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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文霞:大同乐会与中山装
2/22/2012 点击数:2174

 

 

大同乐会与中山装

许文霞 2012-2-22

   昨在【共识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饶有趣味。文章从国服中山装入手,考证民国政治社会史,颇新颖。读者领略礼仪天下、重要场合著中山装之庄严和威仪,极易产生一种历史厚重感。作者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蕴茜。附带一提,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这让陈蕴茜有挥洒才能的去处, 也令中国音乐界徒生羡慕和汗颜。因为正规的民国音乐史研究,当是中国音乐界的任务但尚无系统的研究,类似“民国音乐史研究中心”,则还未在音乐院校和音乐研究所建制之内。陈蕴茜的文章引用了我2001年底在四川《音乐探索》发表的《我的父亲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中提及——“大同乐会着中山装演奏”——之事实,足见她为求证“中山装诚为当时的国服和流行服装”,不拘一格海选资料的力度。请读陈蕴茜文中该段落:

   “中山装是民国时期中国服装的代表。由于中山装是国服,民国后期一些重要的国家政治仪式,中山装就成为指定服装。1943年8月,林森去世,为其葬礼奏哀乐的大同乐会会员按照规定一律着中山装。[ 许文霞《我的父亲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音乐探索》2001年第4期。]因为林森生前是国民政府主席,奏乐者穿着中山装才能体现出国家主席葬礼的庄严与神圣。 ”

   下面一张照片,是重庆大同乐会以中国国乐团名义聚集的部分团员合影,摄于抗战时期的1942与1943年间,为什么锁定是这段时间呢?因为照片中的刘志坚先生后来参加军邮,服务国家八年有余,没有参加大同乐会1944年元月为话剧《董小宛》的伴奏,及后的系列演出;而许如辉于1945年底便离开了重庆,也就没有可能1946年后与大同乐会会员再度合照。

( 重庆大同乐会合影, 前排左5许如辉, 左3张仲翔。第二排左4刘志坚。许如辉和刘志坚分别藏有该帧照片)

  上述照片应摄于某场演出前后,大同乐会确系著中山装,左胸襟还别有会章。 刘志坚先生保存的照片顶部还有中国国乐团字样;他进而回忆道:“每次演出,会员都着中山庄,佩带会章,上面是蓝底白字——大同乐会。重庆大同乐会成员左胸襟配戴规格统一的蓝底白字会章,也是秉承了上海大同乐会的做法。我父亲许如辉提到郑觐文时代上海嵩山路36号门口,大同乐会的牌匾也是蓝底白字,材质为扩瓷,竖着、挂在临街车水马龙铁门的边上。除了配带会章外,大同乐会每次演出,必奏或必唱《大同之声》,如重庆国泰戏院和文化会堂,就多次响起电影明星胡蝶引昂高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大同乐会的不同凡响,还不仅在穿中山装演奏这件事上,借用陈丹青词创“民国的那些范儿”,它就是民国音乐的范儿。大同乐会与民国高层千丝万缕的关联之余,为什么成了民国音乐的重镇和旗舰,因时下分身无术,待今年6月加拿大举办《许如辉百年音乐会》后,我会藉我父亲的回忆和民国档案文献,抓紧整理出书,在中国以外地区出版,书名将是《许如辉与大同乐会》。

   (2012-2-22)

原文

陈蕴茜: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2)

 共识网 2011-11-06   来源: 民国春秋

全文地址: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sxyj/2011/1106_48229.html

   政治服装是否具有生命力与流行能力,一方面是政府主导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与服装本身是否具有舒适便利的特性相关,更与其是否能够迎合时人的审美情趣相关。冯玉祥曾说,“中国的长袍大褂”,“使人萎靡懒怠,必须改良”,而且“糟蹋布料,妨碍行为”,而“中山先生提倡的中山服……中西兼长,至美至宜”,因此,“今日已盛行”。[冯玉祥《我的生活》,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0页。]中山装恰恰是在特定时代能够符合人们生活、审美与政治需求的服装,因此,中山装成为民国时期最为流行的服装。 

