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新闻动态 | 纪念专辑 | 许如辉研究 | 大同乐会 | 民族器乐 | 流行歌曲 | 电影戏剧 | 戏曲音乐 | 作品年谱 | 学人学界 | 文霞专栏 | 著作权 | 许如辉戏曲音乐冤案 | 作品赏析 |交流论坛
设为首页┆加入收藏

作曲家张定和素描
5/17/2007 点击数:2485

作曲家张定和素描

(许文霞)

  (《上海文学》2005年第5)  

 

     张定和先生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著名作曲家,一位从20世纪走来、幽默风趣、思维敏锐的睿智老人,今年已有89岁高龄了。先生出身望族,幼承庭训,世家富庶,连名字都取得有点来历,隶属“和”字辈。关于这个“和”字,张家先人的期盼是:“和以致福、善可锺祥”。兴许先天名字题得好,再加后天陶冶养性,塑就先生温文尔雅、君子谦谦。先生同胞手足十位,个个操琴持曲、才气横溢;比如先生的三姐张兆和,就是文学巨擘沈从文的夫人。随之全球沈从文热的持续升温,海内外文学评论家对张兆和的迷人身世和文学才情,亦开始投注热忱。而这些评论家尚未深探到:张兆和有一位弟弟张定和,是中国音乐奇才。张先生平扑、本份、淡泊、低调,多年来甘于寂寞的创作坚持,虽在当代音乐史典和教科书中藉藉无名,但作品不胫而走,口碑早在民间。
  
      我与先生有幸结识,成为“忘年之交”,实缘于一段历史考证。


       一.《棠棣之花》的历史亮点


     数年前,在整理我父亲(许如辉)[]的书信时,发觉有这么一段文字:“我为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棠棣之花》多次作曲。”作曲且还多次,旋引起我的注意。父亲还特别注明,他为《屈原》作曲,是承蒙导演应云卫之邀。

 

    《屈原》和《棠棣之花》,均为40年代重庆时期辉煌的抗战话剧运动优秀剧目之一。为此,我粗略地查阅了战时重庆的《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尚未发现许如辉作曲的广告字样。后来偶尔查到1946年1月13日的《中央日报》,看到中华剧艺社借座重庆青年宫剧场演出《棠棣之花》的大幅广告:“作剧郭沫若、导演应云卫、舞台监督李天济、作曲张曲敏明、伴奏大同乐会国乐教养院”,这才显出一些端倪,看出某些名堂。

 

   《棠棣之花》由大同乐会国乐教养院伴奏;大同乐会是许如辉与郑玉荪(中国国乐大师郑觐文之子)延续上海大同乐会的精神和旗帜,联手在重庆主持的国乐团体;而许如辉更是战时难童国乐教养院的院长。那么,作曲“张曲明敏”又是谁呢?一度,我还揣摩“张曲明敏”是否我父亲的笔名?后来,在上海读到电影演员张瑞芳女士的传记,眼睛为之一亮。张瑞芳在《棠棣之花》里饰演过春姑,导演凌鹤,作曲张定和,上海业余影人剧团演出。
 
  看来,当年重庆,至少有中华剧艺社和上海业余影人剧团演出过《棠棣之花》,两个春姑,两位导演。而郭沫若的《屈原》也有过两位导演(陈鲤庭和应云卫),两位作曲(刘雪庵和许如辉 )……, 这错综复杂的剧目演出史,令人迷惘。
  
         2002年盛夏,我适在北京,拨通了张定和家的电话,获得先生肯定,《棠棣之花》是他作的曲。先生还补充道:
  
         “你爸爸为《棠棣之花》作曲,也完全有可能。”
  
       是年8月25日,是密集拜访日程结束,离别京城的日子了,我打算好好轻松一日,仔细瞧瞧即将迎迓奥运的古都今貌,顺便购买一些音乐电影碟片, 傍晚启程回沪。一位北京友人透风:到西单商场选购碟片,定有收获。上午9时,我向京城一些朋友电话辞别,包括张定和先生。不期通话后,先生又透露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意义非同小可。我决计舍“西单”而去拜访张老,并约好11:30分抵达。电话中,张先生仔细制定了我的行走路线,叮嘱我不要介意他的寓所附近是一片正待开工的废墟之地。
 
          匆匆走进北京美术馆招待所附近一家饭庄, 点了一碗面条,果腹后,便上路了。

 

