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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新北京—连电视都没有
2/15/2012 点击数:1193

消逝的新北京——连电视都没有
陈向阳
华夏快递 12-02-14
 


   这几年教点中文。给学生的作文题目中有关于手机和互联网的。有学生写,每天都离不开手机,还有学生写,真不能想象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时候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我告诉他们,别说手机互联网,我像你们这么大时,连电视机都没有。

   老电视

   不过,我说的不大对。电视机在1950年代就发明了,中国很少数的家庭也有了。比如当年我家住的那个院子里,有一家就有电视,我还去看过呢,挤了一屋子人,多是街坊邻居。那时的电视机是电子管的,打开后盖,只见大大小小的零件,其中有一些玻璃管,包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和烧红的灯丝,挺神秘。这种电视机很大,很沉,一个人可抱不起来。但屏幕却很小,才14英寸,还是黑白的。看这种电视必须有人“会调”。因为看着看着,影像就“花了”,歪了,或上下滚动起来。这时会调的人就要把几个旋钮拧来拧去,调出清楚稳定的影像来。即使这样,一屋子人也看得津津有味,一直看到当天的电视节目结束。对了,那时全中国(大陆)只有一个电视台,每天的节目也只有几个小时,好像是从晚上七点到十点。现在看惯了大彩电,有几十个频道可挑选的年轻人觉得好笑吧?

   电影、收音机

   可能正因为没有电视,当年进电影院的次数比现在多。每当有新片子出来,再听人家说不错,就赶紧想办法去看。学校也组织看电影,包场,一个电影院全是学生,一张票才五分钱。逢年过节机关单位也发电影票。(关于当年看电影的事太多,需要单写)

   除了看电影,另一大娱乐是听收音机,那时收音机在北京基本普及了。最吸引我们小学生的节目是评书,1960年代的评书基本都是“革命评书”了,像《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平原枪声》、《红旗谱》等等。大都是袁阔成说的,说的真叫一个好,似乎那些人物就站在了眼前。许多的故事情节到现在笔者还能记得,不是看小说看来的,而是听收音机听来的。当时在学校同学之间聊天,什么史更新、谢老转、侯扒皮、哈巴苟这些个名字常挂在嘴上,因为几乎每个同学(至少是男生)都在听,一天不落,每天半小时,中午晚上各一次。每次还没到点呢,咱就趴在收音机前等着了。

   评书以外,再一个爱听的节目是“小喇叭”,常有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不过到了小学四五年级以后,“小喇叭”的吸引力就不大了,那是给小小孩听的。此外侯宝林等人的相声可谓老少皆宜,像《夜行记》、《昨天》、《歪批三国》之类的,听了一遍又一遍。等到了文革,收音机里除了慷慨激昂的大批判就是样板戏。真把耳朵磨出了茧子,许多普通百姓也都能唱整出的《红灯记》和《沙家浜》了。

   提起当年的收音机,还有一样让人忘不了:体育比赛实况转播,尤其是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还记得男团决赛那天一直转播到晚上,别人都睡了,我还趴在收音机跟前听呢,声音调得小小的。只听得吱扭吱扭运动员的鞋磨地板声,噼噼啪啪的击球声,一阵又一阵的喊声掌声,播音员激昂的解说,最揪心的当然是那比赛分数。

   外面的游戏

   当然,电影和收音机远远不够,还有不少空闲时间需要打发。当年的中小学生可不像现在这么大压力,每天的作业只要半小时到一小时就能做完。每天放学回到家四点多钟,院里的孩子已经玩成一片。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坚持做完作业再玩,可许多孩子是先玩,晚上再做作业,省得天黑不能玩了。所以我真需要点“定力”,外面的孩子又跑又叫又喊,我心里那个急啊,快!快!快!不断的催自己。

   那时候有许多院子里的游戏。随便数数:逮人儿、藏猫猫(也叫电报)、攻城、骑马打仗、骑驴、撞拐、摔跤、抽陀螺、抖空竹、打嘎儿、滚铁环、剁刀、弹球、三角(烟盒)、洋画。女孩子爱玩的有:跳皮筋、跳房子、扔包、踢包、踢毽子、玩拐、跳绳。如果出去玩呢,可以滑冰、游泳、滑冰车、钓鱼、捞虾、捕蜻蜓、粘唧鸟(知了)、抓蛐蛐。每到夏天的夜晚,一群群的孩子玩的那叫热闹,“老狼老狼几点了”,“吧叽吧叽吧,摔个大马趴”,“你们要求什么人啊”,“要风要雨要擂捶”,到处都在叫都在笑。如果一群孩子老老实实坐着不动,那就是讲鬼故事呢,吓得都不敢独自回家(要走漆黑的楼道)。