   早在北伐之后,中山装就成为人们认同的时尚服装而在广大城镇流行开来。据《河南新志》记载,自1927年5月“国民军入豫,凡有公职者,俱服中山式制服,而袍褂式之礼服,乃日见减少。”[《河南新志》上册(1929年铅印本),河南省地方编纂委员会整理重印,第124页。] 次年,徐州社会团体工作人员、教育界人士开始穿中山装,甚至布店职员也都换穿中山装,店方先行支付服装费用,而后再在薪水中扣除,“全体同装,观感一新。同业人员为之赞赏,思想顽固者私下讥之,此举是为创新,后渐有效行之者”。[ 陈仲言《清末民国时期徐州社会大观》,《徐州文史资料》第14辑,1994年10月。此文为回忆录。]看一座城镇是否有政治新气象,只需从人们是否穿着中山装即可判断。报人董秋芳在致鲁迅的信函中谈到某城的变化时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穿中山装的人,不论有胡子的,或者光下巴的,到处可以看到了”。[董秋芳《灰城通信(第一封)》,《语丝》第5卷第1期,1929年6月3日。]中山装随着国民党北伐胜利与南京政府的建立而在全国各地逐渐普及。 
 
   30年代后,中山装在公务员与学生中更为流行。1936年出版的山东省《东平县志》记载,该县“各机关学校亦多着短衣,但衣式衣料与民众迥殊,名曰中山服曰制服”。[张志熙修、刘靖宇纂《东平县志》卷五·风土,1936年铅印本。]广东电白“公教人员,则多服制服”。[ 邵桐孙等纂《电白县新志稿》第二章·人民·生活·衣服,1946年油印本。]福建省明溪县“民国以来改穿服制,短者中山装、学生装或西装。”[王维梁等修、廖立元等纂《明溪县志》卷十一·礼俗志·服饰,1943年铅印本。]在许多地方,中山装已经不局限于机关公务人员或学生穿着,而成为一般流行的服装。江西省吉安县“以便服言,时髦多作西装、中山装”。[ 《吉安县志》(四十卷,民国三十年铅印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下,第1147页。]据当时的旅游指南书籍记载,重庆“男子皆喜欢穿淡灰色布制中山装”,一个原因是政府在公务员及学生中的推广,而一原因是“卢作孚氏提倡之影响,因民生公司制服即规定如此。”[陆思红编《新重庆》,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180页。]其它社会团体也将中山装作为统一的制服,推动了中山装的流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职员的工作服装即为中山装。[ 《总会职员服装一律改用中山装》,《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7年第25期。]一些商家为使自己的商店面貌一新,为员工定制中山装作为店服。福建省台江县国药行“老板还为全体店员,裁制了一套工作服,上衣系密扣中山装,下衣配上西装裤,使店员服装整齐精神饱满”。[李益清《解放前南台国药行业》,见政协福州市台江区委员会《台江文史资料》第9辑,1993年。]民国时期的人们都以穿中山装为荣,中山装成为城镇中一道风景,广西省同正县“今则稍稍复兴国货,而丝绸次之。高等人物或长衫马褂,或洋装,或中山装者”。[曾瓶山修、杨北岑篡《同正县志》卷六·风俗,1932年铅印本。]当著名画家丰子恺1938年到桂林时,看到满街都是穿着灰色制服的人。[《桂林初面》,《丰子恺游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中山装在桂林极为普及,只是当地人不称其为中山装而称“广西装”,它与中山装没有差异味,所差者一顶帽子,“规定是布质的”,这种广西化的中山装已经“差不多深入农村,普及各界,公务员、学生无论军、农、工、商,下至挑负贩,都是那套灰制服”。[徐祝君等著《桂林市指南》,桂林前导书局1942年11月版,第16页。]较为偏远的陕西沔县、湖南怀化、云南镇雄、甘肃和政等地男子普遍穿中山装。[怀化市志编纂委员会《怀化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98页;《镇雄县志》,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下),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53-754页;和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和政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2页。]云南个旧利滇化工厂“发给各工友每人灰金龙细布中山装一套”。[ 《经理张大煜请求社会处调解的函件》(1946年2月15日),云南省总工会工人运动史研究组编《云南工人运动史资料汇编(1886-1949)》,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9页。]总体而言,中山装的流行迅速且传播区域广阔,如1935年后,新疆呼图壁县男子即流行穿中山装,[呼图壁县志编纂委员会《呼图壁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90页。]僻居新疆、内蒙与青海三地的土尔扈特人也穿中山装。[张体先《土尔扈特部落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 台湾光复后,中山装随着国民党势力的渗透而迅速流行。1946年,台湾《民报》的广告中已经有台北商家可以应急制作中山装。[ 台湾《民报》1946年7月6日广告。] 
 
