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日记》中的陈梦家

陈晓维新浪博客 (2011-12-14 )

   我们常常希望在那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场景中、在决定命运的房间里，装上一只洞察一切的摄像头，或者把自己的耳朵紧紧贴在地板上，聆听来自久远年代的一声叹息，聆听颤抖的钢笔尖在纸上划出遗书的声音，也聆听那无言的漫长寂静。是的，历史上的英雄，或者受难者，或者阴差阳错被卷入一场重大事件的无名之辈们，我们渴望听到你们的声音。你们的声音盛满岁月的箴言。你们发出的神奇电波，将向我们展开真相的长卷，为我们解释所有人身处其中的纷纭时空，刺痛我们，传达困惑和悲伤，也带给我们若有若无的希望。

   不过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在生命的最后十七年里，常常心情不佳，他没有闲情逸致为我们这些喜欢偷窥的历史爱好者安装摄像头和窃听器。他确实写日记，但他的日记笔墨悭吝，而且今天已经不知下落（八十年代由考古所发还给他的太太赵萝蕤教授，赵萝蕤去世后，家中所存书籍、资料星散）。他没有子女。太太在“反右”运动中受刺激得了精神病。他也缺少满天下的桃李为他树碑立传。那么时至今日，我们是否能够再次接近陈梦家最后十几年的生活现场呢？

   今天我手捧厚达十卷的《夏鼐日记》，终于感到陈梦家的不幸经历——尽管仍然不够清晰，但总算被勾勒出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时间在日记里排成队列，为我们送上惊心动魄的现场直播。

   日记的主人——夏鼐，文革前作为考古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一直是考古所事实上的一把手，也是陈梦家的顶头上司。（所长郑振铎身兼数职，基本放权。先后担任第一副所长的梁思永、尹达也因为健康、兼职等原因很少到所办公）。他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使这部日记具有非同寻常的多方面意义。但我最关心的是，《夏鼐日记》对于揭示陈梦家被打成右派以及在文革初期自杀身亡这两段历史，都提供了哪些新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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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谈论陈梦家的历史，我们可以先从他那两句尽人皆知的名言开始。第一句是巫宁坤在他的回忆录《一滴泪》中记录的，“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年纪，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着什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 ”这是一九五一年底或五二年初的事情，当时陈梦家还未调到考古所，尚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教书。

   第二句是他决定自杀前说的。当时文革才刚刚开始，他被红卫兵揪斗，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耍了！”

    这两句话，简洁而情绪化，前后呼应，把守着陈梦家最后十七年生活的入口和出口。其中，前一句话显然意义更为重大，这一声抱怨，实际上已经决定了陈梦家整个十七年的命运轨迹。这句话通过对奥威尔著名的政治寓言《一九八四》的联想，阐明了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话语中显示出他对现实的冷静判断。对社会变革如此迅速感到的惊讶，同时也流露出他对集权政治的怀疑和不满。这条怀疑和不满的道路笔直地延伸下去，直通向陈梦家毁灭的终点。第二句话则顺理成章地成为立在终点的墓碑。陈梦家在终点说出这句话时，已经退无可退（有些人还可以一直退下去，无限度地退下去，但是他做不到），他必须维护尊严，做出反抗，他要主动地扭转命运的走向，所以他使用了“不能再”这样的词语。

   如果我们把“怀疑”和“尊严”作为描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两个关键词，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历次政治风暴中陈梦家都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已经不得不进行了多次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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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继孝的《碎锦零笺》记录了陈梦家写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一份检讨，陈梦家把自己的错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人”的问题，没有认识到国民党的政治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二、认为新政权只是改朝换代，“中共是中国人，还是一套老办法”，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革命；三、“我们这些个人惯了的个人，要集体起来，总是不大容易的”；四、“对农民只有高高在上的同情，还是帮助统治阶级维持了现状”；第五条不能算是认错，更像是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说“解放以后，我们知识分子有些看不顺眼的地方，就是有些朋友变得太快，快得不能使人相信”，“我们学习的时候要读文件，有些人认为你文件读得不够熟，一遍不够。我认为读熟与否是一回事，好好地想也是一回事，想过了真的实践起来又是一回事，光是生吞活剥引经据典恐怕不行罢”。这之后，他又做了第二次，第三次检讨……

