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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
9/4/2012 点击数:1065

龙应台: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

华夏快递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网2012-08-28 )

12-09-04 

  
  1

  你到过广州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却很难回答。是的,我来过三次,但是,每一次,都是因为“工作”而来,譬如演讲。有人到车站或机场迎接,有备好的车子护送,有既定的路线画好。进入一个讲堂,离开一个讲堂;进入一个酒店,离开一个酒店;热情的人们和你说话,然后回到车站或机场,离开了这个城市。

  稍微多几个小时,可能会被带到重要的景点,身负“导游”任务的朋友努力地将两千年或两百年的历史在二十分钟内讲完,然后在彼此都觉得意犹未尽、万分遗憾的时候,一面说“下次再来”一面赶往机场或车站。

  为了求效率,车子永远走在高架桥或高速路上,而古老的中国为了急切地与国际接轨,总是采取最剧烈的开刀方式,对准老城区一刀切下,开肠破肚。于是走在城市内的交通动脉上,望出车窗,看见的,多半是削了一半的红砖老楼,拆得残垣断壁的庭院,半截横梁,几根危柱,满地狼籍,有如未清理过的带血迹的手术现场,巨大的“拆”字像秘密判决一样,喷在墙头。

  有的城市,我会暗暗决定,再也不回来。有的,那二十分钟的叙述留下几个难忘的片段,记在心里,还想探索,或者,在快速驶过的手术现场,瞥见一点点“手术前”的沧桑的美貌:一条树影幽深的巷子,一排姿态妩媚的老楼,半边隐约的飞檐塔影,一个长满青苔水藻的斑驳码头。吉光片羽略过,但是心里知道;我要回头,要单独地、专注地回头来认识这个城市。

  广州,就在这个必须“回头”的名单上。

  2

  一月二十一日早上,看看窗外的天,灰灰的,感觉沈静,是个“出走”的好天。对一个持台湾护照的人而言,随兴“出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随便在地球仪上挑出一个城市来,多半需要办签证,这一个念头,足以冷却掉任何想“出走”的冲动。

  拿好台胞证,“出走”第一站是湾仔的中国旅行社,办签证。

  第一次办的时候,别人只需要等个十分钟,我却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去问那坐在柜台里的小姐怎么回事,她斜斜地睨着我,似笑非笑地说,“那你当然要等啰,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她的坦白让我吃了一惊。

  每次来都要等得比别人长,大家也就有了默契。小姐看见我来,还说“请坐”,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坐下来,透过玻璃看着她,她也看看我,很安静;但是在玻璃内与玻璃外之间,隐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大空间,深得听不见一点回音。

  3

  火车缓缓开动,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足够温习一下自己对广州的零碎印象: 南越王赵陀在广州建宫殿。苏东坡在广州欣赏寺庙。洪秀全在广州拜上帝。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课。梁启超在广州写文章。七十二烈士在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广州开会。蒋介石在广州练军。陈寅恪在广州写“柳如是别传”。鲁迅在广州开书店。郁达夫在广州饮茶……

  一番胡思乱想,火车快进东站,才开始翻开手边的旅游小册:

  光孝寺:唐仪凤元年(676年),禅宗六祖慧能在此受戒,开创佛教禅宗南宗之先河。

  我吓一跳:十五年的深藏,风动幡动的哲学辩论,菩提树下的剃度,竟是在广州吗?为何在历次的广州行中,无人提及?再看下一则:

  华林寺:梁武帝大通八年(534年),西竺高僧达摩乘舟至广州,在此登岸,并建茅舍。

  只有短短两行字,却重如千钧,我心跳得厉害。曾经在西安碑林看明朝风颠和尚画的“达摩东渡图”,也约略记得“祖堂集”(952年)里叙述的梁武帝和达摩对话的机锋:

  武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廊然无圣。帝曰:对联者谁?师曰:不识。又问:朕自登九五已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师曰:无功德。…

  菩提达摩与政治人物话不投机,北上黄河,面壁九年,然后有慧可的“断臂立雪”的传奇。“楞伽师资记”里慧可的话曾经令我彻夜清醒,难以入睡:

  吾本发心时,截一臂,从初夜雪中立,直至三更,不觉雪过于膝,以求无上道。

  原来达摩一苇渡江,禅宗初始之处,也在广州,为何无人告我?

