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潇：素季的国度

华夏快递 12-03-01

     【见过昂山素季的一些人会产生疑问，她的内心是否太过坚硬？据说她的长子亚历山大对母亲牺牲家庭一直心存不满，而刻薄的批评者甚至嘲笑她一直在固执地坚持“民主圣战（democracy jihad）”。我也怀疑在她优雅的举止和人格魅力之后，隐藏着多少无法言说的遗憾和悲伤，但我又怀疑，也许我们的怀疑，仅仅是因为我们走不到她的层次，没有能力去理解她罢了。】

昂山素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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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1月底的一个下午，昂山素季站在自家庭院里，一场茶聚临近结束，仍不断有年轻人过来和她谈话或者合影。她依旧头戴鲜花，向每一个人微笑。这次是两朵黄玫瑰，照例是从庭院草坪中采摘的。她66岁了，身形保持得极好，因为化了淡妆，脸上原有的一点点阴影也消失不见，只有深陷的眼眶提示着她的年龄——然而她的眼睛又是明亮的，当她看着你时，你能感受到目光的力量。

　　阳光刚刚好，茵雅湖上吹来小风，草坪边有张桌子，上面摆着菠萝汁和各式甜点，有人先离开了，剩下的人三五成群地继续聊天。“那是缅甸现在最红的歌手，”昂山素季的朋友U Htin Kyaw远远地指着一个女孩告诉我，“那边，是本地很有名的一个电影演员。”

　　不知此景是否让昂山素季想起牛津的夏末野餐，在离开英国23年以后，这并非常见的场合。仅仅在一年多以前，这还是一块外人不得踏足的禁地，而当时处于软禁中的昂山素季，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敏感词。有一段时间，军政府甚至不允许人民说出“素季”这个名字，于是人民就改口尊称她为“夫人”。“两年前，这些明星不可能来见她，”这次聚会的组织者Myo Yan Naung Thein说，“他们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支持。但现在不同了，人们迫不及待地要表现出他们对夫人的支持。”

　　“你觉得他们是真心的吗？”我问。

　　“我知道他们是真心的，正如他们以前是真心害怕一样。你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来，那种眼神和他们见到丹瑞大将时的生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把夫人团团围住，然后拼命鼓掌，即便是现在的新总统，也得不到这样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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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乘出租车前往“夫人”住处的，出发前，一位华人朋友建议我们离开酒店后再打车，我们也觉得有必要防止“眼线”——出于切身的体验，中国人乃至华人好像对“解冻”这类的事情总是抱有更多的谨慎。上车后，我对司机说“昂山素季家”，他应了声“OK”，踩油门出发。在缅甸，每个的哥都知道昂山素季位于茵雅湖南岸的家，虽然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被告知经过这里时不得减速、不得张望。15分钟后，我们到达大学道54号，司机猛打方向盘，拐出一个巨大U形后停在目的地门口——以前，掉头在这里也是明令禁止的。

　　2010年11月，缅甸举行了20年来首次全国大选，选后一周，政府释放了昂山素季；2011年3月，国家权力移交给议会任命的文官政府，统治缅甸多年的丹瑞将军退居幕后。总统吴登盛上台之初宣布将要推行民主，但动作寥寥，“于是我们都很悲观，”缅甸一家新闻周报的主编U Thiha Saw说，“然后到了8月19日，总统突然会见了昂山素季，这让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发生了什么？”

　　这次会面成为缅甸的U形拐点，自此以后，作为走向和解的象征之一，昂山素季的名字不再是一个禁忌，她的头像开始出现在媒体头版和大街小巷，官方媒体对她和NLD（全国民主联盟，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派政党）持续20年的攻击也偃旗息鼓。

　　“报纸注册与检查司”仍然存在，所有报纸在付印前仍须将版面大样交由他们审查，但审查标准却大大放宽了。U Thiha Saw的报纸翻译了著名缅裔学者吴丹敏（Thant Myint-U）在海外“流亡媒体”谈缅甸改革的对话录，居然得以全文发表，“审查部门只改了几个小地方，其中一个要求是将‘政治犯’改成‘良心犯’，另一处则是将‘军事独裁统治’改成‘独裁统治’。”

