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王西麟在《人民音乐》编辑部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凤凰博报 问计安强国的博客 2012-05-30；转载 2013-5-19
无论在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在由歌颂个人崇拜而掀起的通向专制独裁的造神运动的狂澜巨涛中，文化艺术都被驱使而成为最大的“真诚的帮凶”而发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作用。在前苏联的30—50年代，大量的个人崇拜的文学、戏剧、诗歌、电影、交响乐、大合唱、大歌剧、芭蕾、美术、雕塑等等，其数量之大、质量之高，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巨大的现象，我和成长在五十年代的同代人正是太熟悉这些艺术了！而且其中绝不乏大量的感情真诚、艺术高超之作而令人感叹！我现在还保存有一些作品的总谱，其中有阿力山大洛夫的合唱“斯大林颂”，1953年斯大林死时，15岁的我听这个唱片曾感动落泪；1963年我听苏联阿塞拜疆作曲家加芝也夫的“第二交响乐—追忆列宁”，水平很高，深刻感人。五十年来我国所有的同类作品根本差之千里而难望其颈背。但是苏联、东欧顷刻之间的崩溃解体使这些大量的歌功颂德的作品突忽之间全成了过眼烟云而荡然无存，证明了它们绝对没有保护、捍卫、挽救那个制度及其统治者的失败和灭亡的功效和能量。而留下来的恰恰是当时被批判的又被后人称为“斯大林时代的见证”的萧斯塔可维奇交响乐作品，而不是他的在高压下创作的歌功颂德的应景之作“森林之歌”。
在世界音乐史中，除了歌颂上帝的音乐之外，从来还没有歌颂某一个国王或皇帝个人的交响乐或音乐作品，而不论该国王或该总统多么伟大。在欧洲，英国从来没有过“维多利亚女王颂”大合唱或“丘吉尔颂”的交响乐；在罗马、希腊没有过“亚力山大大帝颂”交响乐；在法国没有过“路易十三/十四/十五颂” 或“戴高乐颂”大合唱；路易十六是在法国大革命中被人民送上断头台的。在德国也没有“威廉国王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在1917年前的俄国，也没有“彼德大帝颂”、“尼古拉二世颂”等沙皇本人的大合唱或交响乐。为政党领袖和国家领导人写歌曲、写交响乐、写电影、写小说进行歌颂这一个人崇拜的文化现象，乃是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产物而在前苏联发生、发展、兴旺并成为“党的文化”的强大主流的。但是在1917年苏联成立的初期也还没有，只是到了30年代斯大林的大肃反大清洗、要确立个人的独裁统治时才建立起来，并在40-50年代特殊兴旺的。但是奇怪的是，号称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却并没有作为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颂”、“恩格斯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而自称是他们的继承者和学生的列宁尤其是斯大林却拥有不少的歌剧、交响乐和多得数不清的歌曲、合唱。自斯大林 1953年死后，赫鲁晓夫在1956年批判否定了个人崇拜，自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歌颂他的艺术作品了！不久之后连歌颂列宁的作品也没有了！而且自斯大林死后的六、七届前苏联国家领导人，任何一位也再没有他们的颂歌了！没有“赫鲁晓夫大合唱”，没有“勃列日涅夫进行曲”，没有“戈尔巴乔夫颂”和“叶利钦颂”的歌曲和交响乐。可见这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斯大林独裁建立的歌颂他个人的文化现象。
在封建毒害最为深久的古代中国虽然有大量的御用文化，而无论古代和起自1919年的“五四”后的现代中国，并没有“孙中山颂”交响乐，也没有“蒋介石颂”大合唱。唯有“东方红”作为毛泽东的个人颂歌，却实实在在是对前苏联的个人崇拜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模仿和政治模仿，这大概是所有人都不争的事实吧！
“东方红”的原始面貌，今天早已不为人知了！它本来是一首活泼轻快的陕北农村民歌小调，而且被民俗学家划入情歌之内，它的歌词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还有更早的少为人知的原装歌词《芝麻油》：“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我们曾看到的最早的新的歌词，是被署名为当地的农民歌手李有源填上的新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他是人民大救星”。它被当时延安根据地的新文艺工作者采集民歌发现以来，这歌词是否又被修改拔高过，我们已不得而知了，但是它的命运就被提升和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而绝不同于任何其它普通的民歌了，它是正好适应了1942年延安整风后毛主席全面登上领袖地位并要求扩大和加固其个人地位的政治要求而被发现、提高、加工、推广的；它也的确曾在根据地作为领袖和人民亲切的新型关系而流传。但是它从诞生之初就浸泡了特殊深久的封建的文化母体的毒汁腐液而不被发现，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三中全会前后，在“实践是捡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才被提出反思，人们把它的歌词“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和“国际歌”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打碎身上的枷锁，只有自己救自己” 的诗句相比，对它的个人崇拜和封建感恩的造神意义提出过质疑和批评。目睹这支歌从小曲到神颂的全过程的刘炽后来说：“文革中《东方红》和《国际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后边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不是矛盾的吗?”
