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清卿：我的妈妈言慧珠 

华夏快递  13-08-26 

     （一代风华著名的京剧和电影演员言慧珠，才貌双全，可惜在文革中被迫自杀，留下11岁可怜的孩子。其遭遇令人悲伤同情。）

　　妈妈言慧珠生于1919年阴历八月十二日，于文革开始的第一年，1966年9月10日晚在浴室悬梁自尽。那年我11岁。

     离婚真相

　　2009年大年初一。

　　我离开笼罩在阴霾雨雾之中的都市，乘坐D478次列车，从上海赴合肥。

　　此行，我要去见已经37年未见的生父薛浩伟；屈指算来，我的生父也有83岁高龄了。

　　我的血脉里流着妈妈言慧珠的血，也同样流着生父薛浩伟的血。

　　我是他们俩的独子。

　　从我出生的那一天算起，到生父与妈妈离异，我和生父在上海华园(旧称海格园)——华山路1006弄11号，一座温馨、舒适的小洋楼里仅共同生活了六年时间。加上生父常年在外地演出，我与他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至多两三年，因此生父基本上在我的脑子里没有多少印象。

　　同样在华园，我与“好爸”却前前后后一起共同生活了14年，所以，我对好爸的印象比生父深刻得多。

　　生父一家把我的来到，看做是一件很隆重的喜事。阿姨把我当成是她的儿子，子女把我看成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他们拿出丰盛的菜肴来招待我。

　　和我出发前预想的一样：我感受到了人间的亲情与温情。

　　作为儿子，我当然最为关心的是生父是如何与妈妈相爱，又如何与妈妈离异的。

　　“清卿啊，你也这么大了，有些事你该知道了，我也有责任告诉你了。”生父望着我，长叹了一口气，开始了他痛苦与艰难的叙述。

　　“刚解放时，你妈妈是有自己的剧团的，也就是现在报纸上说的‘言慧珠剧团’，你妈妈是剧团的‘班主’。你妈妈在解放前就已经是‘平剧皇后’了，剧团很能赚钱。她带着剧团到外地一次巡回演出，就能赚好几万的，华园的小洋房就是那个时候赚了钱买的。我当时在你妈妈剧团里唱老生，就住在华园的后楼。你妈妈为了提高我的技艺，还为我找了一位老师叫王x芝，我跟她学戏。所以，我对你妈妈是一直怀有感恩之情的，我也很听你妈妈的指导，一切很配合她。在合作中我们之间有了好感，在外地演出时同居了，有了你，1955年我和你妈妈登记结婚了。”

　　“那后来怎么又离婚了呢?妈妈后来又怎么跟俞振飞好上了呢?”

　　父亲一听到俞振飞的名字，像触了电似的，放大声音，一声吼：“俞振飞不是人!”父亲稍为平静些，又说：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开口，就是怕伤着你妈妈。你妈妈和俞振飞最后走到一起，还得从五七年的反右说起。五七年，你妈妈成了右派边缘分子，差一点被打成右派。俞振飞不遗余力地帮助你妈妈，还发动了他和你妈妈共同的朋友、《解放日报》的记者许寅，最终帮你妈妈过了关。俞振飞一生小心，明哲保身，他能在这个时候去全力帮助一个‘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他的用心是再清楚也不过了，你妈妈戏好，人又漂亮，俞当然想接近她。五七年反右的压力在你妈妈身上实在是太大了，她甚至对自己能否过关也失去了信心。你妈妈过关后，喜出望外，很是感激俞振飞，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得寸进尺。同年，你妈妈被调任上海戏曲学校当副校长。从她的内心来说，是不太情愿当行政领导的，她一心想演戏。但你妈妈当时的处境并不好，京剧院贴她的大字报不少。

　　“为了改变处境、也是出于对俞振飞的感激，她还是接任了戏校副校长之职。俞振飞任校长，一正一副，从此，两人在一起的机会也就更多了。再后来的几年里，他们俩一起合作搭戏，出了几出好戏，两人的感情与合作也越来越密切了。

