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果威：“学问”和“技能”
华夏快递 : 12-01-08  
 
   在英文里“学问”是knowledge，而“技能”是skill。我们求学的目的是什么？从字面上看似乎应该是求学问，然而在现代社会里，因为学科太多，分科太细，所以中国的大学往往忽视通才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多数是只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而非有学问的学者（scholar）。

   我自己是律师，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专业人士。美国的法学院培养两种人才，一种是J.D. （Juris Doctor），通常翻译为“法学博士”，无须写论文，只要修满90几个学分即可；而另一种则是J.S.D.（Doctor of Jurisprudence），亦称S.J.D.（Doctor of Judicial Science），通常翻译为“法理学博士”，除了修满学分之外还须写论文。所以我学的是混饭吃的技能，而许多法理学博士则是在大学的法学院教书做学问。

   即使是法律，中美两国的法学教育也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国大学的法律系招收高中毕业生读本科，所以学生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而美国大学的本科没有法律系，法学院只招收本科毕业生。我本科是英美文学专业，到美国念研究院改学国际商学，然后再念法学。我的同学们则背景各异，有念文科、理科、医科、艺术等各种专业，毕业后可以根据自己的背景从事各种法律工作。例如学理科的可以从事专利法，学医科的可以从事医疗事故诉讼，学艺术的可以从事电影、娱乐方面的法律工作。此外中国的法律属于大陆法系，以成文法为主，学生必须强记法律的条文，而美国法律以案例法为主，法学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分析案例的能力。

   目前在中国，大多数党政领导人是先学理科而后从政，极少有学法律的。而在美国的政界，许多总统、议员和高级官员是学法律的。政治和法律之间固然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美国的律师都是先有各自不同的专业，大学本科毕业后再跨学科读法律，知识面比较广，所以律师从政的比例也相当大。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以八股取仕，体裁结构有一套固定的格式，要求文章必须有四段对偶排比的文字，题目一律引用《四书》、《五经》的原文，内容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准，全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等部分组成。我在国学方面不学无术，岂敢妄加评论？然而从考试内容来看，科举考试的范围非常狭窄，几乎完全不涉及自然科学。满清的朝廷设六个部（吏、户、礼、兵、刑、工），各部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开始时尚书均由满人担任，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规定尚书及侍郎满、汉各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八股所包含的学问似乎可以就胜任了。若是在今天，光是一个工部，就可以分成好几十个部，如机械、电子、石油、煤炭、化工、冶金、水电、航天、交通、铁道、纺织等。分工如此之细，自然需要各种专业人才，八股取仕显然是不够的，除了中文之外，还必须考数理化和外文等。

   废除科举时，正是西洋列强瓜分中国，各种科学技术开始传入中国，除了国学之外，当时的洋学堂开始教授外语和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形成了中西学并存的局面。在庚款留学生中，如胡适、梅贻琦、陶行知、竺可桢、赵元任、侯德榜、梁思成、钱钟书、杨振宁、李政道、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周培源、茅以升、朱光亚等，不乏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

   先父生于1915年，虽然当时已是民国四年，我祖父非常守旧，还是延聘了一位老学究自办家学，先父到六年级才上洋学堂，二叔和三叔也因此打下了国学的基础。抗战期间三叔从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赴美留学。因为三叔有坚实的国学底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听他讲英语绝对是一种享受。当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聘请他为教授时，那位院长刚上任。他对我三叔说：“This is my first appointment”（这是我的第一个任命）。三叔随即回答道：“I hope it does not turn out to be a disappointment”（我希望这个任命不会使你失望）。他们对话中的“appointment”和“disappointment”源于同一词根，正好押韵，只有学贯中西，从小学过对仗的学者才能讲出那么得体，那么美的英文。

   解放后，大陆的教育开始偏重理科，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说。尤其是在文革中，文科受到政治的冲击，除了八个“样板戏”，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受到批判，几乎所有中国和外国的文化传统都成了封资修的四旧而被破除。我这一代解放后是受教育的，既没有国学的底子，更在文革时辍学十多年，也没有受到西学的正规训练，所以与前辈相比实在是不学无术。

