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新北京——连电视都没有
陈向阳
华夏快递 12-02-14 

   这几年教点中文。给学生的作文题目中有关于手机和互联网的。有学生写，每天都离不开手机，还有学生写，真不能想象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时候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我告诉他们，别说手机互联网，我像你们这么大时，连电视机都没有。

   老电视

   不过，我说的不大对。电视机在1950年代就发明了，中国很少数的家庭也有了。比如当年我家住的那个院子里，有一家就有电视，我还去看过呢，挤了一屋子人，多是街坊邻居。那时的电视机是电子管的，打开后盖，只见大大小小的零件，其中有一些玻璃管，包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和烧红的灯丝，挺神秘。这种电视机很大，很沉，一个人可抱不起来。但屏幕却很小，才14英寸，还是黑白的。看这种电视必须有人“会调”。因为看着看着，影像就“花了”，歪了，或上下滚动起来。这时会调的人就要把几个旋钮拧来拧去，调出清楚稳定的影像来。即使这样，一屋子人也看得津津有味，一直看到当天的电视节目结束。对了，那时全中国（大陆）只有一个电视台，每天的节目也只有几个小时，好像是从晚上七点到十点。现在看惯了大彩电，有几十个频道可挑选的年轻人觉得好笑吧？

   电影、收音机

   可能正因为没有电视，当年进电影院的次数比现在多。每当有新片子出来，再听人家说不错，就赶紧想办法去看。学校也组织看电影，包场，一个电影院全是学生，一张票才五分钱。逢年过节机关单位也发电影票。（关于当年看电影的事太多，需要单写）

   除了看电影，另一大娱乐是听收音机，那时收音机在北京基本普及了。最吸引我们小学生的节目是评书，1960年代的评书基本都是“革命评书”了，像《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平原枪声》、《红旗谱》等等。大都是袁阔成说的，说的真叫一个好，似乎那些人物就站在了眼前。许多的故事情节到现在笔者还能记得，不是看小说看来的，而是听收音机听来的。当时在学校同学之间聊天，什么史更新、谢老转、侯扒皮、哈巴苟这些个名字常挂在嘴上，因为几乎每个同学（至少是男生）都在听，一天不落，每天半小时，中午晚上各一次。每次还没到点呢，咱就趴在收音机前等着了。

   评书以外，再一个爱听的节目是“小喇叭”，常有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不过到了小学四五年级以后，“小喇叭”的吸引力就不大了，那是给小小孩听的。此外侯宝林等人的相声可谓老少皆宜，像《夜行记》、《昨天》、《歪批三国》之类的，听了一遍又一遍。等到了文革，收音机里除了慷慨激昂的大批判就是样板戏。真把耳朵磨出了茧子，许多普通百姓也都能唱整出的《红灯记》和《沙家浜》了。

   提起当年的收音机，还有一样让人忘不了：体育比赛实况转播，尤其是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还记得男团决赛那天一直转播到晚上，别人都睡了，我还趴在收音机跟前听呢，声音调得小小的。只听得吱扭吱扭运动员的鞋磨地板声，噼噼啪啪的击球声，一阵又一阵的喊声掌声，播音员激昂的解说，最揪心的当然是那比赛分数。

   外面的游戏

   当然，电影和收音机远远不够，还有不少空闲时间需要打发。当年的中小学生可不像现在这么大压力，每天的作业只要半小时到一小时就能做完。每天放学回到家四点多钟，院里的孩子已经玩成一片。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坚持做完作业再玩，可许多孩子是先玩，晚上再做作业，省得天黑不能玩了。所以我真需要点“定力”，外面的孩子又跑又叫又喊，我心里那个急啊，快！快！快！不断的催自己。

   那时候有许多院子里的游戏。随便数数：逮人儿、藏猫猫（也叫电报）、攻城、骑马打仗、骑驴、撞拐、摔跤、抽陀螺、抖空竹、打嘎儿、滚铁环、剁刀、弹球、三角（烟盒）、洋画。女孩子爱玩的有：跳皮筋、跳房子、扔包、踢包、踢毽子、玩拐、跳绳。如果出去玩呢，可以滑冰、游泳、滑冰车、钓鱼、捞虾、捕蜻蜓、粘唧鸟（知了）、抓蛐蛐。每到夏天的夜晚，一群群的孩子玩的那叫热闹，“老狼老狼几点了”，“吧叽吧叽吧，摔个大马趴”，“你们要求什么人啊”，“要风要雨要擂捶”，到处都在叫都在笑。如果一群孩子老老实实坐着不动，那就是讲鬼故事呢，吓得都不敢独自回家（要走漆黑的楼道）。