　　“你妈妈真是一心想唱戏，但当时她很想要一个好的‘小生’和她搭戏，俞振飞正是利用了你妈妈这一点。你妈妈想提高我，但我也没有达到你妈妈要求的高度。俞耍尽了手段，写情书，形影不离你妈妈，你妈妈最后也就就范了。”

　　我静静地听着，不停地抽着烟，此刻，在我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妈妈写的文章《别戴有色眼镜看我》中的几句话：

　　“为了‘红’，为了名利，不得不忍受周旋，外力引诱逼使我们去做社会的罪人，又对我们下又极酷的批评”；“我们同行姐妹，敢肯定说，多数是痛苦的，被男子们视为追求娱乐的对象，一方面玩弄，一方面轻视，社会视为可怕的人物……”

　　(妈妈，你在说谁呢? 你的痛苦，儿子今天才明了一点点。后来，我听说你与好爸相好了四年之后，当你提出要与好爸结婚，好爸一开始居然不同意，你躲在房间里大哭了一场!你把你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好爸，他在关健的时刻却要丢下你而去!我更为你的屈辱、痛苦而难过流泪。)

　　“那时候，业内已有不少风言风语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但我不相信。理由很简单：我比你妈妈小八岁，俞振飞比你妈妈大十七岁，这怎么可能。对你妈妈与俞的事，我虽不相信，但心里总是有一个疙瘩，毕竟我是丈夫么。有一次，我从江西去江苏扬州演出，特地请假回了一趟上海，事先我也没有打电话。回到华园，在你妈妈的床头上发现了俞振飞写给你妈妈的情书，我一数多达二十多封。

　　“我两眼一黑，脑子一阵晕眩，忍不住一封封地看下去。我至今还记得信中的内容，真是不堪入目，什么‘我们一度游园惊梦’；还在信中问你妈妈：‘草字头有什么反应?’‘草字头’就是我的姓‘薛’啊……

　　“儿子，你想想，一个男人看到这些信时，会是什么反应?!我是唱京戏的，我懂得‘游园惊梦’ 是什么意思。我那时也只有三十来岁，年轻气盛，一气之下跑到了文化局，去告俞的状。当时接待我的一位负责人，听了我的汇报，一拍桌子，大声说：‘这个老色鬼，老毛病又犯了！’

　　“我们就这样最后走到了离婚这一步。后来，我听说你妈妈和俞振飞也合不来，也不幸福。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再也不会像五七年那样帮你妈妈了，你妈妈光彩的是戏，生活中充满了苦啊!”

　　老父亲的一席话，激起我心头千层浪。好几夜，我在宾馆里转辗反侧，睡不着，脑子里老是回响着《游园惊梦》的曲子：

　　“转过这芍药栏前，紧跟着湖山石边，和你把领扣儿松，衣带宽，袖梢儿揾着牙儿沾也”；“见了你紧相偎，慢相连，恨不你肉儿般和你团成片也”；“行来春色三分雨；睡去巫山一片云”……

     “我勿死，要死，侬去死!”

　　回到上海后，我的心一直没有平静过。

　　这个不平静来自对妈妈的同情以及对好爸为人处世的再认识。

　　在没有去合肥见我的亲生父亲之前，我对好爸的认知，只是停留在妈妈离世之后，文革时期我与他的一段共同生活。至于上一代人的感情世界，我因为年纪小，所知了了。与生父的几天相处，和告诉我的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秘密，使我加深了对好爸的了解，让我把以前从亲人、妈妈的朋友那里听到的有关妈妈与好爸的许多事联系了起来。

　　我决定利用春节期间，再去看望妈妈的多年知交、老朋友许寅叔叔。

　　大年初十，我和许叔叔通上了话，电话中的许叔叔声音有点模糊，当他听到我是言慧珠的儿子言清卿时，大喜过望，声音颤抖了……

　　还是在1988年，许叔叔来过深圳，来过我家，后来还在香港《大成》杂志上深情地写了有关我妈妈生平的连载。我妈妈绝命之夜带着我向好爸俞振飞“托孤”之凄情，也是我向许叔叔叙述后，由他第一次向报界透露的。我很感激许叔叔为我妈妈秉公说话，感谢许叔叔的笔，向外界传递有关我妈妈的真情。

