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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在死亡到来前,写一些真想写的东西
8/6/2013 点击数:803

 胡发云:在死亡到来前,写一些真想写的东西

唐磊 ,《中国新闻周刊》 2013-8-6 

   长篇小说《迷冬》出版时,并未被伤筋动骨地修改。在作者胡发云印象里,这是自己众多小说中,首次以完整面貌出版的一部。

  他在2003年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如焉》。出版历程极为波折,一度只能以电子文档和打印本的方式传播。

  但这一次,他感觉好多了,未来一周,他将奔忙于两座城市,签名售书。虽然这一次的题材是“文革”。

  写清“文革”第一年

  460页的《迷冬》其实只描述了一年的故事,1966年,一群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轻人在文革之初被排挤在喧嚣之外,后来自行组建文艺宣传队开始介入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

  和小说的主人公多多一样,胡发云也曾在武汉成立文宣队。小说出版后,有些当年的伙伴纷纷登门要书,并不断询问里面哪个角色是自己。

  其实,这本书胡发云在1984年就已动笔,写了五六万字后,他觉得自己还没有从文革的个人情绪中跳出来,无法站在中立角度的去写,索性搁下了。

  “很长一段时间,很多文学艺术作品对文革的描述,都带有某种观念限制,或者是某种政治意图,为不同时代的政治服务。我想把文革真实的状况,特别是真实的心理精神的状况表现出来,把被多年历史叙述话语遮蔽的那部分表达出来。”胡发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文革有非常强大的诱惑力和迷人之处,这种群体情绪的感染力充满激情,甚至是诗意。如果这类运动稍改变口号或方法,对今天的青少年依然有不可抵挡的诱惑力。如果不把这一些东西认识清楚,假如有一天文革再到来,依然会有青少年投身进去。”

  1996年,学者徐友渔要编一本名为《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的集子,向胡发云约稿。胡发云就写了篇一万多字的《红鲁艺》,讲述包括自己在内的“文革初期的社会边缘青少年自行组成文宣队”的经历。而近45万字的《迷冬》就是《红鲁艺》的小说化版本。

  写《红鲁艺》10多年后,有出版社向胡发云约稿,胡发云告之《迷冬》的构思后,对方很感兴趣,但对于这个小说能否出版,谁都拿不准。

  2010年,胡发云开始动笔,断断续续写了两三年。“其实一年也够了。”胡发云说,“但有时候要放下,缓缓情绪,价值中立去写。”

  胡发云将自己的文革题材长篇小说定为“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三部曲,《迷冬》是第一部,只扎实地写了“文革”的第一年。

  “因为这一年像一场大戏,各种人登台。他们的表演,政治态度、利益诉求、纷争、相互的关系,都决定了文革十年的走向。文革的后戏一直没有断过的,很多事情都能在文革前期找到缘由。”胡发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第二部会从1967年写到1971年林彪事件,第三部从1971年写到1978年。”

  影响一生的十年

  文革十年,胡发云一直都活在“危险”中。当时家里来个长辈或同学,议论些时事,问胡发云看法,他总是实话实说。“这是尊严的问题。”胡发云如此解释自己愣愣的表现,“当你不敢说话的时候,你会自己瞧不起自己。”这样的性格一直延续到他日后的写作态度中。

  1966年,17岁的文艺委员胡发云再也没资格组织同学唱歌了,他属于灰色人群,出身不好。日本侵华攻打武汉,艰苦卓绝的武汉保卫战打响了,年轻的父亲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二叔和女友、姑姑和姑父上前线,为国军往后方护送伤员。父亲、二叔本是医生,三位女眷突击学了一个月战地护理,不会医术的姑父在部队里保障后勤。在武汉,父亲一家生活还算优越,照片上的父亲都是穿着西服,戴着徐志摩式的眼镜。1949年,父亲从大后方回到武汉。

  《迷冬》的主角多多到学校开大串联证明书,教导主任问他,为什么现在才去。其实如果不是母亲催促,多多还会继续猫在家里。多多家庭出身不好,在那场运动之初无法融入其中。

  像多多一样,胡发云在1966年同样被父亲的历史问题缠绕。胡发云也会问父亲到底做了什么?父亲总是很实在的解释一番。

  “父亲到底是好人坏人,我相信我的判断,他是非常好的。但当时社会给我们的资讯他是个坏人。我的家人在那场卫国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放弃了在大城市里的舒适生活,在枪林弹雨和艰苦辗转中受尽磨难,父亲第一个妻子、二叔的第一个孩子先后病死于异乡。但这种对历史的认识,是要时隔很久。”胡发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要好的同学开始贴大字报,有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带人抄自己家。包括胡发云在内的一小部分学生被完全排除在学校举办的活动之外。胡发云基本不再去学校,总是在家看书拉琴,或是到长江里游泳化解焦虑。他开始感到孤独和恐惧。他发现很多事情和自己的爱好、观念有冲突,“自己和那些被批判者的距离,比距那些革命者的距离还要近一些”。他说。

