏家殷承宗对国外舞台受欢迎的中国曲目分析后直言：中国的音乐在中国古乐和戏曲音乐中）。这个现象勾起我萦绕心头久远的想法：是不是可供演奏，具民族风格的中国交响乐和歌剧作品太少？欲扭转这种劣势，可否从祖国的民歌，戏曲音乐中寻找些养料？
听罢，先生肯定地回答：
“具有我们特点的交响乐和歌剧作品太少。中国的作品弘扬出去的东西不多，从中国民间的音乐，民歌，说唱和戏曲方面吸收养料，这是一条出路。中国作曲的人可以写各种风格的音乐，但是主要还是应该发展中国的东西，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中国的作品. 管弦乐，歌剧都应该这样。”
我又探问先生对西洋古典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看法， 他认为：
“古代的音乐，无论是曲是歌，也无论是中是西，它们虽然在时间上似乎离开我们很远很远，但是，我们对它们都不应有成见而歧视， 因为它们之中都有很好的东西，那都是很好的遗产。”
另有一次，我向先生推崇：每年夏季，多伦多繁忙的丹佛士大街上，会举办一年一度，长达数日的“希腊美食节( Greek Food Festival )”，人山人海，俨如庙会，蔚为壮观。期间，沿途近十个街口，警察疏道，车辆停摆，摊位林立，商贾吆喝， 游客如织。 蘸着白脱油的玉米棒，甜人心屝的千层蛋噠，撒满紫盐，浸透醋酸和大蒜的希腊串烤，香气扑鼻，飘洒数里，令人垂涎欲滴，食指大开。 美食节期间，丹佛士大街的中央，扎满了巨型看台，每隔数米相遇一个。希腊音乐家倾巢而出，器乐配备庞大精全 ( 不乏希腊民族乐器 ). 演奏的曲目，清一式是希腊妙乐。不分族裔的观光客，前呼后拥，驻足聆听，如痴如颠，拍掌叫好。那种咀嚼希腊美点，浸润希腊美乐的感觉，实在是棒极了! 古希腊悠久文明和文化，全然通过它独有的民族音乐，呈堂于世界。我不由感叹：一个民族对世界音乐的贡献，莫过于象希腊一样，舒展其民族性、独特性和唯一性之妙。而相比中国在海外的庆典音乐，至今仍停留在“舞狮、醒龙(近年增加了一些腰鼓队)” 的打击乐层次，差距显见。五千年文明孕育下之中国音乐，真该如此单薄吗? 有些想法我已写在文章里了。
先生说：“你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等我看了你的文章后，再给详细意见。”
张先生虽然学的是西洋音乐，但善用西方作曲技巧，作品表达出浓烈的中国民族风格。他自小就在苏州长大，家在苏州，久居苏州，对昆曲情有独钟，于其它戏曲也寄予厚爱，总共创配了７部戏曲音乐。早在５０年代初，他就到戏曲界采风，谱写了根据沪剧《罗汉钱》移植的评剧音乐，他又是昆曲《十五贯》和汉剧《二度梅》艺术影片的作曲，让他谈谈对戏曲和戏曲音乐的看法，是合适的人选。我把问题提出后，先生显得很兴奋，不加思索，一气呵成说出如下一段话：
“ 戏曲中的音乐是民间的，大众化的，普及率和生命力都很强的艺术；它是在各地民歌，说唱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很重要。”
我不得不佩服先生的思辩和归纳能力，脱口而出，就给戏曲音乐下了一条严密、完整的定义。先生对中国传统音乐（含戏曲音乐）的思考是良久的，认识是深邃的。先生又补充道：
“一般的地方戏曲，老百姓容易听得懂，而昆曲比较高深。昆曲是有韵文的东西，是一种口头文学艺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遗产，受到联合国保护，是有道理的。南昆是五声音阶，北昆是七声音阶。京剧、川剧等剧种都从昆曲中吸收过养料。戏曲在解放后受到重视，并得到发展，又产生了新的戏曲剧种。比如，至少，在北京有由京韵大鼓和其它曲艺发展成的曲剧，东北有由二人转发展成的吉剧。”
我又问：“您和一些作曲家是否有深入戏曲音乐的念头呢？”
张先生回答说：
“也有人曾经这样想过。有的人有这个意愿，也不一定有机会写戏曲音乐。要有一定的剧本、演员、场合、才能创作出来。许多事情说来话长，我以后再告诉你。就是歌剧音乐，也不是一些好的作品轮到你去写的。”
先生的识见与幽邃，最后一句话的话中话，留下了值得遐想的宏大空间。