    这种持续数月的反复检讨，对敏感、执拗的诗人来说，猛烈地冲击着他的精神堤坝。他的情绪波动也影响到了妻子赵萝蕤。赵萝蕤在日记里说“他时而理性清明，时而感情激动，我虽安闲待之，但真正受不了他”，“今天早醒，又为梦家疯态所逼，把他大骂一通，打垮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大骂之后果然稍好，比理性说服强得多”，“早醒，又和梦家做思想斗争。我告以应不吃屎，不骑马，以此两句作座右铭，不承担未有之罪，但亦不自高自大，骑高头大马”。

    赵萝蕤只说对了一半：不能骑高头大马自不必说，想要在摧枯拉朽的政治运动中不吃屎却是不可能的，即使把屎舔净也未必过得了关。

    好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最高决策者还无暇把太多精力放在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重塑上。社会上所有人也都沉浸在对新政权的热情和憧憬之中。在知识分子当中进行的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其波及面和严酷性都远不如后来的反右和文革。陈梦家也因此又过了几年相对平静的日子。

    英俊的诗人稿酬丰厚，生活优越。除了忘我地工作，业余时间他还可以看戏，逛古董店，淘明式家具、文玩、版画。

    直到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陈梦家才迎来了真正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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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宏大布局。先“鸣放”，后“反右”。毛泽东说：“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陈梦家的直率性格，使他不可避免地跌入了“引蛇出洞”的陷阱。

    《夏鼐日记》大致记录了陈梦家在“鸣放”阶段的表现。

    “五月十八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开高级研究员座谈会，为响应整风运动也，苏、陈、徐、黄皆提出一些意见。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上午所中整风运动开会，有陈梦家、徐旭生、黄文弼、安志敏诸同志发言，我也指出了前年那次院部决定取消考古所、并入历史一所议案手续方面的错误。

   六月一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整风运动座谈会，陈梦家、徐旭生、苏秉琦、黄文弼诸人提意见。”

   在夏鼐列举的这份名单里，徐旭生、黄文弼都是陈梦家的长辈、苏秉琦年龄也比陈梦家大。夏鼐却在每篇日记里都把陈梦家的名字放在前面，可见他说的最多，言辞最激烈，谈的内容也最让人印象深刻。《文汇报》在这一年的五月六日刊登了陈梦家欢呼鸣放的文章《两点希望》，陈梦家在文章里说“我从西安回北京后，纷纷然闻听‘鸣’‘放’之音，好不热闹。这正是花开时节，欢迎红五月的到来，真是一番好气象啊！毛主席两次有关‘鸣’‘放’的谈话，是这几十年中关系了中国文学艺术和科学文化的划时代的一炮，它是即将到来的文化革命大进军前鼓励的号角。我个人深深感觉到，一种新的健康而持久的风气已经开始……但不能我等你放我才鸣，你看我鸣得对你才放……我们个人是不能等不能停的，还是赶快的放鸣吧！”陈梦家错误地把鸣放当做知识界春天来临的前兆。他满怀热情地把自己的意见和盘托出时，完全没有想到形势会在片刻之间发生逆转，灭顶之灾正向自己袭来。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全国军民向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无情的反击。整风运动正式进入反右阶段。到了这个时候，各单位领导考虑的已不是本单位有没有右派分子的问题，而是到底哪个是右派的问题。陈梦家因此毫无悬念地成为了考古所的头号目标。

   那么右派人选到底是如何确定的呢？关于这一点，法学家江平教授在回忆录《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里这样写道“右派当然是领导定的，人人都有被划为右派的危险”，他又说“当时，每个教研室内，都有一些领导比较中意的党员积极分子，这些人就是“打手”，他们尤其是政治“晴雨表”。如果他们和你有说有笑，表明你政治风险还可能不大；但如果他们和你疏而远之，你的政治风险就很可怕了。”

   “领导”和“积极分子”，是确定右派过程中的两个关键角色。上级把反右的任务布置下来以后，这两个角色紧密配合，决定了右派的人选。《夏鼐日记》印证了这一程序：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整风运动座谈会，自19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正式发表后，整风运动又进入一新阶段。