　　市场化的报章呼吁继续改革，甚至呼吁释放更多的政治犯，“只要他们是从‘为了国家好’这样的基调来谈这件事，那么文章就可以发表。”不止一个记者这样告诉我。

　　“媒体也在不断地试水，看看底线到底在哪里。”一位资深媒体人说，“有媒体不送审就发表一些文章，然后就得到停刊两期之类的小惩罚。”

　　2012年1月，吴登盛首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改革是基于人民的愿望，”他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人民希望国家保持和平稳定，实现经济发展。”

　　而在仰光，不少人相信改革与阿拉伯世界的变局有关。“丹瑞将军不希望看到两种情况，”人权活动家Myo Yan Naung Thein说，“第一种情况，继任者也是独裁者，这样他会忌惮前任影响力并伺机清算；第二种情况，被革命推翻。两种情况都会威胁到他的性命。”

　　在吴丹敏看来，缅甸政改的动因有二：其一是在新的政治体制里，总统、议会、地方政府、军队等机构分享权力，每一方都设法寻求变化，这给了社会更多空间；其二是总统及其他有改革思维官员的决心，他们相信，缅甸的现状难以为继，必须找到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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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官方英文报纸The Myanmar Times（缅甸时报）的编辑部里，我见到了一份从审查部门送回来的大样，那是名为《Hope Rules》（或可译作“希望引领人民”）的大选一周年特刊，回顾了缅甸社会的各种变化。压题照片被划上了一个红叉，一位编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用了民众抗议的照片。”而一篇名为《为什么缅甸改革会令越南心焦》的评论则被直接拿掉，“大概是担心影响两国关系吧……”编辑猜测。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一整版的重头文章《缅甸：过去、现在和未来》，事实上，这里只有一处改动：五张配图（从左到右依次是昂山将军、奈温将军、丹瑞将军、吴登盛、昂山素季）最右边的那张上面打了个红叉——看起来，他们并不认为昂山素季就代表着“未来”，虽然他们承认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创造了“过去”。

　　1941年，26岁的学生运动领袖昂山带领包括奈温在内的所谓“三十志士”出国接受日军培训，冀望在缅甸发起暴动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这“三十志士”便是日后缅甸独立军的核心。后来日军进入缅甸，缅甸人发现日人统治比英人更残暴，将士们遂又转向联英抗日，“（当初联日）并非因为我们有赞成法西斯的倾向，而是因为我们的愚直失策和小资产阶级的胆怯。”昂山后来承认。

　　“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年初，经过谈判，昂山与英国首相签订了保证缅甸在一年内完全独立的“昂山-艾德礼协定”。同年4月，昂山出任临时政府总理，但3个月后，他与6名阁僚在仰光被暗杀，时年32岁，留下两个儿子和两岁的女儿素季。

　　昂山可谓缅甸国父，又是缅甸军队的创立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缅甸军政府把他视作一个爱国主义的图腾，仰光最大的市场、最重要的街道和最大的体育场都以他命名，在爱国教育和宣传下，昂山将军几乎受到所有人的爱戴——而当他那支持民主自由的女儿回国后，这一点便成了军政府的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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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因为对父亲所创军队的感情，又或许因为在海外生活了太长时间，早期的昂山素季把爱国主义放在了自由主义前面，在她作于1980年代前期的《Let’s visit Burma》（后结集出版改名为《吾国与吾民》）中，她回避了内战问题，把克钦、克伦、掸邦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单单描绘成富有魅力的神秘所在，她也避免在文章中直接批评奈温的独裁，“在军政府的统治下，缅甸成为BSSP（社会主义纲领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他政党都被取缔，限制民众政治自由的举措是出于维护政府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1962年3月2日，奈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奈温早年随昂山接受日本军部培训时即养成了对政党政治的厌恶，他解散了议会，宣布要建立“缅甸式的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自称融合了马列主义、佛教和缅甸传统，实际上把缅甸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执政后这位将军的喜怒无常令人印象深刻，1970年代他曾突然宣布：所有的车辆必须靠右行驶（缅甸曾是英国殖民地，之前遵循靠左行驶原则）。于是时至今日人们仍会在仰光街头看到这般怪现状：司机在右边驾驶着各种日本报废车，纷纷靠马路右侧行驶。