张先生在谈吐中多次提到恩师黄自，评价很高，更对黄自１９３８年早逝而痛惜不已。我透露：１９３７年４月８日，黄自还在上海电台讲解音乐。先生补充道：１９４０年后的重庆，还有介绍黄自的消息。他藏有黄自的《长恨歌》曲谱。
一听到《长恨歌》三个字，我又接口说：“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６日，在重庆曹家庵文化会堂，我父亲(许如辉)率领大同乐会中国国乐团，以弦乐三重奏的形式, 公开演奏过黄自的《长恨歌》（注：那场演出，大部分是许如辉的器乐作品)。《长恨歌》演奏的高音部分是许如辉、张静波；中音部分是戴毅、俞良咸；低音部分是石茂庆、朱协中）。”
张先生以肯定的口吻说：
“黄自和许如辉，都是坚守民族音乐创作方向的前辈。”
记得小时候，我随父亲在上海观摩了不少戏曲演出，包括周传瑛主演的昆曲戏曲片《十五贯》和陈伯华主演的汉剧电影《二度梅》。《十五贯》的曲折剧情，俨如一部著古装的现代推理侦察片，印象十分深刻。周传瑛扮演的况锺，王传淞诠释的娄阿鼠，至今仍在脑际浮现，逗留。惜《十五贯》的音乐旋律，因当年不懂欣赏而疏忽了。有朝一日，再次观摩《十五贯》，我将悉心辨听张先生写的妙乐。
解读先生浩瀚的音乐作品，必须解构先生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张定和先生绝对是一本值得细读的“厚书”！
三．《定和自叙》幽默背后的苦涩
前述张定和先生的《定和自叙》，是由他亲自题跋的：“旧人、旧事、旧物、旧创作；自撰、自编、自滕、自装帧。” 究竟内容如何殷实，文笔怎么斐扬，只要品味这惜墨如金，１８个字的题跋，一切尽在不言中。《定和自叙》必远诵时流。
平心而论，捧读《定和自叙》，品呷那幽默的文字时，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中规中矩的作曲家，调侃揶揄的本领一流：调侃自己，调侃朋友，调侃历史……。幽默本是一种“逻辑的倒置”，初读似觉悖谬，其实是一种“二律背反”，也即一件事物肯定它的同时，往往含有某种反对它的意思，反之亦然。先生熟谙幽默，但《定和自叙》幽默揶揄的背后，隐藏了辛酸苦涩的无可奈何。先生不是圣人，人世间不尽如意的事件，无可避免。为此，他以曲笔，勾勒出“小人的小动作”；以春秋笔法，铺叙出如何在人的尊严尽失的文革运动中，维护自己的尊严。最后，又“一笑泯恩仇”, 不计前嫌； 率性、可爱、 聪颖、秉直的个性，尽收眼底。
如“未终的终曲”(《定和自叙》13章)中，先生感慨：“我的人生旅途80多年，风风雨雨，不乏坎坷磨难，甜酸苦辣，备尝荣辱悲欢。” 文革运动中，先生被视为阶级敌人，关押“牛棚”，鞭打揪斗，坐过“喷气式飞机” ( 先生回忆：两边各有一人，拧着他的肩膀，让他弯下腰；另有第三个人抓住他的头发，将头摁下，每次连续三个小时折磨。) 他被挨打之事，原先瞒着孩子，后来不得不说。因为有一次以遒、以童两孩外出迟归，歌剧院大门锁上了，红卫兵不让进。以遒就跳墙进去，坐在收发室的桌子上，与红卫兵大吵并论及其它。张先生和夫人事后苦劝一天，以遒仍固执已见，先生只好吐出已受到威胁，将被虐待的后果，以遒才作罢）。读罢，实五味杂陈，滑稽乎？辛酸也！
生活中，先生也以诙谐为武器，化解了一个又一个难堪。我曾好奇地问起反右斗争中可有受到冲击？他答曰：
“１９５６年我被派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为《十五贯》配写音乐，北京与上海都没叫我提意见，失去了当右派的机会。”
先生还是不忘幽默。
回想那次去“烤鸭店”的路上，先生缓缓地对我说过一段话：
“文革时期，我被揪斗得很厉害时，很着慌。我仿佛驾了一条小船，载了全家老小，在水上漂来漂去，不知岸在何方，万一有意外怎么办？”
听后不由一怔，怎么与我父亲的闪念一模一样？文革初期，父亲被关押收审，也是惊恐莫名，他在拍字簿中记道：“ 完了, 我这辈子是彻底完了! 我完了, 家里几个小孩子还要抚养，怎么办? ”
记得多伦多图书馆的书架上躺着的一本书，标题很醒目，叫《父亲是屋顶》。此刻，用“父亲是屋顶”来赞誉这两位作曲家的责任感，再恰当不过。大难当头，他俩不约而同，苦苦寻求“艺术生涯告终与家庭不堪重荷”间的平衡。善者也！一众无搏鸡之力，纯真荐弱的中国特定时期的作曲家！
先生读了我写的《我的父亲许如辉与中国早期流行歌曲》后，在电话里悄悄地对我说：“文霞，你的文章仿佛是为我写的。”