   从全国各地的地方志、报刊及回忆录来看,中山装已经成为民国时期最为流行的男式服装,无论是国民党政治中心区域的江苏小镇,还是国民革命发源地的广东、福建两省诸县,也无论是西北的渭南地区,或者是西南的四川、云南诸县,甚至是英国租界下的山东威海,国人均流行穿着中山装。[ (川沙县)北蔡镇人民政府编印《北蔡镇志》,1993年版,第160,344页;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843页;渭县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渭海地区志》,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769页;南川县志编纂委员会《南川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660页;云南省马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马关县志》,三联书店1996年8月第1版,第812页;威海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威海市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8页。]中山装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成为民国时期最流行的服装。
 
   三、中山装的政治寓意与规训功能
 
   由于中山装是与孙中山及国民革命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时人眼中,中山装成为革命、进步的代名词,穿着中山装就被定义为拥护革命。1927年,上海精明的商人立即制作中山装出售,并称“青天白日旗帜下之民众,应当一律改服中山装,藉以表示尊重先总理之敬意”。[ 《申报》1927年6月26日广告。]当然,中山装作为象征革命的服装,一方面成为真正拥护革命者乐意穿着的服装,但同时也会被政治投机者所利用。1928年7月,周作人在致友人信中说:“两三年前反对欢迎孙中山,要求恢复溥仪帝号的总商会(会长还是那个孙学仕)已发起铸‘先总理’铜像,并命令商会会员一律均着中山服了!”[周作人《知堂书信》,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显然,政治投机者通过穿中山装来表达对国民党政权的“认同”与“忠诚”。 
 
   中山装同时成为国民党的象征。在民国时期的一些漫画中,穿着中山装者就是国民党的代言人。例如,1927年,江西南昌附近一座小城的农民协会里挂着一幅讽刺画,画上的一侧是孔庙,另一侧是世界公园,“世界公园里陈列了三个座位,中间是马克思的像,左边是列宁的像,右边的座位空着。另一面画着一个孔庙;在世界公园与孔庙的中间,一个空着中山装的男子背了孙中山的像你往孔庙中走去。旁边写着:‘孙中山应陈列于革命的世界公园中,但戴××一定要把他背到孔庙里去’。”[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年版,第45页。]这幅漫画明确将矛头指向戴季陶将孙中山思想儒学化,这里中山装成为国民党的代名词。在国民党官员自己看来,穿着中山装就是代表党人身份。曾任西康军队特别党部少将书记长的张练庵曾回忆,为见蒋介石,特“在思想上作了准备,决定不穿军装,穿中山装,以党人身份去谒见”。[ 张练庵《西康政坛纪事》,《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篇》第6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278页。]因此,尽管中山装成为民国时期的流行服装,但就根本而言中山装是与国民党紧密相连的。当然也有例外,中山装一度成为革命与激进的代名词,当国民党清党时,穿中山装已经不是国民党的象征,而是比国民党更为革命与激进的共产党员的身份象征。据日本东洋文库保存下来的一份清党文件中记载,由于清党运动的扩大化,在广州一次清党行动中,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予以逮捕。[日本东洋文库缩微胶卷:《国共合作清党运动及工农运动文钞》,转引自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事实上,共产党人一直也将中山装视为人革命与进步的服装,延安的共产党人均着中山装。国共合作时期,在重庆工作的红岩村工作人员也均将中山装作为工作制服。[言扬《“红岩村”的生活标准》,重庆市文史研究馆编《陪都星云录》,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20页。] 
 