        八月的北京,骄阳似火.我手捏地图,七转八弯,总算来到陶然亭畔中国歌剧舞剧院所在地,比预期抵达的时间迟延少许。眼前的景致,断墙颓垣,瓦砾遍地,果然是先生所言万象更新前的杂乱,混沌和无序。
  
     歌剧院收发室小屋里一位女士叹出头来,打量我片刻,认定是她该留意的访客,便忙不迭地说:
  
      “ 张先生已在大门口 ( 仿佛大门已倒塌 ) 守侯多时了,刚进去。”
  
     正寒喧着,收发室隔壁的门洞里,闪出一位着黑底配斑斓牡丹花图案连衣裙的女士,春风满面(张先生的亲人,无论老妪还是稚童,个个和蔼可亲)地迎来,自报家门,说是张先生的媳妇,负责引我进门。我琢磨她已闪进闪出多次了。
  
     走进张家,拐过走廊,便是客厅。说是客厅,严格来说,张先生家的客厅,比起京城时下动辄标榜“维多利亚”派头的豪宅,绝不算宽敞。整间屋子以花卉草木点缀,幽香满室,几净窗明。以绿为主色调的氛围中,搭配着几件自然色彩的简单木制家具,应了“ 室雅何须大” 的古训。
  
     沐浴着日光疏影的张先生,戴了一顶棒球帽,身著蔚蓝色衬衣,款款而来,与我握手.初见先生,只见他肤色白皙,板朗精瘦;脸容清癯,目光炯明;举手投足,利索干练.耄耋之人必定龙肿老态的主观臆想,瞬间消逝;先生气定神闲的从容和儒者的敦厚相,更令我心中大呼:真是室雅主更雅也.我按下了快门,为绿荫丛中的张先生,留下一帧影像.坐定后,先生拧开落地电扇, 又不忘递上一钵北京特制的酸梅汤,顺势拉打开了话匣。 
   
         先生甫开口,又出乎我的意外:

 

 “我与你爸爸是认识的,40年代在重庆看演出和开会,时有碰面。有几次,他来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看演出,他的模样,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你爸爸是搞民乐的,大同乐会在重庆的名声是不错的。”

 

     接着,先生又仔细盘问我父亲后半生的方方面面,乃至何年何月何日因何病在何地故世的详情.不得不说,开初的话题,于我是抑郁而沉重的,但分明能感觉到先生的亲和力。随之而来的即兴对谈,彼此间的心理距离,愈来愈短。主题很快就移到轰动重庆的话剧上,先生记忆明朗,纹理清晰,以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娓娓道出了那段重要的音乐史:

 

       “话剧《棠棣之花》是1941年冬天首演的。这部话剧音乐只有歌曲,没有乐曲。总共是12支歌。作曲“张曲明敏”,是指两个人,“张曲”是我,“明敏”就是李广才。


       我写了8首歌,李广才写了4首歌。我对外只说写了7首,因为其中有两首《去吧,兄弟呀》,一是全歌,一是全歌的片段。


       当时全剧的伴奏乐器是很简单的,只用两支长笛和一把大提琴。有一场戏是失明流浪艺人的幼女演唱“士为知己死”的豫让故事的唱段,失明老人抚着古琴伴奏。老人的扮演者其实不会弹琴,由大提琴在台侧用拨奏为他配音。


       周总理前后看了8次《棠棣之花》, 前7次在40年代的重庆,第8次是1957年的北京。


       你爸爸(指许如辉)为《棠棣之花》作曲可能性很大。


      《棠棣之花》1941年冬首演后,我就离开了重庆,谱子没有正式出版过。《棠棣之花》后来在重庆再次演出时,他们找不到我的曲谱,音乐一定会找人重新配写。大同乐会用民乐伴奏的演出,我没有看过。你爸爸找不到我的谱子,他一定用民乐写了伴奏,重新配器,又写过的。但配器者的名字,一般不列在广告上.。


       其实配器也是一种创造,它的付出,不比作曲少。根据音乐理论家钱仁康的观点,配器实际上也是创作。


      《屈原》的情况也是一样,虽然是刘雪庵作曲,很可能你爸爸(许如辉)配过器。但是,配器者的名字是不列在演出说明书上的。有可能有些演出场合,你爸爸用民乐谱过曲。”

 

      我快速将张先生的口述记录在案,实感慨不已:前仆后继,有多少作曲家,包括张定和、李广才、许如辉、刘雪庵、参与了郭沫若的话剧《棠棣之花》、《屈原》的音乐创作?张先生的入微梳理,增添了我继续寻找父亲民乐版曲谱的心。比起时下动辄几百人的大乐队,当年的伴奏器乐一度只有两支长笛和一把提琴,又显得多么简陋?  但又有谁会否认40年代《棠棣之花》、《屈原》等话剧音乐的历史辉煌?  
  
