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新：让历史告诉未来——读史景迁

 华夏快递 CND 13-02-13

 
   想来想去，还是应该专文介绍一下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不然，似乎对不住这位出生在英国、工作在美国、专门研究中国的老头儿。

   我很喜欢史景迁。他的书，我几乎全部读过，不只是英文版，还有中译本，不只是大陆出的，还有台湾出的，不只是正版，还有盗版。他的书，在很多机场的书店都能买到，这在东西方学者中，并不多见。

   有时候，要出远门，临去机场之前，会随便拿一本史景迁的书放在背包里。周末的午后，做一杯咖啡，躲在自家的后院里，读史景迁，真是通体的舒坦，绝对的身心享受。

   读史景迁的书，让我回到过去。让我想起小时候，在故乡一望无际的梨园里，听老人们讲古论今的情景。雨天，我们躲在草庵里，外面，雨水敲打树叶发出的“哗哗”的声音，是最美的背景音乐。晚上，我们就躺在树下，天空中，月亮带着满天的繁星，躲在梨树的后边，若隐若现，似乎在偷听我们的故事。

   我的历史知识，就是在故乡的梨园里启蒙的：从姜子牙钓鱼到袁世凯称帝，从汉高祖斩白蛇起义到朱元璋托钵化缘，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到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据说，史景迁给自己起了这么个中文名字，是因为景仰二千年前写《史记》的司马迁。遗憾的是，现在的中国，再也生产不出一个司马迁这样的人物。不过，若司马先生地下有知，知道自己在美利坚有这么一位很出息的洋弟子，应该很是欣慰。

   史景迁是讲故事的能手，也是写学术畅销书的高手。无论叙事，说明，还是议论，很多的方面，几乎可以与司马迁媲美。

   史景迁的书，大多译成了中文，由上海的远东出版社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以及台湾的时报文化等，也都先后出版了中文本。遗憾的是，有些译本，无法体现出原文行云流水般流畅的文笔。

   若是碰到好的译本，读起来，真正是一种享受。在曹德骏等人翻译，三联书店1990年出版的《改变中国》一书中，就有这么一段：

   “共产党的军队向南方长驱直入，4月攻南京，5月取上海，10月入广州，11月得重庆。中国遂成共产党的天下。”

   中共在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时刻，其势如破竹，风卷残云的气势，尽在其中了。

   这样的翻译之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就的。

   喜欢史景迁的书，因为它的故事性。这些故事，有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有的娓娓道来，细致入微。

   前者如《追寻现代中国》，从1600年开始讲起，在西方国家步入现代社会之际，中国却一直徘徊在现代国家的行列之外，为什么呢？书中不仅有历史的解读，也有对现代中国的分析。《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人，1620-1960》描画的是一大批西方顾问的群像，包括汤若望，傅蘭雅，丁韪良，李泰国，赫德，伯驾，胡美，戈登，华尔，史迪威，陈纳德，白求恩，等等。这些趾高气昂的西方人，以唯我独尊之态，来到中国，试图“开化”落后的中华民族，演出了一幕幕让人拍案的悲喜剧。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所绘的，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像，从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鲁迅，沈从文，闻一多，再到老舍，丁玲，王实秋，等等。他们虽不身在中国革命的漩涡中心，却能敏锐地感受到革命所带来的苦痛与希望，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现代中国社会挣扎的过程。

   史景迁说，他不写虚构的故事，可是，却常以小说的笔法写历史。《王氏之死》就是一例。故事说的是，山东郯城县，一王氏女与情夫私奔，最终凄惨丧命。材料来自《郯城县志》、官绅黄立鸿的私人笔记、《聊斋志异》的故事等。在这本书里，就处处可见小说的写法。

   《胡若望的疑问》一书，也有许多主观想象的情节。以胡若望的个人故事，写中西文化碰撞时产生的问题，以及对个人命运的影响。 《前朝梦忆》中的张岱，则是明清朝代更替之际，知识分子的典型，书中细数他们的伤感、固执、与坚持，以及务实的变通。

   故事性强是史景迁的书吸引人的地方。也因为如此，有些学者认为，史景迁不是严肃的史家，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既无佶屈聱牙的学术术语，也无颠来倒去的反复论证。

   我倒觉得，或许，历史的本来面貌就是如此，就是像史景迁描述的那样？！

   当今天成为昨天的时候，也就成了历史。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会翻来覆去考虑再三吗？会想着我们在创造历史以至于要青史留名吗？

   生活是多面的，多棱的，历史也是。

   把学问关在书斋里，关在象牙塔里，是没用的。学问要走向大众，增加他们的知识，启迪他们的智慧，促使他们去思考，才是有用的学问。

   在英语世界，史景迁的书，一直很流行。对西方了解中国，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很有助益。

   其实，史景迁不只会讲故事，还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很多时候，他的学术见解，就隐藏于所讲的故事中。