  旅客都走光了,光孝寺,华林寺,我边念着名字,边提起背包跌跌撞撞下车, 踏进广州,已是暮色沉沉。

  4

  早晨的珠江带点雾意,好像那江水还没醒过来。我放弃早餐,背起背包奔出爱群酒店。站在长堤大马路斑马线上,车辆不让人,根本过不了街。转身将背包里的地图取出,决定了路线:江在南,寺在北。先去十三行看老建筑群,再回头沿海珠路往北走。

  过了马路,将地图放回背包,发现背包的拉链大大地打开,里面是空的。我停下脚步,看看周边的人,一个乞讨的孩子,三个发广告传单的青年,药店前倚着闲闲的店员,几个过路的男女。这是一个城市的街景,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

  我几乎是踩着云雾走回酒店的,心里想的是:台湾护照、台胞证、香港出入境许可、香港身份证、台湾身份证、德国出入境许可、德国和台湾驾照、不同银行的信用卡……都没有了。而且,我身无分文。

  走遍了全世界、穿过无数国界和边境的人,马上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是一个失去了身份证明的人。

  要是哪一个朋友在此刻出现,我一定抱头痛哭给他看。

  两个基层警员倒是五分钟之内就来到酒店,但是到了派出所,一个警员却花了九十分钟的时间做笔录。笔录,其实只有那三百来个字,抄下我已经写下的失窃项目。我以为他会立即“办案”,譬如说,管区警员可能熟悉那一区的窃盗集团,会试图联系;譬如说,路口和酒店都装了监视电视,马上把出事时段的录像带调出来检视;譬如说,询问酒店的工作人员,追查线索……

  九十分钟过去了,我才发觉,警察唯一做的,是写好笔录,发给我一张报案失窃证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处申请临时台胞证。其它的,都别想了。

  上午十一点,到了出入境管理处。空空的大楼,这是星期六。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坐在一个电话机旁。窗子开着,冷风呼呼吹进来,他看起来冻得发抖。

  显然只是个接电话的人,值班的官员不在。他拨通了值班官员的电话,然后将话筒交给我,我开始解释自己的困境:证件全没了,明天必须回到香港,请问怎么处理?

  “今天是星期六,没人上班。办你这个,要好几个部门的人,礼拜一再来。”

  “对不起,可是我明天得回到香港──”

  电话里的人很恼火,打断我,“你告诉我为什么明天要回去?”

  我愣住了。他相当愤怒地说,“你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你把理由给我说出来。”

  我想说,您没有权利要求我告诉您我为什么一定得回去,这属于一个公民的个人隐私;我想说,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政府是有义务为它的公民和访客解决急难的;我想说,在一个法治的政府里,所谓值班,就是您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这个位子;我想说,您能不能不用这种恶劣的口气和我说话……

  我都没说,只是问他,“您不是值班吗?”

  “我没要你跟我说话,”他说,“告诉你,我这是在为你服务,你搞清楚。你说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

  我决定投降;“星期一上午大学有事。”

  电话突然挂掉了。

  那冻得手背发白的人问,“他说什么?马上来吗?”

  我摇头,“不知道啊。他挂了电话。”

  “喔──”他想了想,“那我帮你再打。”

  又接通了,他听了一会儿,放下听筒,说,“他去找人。要你等着。”

  “嗄?是等十分钟?还是一小时?还是三小时?还是……?”

  他似乎也很为难,然后再度勇敢地拿起话筒,“她问要等多久或者能不能讲定一个时间?”

  放下话筒,他说,“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要去找齐其它部门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得到人。”

  看着他在冷风里瑟缩的样子,我说,“您实在应该穿着大衣坐在这里,这儿太冷了。”他摇摇头,说没关系。

  然后又拿起话筒,“小姐问能不能约个时间?”

  听了一会儿,他高兴地说,“他会派一个人下来这里收件,然后你下午四点再来取临时台胞证。”

  “您不能收件?”

  “不能。”

  “下来收件,”我说,“那表示上面有人在值班?”

  “不知道。就等吧。”

  “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二十分钟以后,下来了一个小姑娘,来“收件”。

  下午四点,准时回到大楼,还得等。极宽阔空荡的大厅,没有一张椅子。送来稿费救急的朋友问警卫,楼上有位子,可以上去坐吧?警卫懒得理,摇手表示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我走过去把警卫的椅子搬过来,有点生气地对他说,“那麻烦您去搬几张椅子过来让我们坐着等。”

  他奇怪地看看我,我泄气地坐下。我干嘛为难他?他不会知道,政府部门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大厅里理所当然应该有椅子给市民坐。没有椅子,他应该觉得抱歉。他的工资,都是市民缴的税所发的。可是,如果他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的长官们,都没有这种意识,你要求他什么呢?