   民国时期中山装已经成为公务员及教育界人士中最流行的服装,穿中山装的人就会自然而然被认为是教育界官员。著名报人张慧剑就曾记述,他穿着中山装去浙江金华一所村小学观光,引起“全校震惊,师生狼奔豕突,如大祸之降临”,原来因他穿着中山装,学校师生误将他当作县督学。[《衣服》,见张慧剑《辰子说林》,南京新民报社1946年版。]显然,民国时期中山装成为官员权威的象征,在一个对权力与权威极其崇拜的国度,中山装的流行受到制度化力量的支撑而逐渐演变为全社会的习俗。 
 
   孙中山是革命者与民族主义者,他发明的中山装就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因此,必须用国货制作,这样才能真正起到纪念孙中山的作用。一般商人虽然是为推销国产布料,但也能够认识到中山装的纪念意义与民族主义象征意义:“中山装为孙总理在时,因其便利适意,故乐穿之。后总理逝世国人欲以之纪念总理,故名之曰中山装”。但是,“日来穿中山装者,其材料大多用舶来品,如毕达呢、哔叽之类,致使利权外溢”,“中山装既可定为吾国国民服装,其料宜以国货为之。既可提倡实业,益足见爱国之心。”[ 《国人欲以之纪念孙总理者请注意下文》,《申报》1927年6月29日。]商人都知道中山装“一可以抵制外货,二可以发扬国光”,因此,有的厂家还专门为“纪念总理而发明”中山装原料——中山呢,“质料坚固,鲜色齐备,极合裁制各项服装”。[ 《申报》1928年3月3日广告。]毗邻上海的江苏省江阴县30年代大量生产中山呢,[ 王维屏《江阴志略》,《方志月刊》第8卷,第4、5期合刊,1935年4月,第56-57页。]南京也是如此。[ 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96页。]据《江苏省乡土志》记载,1936年江苏有102家棉纺织厂,产品以中山呢等为主。[王培棠编《江苏省乡土志》上册,长沙:商务印书馆,年代不详,第92-93页。]中山呢主要用于制作中山装,远销全国各地。福建莆田、仙游就流行用上海运来的男妇女线呢制作衣服,俗称“中山布”。[蔡麟整理《解放前涵江镇商业概况》,政协福建莆田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莆田文史资料》第4辑,1989年4月;仙游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仙游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4页。]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工厂也大量生产中山呢,如中山呢在河北省高阳县成为当地主要的纺织品。[吴知《乡村织布工作的一个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19页。]此外,四川巴蜀、山东平度、广西桂林等地工厂也大量生产中山呢,[剑花楼主《巴蜀鸿爪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总第85号,第144页;山东省平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印《平度县志》,1987年版,第307页;钟文典《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页。]大量中山呢(布)的出品,保证了中山装的国货制作。 
 