　　不过真正把缅甸拖入深渊的是奈温灾难性的国有化及锁国政策，很多企业和银行（包括中国银行）被无条件收归国有，大量国外的教育、交流机构被驱逐出境，缅甸错过了世界经济起飞的六七十年代，到1980年代后期，已由“东南亚的明珠”落入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之列，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细节是，在1960年代之前，从西方前往新加坡或者曼谷，须经由仰光转机，而现在，情况反过来了。

　　1988年4月2日，接到母亲病重的电话后，昂山素季经由曼谷飞抵仰光。这是她1960年以来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过去的28年里，她求学于新德里，在牛津取得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短暂任职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和不丹外交部。1972年，她与英国学者、藏学专家迈克•阿里斯结婚，此后多数时间她与丈夫生活在牛津，吴丹敏在一本书里回顾了1984年春天拜访素季一家的情形，“天气很好很暖和，他们家砖砌的花园里开满了鲜花，我们聊牛津最近上映的电影，迈克悠闲地吸着烟斗，两个孩子在屋里玩耍。素季讲话彬彬有礼，甚至带着点学究气，她鼓励我来英格兰读博士学位，鼓励我也一起来研究缅甸历史。”如果说那时昂山素季希望为祖国做点什么的话，除了研究缅甸历史和文学，无外乎为它建一座图书馆，或者推动一项交换学习项目等等。

　　但这一年发生的学生运动改变了所有人的轨迹。

　　6月底，知道母亲将不久于人世，昂山素季决定回到大学道54号的家中，陪母亲度过最后的日子，阿里斯和两个儿子也从英国赶来，陪她最后一程。因为要照顾母亲，昂山素季始终和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保持着距离，但这并不能阻止学生、记者、律师、艺术家以及被奈温罢黜的改革派军官络绎不绝地前往拜访，他们希望国父的女儿能够站出来领导缅甸的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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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道54号外面的围墙、铁丝网和铁门都有明显翻新的痕迹，我敲响铁门，对着一扇小窗报出名字。门开了，3个看上去有些腼腆的中年男人把我迎到候客区。旁边台阶上，一只拴住的小猎犬好奇地看着我这陌生人，我认出了这只“全缅甸最著名的狗儿”——2010年11月昂山素季获释时，小儿子金送给她的礼物。

　　院落不算小，进门左侧是几片被鲜花环绕的草坪，再过去是一栋两层的白色小楼，看上去有些陈旧，和仰光市区那些“摆在特拉法加广场也不显突兀”（Lonely Planet语）的殖民时期建筑相比，就更加缺乏特色。那正是23年前民主运动的精神中枢，也是后来昂山素季被软禁或者半软禁二十多年的地方。

　　1988年那个夏天，奈温警告游行的民众：“如果军队开枪，他们一定会击中目标。不会有朝天鸣枪。”8月8日，后来在缅甸人的口述史上被记载为“8-8-88”的日子，军队果真向游行人群开枪，数千人被杀，举世震惊。

　　“当我最初下决心参加民主运动时，更多的是出于责任感，”昂山素季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但同时，我的这种责任感和我对父亲的爱密不可分。”8月26日，仰光大金塔前的广场上，昂山素季发表了她的第一次演讲，“我们需要第二次独立斗争。”她宣布。一个月后，她联合其他几位支持民主的军官成立了全国民主联盟（NLD），并开始在缅甸全国发表演讲，倡导公民不合作，呼吁人民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1989年4月，昂山素季来到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的德努漂（Danubyu），她和支持者要在这里争取民众，以非暴力抗争继续挑战军政府底线。“我不认为自己是甘地式或者佛教徒式的政治家，当然，我是个佛教徒……但我反对暴力的主要原因是，它会形成仰仗武力改变政局的不良传统。”

　　一队士兵拦住了他们，领队的士官警告他们：“不许再前进了。”

　　“让我们过去。”面对来复枪，昂山素季回答，她继续向前。士官再次警告：“再往前我们就开枪了。”昂山素季没有停下脚步，就在这时，一个更高级别的士官赶到，下令不得开枪。

