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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尽管一路上，千小心，万小心，马头琴还是砸坏了，在北京机场，南方航空公司飞阿姆斯特丹的CZ345航班上，乘客登机的忙乱中。我的座位是40D，机尾，倒数第二排。 我走到座位的时候，上方的行李舱空着。我举起沉重的手提箱，放进去，再将马头琴箱放在手提箱上，琴杆横贴整个行李舱的后壁。我想，可能还会有人来放一个行李，只要是平推进去，最多也就抵住琴杆，不压着就没关系。坐下后，想今天托运行李的事情。真是惊险。超重10公斤，在机场折腾了一小时，最终顺利托运，没罚款。带着三件手提行李——各重10公斤的手提箱和电脑，还有马头琴——上飞机，也没人检查，顺利登机。今天运气真好。然而，我却忘了，老天爷安排的人生，总是乐极生悲的。
这时，一个穿红衣的白种女人，走到我身边，举起一个提包，扔进行李箱里的空位。一声闷响。我立刻意识到不好，赶紧起身察看。她刚扔进去的包，样子像那种70年代的旅行袋，鼓囊囊，沉甸甸，仿佛里面塞了个猪头，正压在马头琴杆上。我搬开包，拿出琴。断了！在与琴箱接缝处，琴杆断成两截。Merde ! 野蛮装卸！我大喊一声。赶紧转头，找到红衣女人。她正在我后面一排，挤过边座，向中座挪动。我用英语朝她喊，喂，你砸坏了我的东西！我举起马头琴，说，这是乐器！从蒙古带来，很远的路！她抬头看看我，我手上的东西，说了一声，I am sorry，便坐下，和旁边的人用荷兰话谈笑起来，不再看我，好像砸坏了人家的东西，只消sorry一声，就算了结了。
我心里那个气呀！没法原谅她。第一个想法，当然是让她赔。可这琴，20欧元买的，让她赔20欧元？怎好意思说出口？而且，即使她赔了20欧元，我就甘心么？那么，就说200欧元？但好像又太那个了些。我看那女人不再理我，也不好再发作，只好坐下，心里不停地怨天尤己。刚才进来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想到有人会野蛮装卸？为什么不先把琴拿在手上，待行李箱装满了，再把琴放进去？或者，把琴斜靠在机舱角落里？狗日的荷兰佬，今天的事情要是反过来，她的东西被我弄坏了，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前年在意大利，那个荷兰佬，跑来找，硬说是我们开车门时碰了他的车，要赔他90欧元。他怎么就好意思的？老外为人处世，得理不让人；如今我得理了，为什么要让老外？但不让，又能怎样？就为20欧元，大闹一场？可这仅仅是20欧元的问题吗？
琴是什么？是情人。有琴一日，有情一世。我正这么否定之否定地胡思乱想着，一个穿蓝制服的乘务员走到我身边，问，听说你的琴砸坏了？
我说，是啊。我举起手中的琴，让她看断茬。
她仔细端详，说，呦，真是断了。多少钱买的？
我寻思了一下，决定不说钱数，便说，在蒙古买的，不是多少钱的问题。
她说，我明白，是个纪念。
我说，那个老外，真是野蛮装卸，把包就往里扔。她要是好好地把行李推入，不会砸坏。
她说，那人做得是不好，但她也不是故意的，是不是？
这话当然没法反驳。我跟那人没怨没仇，她为啥要砸我的东西？
她拿出一张白纸来，说，地面通勤在等着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飞机在等着关门起飞，不能再耽搁了。先生您能不能写个字句，放弃索赔，就算了结了？
我说，那个老外，根本就没要赔偿的意思，我怎么就主动放弃索赔？她至少也得书面写几句道歉的话吧？
她拿出笔，写了几句话，停下，问站在身边的一个穿白衬衣的男同事，“赔”字怎么写？哎呀，一着急，字儿都不会写了。
我会心一笑。提笔忘字，原来不仅仅是我们久居国外的华侨的专利。
她拿着写好中文的纸，俯身对那个红衣老外说了一些话，其中提到电话，住址。那老外连连点头，接过她递过来的笔，刷刷写了几行字。她又把纸递给我。我扫了一眼，只见中文第一句是“本人放弃索赔……”；英文第一句是“I am sorry……”。我没再细看，签了字。她看了看，说，您的签名能不能写成中文的？
我依言在签字下面写了“江岩声”三个字。她看了看，连说谢谢。
我问，能不能给我一份拷贝？
她说，这张纸马上要传给地面，拷贝可能很花时间，马上要关机门了。
我说，那就算了。
飞机关上机门，正点起飞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和我“算了”有关。
（二）