但是当时的讨论还尚未深入而又有待深入，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发现和讨论这首歌的音乐方面是如何被神化——异化的，实际上歌词和音乐的被不断加工和不断异化是同步进行的：自1949年后，“根据地文化”被确立为全国的主流文化，这首歌就被作为领袖个人的颂歌而传遍全国，并具有了某种和“国歌”相同并超过“国歌”的典礼性和仪式性的庄严神圣意义，其实早在文革前，很多大会和典礼的仪式就有“唱国歌、唱东方红”这道程序。50/60年代以后，尤其文革前夕，在步步增涨的个人崇拜、践踏民主、强化集权的过程中，一批一批的音乐家们，怀着虔诚的愚忠，为了达到造神的需要，就要在音乐方面把这首乡村的情歌小调，拔高和改造成伟大领袖的庄严颂歌。但是这是有极大难度的，从哪里才能找到这样的音乐技术呢？那办法也只能是向苏联学。
但是前苏联和中国有极大的不同，同为个人崇拜歌功颂德的作品的艺术水平，中国的无论形形色色的歌曲、合唱、交响乐，其技术水准和专业水平与前苏联相比，则相差悬殊而无法比拟耳！盖因前苏联早已经建成了工业文明而有了强大的俄罗斯乐派，那些“斯大林颂”、“列宁颂”的交响乐、大合唱，艺术水准之高，世界少见，是今天的中国人想不到的。而我国的“党的文化”的正式提出和建立是在 1942年毛主席发表“讲话”的延安，那时的延安和根据地还只有农业文明的大秧歌而没有工业文明的交响乐，所以中国的“党的文化”的建立只能由农业文明的 “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起步，“东方红”自不例外。起自“东方红”的我国的造神之作，经过1949年建国后的全国规范化，再到1958年的大跃进文化和浩如烟海的歌颂毛主席歌颂三面红旗的新民歌，再由文革文化达到顶峰，这些音乐作品，都是用农业文明的简陋的技术包装的“政治文化”（即后文将论述的 “主旋律”）的产品。
由于1949年后的中国是完全向苏联一边倒，而我国的音乐家们学习和掌握这些主要来自苏联的音乐技术的时间还很短，水平还很幼稚，所以要把这首简朴而轻快的情歌小调改变成伟大的颂歌还很困难而吃力，那一次又一次人为地强行改造的技术手法，就是把这首歌的速度数倍的拉慢、时值数倍的放大、力度大大的加强、声部大大的加多，再用管弦乐队配器色彩和大合唱的厚度浓涂厚抹，力求拔高改变其面貌；不论这首小小的乡村情歌小调能否承担此种功能，毕竟经过历久的多人多次的逐渐加工，最后终于将其强行变成肃穆、雄伟、巨大、厚重，但也威严、阴沉、呆滞、沉重的音乐形象，好像脱离了人间的芸芸众生远远的升腾到高不可攀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九天云雾中的至尊大神，而这首民歌也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原始清新的亲切感，它的音乐审美意义也就枯竭而僵化，活泼生动的生命力已丧失尽净，成了个强行拔高改造的音乐“四不象”，完全没有“斯大林颂”那样的真挚亲切和艺术的高水准。我在文革中被关押的每天早晨都听到高音喇叭播放它时，都感到我又要挨打挨批斗了而恐惧不已。它的从情歌到颂歌的这个加工过程就是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的过程，就是宣扬封建愚忠、毁灭个性解放、扼杀独立思想、强化独裁专制、背离民主自由、也背离“国际歌”思想的过程。在前苏联，正是在响彻云霄的斯大林的颂歌声中，千百万人被杀害或冤死在大清洗的古拉格；而在我国，也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大跃进”的饿殍千里哀鸿遍野，文革的打砸抢疯狂武斗，无数人无辜被害，冤假错案遍布全国，经济崩溃，国家命运濒临绝境而没有任何批评和反对。所以，个人崇拜扼杀民主使苏东崩溃；在中国，不但毒害了毛泽东自己，也毒害了共产党本身，还毒害了我们每个人啊！