　　84岁的老人，坐在藤椅上，看到我，声音也哽咽了。我红了眼眶，一把紧紧地抱住了许叔叔。

　　我紧紧拉着许叔叔的手，说：“许叔叔，您是妈妈的好朋友，五七年反右检查是您帮我妈妈写的，要不是您，我妈妈过不了关，可能就在那年自杀了!您救了我妈妈一命。我那时才一岁，就是您的一句话，‘清卿才一岁，你要为你儿子着想，清卿没了你，他怎么活啊’，妈妈才肯写检查，才过了关的。”

　　许叔叔凝视着我，做了一个大姆指向上的手势，说：“你妈妈，对我……真心的，……那时我在报馆做夜班，常常做完夜班还叫我去吃夜宵……把我当做是亲兄弟。”老人又做了一个大姆指转向下的动作说：“俞振飞……对我，不是真心的。”

　　说起妈妈的自杀，许叔叔说：“你妈妈送走(指自杀的当天早晨——清卿注)的那天，我看见她的，袜子也没有穿，是他们打电话给我的……我家离华园只隔一条延安路，走过去很近……”

　　许叔叔告诉我，妈妈离世后，他问过我好爸：9月10日晚发生的事，你为何一点也没有察觉?好爸只说他耳聋，早睡了。许叔叔说，言慧珠曾跟俞振飞提出，此次运动两人都过不了关，一个校长，一个副校长，像胡治藩、金素雯夫妇俩那样—起自杀吧。俞振飞却对妈妈生气地说：“我不死，要死，侬去死!”

　　许叔叔说出这句话时，双眼看着我，有欲说又止之状：“……我勿死，要死，侬去死! 俞振飞的这句话……你妈对我讲过多次。”

　　我愕然。眼泪汪汪地望着许叔叔，一时说不出话……

　　过了个把分钟，老人又说：“你妈妈对俞振飞……是真心的，她没错；俞对你妈妈没真心过……”过了一会，老人又补了一句：“伊对女人从来没真心过……只是白相相……”

　　今年春节，过得真不平静。

　　两次拜访老人，一个生父薛浩伟，83岁；一个妈妈的老朋友许寅叔叔，84岁。本是团圆、访亲，却牵引出这么多的旧事，解开了一些萦绕我心头多年的疑团，也让我内心波涛翻滚。

     “托孤”之夜

　　妈妈的自杀除了政治运动不可逆转的因素之外，亦有夫妻情感破裂的推波助澜，对此好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66年，我已是小学四年级了。9月10日“托孤”之夜的情景，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一夜的详情也是好爸俞振飞一直回避的。

　　吃过晚饭，妈妈把我拉到她的房间里(妈妈与好爸已分居多年)，妈妈给我五十元钱和一块小黑板，还在我的小口袋里塞了一块手表。

　　“清卿，乖儿子，妈妈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妈妈不停地摸着我的头，“妈妈走后，你要听好爸的话。明天是礼拜天，你到公园里去玩。”妈妈哭着跟我说话，我呆呆地看着不停地用手帕擦着眼泪的妈妈，“小黑板给你写字，你要好好读书；手表给咪咪姐姐(徐常青，京剧演员，妈妈的干女儿，长期住在我家里——清卿注)。”

　　这一夜，是我见到妈妈的最后一面。

　　(妈妈走后第二天，我就把这五十元钱交给了好爸——因为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妈妈不在了，好爸就是我最亲的亲人了。)

　　妈妈吩咐完我以后，就拉着我来到了好爸房间，母子俩就这样站在了我的继父面前。

　　妈妈“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来，清卿，给好爸跪下。”妈妈拉着我的手，看着我，要我也跪在俞振飞面前。

　　我被妈妈惯得脾气犟，有点儿不愿意。

　　“清卿，听话——给好爸跪下!”妈妈再次要求我，口气有点儿恳求与命令的味道。于是我跪下了。

　　妈妈对我说：“清卿，好孩子，你以后要听好爸的话。”

　　妈妈对好爸说：“孩子交给你了，你要把他抚养成人。”

　　好爸说：“我有饭吃，他也有饭吃；我有粥吃，他也有粥吃。”

　　这言下之意再明白不过的了：你放心走好了，孩子就交给我吧!

