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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营洲:听一位长者谈各色人物
1/15/2013 点击数:984

听一位长者谈各色人物

吴营洲 2013-1-15

(读者Tiger-Cat推荐)

   小序

   这位长者,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批研究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此后便在一家农场度过了他一生最可宝贵的二十来年……

谈胡适

   如果胡适留在了大陆,五七年的整知识分子,当会拿胡适开刀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不够格。

   1954年批俞平伯,批胡适,其实许多人都是受了蒙蔽的。人们把握不住胡适,也不清楚为什么批胡适。到1957年反“右派”时,一切都明白了。

   其实,而今看来,胡适并没有被批倒。发起者批胡适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死得太悲惨(被打成“右派”,上吊自杀),太可惜。胡思杜当年太年轻。年轻人难免会干出一些糊涂事。

谈李大钊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党史一直回避李大钊。这自然是不客观的,也是不正常的。

 李大钊与胡适一样,都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不同的是,胡适倾心欧美,李大钊仿效苏俄。

 李大钊认为,只要能拯救中华民族,走什么样的路并不重要。但在当时,他认为苏俄的道路不错。

谈蒋经国

   蒋经国目睹并亲历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独裁统治的弊端及危害知之甚深。所以他决定放弃这种统治。

 改变一种体制,是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蒋经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在改制的过程中,没有引发大的动乱。这是很不容易的。

谈鲁迅

   鲁迅总是纵观上下几代人,特别是下一代;而当今的人们,只关注自己和儿子。

 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清楚自己在整个历史的进步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所谓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是一群历史的殉道者,人群的素质由此提高。中国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几乎无所为,二十世纪初只有鲁迅苦思冥想,寻求拯救中国民众于水火的最佳方案,只有鲁迅才是在历史大进步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人而已,而且是闪电式地消失了。追随鲁迅的,大多是学其皮毛而已,只有胡风得其真传。

谈冰心

   冰心一生都在倡导一个“爱”字。她的爱,是博大的,也是超越了时代超越了政治的,她本人也是这样。在她的一生中,各个政府,都很尊重她,都没有难为她。在人们的心目中,冰心是个好人,难为了她,便是和一个好人过不去,便是容不得一个好人。似乎是谁都不愿担这个名声。

谈萧红

   萧红的《呼兰河传》,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农村,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农民。当时的中国农民麻木、愚昧、贫穷,这些人,是承受不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的。

 萧红是个人物,值得研究。她的命运,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命运。随着时光的流逝,萧红的形象将会越来越突出,而她身边的那些男人,将会越来越黯淡。

 《生死场》是萧红的一部长篇小说。其实,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不过是生与死的演练场。

谈王实味

   王实味终究活得不明白。他有理想主义色彩。

 王实味作为个案,并不值得研究。之所以有人研究他,其着眼点也并不是这个人本身。

谈胡风

   胡风太天真,太善良,太富理想主义色彩。

谈舒芜

    舒芜大节有亏。

  1955年,舒芜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上去了。紧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整胡风运动就开始了。致使无数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令舒芜感到痛心的是,并不是他把信交上去了害了那么多人,而是他没有因此而得到想得到的东西。

  舒芜是2009年去世的,活了87岁。真不容易啊!

谈郭沫若

   不想谈这个人,只说他几件小事吧。

 1958年,他出了本诗集——《百花齐放》,一种花一首诗,以配合党中央提出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有位学生读罢给他写信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他读后,感到“后生可爱”,遂答道:“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他有一首献给毛泽东的诗——《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其中写道:“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还有一首《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不过,他也够可怜的,两个儿子都惨死在“文革”期间。面对儿子的死,竟不能施于援手。在晚年,他用毛笔,一遍一遍地抄他儿子的日记,其情可哀、可悯!

