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

华夏快递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网2012-08-28 )

  
　　1

　　你到过广州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却很难回答。是的，我来过三次，但是，每一次，都是因为“工作”而来，譬如演讲。有人到车站或机场迎接，有备好的车子护送，有既定的路线画好。进入一个讲堂，离开一个讲堂；进入一个酒店，离开一个酒店；热情的人们和你说话，然后回到车站或机场，离开了这个城市。

　　稍微多几个小时，可能会被带到重要的景点，身负“导游”任务的朋友努力地将两千年或两百年的历史在二十分钟内讲完，然后在彼此都觉得意犹未尽、万分遗憾的时候，一面说“下次再来”一面赶往机场或车站。

　　为了求效率，车子永远走在高架桥或高速路上，而古老的中国为了急切地与国际接轨，总是采取最剧烈的开刀方式，对准老城区一刀切下，开肠破肚。于是走在城市内的交通动脉上，望出车窗，看见的，多半是削了一半的红砖老楼，拆得残垣断壁的庭院，半截横梁，几根危柱，满地狼籍，有如未清理过的带血迹的手术现场，巨大的“拆”字像秘密判决一样，喷在墙头。

　　有的城市，我会暗暗决定，再也不回来。有的，那二十分钟的叙述留下几个难忘的片段，记在心里，还想探索，或者，在快速驶过的手术现场，瞥见一点点“手术前”的沧桑的美貌：一条树影幽深的巷子，一排姿态妩媚的老楼，半边隐约的飞檐塔影，一个长满青苔水藻的斑驳码头。吉光片羽略过，但是心里知道；我要回头，要单独地、专注地回头来认识这个城市。

　　广州，就在这个必须“回头”的名单上。

　　2

　　一月二十一日早上，看看窗外的天，灰灰的，感觉沈静，是个“出走”的好天。对一个持台湾护照的人而言，随兴“出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随便在地球仪上挑出一个城市来，多半需要办签证，这一个念头，足以冷却掉任何想“出走”的冲动。

　　拿好台胞证，“出走”第一站是湾仔的中国旅行社，办签证。

　　第一次办的时候，别人只需要等个十分钟，我却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去问那坐在柜台里的小姐怎么回事，她斜斜地睨着我，似笑非笑地说，“那你当然要等啰，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她的坦白让我吃了一惊。

　　每次来都要等得比别人长，大家也就有了默契。小姐看见我来，还说“请坐”，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坐下来，透过玻璃看着她，她也看看我，很安静；但是在玻璃内与玻璃外之间，隐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大空间，深得听不见一点回音。

　　3

　　火车缓缓开动，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足够温习一下自己对广州的零碎印象： 南越王赵陀在广州建宫殿。苏东坡在广州欣赏寺庙。洪秀全在广州拜上帝。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课。梁启超在广州写文章。七十二烈士在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广州开会。蒋介石在广州练军。陈寅恪在广州写“柳如是别传”。鲁迅在广州开书店。郁达夫在广州饮茶……

　　一番胡思乱想，火车快进东站，才开始翻开手边的旅游小册：

　　光孝寺：唐仪凤元年（676年），禅宗六祖慧能在此受戒，开创佛教禅宗南宗之先河。

　　我吓一跳：十五年的深藏，风动幡动的哲学辩论，菩提树下的剃度，竟是在广州吗？为何在历次的广州行中，无人提及？再看下一则：

　　华林寺：梁武帝大通八年（534年），西竺高僧达摩乘舟至广州，在此登岸，并建茅舍。

　　只有短短两行字，却重如千钧，我心跳得厉害。曾经在西安碑林看明朝风颠和尚画的“达摩东渡图”，也约略记得“祖堂集”（952年）里叙述的梁武帝和达摩对话的机锋：

　　武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廊然无圣。帝曰：对联者谁？师曰：不识。又问：朕自登九五已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师曰：无功德。…

　　菩提达摩与政治人物话不投机，北上黄河，面壁九年，然后有慧可的“断臂立雪”的传奇。“楞伽师资记”里慧可的话曾经令我彻夜清醒，难以入睡：

　　吾本发心时，截一臂，从初夜雪中立，直至三更，不觉雪过于膝，以求无上道。

　　原来达摩一苇渡江，禅宗初始之处，也在广州，为何无人告我？

　　旅客都走光了，光孝寺，华林寺，我边念着名字，边提起背包跌跌撞撞下车， 踏进广州，已是暮色沉沉。

　　4

　　早晨的珠江带点雾意，好像那江水还没醒过来。我放弃早餐，背起背包奔出爱群酒店。站在长堤大马路斑马线上，车辆不让人，根本过不了街。转身将背包里的地图取出，决定了路线：江在南，寺在北。先去十三行看老建筑群，再回头沿海珠路往北走。