   七月八日 星期一

   靳主任谈反右派问题如何进行。

   七月九日 星期二

   下午参加院部积极分子动员会，由张劲夫副院长作动员报告。

   七月十日 星期三

   与靳主任谈反右派运动问题。

   七月十三日 星期六

   上午参加所中反右派运动大会，主要对象为陈梦家。”

   靳主任即当时考古所的办公室主任靳尚谦，他同时又是所里的党支部书记，是上级指示的主要执行者。从《夏鼐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先是由他来规划反右运动进行的策略和方针，然后召集积极分子，动员他们配合运动的开展。积极分子这个角色在政治运动中的重要性，往往被我们忽略。我们容易把他们的行动误认为是自发的，随机的。而实质上，他们的步调是上级意志的反映，不仅有组织，还有严密的计划。他们披上民意的外衣，和上级领导一道形成高压力量，一唱一和，启发诱导，制造声势。他们的作用类似春节晚会上带头鼓掌，带头笑的人。他们既是斗争的先头部队，又是核心力量。他们一表示愤怒，群众就跟着怒不可遏。他们一发笑，也将引发哄堂大笑。有了积极分子带头，扭扭捏捏的专家、学者们就可以放下心理包袱，轻装上阵，依样画葫芦地作出严厉的声讨了。

   在最高领袖——单位领导——积极分子——右派分子这一生态链条里，最高领袖永远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但由于跟受害者之间隔着几个环节，因此他事后可以巧妙地把责任转嫁到两个中间环节去，并且利用他不容置疑的权威使大家深信事实的确如此。他自己则隐藏在事件的云雾之外，使我们一叶障目。只要他一发力，这个生态链条的各个环节一绷紧，运动就展开了。

   当考古所里的一切都布置、安排停当之后，陈梦家的噩运就到来了。

   5

   我们禁不住要提出疑问，为什么考古所把陈梦家定为右派？为什么不是别人？让我们暂时扮演一下所里年轻的积极分子，穿上中山装，别起两只钢笔，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右派的标准是什么。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里是这样规定的：(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根据此项通知，我们可以展开丰富的联想，深入陈梦家言行的缝隙，提炼出一个大致的批判提纲：

   一社会关系和生活经历。陈梦家出身基督教家庭，父亲是个牧师。他本人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年轻时曾是资产阶级色彩浓厚的“新月派”诗人。岳父赵紫宸是基督教活动家、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他和妻子赵萝蕤四十年代都曾在美国学习、工作。以上这些生活背景，对于陈梦家的政治形象，全是负面因素。每一项都使他成为社会上的少数派，成为群众的对立面和深度挖掘的对象。

   二个性孤高，口无遮拦。陈梦家这种爱憎分明、丝毫不加掩饰的诗人气质，很容易遭人忌恨。一九四七年春在普林斯顿大学二百周年纪念会中，曾举行过一次国际东方学术会议，内容分社会科学与艺术考古两类。这次会议曾于事先请陈梦家去筹划并布置一铜器展览，陈梦家因与当事者意见冲突，认为当事者对自己傲慢无礼，拒绝出席并作演讲。后经此人再三道歉，他才改变了主意。他评价自己“在阶级敌对的形势中，常常以个人的利害，个人的自尊心来作去取的标准”。

   对于师长，他常常显得不够谦虚，意气用事，甚至狂妄。《夏鼐日记》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日记载“上午赴所至马市大街，晤及陈梦家君，为了昨天郑所长拒绝让他到洛阳去，而大生其气”。他批评当时学术界的行政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曾当面质问所里的一把手夏鼐“你是否有职无权？”反右中有人揭发，他在西大讲学期间，“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郭院长”，还攻击自己的老师，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的要命”。一九七八年夏鼐出访意大利时，同行的钱钟书告诉夏鼐“闻一多先生曾对他说起陈梦家在《平民》上发表文章，开头说：‘请教于闻师一多，师曰……，余以为非也。’批判老师，抬高自己，拿老师的未成熟的口头意见，作为靶子来攻，深致不满，此与偷窃老师见解作为己见，为另一种利用老师的方法。”