谈陈寅恪

   一般人遇到问题,尤其是历史问题,轻易不敢开口。害怕说错,害怕出丑,害怕徒留笑柄。陈寅恪则不同。陈寅恪随便怎么说都不会错,还总是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因为他对历史很通透。这也是人们钦佩他的原因之一。

谈张中行

   张中行晚年风行一时。

 张中行的《负暄琐话》也风行一时。其后他又有了《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等。张中行自己称他的《负暄三话》是不三不四。不过,这几本书依次读来,是有点“一蟹不如一蟹”。

 有人称,张中行的“行文特点”是:有话则短,无话则长。该说的话,戛然而止,不说了。

 张中行那些“没用的”话,絮絮叨叨,但读来并不觉得烦,而那些“有用的”话,到到了嘴边,偏又不说了,但读者也已“心知肚明”了。这就是高手作文,或者说是“高手作文”的手法之一。

谈梁思成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看到北京城被大片大片地拆掉了,不禁失声痛哭。

 在梁思成的构想里,是在老北京之外,再建一个新的北京。一老一新,状似扁担,“日月同辉”。但他的构想被否定了。

谈老舍

   老舍这人,很正直,也很正派。

   他自幼生活在北京底层,对底层的人很了解,所以能写出《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优秀作品。

 老舍有点曹雪芹的流风遗韵。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是真心高兴,也是真心拥护。他开始用自己的笔来讴歌新社会,诸如《龙须沟》等。也试着去理解共产党、歌颂共产党,写了一些作品,颇有图解政治的味道,但不成功,诸如《西望长安》等。

 老舍的思想转折,是在反右之后。反右期间,老舍在国外,无缘参加,所以也就幸免罹难了。然而,他回国后,发现他的许多朋友、许多好人,全都成了“右派”,他和冰心一样,想不通。这事对他触动很大。自此他就不敢说话了,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反右之后,老舍的创作渐渐回到了写自身,开始写起了自己的过去,诸如《正红旗下》等,不再写“时新”的“应酬”的东西了。

 然而到了“文革”的时候,老舍终于受到了直接的冲击。老舍的妻子,也因此受到牵连,总是抬不起头来。在当时的那个氛围下,他的家人对他产生些不满乃至怨恨,恐怕也不是谁凭空捏造出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舍先生的凄然离世,自然是因为他受到了诸多不堪忍受的凌辱,但是,老舍先生不是从批斗现场直接去的太平湖,而是回到了家。到家后,不仅连口热乎饭都没有,甚至连口热水都没有,所看到的,只有白眼和冷漠,不由地感到这个世界委实没有什么值得留恋或牵挂的东西了。这种幻灭感,可能痛彻心肺。于是才走出家门,去了太平湖。

 老舍到了太平湖,也不是去了就跳的,而是在岸边坐着。坐了整整一天,直到后半夜。如果在此期间,他的家人若能找找他,或者有谁来劝劝他,和他聊几句,也许他就不会死了。这样的假设自然欠妥,但无论怎样说,老舍死得并不决绝。老舍自杀妻子、儿女也有责任。

 舒乙关于诺贝尔奖的最新讲话在大陆文坛引起了更大的反感,有人讥讽他酸葡萄心理,有人为他与当局一唱一和叹息,也有老一辈作家大谈舒乙的历史,说舒乙讲这些话不足为奇,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在北京文坛经历过“文革”的老一辈的作家中,人尽皆知,老舍之死,其妻胡洁清和其子女也有部份责任。因为在老舍被斗被批,处境最困难、最险恶、最需要亲人谅解扶持以熬过关的时候,他的妻儿也弃他不顾,与他划清界限。一位老作家还记得看过胡洁清当时揭发老舍的一篇大字报,内容是提老舍与他过去一位红颜知己赵清阁的旧事。赵清阁是一位女作家,抗战时期老舍一度与她在重庆同居,在北平的胡洁清闻讯后跑到重庆找到老舍大闹。后老舍虽与赵赵清阁阁中止往来,但胡洁清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大家想不到的是胡竟在老舍身处政治危境的时候,向老舍落井下石,算这一段感情旧账。

   这位老作家说,当时有些人能活下来,就是全靠亲人的支持。老舍在那种情况下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而被迫自杀是可想而知的。

   使这些老作家反感舒乙母子其实还不是“文革”中他们与老舍划清界限的这件往事,而是“文革”后的。他们说,“文革”过后舒乙母子写了许多文章回忆老舍,从未表示过悔恨,胡洁清回忆老舍之死,完全不提她与老舍划清界限、写老舍大字报之事,字里行间还暗示她当时对老舍颇有情义。知情者看了胡的文章很好笑。“文革”后,老舍又红起来,舒乙母子充分利用老舍的名人效应混饭吃。舒乙本是学化学的,现凭着“老舍之子”的头衔己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位名流,是文坛中吃老子饭的典型,知道舒家底细的人,有的直骂“无耻!”