　　这一次，勇气赢了。

　　“或许她希望着，这样的事情会在全国不断发生，‘第二次独立斗争’也会这样展开，经过和平与坚定的抗争，NLD终会取胜，军队终会奇迹般地退让。” 吴丹敏写道，“悲哀的是，这样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1989年7月20日，昂山素季被军政府软禁，NLD核心成员也多被逮捕。1990年，军政府同意举行大选，以为可以轻松获胜来获得执政合法性，结果却是NLD赢得了485个议席中的392个，他们甚至拿下了军队人口占多数的仰光Dagon区。显而易见，不少士兵和他们的家属把选票投给了反对党。

　　但是军政府拒不承认大选结果，“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能以和平和稳定的方式治理国家的组织。一个国家不像蔬菜那样便宜，我们不能交权。”丹瑞大将说。

　　因为被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方式，昂山素季通过BBC广播才知道NLD赢得大选及军政府拒绝交权。她在一楼墙壁上贴满了甘地、尼赫鲁以及她父亲的语录以示抗议，负责守卫的士兵看到了笑一笑，并不说话——他们被禁止和昂山素季“谈论政治”——但昂山素季会不停地跟他们说话，朝他们微笑，询问他们家庭的情况，跟他们开开玩笑，而对他们来说，一旦跟昂山素季说话，就要被替换掉。结果是，没有一个守卫能在大学道54号干得长久。

　　1991年，软禁中的昂山素季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暴力是它自己最难缠的敌人，不惧则是和它对抗最厉害的武器。为什么昂山素季能像甘地和她父亲一样成为人人折服的象征？她那令人感动的勇气是一个重要因素。”诺奖委员会主席在致辞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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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昂山素季前，我在仰光采访了不少当地的学者、媒体人和NGO负责人，对于眼下的变革，他们纷纷给出谨慎的评价，可是往往难掩兴奋，“哪怕是在一年前，我都没法接受你的采访，”几乎每个人都会笑着说句类似这样的话。

　　2011年年初缅甸议会开幕的时候（21年来的头一次），659名议员被领入新首都内比都宝塔状的议会建筑，一连几星期不得外出，不得使用手机和电邮，记者也不得去内比都采访。但是到了8月份，议会第二次会议开幕时，他们开始邀请国内外媒体。“本以为它是个橡皮图章，” U Thiha Saw说，“军方拥有议会25%的固定议席，我们去之前以为会有军队高层代表，结果发现多数都是年轻的军官，微笑着坐在那里，很少参与讨论，我觉得他们在那里只是为了维持宪法，因为要修宪，你必须有75%以上的议员同意……但其他非军方议员讨论得非常热烈，我记得有一次能源部长面对质询时说，我们在缅北有足够的发电能力，所以才会向中国供电。立刻就有两位来自密支那的议员站起来反驳他：你说的供电充足是什么意思？我们那边就经常停电！”

　　“这时我们才注意到，这两位议员居然都来自执政党！” U Thiha Saw笑着说，“这是件好事，有一点真正议会的样子了。”

　　门似乎正在打开，哪怕只是一条缝，透进来的阳光已经够让人高兴和自豪了，这正是我的仰光印象，有好几天，我也被这种乐观的情绪感染，直到遇上了Eaint。她是一个缅甸记者朋友的妻子，27岁，娃娃脸，我和她丈夫聊天时，她就在一边听着。到了最后，她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我：“你对政治犯感兴趣吗？”

　　“你认识他们吗？”我随口应了句。

　　“我有很多政治犯朋友，”她顿了一下，说，“其实我也是政治犯。”

　　很难形容当时的感觉，好像是这座城市一下子褪去了热带国家物产丰盈的迷惑性外衣。和佛教信众脸上永恒的无欲与满足，又好像是你潜入这座城市平静的水下，发现那里满是巨大而坚硬的礁石。2008年5月2日，飓风纳尔吉斯袭击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这场百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造成了约14万人死亡，而缅甸军政府却反应迟缓，在一周以后才开始小心翼翼地接受外部援助。那时刚毕业两年的Eaint去灾区采访，因为看到无人救援的场景，想办法联系到联合国一个办事处，请求他们“救救灾民”。就这样，她成了政治犯，被判刑两年，一年多前才得以释放。

