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中国无文心——照搬经改不可能推动文化体制改革  

黄涤非 华夏快递  12-03-04 

   当下中国，官方舆论钦定为“盛世”

   自1842年鸦片战争签下城下之盟，中国始终多灾多难，筚路蓝缕历经170 年奋争，国家面貌焕然一新，俨然昔日大英帝国复活：外贸出口量世界第一；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3600美元。人民生活虽不普遍殷实，但国家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府，外汇存量高达3.2万亿美元。30年前恐怕无人敢想、也想不出。比较近世中国积贫积弱历史，称其“盛世”也不为过。

   华夏“盛世”既无和谐之音、更乏承平之乐

   海外“中国威胁论”、“崩溃论”交相唱和；内地“草泥马”与“河蟹”横竖坐不到一起。中国日臻强大，但在世界普遍缺少尊重；经济蒸蒸日上，政府在人民眼中丧失合法性。如此尴尬、荒谬、怪诞让人雾里看花。“中国制造”飘洋过海所向披靡，文化影响在全球话语权竞争中却始终处于弱势。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当权者突然醒悟：文化既是一种无形力量，也是一种有形商品，提高国家“软实力”，亟待振兴文化产业。30年改革经验由此进入文化体制转型的视野。

   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

   过去“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此次角色置换，借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打造社会主义文化产业。“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证明：形势比人强，改，总比不改好。“文改”非经改，文化产品制作，内容禁忌太多，根本无法突破现有体制束缚。舞台建得再好，演什么恐怕更重要，这是文化改革最大的死结——应了古话“天不变，道亦不变”。改制舍本逐末，实属不得已。从形式（经营方式）着手。文化专制与市场机制杂交，对文化产业国家依旧高度垄断。恰如今日国企独大、民企衰落，权贵资本经济通吃。

   文化体制改革是过去经改的描红翻版

   路经依旧，老马识途。文化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引入产业化重组兼并，添加混合经济成分。对管控的文化事业单位，或撒手脱离或摇身变为股份制公司，交出经营权，抓住所有权。大小不同，方式多样。对大型国有文化机构（企业）的控制无并丝毫改变。经营方式转型改变不了缺乏自主话语权的现实。改革的“红利”在于国有股份和民营文化企业有了经营的积极性、灵活性。例如，新闻传媒在非时政类报刊有所突破，影视娱乐、时尚消费、专业技术等媒体实行开放，时政评论、新闻调查等涉及社会舆论导向的领域仍然严格限制、一言以蔽之，无论怎样改，须遵党文化规定，不许越雷池半步。大众文化消费可以“娱乐致死”，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守土有责，坚持官话、套话、假话不动摇。

   改革已画地为牢，为粉饰“盛世”热火朝天扭秧歌

   过去“翻身道情”当下“走进新时代”。从官方推介的主旋律歌曲不难认清党文化面孔：“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歌曲虚设“人民”按捺不住幸福向党深情讴歌。关键词：豪迈，热爱、旗帜、站起来、富起来……在X文化语言范式中，除了“富起来”算新词（过去受批判属贬义），其余皆“文革”盛行话语。党文化的任务就是制造愚民、鼓噪效忠，不同时期炮制不同谎言！

   灵魂关进笼子，躯壳放开舞蹈

   舆论一律，强制消费。有用就是真理，宣传不论是非。互联网壁垒森严，“五毛”党天下驰骋。人民越傻越好管，资讯越多越反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文化领域只改革不开放——开放是专制社会最大敌人。

   “文改”形式可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终究换汤不换药

   自古赝品没人买，订购者却是政府。生产者政府授权特许经营，故而合法。自说自话、自产自销的结果是：文化企业从政府（纳税人）和市场圈来的钱最终打了水瓢，谎言政治潇洒走一遭，政府是最大的获利人——愚民可以维稳。中国文化专制主义长期盛行不衰，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有改朝换代从不触动专制文化这块禁脔。开明盛世昙花一现，文学艺术在体裁、形式上更迭繁荣，思想认知的创新累积无从谈起。上下五千年，除了孟子、顾炎武、黄宗羲、王羲之倡导民本，中国人与民主天生绝缘。诗文日臻精巧、八股敷设娴熟，读书求官第一，退而袖手谈心性。触及独立人格、民生时弊、思想自由的哲学思辨凤毛麟角。社会长期在封闭状态下因循守旧，自我重复。以至黑格尔认定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品格和灵魂

   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究其实质是文化彻底衰落，完全不足以同西方抗争。过去五千年，在世界26种文明形态中，早熟的华夏农耕文明自秦汉后无本质改变进步，在历史的比较中落伍，在地理大发现以后开放的世界体系中溃败于西方。士人作为文化更新、发扬光大的传承者，剖析他们的思想生存状态无疑把握住这个文明的风向标。一个文明的盛衰，思想文化创新力至关重要，长期停滞等同死亡。故振兴或窒息一个民族，无不首先从文化着手。