谈俞平伯

   俞平伯的文字,明白如话,却经得住反复咀嚼。

 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判,声势浩大,当时好多人都不明就里,也跟着一起痛批,但随着历史迷雾的逐渐淡去,人们方有些如梦初醒,原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俞”是假,批胡适才是真。

谈周扬

   周扬在自己挨了整之后,才知道了挨整的滋味,才知道了忏悔。

 丁玲之所以至死都不肯原谅周扬,就是周扬往死里整人家。

 周扬是文艺界、理论界的太上皇、打手。

 周扬与胡风的分歧,始自理论上的。周扬认为启蒙与救亡是对立的,胡风则认为,启蒙是长期的,救亡是暂时的。(因为有了日本入侵,所以才有“救亡”之急。)

 周扬的忏悔,不仅仅是对个人行为的忏悔,而是对那个时代的忏悔。他意识到了那个时代是错的。他是在否定那段历史。这一点难能可贵。他晚年提出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等问题,也是长期反思的结果。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

谈夏衍

   夏衍整起人来,跟狼一样。

 反右时期,夏衍以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在全体师生大会上说:“中美院是什么?就是小台湾。”这样的“定性”,非常令人恐惧。“小台湾”什么意思啊?“小台湾”的意思就是说中美院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了,是一帮国民党在统治,中美院已成国民党的天下了。这是什么性质啊?是敌我矛盾啊。一时间人人自危。包括院领导。

 当时中美院的领导班子,在批胡风、反右时,特别积极,整了许多人,他们没有想到,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后来被来了个一锅端,全给烩了。

 然而,“文革”一来,夏衍也开始被整了。被整的理由,说他是“电影艺术反党黑纲领的炮制者”。其实这就跟他说中美院是“小台湾”一样,纯属捏造诬陷。夏衍开始被游街,大会批、小会斗、被侮辱,被毒打,后来又被投进了秦城监狱,长达8年7个月。在狱中,夏衍的右腿被踢折了,却不给治疗,以致造成终生残疾。

谈吴晗

   吴晗的最终命运,自然很悲惨,但他得势时、在位时,整起人来却是一点都不手软,非常狠,几近疯狂。诸如“反右”期间,吴晗在民盟召开的对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火力十足。

 其实,吴晗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能归结为“形势所迫”,而是他一点廉耻都没有。他不配称作“知识分子”。

 吴晗的死,自是悲剧,但也符合因果。

 吴晗的写作,“意向”太明显,明眼人谁都清楚。

 吴晗的《海瑞罢官》,本来是“遵命”之作,或说是“逢迎”之作,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他会因此获罪。

谈丁玲

   曾经见过丁玲一面。是在1955年前后。当时的感觉,她长得很丑、又老,就像个河北农村的老娘儿们。

 丁玲挨整,自然有其可悯之处,其实也“活该”。她在台上时,整别人也同样狠。诸如建国初她就起劲地批判沈从文,比郭沫若批得还厉害呢!凭她和沈从文的交往或交情,可是不该啊!!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但在当时,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优秀的小说很多,但没人向“斯大林”推荐啊。

谈邓力群

   邓力群有名的“左”,甚至被唤作“左王”。

 其实,邓力群在他的晚年,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一些问题了,但他不。一些被历史证明明明是错了的东西,他还坚持,这就有点像伪君子了。