   对待同事和一般群众，他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难以接近的“名士”气。他自己曾检讨说“抗战期间我住在农村，一般同事瞧不起农民，我也瞧不起这些同事，自以为我总高他们一头。……我们的态度与根本轻视农民的，也没有很大不同，都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夏鼐日记》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记载在北京召开的考古工作会议“晚间汇报，并讨论分别负责起早决议、筹备下次会议及预备总结，知下午陈梦家的发言得罪了长沙的代表。”同年六月十三日又有“下午周永珍同志来谈其投考研究生计划，陈梦家同志来，不赞成其考研究生，加以申斥。”

   三收入高，易引发“仇富”心理。陈梦家除了工资以外，稿酬也相当优厚，他的生活水平远高于一般的同事。在以“无产”为荣的时代，这很容易招来非议。据《夏鼐日记》记载，当时陈梦家家中已经有电视机。他“几乎每天都看电影、电视，有时还加评语。”一九五六年他斥资买下钱粮胡同的十八间平房后，大家更是议论纷纷，一时之间谣言四起，举报信不断。除此之外，他还有闲钱搜罗明式家具，逛琉璃厂的旧书店。

   四简化字问题。陈梦家反对推行简化字，这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简化字和繁体字孰优孰劣，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很难说得清楚对错。但与领袖的主张不一致，这就从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上升到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政治立场问题。这也因此成为他的同行们，容庚、唐兰等声讨他的口实。

   至此，把陈梦家定为右派的依据已经足够充分了。一个无论于公于私都跟时代精神如此格格不入，“个人英雄主义，作风恶劣”的人，看来没有理由不受到批判。

   6

   江平教授说“中国的政治批判，一般说来是分四步走：揭露、批判、斗争、认罪。”“首先是揭露。要揭露的彻底，你说的每一句话、写的每一个字都要查，你的档案、你的日记、你向组织写的汇报、交心材料都要查，你的历史、你的家庭出身也都要联系起来，揭露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上述各种资料中的蛛丝马迹，来证明你本来就不是一个好人，一直要揭露到你‘原形毕露’。……其次是批判。要批判的体无完肤，上纲上线。……再者就是斗争。面对面的斗争会，斗争会是“刺刀见红的”，任何人在斗争会上，都要亮出自己的‘立场’，能不能划清政治立场，这是组织是否信任你的关键。……最后当然是认罪，把别人骂你的东西，用自己的话再骂上自己一遍，这就是低头认罪，这就是态度好。如果你敢于反驳的话，那斗争会不仅要升级，而且要无期限地延续下去，直至你哑口无言、“低头认罪”时为止！”

   把别人骂你的东西，用自己的话再骂上一遍，对于陈梦家来说，也许太难了。所以他的检讨总是很难令人满意。

   对他的批判从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三日考古所第一次反右运动大会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两三个月。在此期间，斗争的温度是逐日升高的。

   在八月九日的日记中，夏鼐写道“下午开始大会，郑所长亦来，陈梦家做自我检讨，然后由王世民、石兴邦、王仲殊同志发言。”日记里提到的三个发言人，当时还都是不到三十五岁的年轻人，血气方刚。其中王世民一九五六年才刚从北大历史系毕业。我们现在看到的十卷本《夏鼐日记》，王世民和王仲殊就出力甚多。王世民参与了誊抄、录入，并由他汇总通读，核对原件。文革后曾任考古所所长的王仲殊则为此书撰写了开篇的《夏鼐先生传略》。石兴邦学术成果累累，如今也已被称为考古学界的泰斗。可见当年科研院所反右大会上义愤填膺的进步青年，实在都是一代人中的精英。但在领袖的运筹帷幄的股掌之间，在绵延千年的忠君报国思想笼罩之下，他们只能糊里糊涂地做一名过河卒子，一路向前。事实上，这三个年轻人在后来的岁月里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文化大革命中，王世民、王仲殊都成了考古所里的牛鬼蛇神。陈梦家自杀之前，发生在考古所的那次戴纸帽示众游行，二人也都在列。