　　向好爸交待完后，妈妈就把我领到了我的房间，让我睡下，并跟我说：“乖儿子，你好好睡觉，我与你好爸再说会儿话。”

　　妈妈的这句话，是她在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这也是母亲和她心爱的儿子的诀别啊!说完，妈妈就离开我到好爸的房间里去了。

　　妈妈说要“与好爸说会儿话”，在妈妈即将要离开这世界之前，她到底与好爸说了些什么话，真是天知地知了。所有见报的妈妈临别前的话语与交待，都只是好爸给出的版本，两个人的对话，只有活着的有话语权。

　　后来，我曾听保姆说过，在我睡着以后，妈妈一直坐在我的床沿，默默地看着我，足足坐了半个多钟头。

　　咪咪姐姐告诉我，妈妈临走前留下了五封遗书，给丈夫，给我，给学校，给咪咪姐姐，给冯喆。给冯喆的一封信是由咪咪姐姐送去的，内容也是关照冯叔叔，在她身后要多关心她的儿子，想不到冯叔叔后来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了。

　　可惜，这五封妈妈留下的信，除了给咪咪姐姐的一封外，我至今也没有看到其他四封妈妈的遗书，我也一直在找这四封妈妈留下的亲笔信。

     双耳失聪?

　　妈妈在浴室悬梁自尽的。1966年9月10日之夜的描述，已见诸多种报端与杂志，历来都是一个版本，那就是好爸向外界公布的版本。

　　章诒和大姐为我妈妈说了许多公正、公平的话，我很感激她。

　　尤其是章大姐客观地写出了我妈妈在五七年反右期间以及文革中的经历，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同情与反响。

　　遗憾是，章大姐文中有关妈妈离世那晚发生的事的描述，均出自他人的版本，而他人的版本又完全是出自好爸俞振飞之口。

　　老实说，我对好爸的版本一直持有怀疑的态度。

　　言慧珠死后，许思言问过俞振飞，为什么当晚没有察觉妻子的死。他说：言慧珠认为自己的问题严重，怕被红卫兵造反派抓起来。而丈夫一向人缘不错，大概可以过关，所以，一再关照俞振飞——万一自己出了问题，要好好照顾这个家，要好好抚养孩子!所以，这个举动，被他误认为是言慧珠在做坐牢的准备，而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自绝。加之，双耳失聪的俞振飞也服用了安眠药，故隔壁房间发生了什么事，他也是浑然不觉。
　　——章诒和：《伶人往事•言慧珠往事》

　　是好爸“浑然不觉”吗?就在妈妈离世前几个小时，还跪在他面前“托孤”、还在请求他一起死。

　　妈妈曾当着咪咪姐姐的面生气地对好爸说：“你不要担心我会连累你，等运动结束，就算我们已离婚好了。”

　　像好爸所说，是误以为“怕被红卫兵抓去坐牢”吗?

　　妈妈曾明确提出与胡、金夫妇一样一起自杀，好爸却表示：我不死，要死，侬去死! 显然“误以为坐牢”是托词而已。

     再请看写于好爸晚年的《俞振飞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好爸是这样对传记作者叙述的：

　　据俞振飞回忆，1966年9月9日那天黄昏，保姆烧好晚饭等言慧珠回来同吃。言大约六时左右回到家里，在吃晚饭时，她说了一下下午的经历：先到华东医院配了一瓶安眠药，再去外滩中国银行，想将存放的金银珠宝拿出来，但已被封存，不准取。回来路过国际饭店，打算到16楼西餐厅吃一顿西餐，然后从16楼跳下来自杀。但西餐厅早已封闭，只得往回走。路过静安寺，到人民银行把她仅有的一万二千元存款全部拿出来……他讲得很平静，就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

　　请注意其中的两点:

　　一、好爸当夜是知道妈妈想自杀的。

　　二、“路过静安寺，到人民银行把她仅有的一万二千元存款全部拿出来……”，此说，证明一万二千元是我妈妈的存款。在上世纪80年代，我与好爸为争回我妈妈的这笔存款时，好爸一口咬定是他的，这也许是好爸到了晚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出了真情罢了。

     我的母亲言慧珠

     言清卿口述 余之执笔

     母亲言慧珠与“好爸”俞振飞

    我的血脉里流着妈妈言慧珠的血，也流着生父薛浩伟的血。从我出生的那一天算起，到生父与妈妈离异，我和生父在上海华园（旧称德园）－－华山路1006弄11号，一座温馨舒适的小洋楼里共同生活了六年。生父常年在外地演出，我与他一起生活实际仅有二三年时间，那时我年幼，在我的脑子里生父并没有多少印象。

     同样在华园，我与我的继父俞振飞，我一直称呼他为“好爸”，却前前后后共同生活了十四年。所以，我对“好爸”的印象却比生父深刻得多。

     1966年9月11日早晨，一辆白色的救护车缓缓地驶出了华园。

     妈妈赤着双脚，一块白布裹住妈妈的全身，华园一名门卫工人叫小冬把妈妈从二楼抱下来。

     那天早晨，我呆呆地站在客厅里，看着忙乱的人群将妈妈从楼上抬下来，从人们严肃、紧绷的表情上看，我意识到妈妈出了事，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是不是我今后再也看不到妈妈了？在我稍为长大以后，我终于明白了，妈妈永远不会回来了。

     在妈妈走了以后的日子里，我在同学的家里看到同学的长辈的灵堂设在家里，先辈的骨灰放在桌上，遗像挂在墙上，于是，我也想起了我的妈妈。我妈妈的骨灰在哪里呢？

     1970年，我十五岁，已经是一个初二的学生。我要找妈妈的骨灰的意识很强烈。

     清明前夕的一天，我大着胆子去问我的继父－－“好爸”俞振飞。

     我问“好爸”：我妈妈的骨灰呢？妈妈的遗骨安放在哪里？

     “你要它干什么？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要给我添乱吗？”“好爸”一连串地责问我。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好爸”坐在椅子上，脸色很不好看，显然对我提出要寻妈妈的骨灰一事感到很为恼火，捅了他心灵的马蜂窝。

     儿子想娘，天经地义；继父无情，令人心寒！

这是我至今不能原谅继父的重要原因之一。

“你们不让我找，我偏要找！”我一气之下，狠狠地将椅子推倒在地上，冲出门而去……

     第二天，学校红卫兵在华园的我家门口贴上《最后通牒》：勒令我在二十四小时内回校。我胆战心惊地去学校报到。我被工宣队请进了“学习班”，关进了位于凯旋路的橡胶厂仓库，由工宣队、军宣队、红卫兵对我进行了长达两个星期的批判改造。理由是我企图拿回“反革命”“黑帮”言慧珠的骨灰，妄想“变天”。他们揪我头发，打我，踢我。

     “言清卿，你至今还不跟你的那个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黑帮’的母亲划清界线么？”

     “你想变天么，你妄图向革命人民示威么？”……一连串的责问劈头盖脑而来。

     学校的“工宣队”怎么知道我想要取回妈妈的骨灰呢？
我年少，没有经验，又怕挨他们的拳脚。我一次一次地写检查，挖“反动”的思想根源，逼着我在检查中咒骂自己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其他同学都学“老三篇”，而叫我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将我打入“另册”，编入了“反动派不打不倒之列”。那个年代，“黑五类子弟”是被人看不起的。妈妈是戏剧界的典型，“臭名人、黑权威”；我是学校里的典型，“黑小子”。同学们远离我，嘲笑我，骂我是“狗崽子”，在家里，“好爸”和保姆虐待我，不让我吃好，吃饱，我经常流落在弄堂里、马路上，我成了他们眼中的“小瘪三”和“贼”。

