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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谷:说钱穆
5/25/2007 点击数:1875

(《书屋》,2001年,第11期)
 

  钱穆这个名字,我是在解放初刚上大学时就知道了的,不过,那时候它却是个不太光彩的名字。四十年代末,中华大地正面临一次政权更迭,残酷的政治较量,迫使所有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著名文化人)都必须作出最后的抉择。当时,几乎绝大多数人都纷纷站到胜利的共产党一方来,只有极少数人追随蒋介石跑到孤岛台湾去了,其中最赫赫有名的有三位,一是胡适,二是傅斯年,第三位就是钱穆(钱是先去香港后去台北定居)。理所当然,他们被视为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一小群。我虽然是外文系的学生,但兴趣却偏杂,有时也爱跑到中文系、历史系去旁听,记得在历史系听课时,似乎已没有人再提起钱穆(宾四)的名字,虽然他很早就是一位史学大师。言随人废,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是很自然的。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历史总算有了一点进步。自新时期以来,大陆论者对那些一度被打入另册的人物,开始有了比较公允的看法,出版也相应出现了某种松动。以胡适为例,大本的胡适评传就出了好几部,胡著单行本更是大小书肆里的常见书,颇具规模的多卷本胡适文集,我见到的就有三种之多。据说,将囊括他全部作品的胡适全集也在胡适的家乡安徽积极筹编中。这位长期被人尽情笑骂的“过河卒子”,仿佛一夜之间成了众多学子研读、探讨甚至亲近的对象,这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颇带戏剧性的巨变。钱穆所受的“礼遇”当然不及胡适,但也开始有人用平实而尊重的眼光去评价他的思想和学术。钱氏的学术专著也陆续出版了不少,如商务版的《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以及巴蜀版的《论语新解》等。据了解,钱穆的成名之作,迄今还在引发争论(即郭沫若是否抄袭钱著)的《先秦诸子系年》,也将重排出版。特别让一般读书人庆幸的是,钱穆著的自传性回忆散文《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也作为“三联精选文库”之一与读者见面了。钱穆先生一生著述可谓丰矣(他总共著书七十余部,一千四百余万言),但我觉得,《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可能是他著作中最有感染力,最能给学子们以精神启迪,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司马迁在《孔子世家》论赞里讲过一段话:“《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我读《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就有司马迁说的那种“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的感觉。我感到,站在我面前的,首先不是一位学识渊博,自成大家的学者,而是一位满怀民族悲情,一身浸染儒家风范,而又朴拙可亲,充满人情味的老先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不算太长,只有二十一万字,但涵盖了几个时代的历史内容,可点可说的地方很多,这里我只想先谈谈与平民百姓关系密切的两件事,即父道和师道,套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做父亲和应该怎样做老师。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鲁迅在上个世纪初(1919年)写的一篇名文,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中国人的文明程度照理说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每个人是否都有资格宣称自己已是合格的父亲呢?回答可能是让人难堪的。由于望子成龙之心太切,又不懂得科学的引导方法,于是采取种种不合理甚至暴力手段强制子女就范的事件屡见不鲜。人们经常忘记一个事实(也可说是规律):一个长大卓有成就的人后面往往有个深明事理,教子有方的父亲(或母亲)。《八十忆双亲》里的钱承沛就是一位深谙教子之道的好父亲。书中有一章专门记述了钱承沛如何教诲幼年钱穆的故事。钱承沛对子女十分钟爱,要求也颇严,但他却是个精心育苗的园丁,孩子偶犯过失,他从不疾言厉色,而是温婉诱导,促使他们自己悔悟。钱穆自幼聪颖过人,受到别人赞扬时难免会得意洋洋,翘起小尾巴来,例如他当众背诵《三国演义》那一次。钱承沛是怎样教育儿子戒躁的呢?有段文字对这件事描写得十分传神有趣,特录其一节以飨读者:

    一客忽言:“闻汝能背诵三国演义,信否?”余点首。又一客言:“今夕可一试否?”余又点首。又一客言:“当由我命题。”因令背诵兼表演,为诸葛亮,立一处;为张昭诸人,另立他处。背诵既毕,诸客竟向先父赞余,先父唯唯不答一辞。翌日之夕,杨四宝又挈余去,先父亦不禁。路过一桥,先父问:“识桥字否?”余点头曰:“识。”问:“桥字何旁?”答曰:“木字旁。”问:“以木字易马字为旁,识否?”余答曰:“识,乃骄字。”先父又问:“骄字何义,知否?”余又点首曰:“知。”先父因挽余臂,轻声问曰:“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余闻言如震雷,俯首默不语。