　　缅甸政府已经释放了数百名政治犯，2012年1月13日，缅甸政府又释放651名政治犯。《在缅甸寻找奥威尔》（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的作者Emma Larkin说，在仰光，你很容易找到这样的家庭：其父子母女兄弟姐妹里有人就是政治犯。

　　有人问昂山素季——这位全世界最出名的政治犯，“你曾说过，当你第一次被软禁时，非常思念远在英格兰的丈夫和孩子，最终，你意识到这样做没有用，所以你停止了思念，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大多数政治犯都会这么做（停止思念），”昂山素季回答，“任何理性的人都清楚，为一件你根本没法掌握的事情苦痛是没有用的，全世界的政治犯都会告诉你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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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8月，大学道54号已彻底与世隔绝，“我以为他们会关掉某个总开关，以切断我们的对外联系，结果没有，他们是直接拿着剪刀来我们家把电话线剪断并带走的，我们都觉得太逗了。”昂山素季说。

　　“人们总喜欢把事情戏剧化，对于那些被突然带走投入监狱的人，会比较震惊，但我只是继续在这座房子里过日子而已。”昂山素季说，自己和家人都是务实的人，不想把生活“变成电视剧”。

　　如果说软禁给昂山素季带来什么真正的变化，就是她开始了自己的修行——在这个85%以上人口都是佛教徒的国家，很多政治犯选择以坐禅的方式度过漫长的狱中岁月。阿里斯带给她不少关于佛教的书籍，其中一本是上座部佛教大师班迪达西亚多（Sayadaw U Pandita）的《就在此生》（In This Very Life），这本书对她影响颇大。“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分析自己的习惯，修行强化了我的信念：坚持正确的事情。此外，修行的时候你必须通过发展觉知来控制你的思维，这种觉知会进入你的日常生活。”

　　昂山素季承认自己的脾气不太好，缅甸一位老政治家Thakin Chit Maung的回忆佐证了这一点：“她有时会失去控制，做一些缅甸女人不应该做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开会，她看见会议室里挂着奈温将军的头像，就变得非常生气，然后大声说：一个刽子手的头像不应该挂在这里。接着她就跳上桌子，把画像扯掉了。要知道在座的每一位与会者都比她年长，我们都被她的行为惊呆了。”

　　“修行对我帮助很大，”她说，“我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生气了。当然有时还会发怒，我受不了伪善的人。但当我生气时，我会觉知到这一点，然后我对自己说，我生气了，我生气了，于是我就能把这种情绪控制在一定程度以内。”

　　“我是一个尝试者，永不放弃试着成为更好的人。”与在缅甸出家的美国记者Alan Clements长谈时她曾说。“我把自己看作不断变化的过程的一部分，努力做到最好，而这一过程前后都连着因果。”

　　软禁期间，她每天4点半准时起床，禅修后听一会儿广播，接着做早操，然后按部就班地洗澡、吃早饭、弹钢琴，整个白天她会用来阅读和做家务，期间穿插着收听BBC、VOA或者DVB（流亡媒体“缅甸民主之声”）的新闻，直到现在她都不看电视，“她说看电视时做不了别的，有罪恶感。”U Htin Kyaw告诉我。

　　当昂山素季用修行发展觉知的时候，在茵雅湖对岸，退休的奈温也在修行中寻找平静。李光耀在自传中记述了与奈温的几次见面：1994年，奈温状况不太好，看上去很憔悴，说自己在镇压了1988年的运动后精神颇受折磨，到了1997年，他的气色好了许多，他说，自己每天花很长的时间静默修炼，再不为任何事情操心，“将军们来问建议，他说，让他们走吧。”

　　2002年，奈温去世，官方媒体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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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禁头一年，昂山素季和丈夫保持着通邮，阿里斯也会寄一些包裹给她，里面会有相关机构捐给昂山素季的物品，譬如《大英百科全书》等等。当这些包裹经过英国大使馆转往大学道54号时，军方会将其开包检查，并一一拍照，然后第二天的《劳动者日报》（官方报纸《缅甸新光报》的前身）就会出现一篇讽刺昂山素季的文章：“瞧瞧，缅甸人民都还吃不饱饭，这个时髦的西方女人却在过着这种奢侈腐化的生活！”

　　昂山素季开始拒收包裹和信件，“这是一种抗议，”她后来解释说，“军政府认为让我通邮是一个恩惠，但那是我的权利，我不接受他们的任何恩惠。其次，我认为他们也无权软禁我一年以上。”