   有个当年的北京孩子写了本书《红底金字》,书里详细描写了那时北京孩子玩的各种游戏。正是因为没有电脑互联网,也没有电视,所以那一代孩子才那么起劲地在外边玩,才流行那么多院子里的游戏。如今有这么多电子游戏,院子里的游戏恐怕彻底失传了。

   看书

   也有不能出去玩的时候,比如冬天刮起西北风,树枝呜呜地叫,一阵阵尘土飞扬(当年北京可没有“黄土不露天”,到处可见土地)。这种时候只能缩在家里。作业做完了,收音机里找不到好节目。干什么呢?走到这屋,走到那屋,坐一下,站一下,从窗户望一望没人的院子,真让人抓耳挠腮,特别体会到什么叫无聊。当然,此时若有一本“课外书”就完全不一样了。

   笔者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看课外书。当然看的是儿童书,比如《布克奇遇记》、《蛇岛的秘密》、《小布头历险记》、《二十响的驳壳枪》,还有《儿童文学》,那是期刊,出一本我就买一本。还记得上面的文章,比如《苦牛》、《在路上》、《大肚子蝈蝈》。还有《十万个为什么》,当年的版本是七本一套。现在还在出《十万个为什么》,不知是第多少版了,一套多达几十本吧?肯定比1960年代的版本增加了许多新知识,但趣味性恐怕是退步了。记得当年不知看过多少遍,有的能懂,有的半懂不懂,但仍然看得津津有味。还有一本当年很喜欢的书《让我们并肩前进》,因为里面很多情节太贴近北京的小学生了,比如结伴去香山玩,回来没钱买票,走到半夜。玩跳伞,打着雨伞从树上跳下,一头栽进护城河。另外一本印象深刻的书是林汉达写的《西汉故事》,文字简洁易懂,竟把历史写得能让小学生爱看。笔者四十多岁拿起笔来写《澳洲史话》,立刻想起了《西汉故事》的笔法,学的到家不到家另说,可真的努力学了。

   还有小人书摊不能不提。当年每到放暑假,我家百万庄的商店(合作社)前的一片树荫里就常有一个小人书摊。铺在地上的大油布上摆满了小人书,一分钱看一本。兜里有几分钱的小孩们就要在吃冰棍还是看小人书之间作选择了。就在那,我看了《岳传》、《三国演义》、《杨家将》,每套都有几十本,要想一集接着一集都看全了也不容易。

   小学五年级以后就更爱看“大人书”了。当然是小说。看过《青春之歌》、《古城春色》、《苦菜花》、《桥隆飚》、《沸腾的群山》、《军队的女儿》、《上海的早晨》之类的。但当时最爱看的是苏联的反特小说,有时借到一本,限第二天还,于是连吃饭都要把小说摆在一边看。奇怪的是那些苏联反特小说如今消失得干干净净,到处找不到一点踪迹了。只记得一些零星情节,比如:德国特务要从被击毁的坦克上拆一个零件。还有特务把微型照相机装到狗眼睛里,狗在军用机场里到处跑到处照。还有一本讲一个特别厉害的特务,叫“西伯利亚的狼”。中国的剿匪小说也挺流行,比如描写鄂西(施恩)剿匪的《枫橡树》,当年觉得有点惊心动魄,所以特别入迷。此外什么《八十天环游地球》、《海底两万里》,《鲁宾逊漂流记》之类的也觉得很好看。

   上面说的基本都是1960年代文革前的事情。至于文革中的事就要单写了,因为太不一样,就好像换了个世界,比如说打群架、拍婆子、砸玻璃之类的事,文革前可不敢干。

   连电视都没有的“新北京时期”比起现在是更好玩还是更枯燥?这恐怕是个“围城”问题,怎么说的都会有。反正每当我把小时候的事讲给女儿听时,她总是赞叹:你们那会儿真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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