   商人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推广国货中山装,知识精英则从服装的政治象征功能出发,提倡用国货中山布制作。1928年7月,张恨水曾在北平《世界晚报》副刊上撰文《中山服应用中山布》。[水(即张恨水)《中山服应用中山布》,北平《世界晚报》副刊《夜光》1928年7月9日。]由于国货运动是民国时期政府主导、广泛推广的一场社会经济运动,因此,国民党各级政府从爱国、振兴民族经济的角度来提倡穿着国货中山装。1930年,广东“省党部令各县普照各工作人员,一律穿国货中山装制服,提倡国货”。[《粤提倡国货穿国货中山装》,《中央日报》1930年3月26日。]1935年,河南省政府又规定,学校中山装的“原料均限用国货”。[ 河南省政府行政报告编《河南省政府行政报告》(1935年9月),第 17页,1935年版, ] 由此,各地中山装均用国货制作。可见,人们对于中山装的民族主义象征意义理解之深。 
 
   穿中山装是与爱国相关联的,而当穿着中山装的身体进入社会视野之中时,这个身体也应该是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如果穿着中山装的人是背叛民族利益者,那么必然受到人们的唾弃。江苏常熟一位清朝拔贡出身、做过江苏提学使署幕宾的蒋志范,民国后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抗战开始时高呼血战到底,但后来却投靠日本人。当时上海某小报登载一幅漫画,把他绘成一个四不像的丑角,头戴花翎顶帽,身穿中山服装,脚拖东洋木屐,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这个“三朝元老”的毕生“功业”。[ 《人物轶事·蒋志范》,见《常熟掌故》(《江苏文史资料》第56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2年版。]本来中山装是民族主义的化身,但如此穿中山装者只能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叛徒,遭到人们的鄙夷。不仅中国人视中山装为民族服装象征着崇尚三民主义,日本人也同样认为。1933年1月,日军攻入山海关城后,“大肆搜捕,凡着中山装者杀,着军服者杀,写反日标语者杀……” [ 郭述祖《长城抗战第一枪》,《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87页。]在日本全面侵入华北后依旧如此,凡遇到青年男子穿中山装、学生装者即予杀死。[南京师范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359页。] 1945年日军侵入赣南,在江西省兴国县20多个村庄疯狂杀戮,“穿中山装制服、理平头或西装头的青年人”,成为“他们重点屠杀的对象”。[ 黄健民、肖宗英《日军入侵兴国罪行录》,《党史文苑》1995年第10期。]所以,在沦陷区,人们不再穿中山装,“‘长袍马褂’又卷土重来,中山装反存之箱箧”。[陈仲言《清末民国时期徐州社会大观》,政协江苏省徐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徐州文史资料》第14辑,1994年10月。]中山装不是一般的服装,而是与孙中山及民族主义存在内在联系的政治服装。 
 
   罗兰·巴特曾经指出:“服装总包含有叙事性因素,就像每个功能至少都有其自身的符号一样,牛仔服适于工作时穿,但它也述说着工作。一件雨衣防雨用,但也意指了雨。功能和符号之间(在现实中)的这种交换运动或许在许多文化事物中都存在着”。[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页。]中山装不仅是一种服装,更是一种象征。中山装作为服装的功能已经被弱化,而其隐含的政治意义却被强化。人们认为中山装应该是国人统一的服装,因此,出现让孔子也穿中山装的现象:“浙江诸暨某校,悬挂孔子遗像,衣服作中山装,记得孔子曾经说过:‘麻冕,礼也……吾从众’。现在大家都穿中山装,根据服从多数的意义,那孔子自然有改穿中山装的必要呢!” [血滴《孔子穿中山装》,《中央日报》1929年5月6日。]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则可以理解为,让孔子穿中山装是人们对国民党推广中山装的讽刺。 
 