　　过了马路，将地图放回背包，发现背包的拉链大大地打开，里面是空的。我停下脚步，看看周边的人，一个乞讨的孩子，三个发广告传单的青年，药店前倚着闲闲的店员，几个过路的男女。这是一个城市的街景，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

　　我几乎是踩着云雾走回酒店的，心里想的是：台湾护照、台胞证、香港出入境许可、香港身份证、台湾身份证、德国出入境许可、德国和台湾驾照、不同银行的信用卡……都没有了。而且，我身无分文。

　　走遍了全世界、穿过无数国界和边境的人，马上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是一个失去了身份证明的人。

　　要是哪一个朋友在此刻出现，我一定抱头痛哭给他看。

　　两个基层警员倒是五分钟之内就来到酒店，但是到了派出所，一个警员却花了九十分钟的时间做笔录。笔录，其实只有那三百来个字，抄下我已经写下的失窃项目。我以为他会立即“办案”，譬如说，管区警员可能熟悉那一区的窃盗集团，会试图联系；譬如说，路口和酒店都装了监视电视，马上把出事时段的录像带调出来检视；譬如说，询问酒店的工作人员，追查线索……

　　九十分钟过去了，我才发觉，警察唯一做的，是写好笔录，发给我一张报案失窃证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处申请临时台胞证。其它的，都别想了。

　　上午十一点，到了出入境管理处。空空的大楼，这是星期六。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坐在一个电话机旁。窗子开着，冷风呼呼吹进来，他看起来冻得发抖。

　　显然只是个接电话的人，值班的官员不在。他拨通了值班官员的电话，然后将话筒交给我，我开始解释自己的困境：证件全没了，明天必须回到香港，请问怎么处理？

　　“今天是星期六，没人上班。办你这个，要好几个部门的人，礼拜一再来。”

　　“对不起，可是我明天得回到香港──”

　　电话里的人很恼火，打断我，“你告诉我为什么明天要回去？”

　　我愣住了。他相当愤怒地说，“你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你把理由给我说出来。”

　　我想说，您没有权利要求我告诉您我为什么一定得回去，这属于一个公民的个人隐私；我想说，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政府是有义务为它的公民和访客解决急难的；我想说，在一个法治的政府里，所谓值班，就是您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这个位子；我想说，您能不能不用这种恶劣的口气和我说话……

　　我都没说，只是问他，“您不是值班吗？”

　　“我没要你跟我说话，”他说，“告诉你，我这是在为你服务，你搞清楚。你说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

　　我决定投降；“星期一上午大学有事。”

　　电话突然挂掉了。

　　那冻得手背发白的人问，“他说什么？马上来吗？”

　　我摇头，“不知道啊。他挂了电话。”

　　“喔──”他想了想，“那我帮你再打。”

　　又接通了，他听了一会儿，放下听筒，说，“他去找人。要你等着。”

　　“嗄？是等十分钟？还是一小时？还是三小时？还是……？”

　　他似乎也很为难，然后再度勇敢地拿起话筒，“她问要等多久或者能不能讲定一个时间？”

　　放下话筒，他说，“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要去找齐其它部门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得到人。”

　　看着他在冷风里瑟缩的样子，我说，“您实在应该穿着大衣坐在这里，这儿太冷了。”他摇摇头，说没关系。

　　然后又拿起话筒，“小姐问能不能约个时间？”

　　听了一会儿，他高兴地说，“他会派一个人下来这里收件，然后你下午四点再来取临时台胞证。”

　　“您不能收件？”

　　“不能。”

　　“下来收件，”我说，“那表示上面有人在值班？”

　　“不知道。就等吧。”

　　“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二十分钟以后，下来了一个小姑娘，来“收件”。

　　下午四点，准时回到大楼，还得等。极宽阔空荡的大厅，没有一张椅子。送来稿费救急的朋友问警卫，楼上有位子，可以上去坐吧？警卫懒得理，摇手表示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我走过去把警卫的椅子搬过来，有点生气地对他说，“那麻烦您去搬几张椅子过来让我们坐着等。”