     顺手,张先生从沙发边上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手稿复印件,说是送给我的。我接手后,连声道谢细看,正是《话剧<棠棣之花>歌曲集》,内含12支历史名曲,有“湘累”、“在昔有豫让”、“侬本枝头露”等,完全经由张先生一手工整的蝇头小楷抄写而成,精湛之致,任何人见了都会叹为观止。先生无愧是上海美专毕业生,照此修练结果看来,他完全有功力在一粒米上大做文章,镌刻历史风卷画的。
  
     手上的歌曲集内,又读到先生更小一号字的注释,缕析《棠棣之花》历年演出的歌词和情节变化,如“树改为花”,“侠义改为义侠”,“溶改为融”,“1941年在重庆演出时是让春姑死去的,1957年演出时不让春姑死去”等等……。先生认真得可以,精细中屡见谨严,治学一丝不苟。
  
     《棠棣之花》和《屈原》恢弘、典重的历史话题结束了,我们返回现实。张先生稍弛片刻,提出要请我午膳,品尝北京烤鸭。他还特别介绍,中央芭蕾舞剧团隔壁一家餐馆的烤鸭很不错。我盛情难却,心想,就权当陪先生去用餐吧,便答应了,并问是否要叫一部“出租车”?他答道:“不用的,就在附近。”
  
     烈日当空,我们朝“烤鸭”奔去。说是“附近”,其实也足有20分钟里程的。张先生疾步行走,“矫健如飞”;后生如我辈,不中用地时被拉下一段距离;惭愧之余,又深为先生体魄硬朗而高兴不已。
  
     抵达餐厅,只觉吆五喝六,人声鼎沸,高朋满座,生意极为兴隆。先生欢悦地点了一只香气四溢的脆皮大烤鸭,随后静静地观望眼前一位高头大马,满面油光红润的“御厨”当众表演。只见大师傅龙飞凤舞,挥刀削片。顷刻间,刀落鸭碎,脆皮鸭被支解成两大盘,外加满桌甜点佳肴,足有6个人用餐的排场,显然消受不完。

 

        席间,所有的话题, 直奔音乐, 细节则恕我在此从略了。
  
       餐毕,先生将烤鸭的精华部分和卷饼盛在盒子里,还不忘添上几段条葱, 嘱我傍晚带上火车;他又把鸭骨架放在另一个盒子里,说是留给夫人吃;随后,又不由分说地挎了一大堆盒子,朝来路折回。先生善解人意,待客厚重,从这则“烤鸭故事”,实见一斑。  
  
         回程路上,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文霞,你这样扎扎实实在做些工作,是很好的,我要送一点资料给你。”
  
     这次,我随先生来到歌剧院大院深处另一栋风格迥然不同的居屋。爬上楼,只见迎面门扇上悬了一条告示:
  
  “午休时间(下午一时半到三时半),请谅。”
  
        显然又遇上了先生的杰作。
  
       开启房门,与先生相濡以沐的王令诲女士,正蜷曲在床的里角午睡。为了不打碎老夫人的美梦,我们蹑手蹑脚地移步前进。相比原先的雅室,这间屋子摆设陈旧,但抬头举目,皆是书籍与文件,文化内涵厚重。我始大悟,如果前屋为接待宾客之处,此地才是先生捻定乾坤,运筹帏幄之所。先生不嫌家陋,请我入室,完全视我为同道人了。
  
     连日在京城奔波,我已疲惫不堪,恍惚中见先生在文献堆中不停地穿梭,又如变魔术般将头顶上一盏照明灯的多重拉线上升下缩(先生有“张科怪”之雅称),“变出”《水》(家族杂志)、《定和自叙》(自传)、《遥远的音痕》(歌曲集)和评议文章等一大堆资料。 除《水》外,其余均编上号码, 赠送与我。  
  
     见到这批珍贵资料,我立即醒神,伏在窗棂旁一张八仙桌上,仔细浏览起来。《水》是有六十年历史的家族内流传的出版物,当年取“水”为刊名,来自沈从文先生的触感:“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侵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
  
