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第43卷第8号）

       经宇先生与我是于前清光、宣时代，在吴淞复旦公学同学之时，开始发生友谊的。屈指计算，迄今已四十多年了。这四十多年中虽世事沧桑，饱经忧患，可是我们的交情与时俱深，久而始终相敬。

       我先回忆到我们同学的时期。当我考进复旦公学的时候，校中分六个年级，我插在第五班，要五年才能毕业，经宇先生与陈寅袼等均比我高一班，在第四班。记得故友梅光迪先生那时还比我低一班。当时复旦的班次是依英文程度的高低来分的。经宇先生初在“震旦”肄业，习法文。震旦闹了一次风潮，一部分员生创立复旦，他是那时从震旦到复旦的，所以班次插得不高。当时他的班次虽不高，可是他国学国文的湛深，以及他文章的洛阳纸贵，上海进步的报馆多争聘他为特约撰述，那是全校都知道的。因此，稍微年轻一点的同学，都尊称他为钱先生，时常要向他请教。同学们请教他的时候，他总是一面非常谦和地说，大家来研究和谈谈是好的，一面却总是针对各人的需要，指示自习的方法和必读必看的书。当时我也是时时向他请教的一个，自己觉得得益比从教师讲授所收获的还要丰富。这一点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那几年中复旦教务长始终是李登辉老师，但校长却时有更迭，都是当时的名人。我初进复旦时，严复（又陵）为校长，其后高梦旦，夏剑丞，马相伯等诸先生均先后来为复旦的校长。经宇先生是在前清末年毕业于复旦的。毕业后即为前校长高梦旦先生延聘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去，那时该所还在草创时代，编译先生的宿舍颇狭窄，我曾到该馆去并到宿舍去访侯他，他淡于荣利，对我表示，他对于编译工作甚感兴趣，对于住所的局促则毫不介怀。

       钱先生貌似老学究，故许多友人仅知他国学国文堪称专家，而孰知他的英文，造诣却亦深湛。他习英文，虽如和尚半路上出家，并非从幼时起即修习，可是他不仅聪颖，且甚勤学，他的英文，经李登辉先生及其他名教员训练之后，在校数年中，其进步即一日千里。记得他进了商务以后，曾编译过数本欧美名人传，列入《少年丛书》，内容极充实。最使我难忘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了以后，他即译过一本美总统威尔逊在战时的著名演说集。威氏所抱的崇高的理想，和对世界和平的热忱，均跃然纸上。那本译本是中英文对照的。前面是各篇译文，后面附有原文。一般学子以及国内爱好和平的人士都争相购阅，销数之多，出乎该馆当局意料之外。复旦前校长严复氏，尝谓翻译应于“信”、“雅”、“达”三端并重，看了这本译文，可以知道这三端都发挥无遗，足使人无间言。

       商务所出历史最长的杂志是《东方杂志》。主编人先前更迭了很多。后来钱先生继“伧父”（杜亚泉先生）主编，一编编了将近二十年。在他主编时，该杂志内容日新月异，销数日扩，后来增加图片及画报，更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使该杂志业务一天天发达。他是《东方杂志》功臣之一，那是大家所公认的。他主编《东方杂志》时，取材异常丰富而谨严。他自己审查关于国故与文学的来稿，因为没有第二个人堪象他那样胜任，同时对于社友的译文，他也时常与原文对照，一定要它能“信”。记得当时有一位友人，进入《东方杂志》担任编译后，因为他的译稿，只能做到“雅”、“达”，而常常欠“信”，要劳他化许多时间校正，后就请那人调到没有翻译工作的部门去工作。他对于校对亦异常注意，在每期出版前，先有一本清样出来。清样出来后，他总是带到家里去费许多时间亲自过目，然后签字付印。他作事非常负责，是一丝不苟的。《东方杂志》对外的信用，就是他以这样的办事精神，鍥而不舍地造成的。