   比如，他认为，中国近代史，不应从屈辱的鸦片战争，而应从明末清初开始讲起。

   对这一点，作为史学爱好者的我，倒是颇有同感。在翻阅了黄仁宇等人关于明末社会经济的的研究后，更觉得颇有道理。

   明朝中后期，在江南的苏杭一带，在广东佛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包括商品生产，市场交换，雇佣劳动，集约化经营，等等。社会分工开始出现，生产力水平也大幅度提高。

   也就是说，当西方世界走出中世纪，步入现代社会的时候，在中国，农业自然经济也开始发生变化，并出现了资本主义这个“芽”。

   可是，让人想不通的是，我们的资本主义这个“芽”，一直“萌”在里边，萌了将近300年。竟然没有发出来，更没有长成灿烂的花，结出累累的果。

   直到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洋务运动开始，这个“芽”，才被催出来，却又是懒洋洋的，先天不足的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和许多因素有关。

   我们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很方便统治，惟利是图的商业行为，不仅容易引发纠纷，也破坏传统文化。

   不仅要自给自足，我们还要关起门来。朱元璋时颁行的禁海令，到了清代，得以加强。自清顺治十八（1661）年起，“上自辽东下至广东”，沿海居民内徙，迁离海边30-50里，制造出一个无人居住的隔离带，“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

   关起大门，我们这个中央集权的专政体制，一出问题，就是政治分裂，军阀混战，社会动荡，过些年，再开始另一个中央集权。

   大清王朝后期，中国开始了长达100多年的动荡。先是列强入侵，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社会。接着日本侵华，要在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蒋介石的江山未稳，又被共产党取而代之。

   在统一了四分五裂近百年的中国后，共产党“大干快上”，要带领中国人民，省略所有的中间环节，一步跨入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这个“芽”，在“萌”了数百年后，好不容易出世了，又一再地被摧残，被蹂躏，没来得及生长，很快地，就夭折了。

   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在绕了数百年，拐了很大的一个弯子后，我们开始改革开放，强调经济建设，才开始资本主义。

   虽然多灾多难，中国人又死要面子。我们不叫它“资本主义”，起了一个自己的名字，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谁都知道，那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发现，有些东西，比如“资本主义”这一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中，是无法绕过的，更是无法省略的。

   你可以阿Q一下，视而不见。你也可以“放卫星”，“大干快上”，想象着自己跳将过去，“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可是，当你睁开眼睛，现实就在你面前，躲也躲不掉。

   无论早晚，我们都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只有补上这一课，我们的发展才接地气，才能前后接续，也才有后劲。

   由此，我想到人们常常谈论的普世价值。

   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呢？当然有。

   自由，民主，人权，等等，这些个东西，都属于普世价值的范畴。以自由为例，一个社会中，人们应该有言论的自由，迁徙的自由，选择工作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等等。

   可是，这些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总是绕圈子，顾左右而言他，不敢面对现实。

   有人说，社会主义的人权和资本主义的人权是不同的。这个说法，让人想起“文革”时期同样荒唐的理论，那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有位前国家领导人说，人权就是生存权。这样说，更是强词夺理了。这背后没有明说的意思，就是，我让你活着，让你吃饱肚子，你就应知足，不要再有其他要求了，更不要去谈什么人权。

   这就是视生民如草芥。

   自秦始皇开始，专制集权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要消除其影响，实非易事。这种专制制度，以及为这种专制制度辩护的儒家文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技术问题容易克服。经过30年的改革开发，我们的技术进步了，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的梦想，已经基本实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目标，也已基本达到 。

   可是，中国距离现代文明社会，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有钱了，你可以造一个很大的书房，买来满屋书架，放满各类书籍，可是，这并不说明你就有知识了，就是一个文明人了。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坚船利炮”都有了，可是，并不说明中国就现代化了，就文明了。

   许多的问题，特别是许多属于“软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司法没有独立，法制就无法实现。没有真正的民主，没有新闻自由，就无法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人权也就无法得到保障。

   我们的政治家总是强词夺理，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他们强调国情不同，历史不同，民智未开，经济落后，强调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们把握着历史的方向盘，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就是不直接前往目的地。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里，普通的老百姓有人权，有尊严，有自由，有民主，而统治者却受监督，受限制，还可能被老百姓的选票赶下台去。

   哪里有主动接受约束的统治者呢？自动放弃权力的，更是罕有。

   读史景迁的书，我们就知道，历史是怎样的。读了以后，我们会思索，历史应该是怎样的。

   五百年后，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的世界，会发现，这是一个十分荒唐的时代。

   我们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

   有些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也是跳不过去的。无论绕多大的弯子，无论绕多长的时间，终有一天，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像“资本主义”这一课，我们要补上。再就是普世价值，无论你拖到什么时候，还是要往这方面靠拢，还是要采纳人类共同的价值规范，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民生，概莫能外。

   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才能算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