     而《定和自叙》则是先生音乐生涯的一部重要自传,记载了他的历年作品和主要音乐活动。我更惊见《定和自叙》文字潇洒,表述练达,透显了20世纪早期文人才具有的国学功底,隋唐遗风的笔端下,现代人的烦恼力透纸背。静止的音乐符号和陈规旧事,在张先生笔下,显得生气勃然,平添了《定和自叙》学术分量之外,尊古而不流于八股的耐读性。
  
     张先生1933年成为上海国立音专黄自的及门弟子,主攻西洋音乐作曲理论,成名作是“流亡之歌”,也即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创作的话剧《凤凰城》的主题歌;直到今天,该歌依然在各地传唱。早在40年代的重庆,成都和上海,张先生就举办过个人作品音乐会.1946年8月,先生在上海举办音乐会时,上海《大公报》曾出了一期《张定和特刊》,四姐张充和亲自为刊头题字;三姐夫沈从文则在《大公报》文艺版拨冗撰文“定和是个音乐迷”。
  
     如今,张先生不想再举办任何音乐会了,他认为作品已留驻人间(事实也真如此,一位旅居美国的老先生, 知道我正在写张定和,嘱咐我向张先生致意, 他至今还会吟唱张定和作于重庆时期的歌曲),没有必要再去演那些过去的东西。
  
     暂且不对张定和280余部音乐作品逐个分析,也不纵论他与二姐夫(张允和的先生,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珠联璧合的大量汉语拼言字母歌如何吟诵民间;更可把他为欧阳予倩的《桃花扇》、田汉的《文成公主》、陈白尘的《大风歌》等话剧、卢肃的歌剧《槐荫记》以及孙颖编导的舞剧《铜雀伎》所谱作的叮当作响的曲子搁在一边,单凭一部极具亮点的《棠棣之花》,先生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还容置疑吗?
    
     离别时,我留下了载有拙文的《中国音乐学》杂志,恳请先生斧正。


    二.名作曲家的学术理念


     拜见张定和先生后,我就绕道上海,回多伦多了。及后,常与他电话倾谈,叩问学术真谛:微自作曲捷径,宏到曲式构架,先生鞭辟入里,解说得一清二楚,不经意中常闪烁出重要的音乐思想,于我,感觉实在美妙。我想,如果成功的作曲家可以用艺术型,学者型来界定的话,张先生显然属于后者,他是一位颇有学术理念,极具学者风范的作曲家。

                                                                                                                                                                                    

     有一回,我绍介先生:多伦多有很多族裔交响乐团,其中华人乐团就起码有4到5家,大多数演奏贝多芬,西贝流士,德沃夏克的作品。华人乐团演出时,常吸引不少洋人来观摩。但在幕间休息时,我发觉那些外国人面面相视,呆呆地坐在场中,若有所思。解读他们迷惑的脸部表情,仿佛在喃喃自语:我们是来听东方情调音乐的,如果尽演奏我们西方的音乐,又何必坐在这儿呢?(顺便一提,最近读到作曲家谭盾的文章,持同样观点:我湖南人写的东西,西方人喜欢,因为我写的东西不是西方的,是中国的;反过来,我如果写西方的东西,他们不喜欢.德国的乐队应演奏贝多芬的作品;俄国的乐队应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钢琴演奏家殷承宗对国外舞台受欢迎的中国曲目分析后直言:中国的音乐在中国古乐和戏曲音乐中)。这个现象勾起我萦绕心头久远的想法:是不是可供演奏,具民族风格的中国交响乐和歌剧作品太少?欲扭转这种劣势,可否从祖国的民歌,戏曲音乐中寻找些养料?    
         
        听罢,先生肯定地回答:

 

  “具有我们特点的交响乐和歌剧作品太少。中国的作品弘扬出去的东西不多,从中国民间的音乐,民歌,说唱和戏曲方面吸收养料,这是一条出路。中国作曲的人可以写各种风格的音乐,但是主要还是应该发展中国的东西,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中国的作品. 管弦乐,歌剧都应该这样。”

 

       我又探问先生对西洋古典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看法, 他认为:
  
  “古代的音乐,无论是曲是歌,也无论是中是西,它们虽然在时间上似乎离开我们很远很远,但是,我们对它们都不应有成见而歧视, 因为它们之中都有很好的东西,那都是很好的遗产。”

 