闻声，又令我始料未及，唏嘘不已！我从废墟里挖出一位作曲家，竟冒出另一位在世作曲家自行“对号入座”！
中国音乐界对我们的前辈音乐家，是很疏忽和亏待的。一些音乐家不事张扬，但同样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默默无闻地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着一切，他们受的委屈最多，他们的遭遇最值得同情，而到了该拨乱反正洗刷污水的时候，最没有份的往往是他们，他们成了永远被遗忘的一族。这样的文化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可以列出一大堆。
前岁，张定和被授予国内颁发的“金钟奖”中的“荣誉奖”（终身成就奖 ).相比同时代的音乐家，他是幸运的，一枚沉甸甸的金质奖章，挂在墙上将很眩目；他是高兴的，这是五十年对他音乐成就的官方首肯；他又是淡然的，因为他没有亲自去领奖。
有关张先生的人物专访文章，坊间已逐年增多。遗憾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举凡介绍他的文字，一般见诸于《中国老年报》，《老年文化》等大众化刊物居多。何时对张定和的研究，从界外（老年健康）移到界内（音乐学）来呢？
著名音乐评论家刘再生教授近年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中国音乐的前途，主要依赖于作曲家的创作”；而另一位著名音乐理论家郭乃安先生早于９０年代初就提出：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
十多年来，又有多少作曲家和他们的音乐思想被瞄准和投向过? 50 年来，对硕果仅存的音乐人物( 如张定和 ) 的关注， 始终不及研究声浪大得多的 “ 钟编、 律管 ” 等出土文物。诚然，无人会诋毁 “ 钟编、 律管 ” 在中国音乐史上划时代的考古意义。问题的症结是， 这种“ 音乐家和器乐文化 ” 的研究失调，已形成某种思维定势：中国近现代辉煌的文化史上，没有涌现出足与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交相辉映、等量齐观的音乐家群。关注音乐界现状的人士颇为纳闷：只有十来所音乐院校为后盾，近乎微薄的中国音乐理论研究队伍，如何合理分配资源 ( 含经费和人员 ) ? 不妨窥视一下我们的近邻文学界吧，他们将历朝当代重要文学家们逐个研究得多么剔透! 文学界有两千余所大专院校庞大的文艺理论新兵作后盾，加之民间文学爱好者极为活跃、层出不穷的主动介入，他门有千百条理由，去考证“ 宣纸、湖笔、歙墨”种种；但文学评论界并不热衷于此，选择的是以人为本的聪明路子，这正是音乐界望尘莫及，音乐学尚未成为大学科的缘由，尽管它与民众的亲疏关系，毫不比文学逊色!
跨越世纪的张定和老人，著述等身，但没有即刻停息，晨曦即起，夜深未眠，在无助手的情况下，与时间赛跑，和夫人忙乎于斗室，编篡着《静阁缀钞》。这是一部比《定和自叙》卷轶浩繁的巨制，内容已超越音乐，包括先生的歌曲集，他与家人的诗画集，家中珍藏的名作集等等，计14大本。《静阁缀钞》必将成为张氏门第文化现象研究的重要文献。
有一次，先生在电话里即兴吟咏了将入“ 缀钞” ， 未曾发表过的一首诗：
广厦千间，夜眠八尺；
良田万倾，日食一升。
听罢，不由释然：这诗作，不正是作曲家张定和先生淡然、豁达、平朴心境的自然流溢吗？
------------------
[注]： 许如辉 ( 1910-1987 )， 又名水辉、白沙、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生前居住上海，中国有声电影、流行歌曲、民乐曲、音乐剧、戏曲音乐作曲家， 剧作家，演奏家，音乐活动家。作品有《永别了我的弟弟》、《搁楼上的小姐》、《卖油条》、《下琼楼》、《劫后桃花》、《女权》、《董小宛》、《木兰从军》、《国家典礼乐章》、《寒夜闻柝》、《钗头凤》、《为奴隶的母亲》、《陈化成》、《王魁负桂英》、《 少奶奶的扇子》等300多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