  胡发云唯一个留在武汉照顾祖父的小叔,家有大量藏书、唱片、画册,这些一直是胡发云正规教育以外的养分。上初一时,实习老师知道胡发云写诗,就借他一本灰皮的《普希金诗文选》。

  “我为自己竖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上青草不会生长,他昂起那颗永不屈服的头颅,高过亚历山大石柱之上……”胡发云随口背诵普希金的诗,“这样的人格,对我影响非常大,电光石火的感觉。影响了我一辈子。”

  普希金的那些诗歌是胡发云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启蒙。独立价值和尊严意识都从那里而来。在之后胡发云的小说中,这一点表露无遗。即使有人诟病他的语言,批评者也敬佩他的勇气。

  在一本少年时期的日记本扉页上,胡发云写道:荣誉要从小时候培养起——普希金。日记本里有胡发云自己写的诗:我向往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没有国界的,所有的人说着共同的语言,没有人阻隔我们,没有阶级,没有战争……

  文革开始后,胡发云犹豫了很久,最终没有销毁那些日记本。

  “我力图用我的作品让大家看到一点真相”

  胡发云一直没戒烟。只是每次都自觉只抽半根就灭掉,抽时还要开启油烟机,站在跟前。就如同戒不掉的烟,他也戒不掉虚构小说中的非虚构细节。

  一位70多岁的武汉大学俄语教授看完《迷冬》痛苦不已。小说让她想起已过世的丈夫。那个年代的某天,在华科大任教的丈夫去参加武斗,很晚才回家,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身上布满伤疤,坐了许久后,才哼了一句,他们用了硫酸。类似的细节也出现在《迷冬》中。

  “当这个社会的历史记录缺席的时候,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起了代偿的功能。我们应该留下一点时代的印记。”胡发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自己扮演了能够面对自己内心的,还有一点尊严和良知的写作者的身份。我力图用我的作品让大家看到一点真相,由此让他们有追寻全貌的热情和线索。另外我希望能够描绘出不同年代的人最真实的心理状况,人的心理世界表达出来后,是不容易涂抹的。”就如同在《迷冬》中,胡发云写出了多多、夏小布、宫克、舅舅这样的人物,他希望以这些人的命运和精神历程让后人自然读出人物背后的社会意义。

  即便经常出国旅行、讲课,但每年国内大小公共事件都逃不过胡发云的视线,并且都会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他说这是道义和理念,也是公民的社会责任。

  “作家可以发言,也可以不发言。但前提是,所有人都可以发言的时候,我可以选择不发言。以‘我有选择不发言的自由’为旗帜,而逃避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自由’实际上是一句很虚伪的话,是掩饰自己的怯懦和自私。如果不发言,也要为其他人争夺发言的权利。”胡发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同行都会顾虑,这个题材能不能写?我说,如果愿意写,就先写。一个作家如果带着禁忌和限制去写,对作品是有伤害的。比如我在这本书往前走了几步,出版社说太多了,退回半步行不行,如果不伤原则,我接受。我的表达上,又往前走了一步,我们就把言路打开了一些。如果所有作家动笔前都限定在别人画的框框当中,只会画得更小。”

  其实,对于写作,胡发云有自己的“度”。林昭去世四十周年时,学者傅国涌要编纪念文集,来约稿,胡发云写了。但在那之前,他是不会主动写的,他觉得时间未到,且要表达的东西还准备得不充分。

  上世纪80年代,文坛热闹时,胡发云没写太多欢呼社会大变化的作品,只因当时已是专业作家,不得不交作品谋生,内容也多是老知青、大龄女知青生活状态的题材。但从1990年开始,胡发云觉得自己应该“怎么想怎么写,没有下不去手的了”。

  1995年,胡发云突发心脏病,心脏一度停跳。这又一次让他明白了很多事。“在下次死亡到来前,应该写一些真想写的东西,以前是一批中篇,收在《隐匿者》里,一直到《如焉》。这个路子也成了不归路了。现在没有什么东西能改变我写作的内容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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