　　结果她被软禁了6年才重获自由。1995年，阿里斯和孩子们获准飞往仰光，一家人短暂团圆。也差不多是这一年，Alan Clements问起她，对于那些陷入苦难与绝望的人们，如何为他们注入正面的能量？“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最爱，我相信，人们应该让他（她）说出自己的感受，排遣悲伤情绪，但同时也应该鼓励他（她）重拾生活，而不是坐在那里哭泣。”她说。那时她大概不会想到，1995年的团聚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

　　1999年，阿里斯被检查出癌症晚期，得知自己时日无多，他开始向缅甸政府申请签证，希望和妻子见最后一面，但屡遭拒绝。英国外交部试图从中斡旋，但缅甸政府不为所动，或许他们是担心阿里斯在仰光去世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或许他们就是希望以此刺激昂山素季，让这个令他们头疼的女人主动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昂山素季决定留下，因为一旦离开，她就再有可能被永久拒绝入境。在最后的日子里，她和阿里斯一直保持着通话，即使电话屡屡被掐断。

　　作家Rebecca Frayn最近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讲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当我见到迈克的双胞胎弟弟安东尼时，他告诉了我一件他从未对他人吐露的事情。他说，当素季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与迈克相见时，她穿上了他最喜爱颜色的衣服，在头上扎了一朵玫瑰花，去了英国大使馆。在那里她录制了一段告别的视频，她说，他对她的爱是她坚持下去的动力。这段视频后来被偷偷带出缅甸，等它到达牛津时，迈克已经在两天前去世了。”

　　见过昂山素季的一些人会产生疑问，她的内心是否太过坚硬？据说她的长子亚历山大对母亲牺牲家庭一直心存不满，而刻薄的批评者甚至嘲笑她一直在固执地坚持“民主圣战（democracy jihad）”。我也怀疑在她优雅的举止和人格魅力之后，隐藏着多少无法言说的遗憾和悲伤，但我又怀疑，也许我们的怀疑，仅仅是因为我们走不到她的层次，没有能力去理解她罢了。

　　我记得她曾谈到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男主人公利德盖特医生的婚姻是一出悲剧，“他对妻子感到失望，担心自己无法再好好爱她。我当时还很困惑，难道他不更应该担心妻子不爱他才是吗？……后来我理解了他，如果他不再爱自己的妻子，他就被生活打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说，“我发现了慈爱（loving-kindness）的价值，只有敌意才会让你产生恐惧……我不会憎恨软禁我的人，如果你对别人总是抱有正面情感，那么他们就伤害不了你，也吓不倒你。如果你对别人没有了爱，你就是真的在受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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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LD狭小的总部在仰光市区以北，两层楼，光线昏暗，看上去就是一个修车铺的规模。U Hla Min，这儿的办公室主管、一个和善的老人家领着我参观了一层。

　　进门左侧是接待处，也是个小型吧台和“图书馆”，接着是楼梯，有门卫把守，高层多在楼上办公。右侧是纪念品中心，售卖印有昂山父女头像的杯子、T恤和徽章。往前是妇女中心、农民与童子军扶助中心和政治犯辅助中心，说是“中心”，不过是一到两张桌子而已，整个房间估计不超过150平米。再往前是几排桌椅，平时人们在这里吃饭，当需要召开发布会时它就成了记者坐席。政治犯扶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为600名政治犯提供服务，每个月补助他们5000基亚，相当于四十多块钱，还为他们提供所需的食品、药品、书籍和衣物，由家属探监时带进去。

　　“经过军政府多年的打压，NLD剩下的都是些死硬派，大多数人年纪很大了，他们不明白，推动民主不能只靠空喊，而需要以议题为本（issue-based），”一位自称不是昂山素季粉丝的NGO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现在也在改变，包括昂山素季也越来越认识到，在政治之外公民社会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当她了解得越多，她也会变得愈加务实。”

　　2011年11月18日，NLD宣布重新注册，这意味这个缅甸最大的（也几乎是唯一的）反对党重新加入政治进程。几天后，NLD又宣布昂山素季将参加议会补选，有人觉得她去竞选议员是自降身份，她说，“从政之人不应考虑个人荣辱得失。”