     另有一次,我向先生推崇:每年夏季,多伦多繁忙的丹佛士大街上,会举办一年一度,长达数日的“希腊美食节( Greek Food Festival )”,人山人海,俨如庙会,蔚为壮观。期间,沿途近十个街口,警察疏道,车辆停摆,摊位林立,商贾吆喝, 游客如织。 蘸着白脱油的玉米棒,甜人心屝的千层蛋噠,撒满紫盐,浸透醋酸和大蒜的希腊串烤,香气扑鼻,飘洒数里,令人垂涎欲滴,食指大开。 美食节期间,丹佛士大街的中央,扎满了巨型看台,每隔数米相遇一个。希腊音乐家倾巢而出,器乐配备庞大精全 ( 不乏希腊民族乐器 ). 演奏的曲目,清一式是希腊妙乐。不分族裔的观光客,前呼后拥,驻足聆听,如痴如颠,拍掌叫好。那种咀嚼希腊美点,浸润希腊美乐的感觉,实在是棒极了! 古希腊悠久文明和文化,全然通过它独有的民族音乐,呈堂于世界。我不由感叹:一个民族对世界音乐的贡献,莫过于象希腊一样,舒展其民族性、独特性和唯一性之妙。而相比中国在海外的庆典音乐,至今仍停留在“舞狮、醒龙(近年增加了一些腰鼓队)” 的打击乐层次,差距显见。五千年文明孕育下之中国音乐,真该如此单薄吗? 有些想法我已写在文章里了。
  
    先生说:“你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等我看了你的文章后,再给详细意见。”

 

     张先生虽然学的是西洋音乐,但善用西方作曲技巧,作品表达出浓烈的中国民族风格。他自小就在苏州长大,家在苏州,久居苏州,对昆曲情有独钟,于其它戏曲也寄予厚爱,总共创配了7部戏曲音乐。早在50年代初,他就到戏曲界采风,谱写了根据沪剧《罗汉钱》移植的评剧音乐,他又是昆曲《十五贯》和汉剧《二度梅》艺术影片的作曲,让他谈谈对戏曲和戏曲音乐的看法,是合适的人选。我把问题提出后,先生显得很兴奋,不加思索,一气呵成说出如下一段话:
     
       “ 戏曲中的音乐是民间的,大众化的,普及率和生命力都很强的艺术;它是在各地民歌,说唱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很重要。”

 

     我不得不佩服先生的思辩和归纳能力,脱口而出,就给戏曲音乐下了一条严密、完整的定义。先生对中国传统音乐(含戏曲音乐)的思考是良久的,认识是深邃的。先生又补充道:

 

  “一般的地方戏曲,老百姓容易听得懂,而昆曲比较高深。昆曲是有韵文的东西,是一种口头文学艺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遗产,受到联合国保护,是有道理的。南昆是五声音阶,北昆是七声音阶。京剧、川剧等剧种都从昆曲中吸收过养料。戏曲在解放后受到重视,并得到发展,又产生了新的戏曲剧种。比如,至少,在北京有由京韵大鼓和其它曲艺发展成的曲剧,东北有由二人转发展成的吉剧。” 

 

     我又问:“您和一些作曲家是否有深入戏曲音乐的念头呢?”
  
     张先生回答说:

 

  “也有人曾经这样想过。有的人有这个意愿,也不一定有机会写戏曲音乐。要有一定的剧本、演员、场合、才能创作出来。许多事情说来话长,我以后再告诉你。就是歌剧音乐,也不是一些好的作品轮到你去写的。”

 

     先生的识见与幽邃,最后一句话的话中话,留下了值得遐想的宏大空间。  
  
     张先生在谈吐中多次提到恩师黄自,评价很高,更对黄自1938年早逝而痛惜不已。我透露:1937年4月8日,黄自还在上海电台讲解音乐。先生补充道:1940年后的重庆,还有介绍黄自的消息。他藏有黄自的《长恨歌》曲谱。
  
     一听到《长恨歌》三个字,我又接口说:“1942年12月26日,在重庆曹家庵文化会堂,我父亲(许如辉)率领大同乐会中国国乐团,以弦乐三重奏的形式, 公开演奏过黄自的《长恨歌》(注:那场演出,大部分是许如辉的器乐作品)。《长恨歌》演奏的高音部分是许如辉、张静波;中音部分是戴毅、俞良咸;低音部分是石茂庆、朱协中)。”
  