   这篇日记里的“郑所长”，就是郑振铎。当时他还担任着文化部副部长。恰好，郑振铎的日记里也记录了这次针对陈梦家的大会，他是这样写的“下午二时半，到考古研究所，参加对右派分子陈梦家错误的讨论会。首先由我说了几句话，然后由陈梦家作初步检讨。琐碎得很，全无内容。王世民加以比较详细的揭发。石兴邦予以根本的驳斥。大家一致不满陈的检讨。近六时，我先走，因为要招待外宾也。（热，晚上有大雷雨）”

   郑振铎有文学家气质。如果说夏鼐的日记枯瘦如柴，那么他的日记就可以说是血肉丰满的。他给陈梦家的检讨，王世民的揭发，石兴邦的驳斥都加上了相应的形容词，有了这些形容词，会场上的气氛一下子就面目清晰了。三个当事人特有的气质也被郑部长一语中的。陈梦家的检讨“琐碎”、“全无内容”（仍然不肯“吃屎”，不肯“把别人骂你的东西，用自己的话再骂上一遍”）；王世民的揭发“详细”（王世民后来在考古所掌管图书、资料，做事一定是条理非常清晰的）；而石兴邦的驳斥则是“根本”的（石兴邦年轻时就表现出勇于任事的精神，《夏鼐日记》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载“石兴邦君似有单干作风，想在宝鸡立功”）。

   作为部级官员，尤其是考虑到郑振铎还是陈梦家的朋友，此时此刻，他对陈的处境是否感到同情？我想，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的。因为从建国到反右，郑振铎已经历过无数次这样大大小小的思想讨论会，早已见怪不怪了。他自己也曾在这样的讨论会上被人批得体无完肤。如《夏鼐日记》一九五二年八月六日所记“上午所中开会，先对郑所长提意见，先由东区郭宝钧、苏秉琦二人，其次为西区尚爱松、曹联璞、徐旭老三人，西区意见颇尖锐，近代史所荣孟源提意见，语言所罗所长亦对郑攻击，接着吴晓玲提意见，并提及燕京大学于1934年冬驱逐郑先生事，此时郑感情冲动，近代史漆侠提意见，郑已停笔下泪，主席刘桂五即宣布休息，郑凄然离席返办公室……”

   郑振铎本来和陈梦家关系是不错的。他们都爱好收藏。郑振铎每次到考古所，总要找陈梦家聊一聊，有时还结伴去看画展，逛琉璃厂或者隆福寺，他也到陈梦家家里吃过饭。《郑振铎日记》有多处记载了二人的交往。例如就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郑振铎还“到考古所，陈梦家云：琉璃厂藻玉堂近得书不少。即偕之赴该肆，果有新至之书数十箱。其中，仅张君所选的劳校数种及明刊《三谢集》为佳耳。但无意中，却得到某人托售的《弁而钗》一部。此“不登大雅”之物也，却索价绝为昂贵。予以久未收小说，且前仅有半部，故仍收之。”

   但五七年八月九日的这场反右大会，显然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关系。因为从这一天起，陈梦家这个名字彻底从郑振铎日记里消失了。他们再无来往。成为右派的人，从政治上说是人民的敌人。一般人都避之唯恐不及。身为右派者，自然要识相点，少给别人惹麻烦。法学家江平教授在回忆录里写自己成为右派以后：“组织上作了处理之后，组织上对我的讲话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中，那就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次年陈梦家的太太赵萝蕤女士受刺激得了精神病，被送入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欲将其转到精神病院。陈梦家想托郑振铎设法，使太太能留在协和。但此时他已经不敢直接去找郑振铎，只能托夏鼐居中传话。夏鼐有没有传这个话，郑振铎帮没帮这个忙，已经无从考证了。（有可能没帮，因为几天后陈梦家又找了一次夏鼐“谓其爱人神经病仍未痊，可能由协和转神经病院”）这年十月，郑振铎乘坐的飞机在苏联楚瓦什共和国坠毁，两个人再也没有机会一起逛琉璃厂了。