    这真是一种绝佳的启发式教育,老杜名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恰可比之。写到这里,顺便向那些为儿女大伤脑筋的朋友进一言:如果你真是望子成龙心切,不妨先研究一下儿童心理学,试试这种潜移默化教育法。

    教师永远是个崇高的职业,这是那些专门在人的心灵里栽培善良和智慧的播种者,自古以来受到人们的尊重。我小时同祖父母一起住在天津老家,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堂屋的正面墙上供着一块很大的牌位,那上面不是什么神佛,而是恭恭正正书写着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每年春节初一早上,祖父就叫我们兄弟两人穿戴整齐,向“天地君亲师”上香叩头,我的心情既是敬畏又是兴奋的,我很高兴参与这件一年一度的圣事。那时,我对“天地君亲师”的封建色彩尚不甚了了,但看到师的地位如此之高,竟能与天、地、君、亲并列,就觉得师是很了不起的了。所以在我求学时期,能遇到几个既能授业解惑,又能指点人生迷津的好导师,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在这一点上,钱穆是很幸运的,他不仅有个如师如友、循循善诱的父亲,而且还遇到不少有真才实学、善于育人的好老师,如最早给钱穆以思想启蒙的钱伯圭,让钱穆豁然明了“人生立身大训”的刘伯琮,对钱穆一生治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吕思勉等等。正是在这些优秀师长的熏陶下,钱穆自己也成了一名备受学生欢迎和爱戴的老师,在中小学如此,在大学亦如此。1919年,钱穆在后宅初级小学当校长时,亲自将一个性格怪异、受大家歧视的学生(叫杨锡麟)教育成一个学习出众,并显示出音乐天资的好学生,就是钱穆教学生涯中颇值得称道的一个事例。

    1919年秋季,钱穆是抱着一番雄心壮志来到后宅初级小学的。那时候各种新思潮方兴未艾,美国的杜威博士正好来华作教育哲学的讲演,这对青年钱穆颇有吸引力。于是,他决心自己主持一所学校,从接触娃娃们开始,对基础教育进行某些改革和实验。他到校后首先废除体罚,并大力提倡唱歌与体操,他还发了一个布告,叫同学们下课后都得到操场去“游散”,不得在教室滞留。可是当他巡视时却发现有一学生仍然独坐大教室里不出去。经向班长查问,才知道这个同学叫杨锡麟,过去曾犯过校规,前校长决定除大小便外都必须坐在教室里不得离开,处罚几同“禁闭”。钱穆决定取消这道前校长下的命令,让杨锡麟随同学们一道去操场玩耍。可是过了一会,有几个同学跑来向钱穆告状,说杨锡麟在操场旁河沟里抓到一只青蛙,并把这个小动物撕成两半。钱穆却表现得十分冷静,对同学们说,杨锡麟长期不准离开教室,对外面的情形有所不知,你们应随时随地开导他,不得大惊小怪,他犯了一个小错就来告发,这样不好。以后再如此,当先罚你们,不罚杨锡麟,同学听了默默退去。钱穆上课好作两种测验:在黑板上写一段文字,令诸生凝视三数遍,然后撤去黑板,令诸生默写;又口诵一段文字,让诸生默听三数遍,然后让大家默写。在这些测验中,他发现杨锡麟每次都记忆无误,觉得此生听觉必佳。于是一日傍晚散学后,钱穆把杨锡麟一人留下。钱开始弹琴,接着让杨锡麟跟着唱,不料他唱得十分动听,“音节声调果皆祥和,温雅有致”。钱穆为了进一步了解杨锡麟的音乐素质,便有意突然把琴停下来,结果,“琴声息,而锡麟出不意,歌声仍续,意态静定,有佳趣”。钱穆终于发现杨锡麟是个很值得培养的好苗苗,决定让他在班上当众独唱,同学们听了大为吃惊,掌声阵阵不息。后来,一次全校游艺会上,杨锡麟化妆演出老渔翁歌,竟赢得满堂喝彩。从此,同学们都对杨锡麟刮目相看,往日的隔阂也没有了,杨锡麟的神态举止也随之判若两人。

    八十年代,钱穆已经是桃李满天下的耄耋老人,有一次他在台北听到一位后宅老乡亲谈起杨锡麟毕业后的情况,不禁慨然叹曰:“相隔垂六十年,当时后宅小学诸生独杨锡麟一个尚在其同镇人口中得称道 ,真出余意料外也”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而且认为这种快乐是连统治者也享受不到的。钱穆一生淡泊名利,不慕仕途,志趣惟著述、育人两项。杨锡麟从一个几遭人弃的劣童成长为一个有用于世的人,可说是一次成功的教育范例,对钱穆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使他感到快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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