   中山装是纪念孙中山的服装,自然纪念孙中山的仪式最好穿着中山装。1929年11月,为纪念孙中山诞辰,广州贫民教养院音乐宣传队“穿着特定的灰色中山装制服,巡行表演,场面壮观”。[ 《贫教院音乐宣传队总理诞日巡行表演》,《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11月9日。]参加孙中山纪念仪式不仅要穿着中山装,而且须更加庄重。郭沫若曾专门穿中山装去中山陵谒陵,由于天气炎热,“谒陵的人差不多都把外套脱了”,但他为保持他的虔敬,“连中山装的领扣都没有解开” 。[郭沫若《谒陵》,《南京印象》群益出版社1946年版,第37页。]在革命者的眼中,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面对孙中山的陵寝,中山装更加神圣而庄严。不仅像郭沫若这样的革命者如此看待中山装,即便普通人也将中山装视为非同一般的服装,当人们提到中山装时,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孙中山、总理信徒、官员、公务员和学生。苏青曾在其作品中有过这样的描述:“一个鼠目短髭、面孔蜡黄的拱背小伙子,他也穿着中山装,只是同悬在他对面的孙中山先生遗像比较起来,恐怕他就给孙先生当佣役也不要,因为他有着如此的一副不像样,惹人厌恶的神气。”[ 苏青《结婚十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47页。]在作家眼中,穿中山装,就应该具有孙中山事业继承者应有的形象,而态度恶劣与形象猥琐的公务员穿中山装,实在是对孙中山的亵渎,与中山装的象征寓意不符。 
 
   中山装在民国服饰中的显赫地位,使不少服装店以经营中山装为主,特别是各地颇孚声望的服装店。上海荣昌祥号曾因为孙中山生前在该店“定制服装,颇蒙赞许”而生意兴隆,并称“民众必备中山装衣服”。当“国民革命军抵沪”之际,荣昌祥号为提倡服装起见,低价销售中山装。[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26日广告。]同样,南京李顺昌店“经营西服和中山装,尤以中山装颇享商誉”,而且因蒋介石在该店定制中山装更加声名显赫。[王淑华(李顺昌店主之媳)《忆南京李顺昌服装店》,政协江苏省文史资料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集粹》(经济卷),第224-226页。]中山装成为当时许多服装店的主要产品,也成为裁缝眼中的“国服”,在湖南民间歌谣《裁缝工歌》中被称作“国服”:“清朝末年到民国,衣服式样有变更。中山装,称国服,一般穿的是对襟。”[ 《裁缝工歌》,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湖南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第181-182页。]因此,在人们的记忆中,中山装是民国时期中国服装的代表。由于中山装是国服,民国后期一些重要的国家政治仪式,中山装就成为指定服装。1943年8月,林森去世,为其葬礼奏哀乐的大同乐会会员按照规定一律着中山装。[ 许文霞《我的父亲许如辉与重庆“大同乐会”》,《音乐探索》2001年第4期。]因为林森生前是国民政府主席,奏乐者穿着中山装才能体现出国家主席葬礼的庄严与神圣。 
 
   中山装既是流行服装又是具有进步政治象征意义的服装,人们对于穿中山装有着特殊的感情,中山装频频出现于文学作品中,有的作品将穿着中山装作为一种追求来表现。如郁达夫小说《唯命论者》的主人翁买彩票中奖后,其太太首先想到的是“这一回可好了,你久想重做过的那一套中山装好去做了。”[ 《唯命论者》,《郁达夫选集》下册,山东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97页。]显然,中山装成为人们生活中一种向往的服装。由于中山装缝制相对于传统布衫而言工艺讲究,因此,中山装也成为民国时期一种相对奢侈的服装。有意思的是,中山装成为日常报刊弹词的主角,著名报人熊伯鹏写过《只偷衣服未偷人》,描写主人翁只有一件赊账制作的中山装,被偷后请“福尔摩斯”寻找的趣事。[熊伯鹏《糊涂博士弹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126页。]由于中山装成为民国时期最流行的男式服装,因此,中山装也成为衡量薪俸的标尺。当1946年物价飞涨而薪俸降低时,人们的评价就是通过中山装来说明,连堂堂《中央日报》都说:“一月薪津,半套中山装”。[ 《寒风处处催刀尺》,《中央日报》1946年10月24日。]可见,中山装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地位与重要象征意义。


   (来源: 民国春秋 | 责任编辑:程仕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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