我乘飞机，不知为啥，起飞的时候总是犯困。待我迷糊了一阵醒来，透过舷窗看去，已在万里云天之上。走廊里，两个穿红衣的空姐一边走来，一边分发耳机。我取下面前椅背电视的键板，按“Mode”键，屏幕没反应。再按，还是没反应。再按其它键，都没反应。真倒霉，又遇上个坏电视。三周前，我从阿姆斯特丹飞来北京，也是乘南航，电视也是这样。后来和一个乘客换了座位，知道只消按“Mode”键，把显示转为“Video”，就能看电影，如果按了“Mode”键，电视没反应，就是坏的。我停止按键，待空姐走到我面前，问她，看电视是按“Mode”吧？她说，是的。我按了一下，说，没反应。她也按了几下，也没反应。她说，不好意思，今天飞机都满了，不然可以给您换个座位。我说，不必。
来的时候，我察看过所有电影，没一个有意思的。在我近年坐过的飞机里，以海航飞机上的电影最好，有几十部片子，都是相当新的电影。记得去年来回中国，看过“朗读者”，“肖洛克的救赎”，“父子”，留下深刻印象。
又一个穿蓝制服的乘务员走到我面前，操着湖南口音，说，不好意思，听说您面前的电视又不好。
我说，是呀，我来的时候就乘你们公司的飞机，电视也不好。你们的电视好像不少有问题。
她又说，不好意思。
我说，没关系。
她说，等会儿要吃饭了。饭后请您到前面公务舱休息。那里电视是好的。
我怀疑自己的耳朵。但她已经走了。
吃饭的时候，我在想，不就是一个20欧元的马头琴，一个本来就没什么电影可看的坏电视吗？何至于如此兴师动众？等会儿，她真的来请，去，还是不去？去的话，行李放这边，不放心；而如果倒腾行李过去，又挺麻烦。
饭后，她真的来请了。我决定跟她过去，但行李放这边。我意待下飞机前，再回这里。
她带我走进公务舱，指着右手靠舷窗的最后一排座位说，那里空着，您去休息吧。并告诉我，如何调整椅背和腿垫的角度，如何从扶手中取出电视。这么好的服务，我从未享受过。我对她说，真是因祸得福。她笑说，应该的。走了。
我坐进宽大的椅子里，看着周围那些宽大的椅子，高贵的乘客。他们的手腕上，都戴着巨大的手表。我知道，那种个头如地雷的手表，人民币都在五万元以上。我在想，人为什么只消凭有钱与否，就能分出尊贵与卑贱来？我感到头晕，有点儿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我反复告诫自己，不要受宠若惊，仿佛西藏翻身农奴遇上亲人解放军。
如我所料，按了一圈键，电视没啥好看的。心情很好，又不困，适宜看小说。正好在西单图书城买了几本小说，但都放在手提行李箱里。我决定把行李倒腾过来。我想起，公务舱在机头，自然先下飞机。我为何要再跑回去，和经济舱乘客一起，沙丁鱼一般，挤在过道里等待下飞机？三件行李都倒腾过来了。我安然坐下，拿出茨威格的《中短篇小说集》，看看目录，翻到《象棋的故事》，津津有味地看了一遍。一边看，一边想，原来如此，阿城肯定看过《象棋的故事》。凭空鸟瞰，《棋王》变小了。它其实就是《象棋的故事》在中国的知青翻版。
公务舱，确实物有所值。脚垫拉开，椅背后仰，人可以斜着伸直了休息，就像巴西那种称作Executive的长途汽车。 我曾坐那种车，从巴西利亚回到圣卡洛斯，一天一夜，不觉得累。这次九个小时飞行，感觉上就像三、四个小时，以至于喇叭里传来机长的声音，说飞机马上开始下降，地面温度多少，当地时间几何，我还没意识到，是到阿姆斯特丹了。我以为，还在俄罗斯上空什么地方。
整个旅行，只有一件小事让我郁闷了片刻。就是，我虽然身在曹营，却还得吃汉寨的饭菜。两者还是相差不少的。尤其是，看着戴地雷般手表的人，在大嚼精致美食的时候，我必须等待送饭的空姐去问我是否有权享受同样的饮食。情况是这样的：她推着载满高贵乘客吃的东西的小车，来到我面前，问，先生，您要牛肉面，还是点心？我坐过无数次飞机，但从不知飞机上还有点心，便反问道，点心是什么？她说，我得去问问。我诧异，什么复杂的点心，记不住，还要去问？ 她说，您是从后面调上来的，我得去问问。问的结果是她从后面单独端来的一个粗糙塑料盘，上面照例放着一些难以下咽的，近乎塑料制的，粗茶淡饭。当然，这只是一件理所当然的小事，完全可以忽略。
（三）
我想，必须记住三位对我殷勤照顾的乘务员的名字：邹小琼（处理放弃索赔），郭雅娜（决定让我去公务舱），徐雅玲（公务舱乘务员）。我下飞机前，邹小琼还特意从后舱走过来看我，问休息得好吗？我说很好。她又问，江先生在国外很多年了吧？我说是的。她说，就是不一样。我没答话，我不知道她指什么。她道别说，欢迎您下次还乘坐我们南航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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