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年，第11期）
　

　　钱穆这个名字，我是在解放初刚上大学时就知道了的，不过，那时候它却是个不太光彩的名字。四十年代末，中华大地正面临一次政权更迭，残酷的政治较量，迫使所有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著名文化人）都必须作出最后的抉择。当时，几乎绝大多数人都纷纷站到胜利的共产党一方来，只有极少数人追随蒋介石跑到孤岛台湾去了，其中最赫赫有名的有三位，一是胡适，二是傅斯年，第三位就是钱穆（钱是先去香港后去台北定居）。理所当然，他们被视为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一小群。我虽然是外文系的学生，但兴趣却偏杂，有时也爱跑到中文系、历史系去旁听，记得在历史系听课时，似乎已没有人再提起钱穆（宾四）的名字，虽然他很早就是一位史学大师。言随人废，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是很自然的。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历史总算有了一点进步。自新时期以来，大陆论者对那些一度被打入另册的人物，开始有了比较公允的看法，出版也相应出现了某种松动。以胡适为例，大本的胡适评传就出了好几部，胡著单行本更是大小书肆里的常见书，颇具规模的多卷本胡适文集，我见到的就有三种之多。据说，将囊括他全部作品的胡适全集也在胡适的家乡安徽积极筹编中。这位长期被人尽情笑骂的“过河卒子”，仿佛一夜之间成了众多学子研读、探讨甚至亲近的对象，这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颇带戏剧性的巨变。钱穆所受的“礼遇”当然不及胡适，但也开始有人用平实而尊重的眼光去评价他的思想和学术。钱氏的学术专著也陆续出版了不少，如商务版的《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以及巴蜀版的《论语新解》等。据了解，钱穆的成名之作，迄今还在引发争论（即郭沫若是否抄袭钱著）的《先秦诸子系年》，也将重排出版。特别让一般读书人庆幸的是，钱穆著的自传性回忆散文《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也作为“三联精选文库”之一与读者见面了。钱穆先生一生著述可谓丰矣（他总共著书七十余部，一千四百余万言），但我觉得，《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可能是他著作中最有感染力，最能给学子们以精神启迪，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司马迁在《孔子世家》论赞里讲过一段话：“《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我读《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就有司马迁说的那种“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的感觉。我感到，站在我面前的，首先不是一位学识渊博，自成大家的学者，而是一位满怀民族悲情，一身浸染儒家风范，而又朴拙可亲，充满人情味的老先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不算太长，只有二十一万字，但涵盖了几个时代的历史内容，可点可说的地方很多，这里我只想先谈谈与平民百姓关系密切的两件事，即父道和师道，套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做父亲和应该怎样做老师。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鲁迅在上个世纪初（1919年）写的一篇名文，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中国人的文明程度照理说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每个人是否都有资格宣称自己已是合格的父亲呢？回答可能是让人难堪的。由于望子成龙之心太切，又不懂得科学的引导方法，于是采取种种不合理甚至暴力手段强制子女就范的事件屡见不鲜。人们经常忘记一个事实（也可说是规律）：一个长大卓有成就的人后面往往有个深明事理，教子有方的父亲（或母亲）。《八十忆双亲》里的钱承沛就是一位深谙教子之道的好父亲。书中有一章专门记述了钱承沛如何教诲幼年钱穆的故事。钱承沛对子女十分钟爱，要求也颇严，但他却是个精心育苗的园丁，孩子偶犯过失，他从不疾言厉色，而是温婉诱导，促使他们自己悔悟。钱穆自幼聪颖过人，受到别人赞扬时难免会得意洋洋，翘起小尾巴来，例如他当众背诵《三国演义》那一次。钱承沛是怎样教育儿子戒躁的呢？有段文字对这件事描写得十分传神有趣，特录其一节以飨读者：

    一客忽言：“闻汝能背诵三国演义，信否？”余点首。又一客言：“今夕可一试否？”余又点首。又一客言：“当由我命题。”因令背诵兼表演，为诸葛亮，立一处；为张昭诸人，另立他处。背诵既毕，诸客竟向先父赞余，先父唯唯不答一辞。翌日之夕，杨四宝又挈余去，先父亦不禁。路过一桥，先父问：“识桥字否？”余点头曰：“识。”问：“桥字何旁？”答曰：“木字旁。”问：“以木字易马字为旁，识否？”余答曰：“识，乃骄字。”先父又问：“骄字何义，知否？”余又点首曰：“知。”先父因挽余臂，轻声问曰：“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余闻言如震雷，俯首默不语。