 特殊的人生经历,形成了他宁“左”勿右的性格。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

谈曹禺

   多次见过曹禺,矮矮胖胖的,感觉不大像个作家,更像个商人。

 曹禺的戏剧,最好的也就是《雷雨》,那是他厚积而薄发的东西,其余的就乏善可陈了。而《雷雨》,似有剽窃之嫌。它脱胎于戏剧大师易卜生的名剧《群鬼》。

 曹禺写《雷雨》时,只有22岁,其天赋自然是有的。

 曹禺和老舍一样,建国后,也十分地紧跟政治,积极地投身建设,体验生活,其结果则是,“收获甚多,头绪全无。”(曹禺语)周恩来让他写“民族大团结”,他便写了《王昭君》,但《王昭君》实属下品;周恩来让他写“巴黎公社”,他先是欣欣然地接受了,而后来痛苦万分,无从下笔,最终竟交了白卷!

谈巴金

   对巴金的总体感觉是:一个本不该忏悔的人,却在一个劲儿地忏悔;而最该忏悔的那些人,则总是装聋作哑。

 这,或可称作是“巴金现象”。

 巴金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思来想去,委实找不出哪个“政府”是好的,也不知道哪种类型的政府是好的。1921年春,巴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妨碍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从有了政府后,我们的自由全然失去,一举一动都要受政府的干涉。”英国哲学家戈德尔曾写过另外一句话:“无论如何,政府本身就是邪恶,越少越好。”平心而论,这些话虽多少有些道理,却也不乏偏激。

 巴金晚年因为写了《随想录》,而使他的整个人生升华了。

谈韦君宜

   韦君宜的《思痛录》,很有价值。比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深刻。

谈孙犁

 孙犁晚年的短文很好。尤其是一些怀人之作,融进了他自己对尘世对人生的诸多感慨。

谈流沙河

   流沙河不错。人、文都不错。

 他的“右派”被改正后,所反思的,不是个人的苦难,而是民族的兴亡。

 流沙河的文字,往往从那些碎的捡不起来的小事写起,读的时候,也觉得那事儿是你不曾在意的。然而,读着读着,便恍然意识到,他写得其实并不是小事。

 这一点和沙叶新恰恰相反。沙叶新往往着眼于大事。但这两个人,殊途同归。

谈张贤亮

   经历了“反右”,张贤亮被扭曲了。他认为谁都欠他的,他需要社会或他人为他补偿。

 若“反右”再晚几年平反,可能就“没有”张贤亮了。

 在张贤亮的作品中,虚构了一个世界,但那个世界,非常肮脏。张贤亮无论是为人还是经商,所缺乏的,都是诚信。

 张贤亮与“中国第一美妇”宫雪花的交往,则是真实的他。

谈曲波

 曲波从不炫耀自己。

 曲波的《林海雪原》,写了能写的,隐去了许多不能写的,这和《红岩》类似。《红岩》里,只有甫志高一个叛徒,且地位极低,无足轻重,其实这与史实是不符的。真正的叛徒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红岩》的作者却不敢实话实说。《红岩》的作者将烈士们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写成八条意见,交给了党组织,但也一直不愿公诸于世。

 曲波曾带一文工团去深山老林慰问军垦战士,去后,那些女团员就被抢了。

 曲波个头不高,身体瘦削,腿有残疾(是战争时负伤所致),走路一拐一拐的。见到曲波的人都很纳闷: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是如何在深山老林里剿匪的呢?

谈浩然

   浩然的一生,其实是场悲剧。

 浩然晚年对此也有所悟,但他不愿承认也不敢承认。承认了,太痛苦,可是不承认,同样痛苦。

 浩然晚年称:“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之骄傲。”其实这样的话,听来令人不由地想起某个死刑犯临刑时说的一句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真潇洒还是故作潇洒?是真愚昧,还是真汉子?唯有他自己清楚,外人难以置喙。