文革过去已30年了，对于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的危害，也在1978年的“三中全会”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和1981年的“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后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中都被彻底否定推翻了。如今，世界已进入21世纪，三中全会也开过26年了，六中全会也开过23年了，苏联东欧也解体16年了，人们都在对百年的共产主义史的苏联和东欧的解体的教训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中国正在努力开放向国际接近，本应当越来越远离封建而走向民主自由、人格独立、思想解放，对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本应进行深刻、反复的反思和批判，以求尽可能彻底的铲除这罪恶的封建的毒瘤。改革开放迄今近30年后的今天，难道我们每个人不都在“打碎精神枷锁，让思想冲破牢笼”吗？难道谁还相信有救世主吗？在中国，人们已认识到，1949年后的中国文艺，由“一切为政治服务”到“文革文化”而毁灭人类文化，其个人崇拜的疯狂性愚昧性和技术水平的落后，都是远远超过了前苏联的，堪称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之最耳！但是这些80年代曾有过的反思还没有继续坚持深入，就被人为地中断了！
文革结束30年后的今天，请看当今世界各国，有过“布什总统进行曲”、“撒切尔夫人之歌”大合唱吗？即令在落后的非洲、阿拉伯等第三世界各国，曾有过“X国王交响乐”、“Y大帝颂歌”吗？即使是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木，有过如“东方红”式的颂歌吗？就是历史上最最极权的法西斯的纳粹德国，有过“希特勒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吗？
但是独独在我国却还抱住个人崇拜的封建阴魂不放，努力地仍然在造神！人们都还记得：四人帮刚刚打倒，马上就有了歌颂华国峰的“交城的山交城的水”并又唱遍全国，如这样的已成过眼烟云而且滑稽可笑的事，却好像已成无限光荣的传统，又竟然变本加厉地扩充到为每一届领导人搞一首质量低劣的简谱颂歌，从“春天的故事”到“走进新时代”均为此类产品。而且这些歌曲的艺术品质和灵魂的真诚，由于历史的根本改变而再也做不到昔日苏联的同类作品的艺术水准和真诚感人于百分之一了！鲁迅早就说过的“吧儿狗的种子绵绵不绝”，近来又有了歌颂籍贯安徽的领导人的“黄山颂”！
历史错误在不断反复，使我感到深深的压抑、羞愧和无边的悲凉！无论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如何，我们何时才能剪掉脑袋后面的为每届国家领导人各献一歌这根可耻而丑陋的封建的大辫子呢！？
质疑“主旋律”
不知何时，也不知来自何处，“主旋律”这个指导全国艺术创作的方针，或口号，或行政指示，或理论指导，已经在全国文艺界不胫而走流动多年了！自这个口号被提出以来，几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没有人严肃的思考，久而久之已经好像司空见惯而没人追究它的正误了！
不论它来自何处，这个口号可以被讨论和质疑吗？
首先，它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是对立的。无庸多说了。
同时，它和多元化的艺术创作规律更是冲突的。也无庸多说了。 它提倡的“主流文化”和作家艺术家应该寻找自我、发现自我、个性鲜明、独立思考、独具匠心、独辟蹊径、独立开创的艺术创作规律是相反的。
这个口号的理论依据是甚么？它的文化界定是甚么？它的思想内涵是甚么？它的美学界定是甚么？它的技术标准是甚么？谁能回答？应由谁来回答？
它是法规、法典吗？还只是某种创作提倡？难道艺术创作和管理市场一样也要建立一个类似公安局那样的机构而且也要立法吗？如是法规法典，何处制定的？在制定过程中经过那些讨论和审核？又是何处批准的？如不是法规，又是谁提倡的？从那里传达播送出来的？这些追问和质疑，谁能回答？又由谁来回答？ 它既然不是法规，文学艺术创作也没有“法典”，难道我们今天不能加以讨论和质疑吗？