   一个文明最核心的内核是政治

   政治文明决定了一个文明所处历史阶段、社会进步高度。西方自鸦片战争侵入中国，华夏文明从封建极权社会被迫向现代文明转型。以辛亥革命成功为标志，迈入现代社会花费了70年。此后“城头变换大王旗”，外辱内乱纷争不断。20世纪激荡的前50年，中国社会最终以现代政党方式领导的农民战争确定了历史定型。源于西方的共产党意识形态，与东方专制主义相结合，塑造了当下中国政治生态。迄今统治达72年。举国上下千夫之诺诺，难见一士之谔谔！中国人对民主社会的向往，存于心而不见于行。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依旧是共产党国家

   所谓共产党国家，就是人民没有选举权，党垄断了这个国家所有权利。人民除了效忠服从无任何选择。自1949年始，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人被党文化长期洗脑。古人云：“六十而知五十九非”。回首当年，“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最担心的事是“和平演变”。1959年底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在全国开始蔓延，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杭州召开的高层会议上正式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应对大饥荒危机下的浮动人心，此举可谓未雨绸缪，从精神上钳制人民分辨是非善恶的良知。

   哀鸿遍野的中国大地警钟长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担心“帝国主义梦想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变颜色”。毛泽东平生最恐惧的对手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平演变”的提出者。毛认为杜勒斯是整个西方阵营“最会办事的人”，美国政府的“灵魂”。号召各省委书记专门设班子研究，“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对军区司令员则说：“杜勒斯是政委、政治部主任……”

   毛当年的见识不乏自知之明。杜勒斯如是说：“我的确相信，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这样它逐渐集中力量为自己的人民谋社会福利，会放弃这种征服世界的荒谬思想。” 半个多世纪后回头看，杜勒斯所言一语成谶！

   关于中国文化，西方另一位哲人的预言正在验证

   1972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对话，83岁的汤因比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相结合，将是人类最美好和永恒的文化。”作为西方史学界泰斗，他被美国人誉为“世界通哲”。汤因比预言：“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世纪。”

   “中国世纪”的判读在经济上似乎已见端倪，中西文化融合“将是人类最美好和永恒的文化”尚有待证明。所言“中国文化”绝非中共党文化。汤因比习惯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思考人类社会重大问题，如果说当下的中国文化（当局宣扬的党文化）能够走向世界，并被其它异型文明移植推崇，这恐怕是一个绝妙的国际玩笑。除非整个人类文明开历史倒车！中国近30年取得的进步在于善于学习、效法西方，而非坚持传统文化中冥顽不化的专制主义，现代极权政治在经济上学会“退让”，以期巩固政权、维持社会发展。如果说极权政治在传统中找寻到积极影响，那就是传统文化中“融合与协调的智慧”，为中国学习世界先进文化铺设了桥梁。

   2011年，中国以前所未有的热忱提出繁荣文化的规划

   世易时移，中共期望与时俱进，以文化整合人民凝聚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既发展文化产业，同时改善在世界上负面形象。经改方式移植文化领域，“萧规曹随”不可能继往开来，极权文化是自由社会共同的敌人。文化改革事关政治体制改弦更辙，绝非股份制改造李代桃僵。经济起飞后的中国，文化改革面临政治文明转型的抉择。转变经营方式再热闹，包装再好看，究其实质兜售的是一个没有灵魂、被盗窃了文心的党文化。在中共眼中，经济也好，文化也罢，一切皆是巩固权力的工具。文心者，文化之魂也。当下，党文化管制状态下中国文化“前不见改革，后不见继承”。自诩“三个代表”，以世界先进文化自居，实则反智落后，遗笑寰宇。人类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历史发展规律不可阻挡，党文化逆世界普世价值潮流，其归宿不言而喻。

   北宋人著名理学家张载曾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谓“立心”，即为社会找寻合理的精神道德价值体系。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读书人安身立命、经世致用之本。

   冯友兰学贯中西，不幸身侍二主，遭遇蒋、毛两位枭雄——因其学术地位对之多有礼遇。20世纪五十年代初，思想改造运动步步惊心，冯友兰被迫放弃以前建构的新理学体系，宣布接受马列，自言以“毛泽东思想观点”写文章，作为“唯心主义”反面教员任教北大。“文革”中扫地出门，挂牌批斗、劳动教育，备尝羞辱。感念毛救命之恩，诗文致信：“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批林批孔”被逼效忠江青，曲学阿世“辅新命”。作为党文化斗争、改造的牺牲品，冯友兰的后半生备受争议。晚年重返道山，在《三松堂全集》重评毛泽东，坦言社会主义纯属“空想”，“文革”荒谬不经。其实，冯的内心并不糊涂，身处乱世，千夫所指，面对诛心之论不得不自保。一代哲人，1949年以后的遭逢际遇不妨看作专制主义摧残中国文化之样本！

   “盛世”中国，文化有形无心

   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英国作家奥威尔《1984》虚构的极权社会在1989年彻底终结。奥威尔直言：“我之所以写一部书，并不是要加工一部艺术品，而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 众所周知，极权社会肖像、语录充斥街头，到处都有“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该书写作于1948年，书名几番踌躇，作者将该年的后两位数颠倒，这部预见未来极权社会的政治小说当即有了一个生动名字——《1984》。历史没有假设，时间无法预测。历史已经告诉未来，趋势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