   我虽不才，毕竟从小在家受到过书香的熏陶，见到过一些学者，总算还能意识到自己不学无术而感到惭愧。我本来国学的底子就差，文革后上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后来赴美留学转学商和法，只有通过多学西方的经典来积累一点学问，同时也为自己的谈吐增加一点书卷气。记得二十多年前刚到美国时就读了柏拉图的《共和国》（Republic），当时觉得特别困难，因为哲学推理的每一步过程看来都是合理的，然而经过几次推理之后，就会得出非常荒谬的结论，即使逆向验证回去，也很难发现究竟错在哪里。此后每隔几年，我都会重读一次《共和国》，每次都会有新的体会。二十多年来已经读了五、六次，但是仍不能完全读懂。回国与80前后的大学生交谈，几乎全是专而不博，有技能而无学问。仅有一个例外，我初中同学的儿子是在校大学生，居然与我谈起柏拉图的《共和国》，不知道中国的大学是否有开这门课的。

   1992年初开始转学法律，每每读到精彩的经典案例时，觉得判决词简直是神来之笔，拍案叫绝。那种精神上的享受可谓“知识极度快感”（intellectual orgasm），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其实做学问并不一定是寒窗苦，只要投入进去，就是一种乐趣。以我自己切身的体验，书中真的非但可以有“黄金屋”，还可以有“颜如玉”。

   我已年近花甲，我们这一代是生长在文化革命中，而下一代则是生长在网络革命中。记得当年谈恋爱时，我在吉林，而妻则在云南的边境，两人的关系全靠通信维系。从东北到西南，一封航空信来回得走20多天，我们平均每周写一封信，所以总是有三封信在途中交叉往返。从1972年相识到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昆明团圆，我们共写了约一千封两地书，我的回忆录中有十年就是基于这一千封信写出来的。而如今的年轻人，即使是远隔重洋，也可以通过电话、电邮、手机短信、网上语音聊天和视频来沟通。先父用了一辈子毛笔，我这代人是用钢笔，而下一代则是用键盘和触摸屏长大的，恐怕是不会写信，只会“键谈”了。无论中文还是英文，网络时代的语言实在不雅。姑且不说现在中文里流行的“郁闷”、“狂汗”、“巨晕”之类，年轻人连英文键盘都懒得敲，于是缩写成灾，如做爱是“ML”（make love）、“ic”（I see）和“Pls”（please）等，男女朋友则成了“BF”和“GF”。若遇到中英文的网络语言混合在一起，则更是不伦不类，我真想跟作者们“PK”（play kill）了。

   说到书卷气，先父曾斥重金请人为百衲本《二十四史》定做楠木的书箱，一套书占了书房的小半面墙，我也为出生于书香门第而自豪。我刚到美国时囊中羞涩，在一次车房甩卖（garage sale）时，花了30美元买到一整套《大英百科全书》，还是传统的皮面烫金，回来放在书架上顿时觉得满室生辉。现在《二十四史》和《大英百科全书》都可以从网上下载，储存在一张光碟上，这确实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但是在网上看书与一卷在手的感觉大不一样。

   电邮既能使通信达到光速，也能传递大量的垃圾邮件；互联网上既有经典，也有大量的糟粕。无论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的宝黛恋，或是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都是经典，点击率却远不如芙蓉姐姐、超女和金庸。当然我并不会因为网上有我不屑一顾的下里巴人而因噎废食，全盘否定。因为受文革之害，我常为自己不学无术而愧疚。然而与下一代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专业人士交流下来，无论我对他们的技能如何钦佩，却很少遇到有学问的。

   一个人是否能有学问，主要取决于求学的态度。同样是念大学，有的人是为了求知，而有的人则是在混学分。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毕业生，当时中国大学里没有选课的自由，常会摊到一个不学无术且不负责任的教授。我的一个表弟在中国没有上过大学，在美国上大学时要求必须选修一定学分的文学课。他经过一番研究，决定选“黑人及波多黎各人文学”，理由是“选修那门课多数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因为学生水平较低，所以那位黑人教授给分比较松”。我愕然。我并非种族歧视，然而据我所知，表弟所学的那些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的作品，实在与莎士比亚、狄更斯和海明威的作品无法相比。除了政治是必修课之外，现在中国的大学里也可以选课了。我曾经浏览过中国一些大学的BBS，许多帖子是新生问老生，哪个教授的考试比较容易，给分比较松，那个教授上课不点名。这样的学生，即使成绩优异，是注定不会有学问的。

   除了端正学习态度之外，还需要了解什么是学问。其实中国大学的理工科教育并不比外国逊色，有的甚至还比国外深，差的是通才教育。除了学习专业的技能之外，还应该博览群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本知识固然重要，社会知识也是必不可少的。“行万里路”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社会的概念。除了游山玩水之外，还应该了解风土人情，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进城的农民工，军人或商人，都是我们的老师。不妨做一个这样的试验，问为你上菜的服务员是什么地方人，在三个人中，你若能与其中一个用她的方言聊她家乡最好吃的东西，你就算没白行那万里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