　　他奇怪地看看我，我泄气地坐下。我干嘛为难他？他不会知道，政府部门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大厅里理所当然应该有椅子给市民坐。没有椅子，他应该觉得抱歉。他的工资，都是市民缴的税所发的。可是，如果他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的长官们，都没有这种意识，你要求他什么呢？

　　四点二十分，有人出现了，拿着一本新的台胞证。“要收费，七十元。”

　　朋友从口袋里掏出钱，她说，“不行啊，我不能收钱。得负责收钱的人来开收据收钱。”

　　“那──收钱的人在哪里啊？”

　　“要找找啊……”

　　我真想一把抢下她手里的证件就跑。

　　5

　　有了台胞证，可以离开大陆，但是不代表可以进入香港。

　　上了从广州开往九龙的直通车。到了关卡，直接找香港海关的官员，解释了状况。他将我带进一个办公室，指着一张椅子，说，“请坐。”

　　这是星期天晚上八点半。另外几个显然也是入境手续有问题的人，正坐在一张长凳上等候，其中一个是非洲喀麦隆人，穿着拖鞋，露出所有的趾头。

　　六个制服齐整的边境官员正在忙碌。他们工作的神情专注，和同僚说话时，又显得轻松愉快。一个女性官员甚至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时，用的是小女生跳格子的轻俏脚步。

　　不耐久坐，我不时站起来走动。麻烦的是，埋头公文的公务员一抬头，只要看见我站着，就会指着椅子，说，“你请坐啊。”

　　填表格，按指模，签名。在九点半，我以一个准许我逗留七天的临时入境许可进入香港。

　　第二天，第一站到了台北驻香港的代表处，它的名字带着历史的荒谬性：中华旅行社。在台北申请护照，只要二十四小时，在香港，因为邮件的来往，最长需要二十天。台北办事处的官员热情而迅速，但是，我恐怕享受了人们因为熟悉我而给予我的特别的信任；我不需要证明我是真的我。

　　下午一点半，到了香港入境处。抽了一个号码，等候四十五分钟，和官员面对面。

　　“办理香港身份证，你需要香港入境证。”

　　“但是我的入境证被偷了。”

　　“那你就要办理入境证。办理入境证，需要台湾护照。”

　　“但是我的台湾护照被偷了。”

　　“那你可以去律师那里公证，证明你的身份。律师给你一个公证身份，我们也可以给你入境证。”

　　我看着这位讲话规规矩矩的女性公务员，说，“没有身份证，没有护照，请问，律师凭什么给我证明身份？”

　　她呆住了。

　　我拿出当天的苹果日报，大半版是龙应台失窃的消息，照片很大，还有“出事”地点的示意图，看起来特别怵目惊心。

　　将报纸推进窗口，我说，“律师总不能凭苹果日报来证明我是真的吧？”

　　她喃喃地说，“对啊……”

　　这时，她的长官发现了我们的僵局，走过来，微笑着点点头，说，“我知道你的特殊状况，我们会特别处理，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6

　　我决定不被小偷打败。

　　广州的老城区竟然还处处看得见历史的年轮，洋溢着老城的情趣。大德路几个街廓全是五金业。钢管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挂在墙板上，乍看之下像现代艺术。小钢圈成千上百的放在一堆时，彷佛贵族的珠宝箱子被不经意地打翻了。诗书路上看不见任何诗书，但是再走一段就发现整条街都是印刷业，也明白了“纸行街”的意思。接近十三行的成衣批发集中区，杨巷路一家连着一家的钮扣店、拉炼店、皮带店、花边店。当一整个店里都是拉炼的时候，大大小小各形各式的拉炼，铺排开来，简直就像一个现代美术馆的主题特展。

　　夹着老街的是一株一株菩提树，菩提树掩映着一栋一栋的老楼。老楼或没落褪色或残败颓废，但是雕花的廊柱、起伏的山墙、彩色的玻璃，彼此暗暗辉映，老旧中反而更有一种成熟的沧桑的妩媚。

　　广州老城，有着法国印象派油画的浓稠美感。

　　然后就走到了光孝寺。天色渐渐暗下来，大殿里亮起盈盈灯火，晚课的诵经声，在钟声、鼓声的节奏下，绵绵流进静谧的庭院。慧能受戒的菩提树，不知是不是一千五百年前的那一株，菩提树的心型阔叶在风里摇晃，一两片随风飘下，落在苍青色的石阶上。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网2012-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