   陈梦家和老上级夏鼐的关系也同样疏远了。两人年龄相仿，夏鼐爱才，对陈梦家很器重，陈梦家对所长也非常尊敬。以往每逢春节，陈梦家都要到夏鼐府上拜年。有时夏鼐还会请所里要好的同事到家里吃饭，这种时候总会请上陈梦家。当了右派之后，陈梦家不能去了。直到一九六三年一月份陈梦家“右派摘帽”，我们才重新在夏鼐日记里看到陈梦家上门拜年的记录。

   被打成右派的人，只剩下一个信念支撑自己，那就是“活下去！”江平说自己当时想的就是“要坚强地活下去！”无独有偶，陈梦家在给赵萝蕤写的信里也有这句“我们必须活下去，然必得把心放宽一些。”他既是在安慰患病的妻子，又是在安慰自己。

   7

   一九五八年底，陈梦家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一年多以后，由于夏鼐的关照，考古所把陈梦家派到兰州，协助甘肃省博物馆整理刚刚出土的武威汉简。六十年代初期的“小阳春”中，他又重新被调回考古所。右派的帽子摘掉了，陈梦家如释重负，他积极投入工作，脾气也有所收敛。但很快，文革来了。

   陈梦家之死是文革初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经过被多篇文章反复描述过。但《夏鼐日记》是第一手的史料，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

   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夏鼐日记》第一次提到陈梦家的名字是在六月十六日，这天有人贴了夏鼐的大字报。大字报里批判夏鼐的内容之一是“发表右派陈梦家笔名的文章”。随后就是八月九日：“今晨广播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定，并且连续广播几次。这是指导性的革命纲领，是当前运动的方向盘。整天街道上有锣鼓声，各单位送喜报，欢迎党中央这个伟大的文化革命纲领。所中今天起成立了监督小组，‘三反分子’及‘右派分子’（夏鼐、牛兆勋、林泽敏、陈梦家）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写检查。晚间大雨。”

   在《夏鼐日记》中很少出现对天气的描述。人往往在遭遇变故的时候才会对气候的变化格外敏感。这天晚上夏鼐之所以提到了大雨，恐怕是白天喧闹、混乱的景象触动了他。整座城市都沉浸在天翻地覆的狂欢之中，他和陈梦家等人却被冷落一旁，没有资格参与。在落笔之处皆要特别小心谨慎的年代里，夏鼐日记中的阴晴冷暖不能简单地被当做闲笔来看。相似的，在前文提及的郑振铎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九日的日记里也谈到了天气“（热，晚上有大雷雨）”。我注意到，郑振铎的日记里对天气的描述也是极为罕见的。作为部级官员的郑振铎应该是立场非常坚定的，不会对陈梦家有太多同情。但显然，白天对陈梦家异常激烈的斗争，也刺激了郑振铎的感官变得格外敏锐起来。中国历代文人，皆身处 “避席畏闻文字狱”的社会大环境，借秋雨春风来抒发感情，是千古同一的传统。

   最高领袖对气候也非常敏感。我们可以发现，他总是在春天万物复苏之际（这个季节，他的精力也最充沛），酝酿政治斗争的计划，然后在夏天发动“旱季攻势”，把运动推向高潮。无论五七年反右，六六年文革都是如此。这样，斗争对象更容易在汗流浃背中惊慌失措，举手投降。

   其实文革初期斗争的对象是“当权派”，作为“死老虎”，陈梦家并不是运动的主要目标。应该说，直接导致陈梦家自杀的是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年轻人接管基层权力，使政治斗争从精神折磨发展到了肉体折磨。

   八月二十三日，考古所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斗争的形势突然升级，《夏鼐日记》中记载，当天下午“3时揪斗：‘反动权威’苏秉琦示众，集中所中全体牛鬼蛇神，戴纸帽游行，绕所中三匝。我打黑旗，牛兆勋、林泽敏打锣，有：反动权威徐旭生……，保皇派王伯洪……，右派分子陈梦家……，以及靳尚谦……等，共计26人。晚间返家，宿舍中红卫兵正在斗争资产阶级分子家庭妇女。”