 一个小文人,突然得到了他不该得到的东西,或者说他突然得到的东西超出了他的预期,难免会发昏。

 浩然在北京作协时,对一些老作家极不尊重,譬如对老舍就极不尊重。

谈王蒙

   就个人而言,不喜欢王蒙。

 王蒙谈《红楼梦》的文字,没有扎实的考证,学术价值不高,王蒙算不得学者。

 王蒙的人品也差些,不如从维熙,不如邓友梅,甚至还不如张贤亮。

 王蒙的经历,成就了他的文学。他的小说政治气味很浓。

 读王蒙的文字,确实能感觉到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谈黄永玉

   黄永玉聪明,但多是小聪明,他笔下的许多文字、故事,多是从古代笔记小说里脱胎出来的,稍加留意,便能看出出处来。

 沈从文落难时,黄永玉并没有看望过沈先生,也不对谁说沈先生是他的表叔。但沈从文的声名得到普遍认可后,他便一有机会,便称沈先生是他的表叔,仿佛他是沈先生唯一的、最近的亲人。

谈黄苗子

   黄苗子的字很好,很有特色。

 至于他的“人品”,如当“卧底”的“告密”之类,不便多说什么。在当时那种大的形势下,他可能也有着他的无奈,具体情况不清楚,很难置喙。

谈徐悲鸿

   中央美术学院是徐悲鸿亲手建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院的许多领导,都是从延安来的。

 延安来的人,对所谓沦陷区的旧人,很是不屑,也不尊重,即便对徐悲鸿也如此。

谈江丰

  建国初期,江丰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的工作,任院长。

 江丰为人很好,很和蔼,但很左,不过,不如周扬,周扬更左。可这两个老“左”,偏又合不来。一次,周恩来把江丰叫到了中南海,临进门时,江丰脱掉大衣,用胳膊挎着。周恩来见江丰进来,站起身对江丰说:“坐吧坐吧,这次请你来,是想解决你和周扬的问题。”江丰一听,立时就火了,他对周恩来说:“我有嘛问题!”说罢,掉头便往外走,周恩来很尴尬,也很生气,周恩来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周恩来不能不汇报。毛泽东十分看重江丰,曾对江丰说:“我就把新中国的琴棋书画交给你了。”听了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也很生气,他对周恩来说:“你去问问他,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其实毛泽东能不知道江丰是共产党吗?

 后来,即1957年,江丰等一批从解放区来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

谈张光年

 张光年(笔名“光未然”)等人,是从解放区(延安)出来的,终日都是一副救世主的神色。

 1984年,几个中国作家随张光年先生出访日本。当游览到日本箱根的地下温泉时,面对冒着热气、翻着浪花的温泉,张光年突然对从维熙耳语说:“维熙,这就是你,还有王蒙、刘绍棠……终于从地层下边,涌动到地面上来了。”

 从维熙回忆说:“难以想象,张光年会在这儿突发这种奇想,把我们五七年蒙难的一代作家,比作为奔涌而出的地泉。”

 接下来的话就更牵动从维熙的中枢神经了,张光年说:“当年,我虽然没有直接处理过你们的划右问题,但作为一个负责文学工作的老文化人,我有一定的责任——因而在欢迎你们归来的同时,我常常有一种内疚和负罪之感。”

 其实,张光年反右时是没有“直接处理”过从维熙,可他处理别的“右派”,非常狠。

谈吴冠中

   吴冠中总是说:“笔墨等于零。”可是,如果没有笔墨,吴冠中的所有画作,不都等于零了。吴冠中的笔墨,其实很到位,也十分讲究。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

 吴冠中的画,都是些小品,将他奉为大师,难以服众。从美术史的角度看,也很难说他有什么值得记住的作品。吴冠中原是搞油画的,没搞出名堂,就改画国画了。

 吴冠中的一些小文章,写得确实不错。

谈华君武

   华君武太滑。

谈顾准

   顾准非常了不起。他把人们在地上建天堂的思想,彻底地颠覆了,或者说,从根本上给扭过来了。

 可惜他活的时间太短。假如能多活二十年,哪怕十年,其影响可能会更大。这一点,顾准本人更清楚,他在临终时说:感觉眼前,全是金灿灿的麦子,等着收割呢,只是没机会了。

 顾准死时很凄苦:妻子已先他离世(自杀)了,孩子们又不认他,想见一面的愿望都得不到满足。

谈资中筠

   资中筠是从根本上关心我们这个民族或国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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