   有个当年的北京孩子写了本书《红底金字》，书里详细描写了那时北京孩子玩的各种游戏。正是因为没有电脑互联网，也没有电视，所以那一代孩子才那么起劲地在外边玩，才流行那么多院子里的游戏。如今有这么多电子游戏，院子里的游戏恐怕彻底失传了。

   看书

   也有不能出去玩的时候，比如冬天刮起西北风，树枝呜呜地叫，一阵阵尘土飞扬（当年北京可没有“黄土不露天”，到处可见土地）。这种时候只能缩在家里。作业做完了，收音机里找不到好节目。干什么呢？走到这屋，走到那屋，坐一下，站一下，从窗户望一望没人的院子，真让人抓耳挠腮，特别体会到什么叫无聊。当然，此时若有一本“课外书”就完全不一样了。

   笔者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看课外书。当然看的是儿童书，比如《布克奇遇记》、《蛇岛的秘密》、《小布头历险记》、《二十响的驳壳枪》，还有《儿童文学》，那是期刊，出一本我就买一本。还记得上面的文章，比如《苦牛》、《在路上》、《大肚子蝈蝈》。还有《十万个为什么》，当年的版本是七本一套。现在还在出《十万个为什么》，不知是第多少版了，一套多达几十本吧？肯定比1960年代的版本增加了许多新知识，但趣味性恐怕是退步了。记得当年不知看过多少遍，有的能懂，有的半懂不懂，但仍然看得津津有味。还有一本当年很喜欢的书《让我们并肩前进》，因为里面很多情节太贴近北京的小学生了，比如结伴去香山玩，回来没钱买票，走到半夜。玩跳伞，打着雨伞从树上跳下，一头栽进护城河。另外一本印象深刻的书是林汉达写的《西汉故事》，文字简洁易懂，竟把历史写得能让小学生爱看。笔者四十多岁拿起笔来写《澳洲史话》，立刻想起了《西汉故事》的笔法，学的到家不到家另说，可真的努力学了。

   还有小人书摊不能不提。当年每到放暑假，我家百万庄的商店（合作社）前的一片树荫里就常有一个小人书摊。铺在地上的大油布上摆满了小人书，一分钱看一本。兜里有几分钱的小孩们就要在吃冰棍还是看小人书之间作选择了。就在那，我看了《岳传》、《三国演义》、《杨家将》，每套都有几十本，要想一集接着一集都看全了也不容易。

   小学五年级以后就更爱看“大人书”了。当然是小说。看过《青春之歌》、《古城春色》、《苦菜花》、《桥隆飚》、《沸腾的群山》、《军队的女儿》、《上海的早晨》之类的。但当时最爱看的是苏联的反特小说，有时借到一本，限第二天还，于是连吃饭都要把小说摆在一边看。奇怪的是那些苏联反特小说如今消失得干干净净，到处找不到一点踪迹了。只记得一些零星情节，比如：德国特务要从被击毁的坦克上拆一个零件。还有特务把微型照相机装到狗眼睛里，狗在军用机场里到处跑到处照。还有一本讲一个特别厉害的特务，叫“西伯利亚的狼”。中国的剿匪小说也挺流行，比如描写鄂西（施恩）剿匪的《枫橡树》，当年觉得有点惊心动魄，所以特别入迷。此外什么《八十天环游地球》、《海底两万里》，《鲁宾逊漂流记》之类的也觉得很好看。

   上面说的基本都是1960年代文革前的事情。至于文革中的事就要单写了，因为太不一样，就好像换了个世界，比如说打群架、拍婆子、砸玻璃之类的事，文革前可不敢干。

   连电视都没有的“新北京时期”比起现在是更好玩还是更枯燥？这恐怕是个“围城”问题，怎么说的都会有。反正每当我把小时候的事讲给女儿听时，她总是赞叹：你们那会儿真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