     在被关押的日子里，我总盼望“好爸”会来看我，哪怕派保姆来看我一次也好，但“好爸”就是一次也没有来看过我。

     我到处打听妈妈骨灰的存放地，大人们都说在闵行有一个叫北桥公墓的，上海人的骨灰都放在那里。那时候，从市区到闵行有一条徐闵线。从徐家汇起点站上车到闵行终点站全程车资是四毛钱，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只得逃票。

     从徐家汇起点站逃票是没门的，那里的检票员是站在车门口检票的，惟一有逃票希望的是从第二站上车。我步行到徐闵线的第二站，混在人群里上了车。到了公墓已是夕阳西下了。

     墓地里，真是昏鸦枯树，荒草萋萋，几间简陋的竹片搭起来的小屋算是存放骨灰处。里面只有一位年长的看墓人。

     “老伯伯，我想找一个人的骨灰。”我对看墓人说。

     “叫什么名字？”老人问。

    “言慧珠。”

     老人听罢，朝灰蒙蒙的竹片屋里走去。过了大约十多分钟，老人出来了。他态度和蔼地对我说：“小朋友，没有叫言慧珠的。”

     “没有？老伯伯，她是我妈妈，谢谢侬再帮我找找。”我恳求他道。

     老人善良，他听说我是来寻妈妈的，显然很同情，他又从里面转了一圈，出来便对我说：“姓言的只有一个叫言吾生的，没有言慧珠。”

     言吾生！正是我妈妈，在她的户口本上的名字就是言吾生。我叫了起来。

     老人从屋里捧出妈妈的骨灰，上面积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

     “可怜啊，这么多年了，从来也没有人来看过，”老人说，“本来三年过后没有人来认领是要作无主户处理的，但这个人太可怜了，连家人也没有，我就留着，万一有一天有人来了怎么办？”（老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手中的这个“可怜人”曾是红遍大江南北的“平剧皇后”啊）。

     我从老人手中接过妈妈的骨灰，用袖管拼命地揩抹骨灰盒上的灰尘，号啕大哭，一下子跪倒在地：“妈妈，我是清卿啊！”

     我一路上真是小心翼翼、偷偷摸摸地怀抱着妈妈的骨灰，回到了华园。

     到华园已是八点多了。我不能明目张胆地将妈妈的骨灰抱回妈妈自己的家。妈妈也一定没有想到，她的儿子竟没有自己家的钥匙，只有“好爸”与保姆才掌有华园的钥匙－－华园是妈妈在上世纪50年代初用自己在舞台上的血汗钱买的独产啊！如今，连存妈妈自己的骨灰也不容许，就连她的儿子也没有家的钥匙。

     上世纪70年代的华园小楼，大门两旁有两块石凳，两旁各有一棵冬青树，我将妈妈的骨灰小心翼翼地藏在树丛后面……然后，我敲响了华园的大门。

     出来开门的是保姆，她从来也不过问我有没有吃过饭，自妈妈离开人世后，她只关心我的“好爸”，她和“好爸”一起吃饭，钱也掌控在保姆手里，每月来收水电费，“好爸”也从不过问，总是一扬手，意即去找她（保姆），这哪像是主仆关系？到后来，竟闹到保姆吵着要嫁给“好爸”的地步。

     在他们俩的眼里，我就是一个多余的“小瘪三”、“小流氓”。

     保姆两眼很凶地瞪着我，嘴里咕噜噜地骂着“小瘪三”，关上门转身就进了“好爸”的房间。趁保姆进“好爸”房间的空隙，我快速地从冬青树后取出妈妈的骨灰，迅速地将妈妈的骨灰放在我的小板床下，用一些零乱的棕毛密密地盖在上面，谁也不会去注意脏乱不堪的我的小床，妈妈的骨灰就这样被我保存了下来。

     当天夜里，妈妈又回到了我的身边，我又与妈妈睡在一起了。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将妈妈“领”回了家。也是从那天晚上开始，妈妈与“好爸”又同住在华园。