    这真是一种绝佳的启发式教育，老杜名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恰可比之。写到这里，顺便向那些为儿女大伤脑筋的朋友进一言：如果你真是望子成龙心切，不妨先研究一下儿童心理学，试试这种潜移默化教育法。

    教师永远是个崇高的职业，这是那些专门在人的心灵里栽培善良和智慧的播种者，自古以来受到人们的尊重。我小时同祖父母一起住在天津老家，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堂屋的正面墙上供着一块很大的牌位，那上面不是什么神佛，而是恭恭正正书写着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每年春节初一早上，祖父就叫我们兄弟两人穿戴整齐，向“天地君亲师”上香叩头，我的心情既是敬畏又是兴奋的，我很高兴参与这件一年一度的圣事。那时，我对“天地君亲师”的封建色彩尚不甚了了，但看到师的地位如此之高，竟能与天、地、君、亲并列，就觉得师是很了不起的了。所以在我求学时期，能遇到几个既能授业解惑，又能指点人生迷津的好导师，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在这一点上，钱穆是很幸运的，他不仅有个如师如友、循循善诱的父亲，而且还遇到不少有真才实学、善于育人的好老师，如最早给钱穆以思想启蒙的钱伯圭，让钱穆豁然明了“人生立身大训”的刘伯琮，对钱穆一生治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吕思勉等等。正是在这些优秀师长的熏陶下，钱穆自己也成了一名备受学生欢迎和爱戴的老师，在中小学如此，在大学亦如此。1919年，钱穆在后宅初级小学当校长时，亲自将一个性格怪异、受大家歧视的学生（叫杨锡麟）教育成一个学习出众，并显示出音乐天资的好学生，就是钱穆教学生涯中颇值得称道的一个事例。

    1919年秋季，钱穆是抱着一番雄心壮志来到后宅初级小学的。那时候各种新思潮方兴未艾，美国的杜威博士正好来华作教育哲学的讲演，这对青年钱穆颇有吸引力。于是，他决心自己主持一所学校，从接触娃娃们开始，对基础教育进行某些改革和实验。他到校后首先废除体罚，并大力提倡唱歌与体操，他还发了一个布告，叫同学们下课后都得到操场去“游散”，不得在教室滞留。可是当他巡视时却发现有一学生仍然独坐大教室里不出去。经向班长查问，才知道这个同学叫杨锡麟，过去曾犯过校规，前校长决定除大小便外都必须坐在教室里不得离开，处罚几同“禁闭”。钱穆决定取消这道前校长下的命令，让杨锡麟随同学们一道去操场玩耍。可是过了一会，有几个同学跑来向钱穆告状，说杨锡麟在操场旁河沟里抓到一只青蛙，并把这个小动物撕成两半。钱穆却表现得十分冷静，对同学们说，杨锡麟长期不准离开教室，对外面的情形有所不知，你们应随时随地开导他，不得大惊小怪，他犯了一个小错就来告发，这样不好。以后再如此，当先罚你们，不罚杨锡麟，同学听了默默退去。钱穆上课好作两种测验：在黑板上写一段文字，令诸生凝视三数遍，然后撤去黑板，令诸生默写；又口诵一段文字，让诸生默听三数遍，然后让大家默写。在这些测验中，他发现杨锡麟每次都记忆无误，觉得此生听觉必佳。于是一日傍晚散学后，钱穆把杨锡麟一人留下。钱开始弹琴，接着让杨锡麟跟着唱，不料他唱得十分动听，“音节声调果皆祥和，温雅有致”。钱穆为了进一步了解杨锡麟的音乐素质，便有意突然把琴停下来，结果，“琴声息，而锡麟出不意，歌声仍续，意态静定，有佳趣”。钱穆终于发现杨锡麟是个很值得培养的好苗苗，决定让他在班上当众独唱，同学们听了大为吃惊，掌声阵阵不息。后来，一次全校游艺会上，杨锡麟化妆演出老渔翁歌，竟赢得满堂喝彩。从此，同学们都对杨锡麟刮目相看，往日的隔阂也没有了，杨锡麟的神态举止也随之判若两人。

    八十年代，钱穆已经是桃李满天下的耄耋老人，有一次他在台北听到一位后宅老乡亲谈起杨锡麟毕业后的情况，不禁慨然叹曰：“相隔垂六十年，当时后宅小学诸生独杨锡麟一个尚在其同镇人口中得称道 ，真出余意料外也”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而且认为这种快乐是连统治者也享受不到的。钱穆一生淡泊名利，不慕仕途，志趣惟著述、育人两项。杨锡麟从一个几遭人弃的劣童成长为一个有用于世的人，可说是一次成功的教育范例，对钱穆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使他感到快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