       其次，我回想到民国十七年到二十一年“一。二八”上海事变之间，我应他之邀，到商务去参加编译工作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我觉得在过去是精神上最愉快，工作效能也比较丰富。因为那时他很体谅我，特许我兼任大学的教科，我一方面利用东方图书馆的藏书和西报杂志，可以随时增加我的新知，以充实我在《东方杂志》所写的文字内容，同时又可充实我所兼任的教材，以俾益莘莘。他与我共事时，我们朝夕相见，在办事方面异常连手，我抱了学习的态度去工作，随时向他请教，讨论工作上的问题，得在杂志社里学到许多实际的经验，那都是在留学时期所得不到的。这也是使我永久记忆的一端。

       复次，还有关于钱先生的二件事，大家都没有知道，我想在这里约略附带的报告一下：

       （一）。我参加《东方杂志》工作时，钱先生一面主编《东方》，一面兼任馆内办的国文函授主任。国文函授社的业务，那时也在他主持下亦一天天发达。我有一位朋友是内地某高中的国文教师，因闻钱先生之名，来了一封信，请我介绍到该社工作。我当时很粗心地将来信陈交钱先生一阅，未加断语，但问他有无答应的可能。他把来信，细细看了二遍，马上交还我，说“不能考虑”。同时指出一个原因，即那信上“潭安”之“潭”字写作“衣覃”。他说“这是来信者的疏忽。这两字意义不同，差别甚大。假使请他来改文卷，我实在是不放心的。”当时我内心有点惭愧，同时却实在佩服他的精细。

       （二）。我在参加《东方杂志》工作之前，曾与张东荪先生同在中国公学服务并担任些教科。有一个时期，我曾主持过教务事宜。要物色一位法律系主任教授。我请钱先生介绍，他经过考虑之后，郑重提出谢冠生先生，介绍我去和他先谈谈。那时东荪求贤若渴，立刻同我去访问谢先生。谢先生同我们彼此都陌生，从未见过面，不过我们邀聘之意甚诚，并且有钱先生介绍，他信任钱先生，就也与我披诚相见，最后他竟欣然允诺。谢先生国学极深，我们还请他出其馀绪，兼讲过一学期“国学门径”，全校选读此学程者真是十分踊跃。我们法律系的人才，经谢先生造就的很多。全校同学当时但知谢先生是国内不可多得的名教授，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谢先生的执教“中公”是钱先生介绍的。如今知道了，“饮水思源”，他们怎能不感谢钱先生呢？

       以上是我回忆中的一鳞一爪。自从上海“一。二八”事变，商务编译所和东方图书馆都被敌机轰炸烧毁，钱先生与我都不得不从此离开了商务这愉快的工作岗位。他那时应了于右任先生之聘，到监察院去做事，我则仍转辗迭干教书和报馆编辑工作。全面抗战以后，我们都到了大后方，在重庆时，彼此仍时相过从。日人投降以后，我们都回到京沪。他由重庆飞京之前曾与冠生先生到我家里畅叙半天，他与谢先生起飞到南京前几天，我也曾分别到钱、谢两先生处去送行。孰意钱先生与我在重庆最后一次唔谈后，竟成永别！我心中实在悲伤，实在难过，非笔墨可以形容！

       胡愈之先生在《东方》与钱先生同事最久，我希望他也有纪念文寄来国内发表。谢冠生先生与钱先生是同乡且有亲戚之谊，我希望他为钱先生写一篇传，把钱先生幼年及晚年的情况也告诉我们。钱先生是一个文化工作的健将，在晚年从政的时候也清廉自守，决不假借政治地位，做一点苟且自私的事，其亮节高风，在现时的政界中可算是一个楷模。这样一个好人，大家应当为文纪念他，使他永远活在人们，尤其是青年们的心头。

                                                   　　　    （录自《东方杂志》第43卷第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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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编，北京，1987年1月，第1版，第97至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