我认为它是禁不起检验和追究的、没有理论根据的、逻辑不严谨的、概念混乱的和禁不起推敲和拷问的，它不能做为一个科学的创作指导口号而成立，我们应该破除对它的盲目性而科学地检验之。
首先，“主旋律”这个名词当然是来自音乐，大概是指一条旋律的赤膊调子，即单声部的群众歌曲，或者充其量也是指在一条旋律加伴奏的简单的音乐写法。但是这并不叫“主旋律”，在欧洲音乐史中，这种作曲法的学术名称被称为“主调音乐”，和“复调音乐”相区别。前者是比较简单的旋律加伴奏，后者是比较复杂的多声部严密编织交错起伏的立体结构。而不论如何，在音乐作品的创作中，尤其是交响乐作品中，都是多种手法、多样技术共用的，从来不能提出只能用哪一种手法或主要用哪一种技术，何况无论“主调音乐”或“复调音乐”，大都是多声部立体思维，而不是极少用的单线条的平面思维。所以提出“主旋律”的口号和音乐艺术的本身规律完全不符合，也不懂得音乐的初步知识。如果作为外行的称呼，随便说说，也就算了，而如果作为指导创作的理论或学术的口号向全国提出，就不但不严谨，而且是不伦不类不通的外行话了。提这话的人，大概不知道欧洲早在公元13世纪已成型了基督教的复调音乐——卡农；16世纪意大利作曲家罗马诺ROMANO（1552-1636）就有九个合唱队演唱36个声部的卡农（余苏贤：20世纪复调音乐史）。17世纪以巴赫为代表达到了复调音乐的伟大高峰，他的赋格作品是每个音乐家必弹的音乐圣经。而交响乐是工业文明的智慧和艺术的高度结晶，它并不是以主调音乐而是以多声部的立体结构的音乐思维著称的。更不用说现在是电子信息文明时代，交响乐在西方早已更加大大复杂化，把大型乐队一分为三或为四，而且上来就50-60多个声部，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提出“主旋律”这口号的，恐怕根本想不到上述这些音乐知识上来。这个名词大概是从流行音乐的录音棚里流出来的，其文化水准也只有流行音乐的程度。充其量这只是个游民文化、江湖文化或马路文化的顺口溜水平的词汇，却要冒充高雅拿来作为最高的文化方针来指导全国的文艺创作，在改革开放走向国际的今天，是多么贻笑大方啊！
说穿了，“主旋律”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变相，就是仍然把艺术看成御用的宣传和图解工具，就是仍然用功利主义的指挥棒来支配艺术和艺术家，也就是前苏联所建立的“党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历史作用，在前苏联，我们已看到了它的由建立到强大而又消亡的全过程，何况其水准远高于中国。同一模式在中国，其艺术水准可低多了，这就使我想起我的少、青年时代，党和政府的每个运动、每个事件、每个政策、每个指示，几乎都有唱不完的歌曲加以配合宣传，1952/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有“贪污分子你睁开眼”；抗美援朝运动就有“打倒美帝野心狼”“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王大妈要和平”；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有“社会主义好”；1958年的大跃进就有“三面红旗万岁”“跃进的歌儿唱不完”；再到1966/76就有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和语录歌“造反有理”。用于上述这些每一个运动的全部艺术宣传的歌曲，每次都是浩如瀚海、扑天盖地、多不胜数，不知浪费了多末巨大的纸张和精力，谁能算得清啊！它们的作用和意义，也早随着这些运动的失败而消亡了！难道今天还不清楚而温故知新吗？而更荒诞的是如果政治方针改变了，文艺宣传也立马就变：和苏联友好时，就唱“团结紧，中苏人民一条心”，和苏联闹蹦了，就唱“反对苏修反对美帝”；今天援越抗美就演“椰林怒火大歌舞”，明天要对越作战了，就唱“再见吧妈妈”“血染的风采”；今天要“批刘批邓”，明天又“拥刘拥邓”；今天唱“打倒邓小平”，明天又唱“春天的故事”——艺术成了滑稽的游戏、荒诞的魔术和可耻的变色龙，艺术家的真诚和人格被抛弃、践踏或唾弃，这是多么羞耻啊！