     张先生以肯定的口吻说:
  
  “黄自和许如辉,都是坚守民族音乐创作方向的前辈。”

 

     记得小时候,我随父亲在上海观摩了不少戏曲演出,包括周传瑛主演的昆曲戏曲片《十五贯》和陈伯华主演的汉剧电影《二度梅》。《十五贯》的曲折剧情,俨如一部著古装的现代推理侦察片,印象十分深刻。周传瑛扮演的况锺,王传淞诠释的娄阿鼠,至今仍在脑际浮现,逗留。惜《十五贯》的音乐旋律,因当年不懂欣赏而疏忽了。有朝一日,再次观摩《十五贯》,我将悉心辨听张先生写的妙乐。

 

     解读先生浩瀚的音乐作品,必须解构先生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张定和先生绝对是一本值得细读的“厚书”!


     三.《定和自叙》幽默背后的苦涩


     前述张定和先生的《定和自叙》,是由他亲自题跋的:“旧人、旧事、旧物、旧创作;自撰、自编、自滕、自装帧。” 究竟内容如何殷实,文笔怎么斐扬,只要品味这惜墨如金,18个字的题跋,一切尽在不言中。《定和自叙》必远诵时流。  
  
     平心而论,捧读《定和自叙》,品呷那幽默的文字时,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中规中矩的作曲家,调侃揶揄的本领一流:调侃自己,调侃朋友,调侃历史……。幽默本是一种“逻辑的倒置”,初读似觉悖谬,其实是一种“二律背反”,也即一件事物肯定它的同时,往往含有某种反对它的意思,反之亦然。先生熟谙幽默,但《定和自叙》幽默揶揄的背后,隐藏了辛酸苦涩的无可奈何。先生不是圣人,人世间不尽如意的事件,无可避免。为此,他以曲笔,勾勒出“小人的小动作”;以春秋笔法,铺叙出如何在人的尊严尽失的文革运动中,维护自己的尊严。最后,又“一笑泯恩仇”, 不计前嫌; 率性、可爱、 聪颖、秉直的个性,尽收眼底。

 

     如“未终的终曲”(《定和自叙》13章)中,先生感慨:“我的人生旅途80多年,风风雨雨,不乏坎坷磨难,甜酸苦辣,备尝荣辱悲欢。” 文革运动中,先生被视为阶级敌人,关押“牛棚”,鞭打揪斗,坐过“喷气式飞机” ( 先生回忆:两边各有一人,拧着他的肩膀,让他弯下腰;另有第三个人抓住他的头发,将头摁下,每次连续三个小时折磨。) 他被挨打之事,原先瞒着孩子,后来不得不说。因为有一次以遒、以童两孩外出迟归,歌剧院大门锁上了,红卫兵不让进。以遒就跳墙进去,坐在收发室的桌子上,与红卫兵大吵并论及其它。张先生和夫人事后苦劝一天,以遒仍固执已见,先生只好吐出已受到威胁,将被虐待的后果,以遒才作罢)。读罢,实五味杂陈,滑稽乎?辛酸也!
  
     生活中,先生也以诙谐为武器,化解了一个又一个难堪。我曾好奇地问起反右斗争中可有受到冲击?他答曰:
  
“1956年我被派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为《十五贯》配写音乐,北京与上海都没叫我提意见,失去了当右派的机会。”

 

     先生还是不忘幽默。
  
     回想那次去“烤鸭店”的路上,先生缓缓地对我说过一段话:  
  
  “文革时期,我被揪斗得很厉害时,很着慌。我仿佛驾了一条小船,载了全家老小,在水上漂来漂去,不知岸在何方,万一有意外怎么办?” 
  
     听后不由一怔,怎么与我父亲的闪念一模一样?文革初期,父亲被关押收审,也是惊恐莫名,他在拍字簿中记道:“ 完了, 我这辈子是彻底完了!  我完了, 家里几个小孩子还要抚养,怎么办? ”
  
     记得多伦多图书馆的书架上躺着的一本书,标题很醒目,叫《父亲是屋顶》。此刻,用“父亲是屋顶”来赞誉这两位作曲家的责任感,再恰当不过。大难当头,他俩不约而同,苦苦寻求“艺术生涯告终与家庭不堪重荷”间的平衡。善者也!一众无搏鸡之力,纯真荐弱的中国特定时期的作曲家!  
  