   八月二十四日“中午陈梦家被揪斗，戴‘流氓诗人’纸帽。”就是这天晚上陈梦家不堪受辱，服安眠药自杀。因药量不够，自杀未果。这个意外事件显然也对夏鼐震动极大，因此第二天他补记了陈梦家自杀前后的一些细节“上午赴所，见通告牌上有红卫兵通告，谓我所右派分子陈梦家自杀未遂。听说：昨天中午下班后，他到东厂胡同的一蔡姓寡妇家（其丈夫死于1963年，据云曾于死前托孤于陈），被所中左派群众揪出示众，他自杀以抵抗运动，犯现行反革命的罪，还在遗书中污蔑群众侮辱了他，所以自杀。所中开全所大会，文革小组报告此事，并对犯错误的三反分子、右派分子等警告。”

   这段文字是文革开始后夏鼐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当天半夜，考古所派人到夏鼐住所抄家，日记本被抄走。直到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方才退还。从这天往后几个月间只言片语的记述，都是夏鼐后来从工作日记中转抄过来的。

   九月三日“闻陈梦家已于昨晚再度自杀身死。”九月五日“所中召开‘声讨陈梦家畏罪自杀大会’。”至此，陈梦家事件暂时告一段落。

   夏鼐在日记里展示了一名考古学家的素养，在压力之下，他仍然用尽量简洁的笔墨保存了历史事实。我想，当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记录的一切将成为后人以资参考的重要史料。同时，他也故意留下了一个需要慢慢破解的谜。

   八月二十四日陈梦家被戴帽揪斗。下班之后，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与考古所近在咫尺的东厂胡同“蔡姓寡妇”家里。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蔡姓寡妇”应该是陈梦家的红颜知己。陈的妻子长期患精神病，已很难给他带来精神的慰藉。这种情况下，他找到一个红颜知己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他最后留下的那句“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耍了！”可能就是对蔡女士讲的。他到蔡女士家，是对蔡女士做人生的诀别。本来蔡女士的丈夫死前托孤于陈梦家，这个时候，陈梦家可能反倒要把自己的妻子托付给蔡女士了。夏鼐日记里说“还在遗书中污蔑群众侮辱了他”，所谓群众侮辱他，大概是指红卫兵把陈梦家从蔡女士家中揪出后，对他和蔡女士的关系所作的联想。无论如何，基本可以肯定，蔡女士和陈梦家是非常知心的。她也最了解陈梦家在最后时刻的所思所想，遗憾的是，蔡女士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

   但这一天陈梦家的自杀并未成功。一九八〇年夏鼐拿到了陈梦家最后几年的日记，读后他写道“阅陈梦家1961-66年日记手稿，至66年8月24日的‘这是我最后的一天’为止。当晚即他服安眠药自杀，但事实上这仍不是他最后的一天，抢救过来后返家，于9月2日晚悬梁自尽，多活了8天。”

   这意外多出来的八天，陈梦家都做了什么？美国人何伟后来采访陈梦家的弟弟陈梦熊时，后者这样谈道：“他吃了安眠药，不过没能成功。他们把他送进了医院。第二天我赶去他家，他们的门上贴了批判梦家的大字报。我进屋看到红卫兵已经守在那里。‘好得很，’他们说，‘你这叫自投罗网’……梦家在医院住了一阵子，但医院很快把他给轰出来了，因为他的背景问题。大概过了一周，他就自杀了。有个跟他们夫妇俩住在一起的保姆，我想是她发现他的。我当时没法去他家里，因为我自己也在被批斗。没有办过任何丧事。”

   这最后的八天，是多余的八天，是不能写诗，不能考古，没有亲人的八天，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八天。但在一个人的生存档案里，却不能因为没有意义而撕去一些日子。没有意义本身也是一种意义。你必须忍耐，等待真正的告别，因为这八天漫长无比。

   8

   我们冷眼旁观陈梦家在《夏鼐日记》中一页一页黯然地向前走去，从第四卷走向第五卷，从第五卷走向第六卷，孤独无依，哑然失声，但建功立业的雄心从未泯灭。我们知道他是在进行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斗，他别无选择，只有一步一步走向一次意外死亡。他在《夏鼐日记》里的每一次欢声笑语，都只是这场惨败中短暂的喘息。在这样的战役里，越是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死亡就来得越快。

   弹尽粮绝。火焰熄灭。然后终归会硝烟四散。一个灵魂失去居所，在后世的纸张之间徘徊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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