从前苏联的“党文化”到我们的“文革文化”，难道“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教训还不惨痛吗？如今，只因“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已经罪行累累、声名狼藉、臭不可闻，今天却又把它乔装打扮，拿来故伎重演，仍然要作家艺术家们为当前的新形势歌功颂德，而同时又更加赤裸裸地诱以名利，君不见高酬金、高奖杯已泛滥成灾了！这样做的后果，不就又是扼杀和剥夺了艺术的批判功能，鼓励大家“拍御马”（魏明伦语）吗？作家的良知被收买和出卖，我们还不引以为耻吗？难道这还不是取消了包括文艺在内的任何形式的监督和揭露黑暗的声音而使社会加速走向腐败吗？
关于文艺的歌颂和暴露，鲁迅说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是批判，而“讲话”（指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却说对党和政府只能歌颂而不能暴露黑暗不能批判，这是在鲁迅刚刚故世六年后的1942年的“讲话”中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是用来否定鲁迅的杂文精神即批判精神，并以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而大开批判之风来反对暴露黑暗的，而王实味的被迫害至死就成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史的祭旗者。以后，又用同样的棍子和刀斧在1955年打杀胡风们，在1957年打杀右派们，在1966-1976的十年文革中打杀了无数的受害者。1942，1955，1957，1966/76，可以说这就是“主旋律”的四部曲啊！“主旋律”的历史难道不是血淋淋的历史啊吗？如今，四部曲的受害者们，这些人虽然都平反或改正了，但是打他们的那根棍子，即“为政治服务”、“只能歌颂不能暴露”、今天又叫“主旋律”，它们的思想公式和精神武器，却不但没有死去而且还变相的、阴暗而顽固的活着，甚至实际上已因不得人心而名存实亡而苟延残喘但表面上仍然强大威严的活着。如今的“主旋律”及越来越多的“红色经典”的大事张扬就是其翻版。按说对任何好人好事，包括党和政府的好人好事即光明面，当然应当歌颂；但是对坏人坏事，当然也包括党和政府的坏人坏事即黑暗面，也都应批判揭露。这本是最低水平的道理，否则就违背了最基本的辩证法而必致失败。只能歌颂不能批评，“你批评政府，抓你去座监”（阿Q正传），就难免要使1942、1955、1957、1966/76的四部曲再度重演，其后果是多么令人担忧啊！
所以，要真正实现“双百方针”，就不要再重蹈覆辙了！就要深刻地总结历史的惨痛的经验教训，不要再把“为政治服务”和“主旋律”翻来覆去地“翻烙饼”了！
对“主旋律”的口号，有各种不同态度：有人一听就懂，洞如观火，一笑了之；有人不屑一顾，“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有人急于成名，权宜之计，投其所好，巧加利用；有人利欲熏心，出卖良知，极力制作，垃圾成堆。鲁迅先生多次深刻地指出过：中国的最大悲剧之一是对黑暗和错误的清除不彻底而不断反复，如他对辛亥革命的深刻批判。近来大家都在悼念巴金，纷纷都说到巴金先生是中国作家艺术家的良知。但是，难道“主旋律”不是在收买良知吗？我们如此之多的国家级艺术家，如此之多的蜚声国际的著名人士，难道对“主旋律”这样的江湖口号的危害性，不能察觉、警惕、深思、揭露而抵制吗？难道能继续任其流通、人云亦云而昏昏噩噩继续盲从下去吗？
艺术如不能走出被规定的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式及阴影，就永是奴隶或奴才，就永不能解放，就永不能获得独立，也就永无真正的生命力。近年来的许多大型汇演的许多作品都不能成功，跳不出“主旋律”的思维定式和阴影是最根本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