  四点二十分,有人出现了,拿着一本新的台胞证。“要收费,七十元。”

  朋友从口袋里掏出钱,她说,“不行啊,我不能收钱。得负责收钱的人来开收据收钱。”

  “那──收钱的人在哪里啊?”

  “要找找啊……”

  我真想一把抢下她手里的证件就跑。

  5

  有了台胞证,可以离开大陆,但是不代表可以进入香港。

  上了从广州开往九龙的直通车。到了关卡,直接找香港海关的官员,解释了状况。他将我带进一个办公室,指着一张椅子,说,“请坐。”

  这是星期天晚上八点半。另外几个显然也是入境手续有问题的人,正坐在一张长凳上等候,其中一个是非洲喀麦隆人,穿着拖鞋,露出所有的趾头。

  六个制服齐整的边境官员正在忙碌。他们工作的神情专注,和同僚说话时,又显得轻松愉快。一个女性官员甚至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时,用的是小女生跳格子的轻俏脚步。

  不耐久坐,我不时站起来走动。麻烦的是,埋头公文的公务员一抬头,只要看见我站着,就会指着椅子,说,“你请坐啊。”

  填表格,按指模,签名。在九点半,我以一个准许我逗留七天的临时入境许可进入香港。

  第二天,第一站到了台北驻香港的代表处,它的名字带着历史的荒谬性:中华旅行社。在台北申请护照,只要二十四小时,在香港,因为邮件的来往,最长需要二十天。台北办事处的官员热情而迅速,但是,我恐怕享受了人们因为熟悉我而给予我的特别的信任;我不需要证明我是真的我。

  下午一点半,到了香港入境处。抽了一个号码,等候四十五分钟,和官员面对面。

  “办理香港身份证,你需要香港入境证。”

  “但是我的入境证被偷了。”

  “那你就要办理入境证。办理入境证,需要台湾护照。”

  “但是我的台湾护照被偷了。”

  “那你可以去律师那里公证,证明你的身份。律师给你一个公证身份,我们也可以给你入境证。”

  我看着这位讲话规规矩矩的女性公务员,说,“没有身份证,没有护照,请问,律师凭什么给我证明身份?”

  她呆住了。

  我拿出当天的苹果日报,大半版是龙应台失窃的消息,照片很大,还有“出事”地点的示意图,看起来特别怵目惊心。

  将报纸推进窗口,我说,“律师总不能凭苹果日报来证明我是真的吧?”

  她喃喃地说,“对啊……”

  这时,她的长官发现了我们的僵局,走过来,微笑着点点头,说,“我知道你的特殊状况,我们会特别处理,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6

  我决定不被小偷打败。

  广州的老城区竟然还处处看得见历史的年轮,洋溢着老城的情趣。大德路几个街廓全是五金业。钢管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挂在墙板上,乍看之下像现代艺术。小钢圈成千上百的放在一堆时,彷佛贵族的珠宝箱子被不经意地打翻了。诗书路上看不见任何诗书,但是再走一段就发现整条街都是印刷业,也明白了“纸行街”的意思。接近十三行的成衣批发集中区,杨巷路一家连着一家的钮扣店、拉炼店、皮带店、花边店。当一整个店里都是拉炼的时候,大大小小各形各式的拉炼,铺排开来,简直就像一个现代美术馆的主题特展。

  夹着老街的是一株一株菩提树,菩提树掩映着一栋一栋的老楼。老楼或没落褪色或残败颓废,但是雕花的廊柱、起伏的山墙、彩色的玻璃,彼此暗暗辉映,老旧中反而更有一种成熟的沧桑的妩媚。

  广州老城,有着法国印象派油画的浓稠美感。

  然后就走到了光孝寺。天色渐渐暗下来,大殿里亮起盈盈灯火,晚课的诵经声,在钟声、鼓声的节奏下,绵绵流进静谧的庭院。慧能受戒的菩提树,不知是不是一千五百年前的那一株,菩提树的心型阔叶在风里摇晃,一两片随风飘下,落在苍青色的石阶上。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网2012-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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