     先生读了我写的《我的父亲许如辉与中国早期流行歌曲》后,在电话里悄悄地对我说:“文霞,你的文章仿佛是为我写的。”   
  
     闻声,又令我始料未及,唏嘘不已!我从废墟里挖出一位作曲家,竟冒出另一位在世作曲家自行“对号入座”!
  
     中国音乐界对我们的前辈音乐家,是很疏忽和亏待的。一些音乐家不事张扬,但同样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默默无闻地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着一切,他们受的委屈最多,他们的遭遇最值得同情,而到了该拨乱反正洗刷污水的时候,最没有份的往往是他们,他们成了永远被遗忘的一族。这样的文化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可以列出一大堆。
 
     前岁,张定和被授予国内颁发的“金钟奖”中的“荣誉奖”(终身成就奖 ).相比同时代的音乐家,他是幸运的,一枚沉甸甸的金质奖章,挂在墙上将很眩目;他是高兴的,这是五十年对他音乐成就的官方首肯;他又是淡然的,因为他没有亲自去领奖。  
  
     有关张先生的人物专访文章,坊间已逐年增多。遗憾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举凡介绍他的文字,一般见诸于《中国老年报》,《老年文化》等大众化刊物居多。何时对张定和的研究,从界外(老年健康)移到界内(音乐学)来呢?
  
     著名音乐评论家刘再生教授近年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中国音乐的前途,主要依赖于作曲家的创作”;而另一位著名音乐理论家郭乃安先生早于90年代初就提出: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
  
     十多年来,又有多少作曲家和他们的音乐思想被瞄准和投向过?  50 年来,对硕果仅存的音乐人物( 如张定和 ) 的关注, 始终不及研究声浪大得多的 “ 钟编、 律管 ” 等出土文物。诚然,无人会诋毁 “ 钟编、 律管 ” 在中国音乐史上划时代的考古意义。问题的症结是, 这种“ 音乐家和器乐文化 ” 的研究失调,已形成某种思维定势:中国近现代辉煌的文化史上,没有涌现出足与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交相辉映、等量齐观的音乐家群。关注音乐界现状的人士颇为纳闷:只有十来所音乐院校为后盾,近乎微薄的中国音乐理论研究队伍,如何合理分配资源 ( 含经费和人员 ) ? 不妨窥视一下我们的近邻文学界吧,他们将历朝当代重要文学家们逐个研究得多么剔透! 文学界有两千余所大专院校庞大的文艺理论新兵作后盾,加之民间文学爱好者极为活跃、层出不穷的主动介入,他门有千百条理由,去考证“ 宣纸、湖笔、歙墨”种种;但文学评论界并不热衷于此,选择的是以人为本的聪明路子,这正是音乐界望尘莫及,音乐学尚未成为大学科的缘由,尽管它与民众的亲疏关系,毫不比文学逊色!
  
     跨越世纪的张定和老人,著述等身,但没有即刻停息,晨曦即起,夜深未眠,在无助手的情况下,与时间赛跑,和夫人忙乎于斗室,编篡着《静阁缀钞》。这是一部比《定和自叙》卷轶浩繁的巨制,内容已超越音乐,包括先生的歌曲集,他与家人的诗画集,家中珍藏的名作集等等,计14大本。《静阁缀钞》必将成为张氏门第文化现象研究的重要文献。

 

     有一次,先生在电话里即兴吟咏了将入“ 缀钞” , 未曾发表过的一首诗:

  

                 广厦千间,夜眠八尺;

                 良田万倾,日食一升。

 

      听罢,不由释然:这诗作,不正是作曲家张定和先生淡然、豁达、平朴心境的自然流溢吗?

 

        ------------------

                                                           
        [注]:  许如辉 ( 1910-1987 ), 又名水辉、白沙、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生前居住上海,中国有声电影、流行歌曲、民乐曲、音乐剧、戏曲音乐作曲家, 剧作家,演奏家,音乐活动家。作品有《永别了我的弟弟》、《搁楼上的小姐》、《卖油条》、《下琼楼》、《劫后桃花》、《女权》、《董小宛》、《木兰从军》、《国家典礼乐章》、《寒夜闻柝》、《钗头凤》、《为奴隶的母亲》、《陈化成》、《王魁负桂英》、《 少奶奶的扇子》等300多部。

 

 
rolex watches, replica watches, rolex, Omega Watches , Cartier Watches, Breitling Watches, Chanel Watches
rolex watches, replica watches, rolex, fake watch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