　　“补选有40-50个议席，即便NLD全部当选，也是议会的少数派，” U Thiha Saw说，“但他们可以联合议会内的改革派，成为推动改革的动力。”

　　“她能影响别人，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合法的平台，小小的制度内的权力，和她巨大的影响力结合起来，那就是原子弹。”Myo Yan Naung Thein说， “这是我生命里第一次看到光亮，我曾以为自己会终老于监狱，夫人也会在软禁中去世，不能为这个国家做任何事情。”

　　但缅甸的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政治改革，这个国家糟糕的银行系统、延续多年的两套汇率仍令投资者感到畏惧；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和解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中美印等国在这一地区的博弈，也都将影响它的转型进程——如果我们相信它已经上路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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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是对外界批评的回应，NLD总部一层最里面唯一的小单间留给了年轻人。1980年出生的Nyi Nyi Min看上去比他的年龄更年轻，“发展年轻人进入NLD，重点是要驱散他们心中的恐惧，我会告诉他们，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你要创造你的生命，然后不带恐惧地死去。”

　　他和同屋的一位女孩子介绍说，在2007年以前，缅甸的年轻人上网也就是聊天和娱乐，而当年僧侣革命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僧人，这也激活了缅甸的年轻网民。“以前，老一代民主派认为，那些拥护民主的年轻人不存在，但是2007年后，他们都浮现出来，”一位为国际媒体工作的老记者告诉我，“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希望一直都在。”如今缅甸网络普及率仍然很低，但网民数量增速极快，Eaint就和自己的丈夫在Facebook上成立了一个新闻社，发布缅甸改革的相关讯息。“我们的稿子不用送审，”他们骄傲地说。

　　昂山素季刚被释放时，面对那些举着手机对她拍照的支持者，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下。她从未用过手机，有人让她和人在曼谷的小儿子金通话时，她都不敢确信这个小玩意儿真的可以把人与人连结起来，她甚至不知道应该对着哪里讲话。世界已经变化太多，2003年她第三次被软禁时，这个世界上不存在Twitter和Facebook，手机还不够普及，更没有发展成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移动终端。而现在，互联网与互联网一代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或许也将包括缅甸。在许多场合，她都说，这一年来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运动中来。

　　她重新变得忙碌起来，和1995年首次被释放时一样，每天要见大量的人，参加各种活动，整个下午用来读书已成奢望，但或许在某个不用忙碌的晚上，她会静静地坐在屋子里反观自己——也和1995年一样，“一切总在变幻，你也同时在躁动的外界和宁静的内心这两个世界里生活。”

　　其实她从未改变，她仍然相信自己所坚持的，相信非暴力的价值，相信爱与慈悲，相信精神的革命比政权的更迭更重要，她还是反复地说，和NLD同事受到的苦难比起来，她的遭遇根本算不上什么。

　　离开大学道54号时已是黄昏，经过门口时，小狗冲我吼了几声，一个人牵着它往两层小楼处走去，“到了夫人遛狗的时间了。”这时我才知道，那3个男人也都是政治犯，他们志愿在这里为昂山素季工作。

　　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1990年代中期，每周末的早晨，她都会踩在桌子上，出现在这扇铁门背后，向聚集于此的民众发表演说，或者回答他们的提问。那时缅甸的民主运动正处在低潮，更多的人忙着出国或者挣钱，有时参加集会的只有寥寥数百人，这其中还有不少是外国观光客，但她坚持了下来。

　　有一次Alan Clements很直率地问她：你是不是有点过时了？

　　昂山素季回答说：“谈论道德、对与错、爱与慈悲这些东西，如今被认为是过时的行为，不是吗？但说到底，这个世界是圆的，也许什么时候好多事情要重新来过，也许到那时，我就又走在时代前面了。”

　　（参考资料：Alan Clements, “The Voice of Hope, Aung San Suu Kyi”; Justin Wintle, “Perfect Hostage”; Thant Myint-U,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Kyaw Yin Hlaing, “Daw Aung San Suu Kyi: A Burmese Dissident Democrat”; Brook Lamer, “Land of Shadows”; 台译《翁山苏姬：来自缅甸的声音》）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12-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