     一住就是八年，直到“好爸”搬出华园。加上妈妈生前的四年，夫妻同住华园正好一个年轮。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八年里，“好爸”始终不知道妻子就在他的身旁，仍在同一个屋檐下－－要是知道，我想：“好爸”会吓成个什么样子；也许，“好爸”决不会让妈妈继续留在华园，会作出向“组织”交待的举动；也许，他会让她继续风餐露宿在一个不知道去处的荒郊野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好爸”是绝不会让妈妈的骨灰留在华园的！而这八年里，妻子却一直看着自己的丈夫与保姆同住同吃；言谈嬉笑；

     也一直看着他与保姆如何一同歧视、欺凌她的儿子；所不同的是：妈妈在阴间，“好爸”在阳间。

     梅兰芳对妈妈说：“你演《巴黎圣母院》最合适了！”

     妈妈生于1919年。1919年，也正是程砚秋弃荣蝶仙改拜梅兰芳为师那年。妈妈的从艺，从出生那时起，就注定要与这两位大师结缘：妈妈先学程派后拜梅师。

     妈妈四岁的时候，就见到了梅兰芳。

     1923年，梅兰芳第五次到上海登台演出，因合作者王凤卿年老多病，不能随梅南下，于是有人向他推荐了外公去协助梅兰芳演出，月薪是三千大洋。这也是外公与梅兰芳大师的第一次合作。

     全体演员坐火车从北京南下上海。外公很喜欢聪明伶俐的妈妈，尽管妈妈当年才四岁，但外公还是将妈妈带在身边，随团到了上海。在火车上，梅大师十分喜欢身边这位活泼可爱的小姑娘：一身红袄，头上扎两根小辫子，梅大师说妈妈很像京剧里的“红孩儿”，亲切地将妈妈拉到他的身边，逗她玩。妈妈第一次见了“生人”也不害羞，总是有说有笑的。梅大师当时就对外公夸奖妈妈机灵聪明，将来当演员一定会是一块“好料”。外公听了梅大师对自己女儿的夸奖，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莞尔一笑。在外公的心目中，他是很不情愿让他可爱的女儿长大后学戏的。因为学戏苦，他不舍得让自己的宝贝女儿吃这碗难吃的“梨园饭”。尤其是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在恶势力横行的社会里，女孩子的“戏饭”更难吃。

     这使我想起了1955年1月，妈妈在公私合营期间，受到排挤，一气之下服了安眠药。后来被梅夫人福芝芳救起时，对妈妈说的一句话：“干咱这一行，唱好了是‘戏饭’，唱不好了是‘气饭’”在梨园界一个女孩子受的气肯定要比男角来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当梅大师当着外公的面夸奖妈妈是块当演员的“好料”时，外公并没有表态。但后来发展的趋势，却完全违背了外公的旨意，妈妈不仅走上了戏路，而且成了梅大师的嫡传女子弟。

     妈妈走上戏路，一是家庭的氛围；二是妈妈自己的苦学。妈妈并不是科班出身，但她的戏并不比科班出身的人差。因为她自己喜欢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学戏、偷戏。所以，妈妈很早就会唱戏，比如她在春明中学读书的时候，就会唱《女起解》。那时候，妈妈才十二三岁，又没有专门的人教，全是她自己偷偷学的，跟家里人唱。有一年，春明中学校庆，妈妈就上台演出了《女起解》，博得了全校师生一片热烈的掌声。戏中演崇公道的演员跟妈妈开玩笑说：“都是你家老爷子死脑筋，如果让你当演员，准能一下子轰动北京城。”妈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竟瞒着外公学会了十几出青衣、花旦和武旦的戏，这使外公对妈妈刮目相看了，加上外公的一些朋友都纷纷劝说外公要让妈妈学戏。

     外公见妈妈在演戏方面确也有天赋，见拦也无用，最后也只得同意了妈妈学戏。外公对妈妈说：“你要唱戏，我本不赞成，你既然十分爱好，又有这方面的才华，我也不便阻拦，只是学戏要下苦功才行。”外公还针对妈妈的条件让她学梅派。

     外公经常给妈妈讲梅、程、尚、荀四大名旦的特色，妈妈后来经常跟我回忆起和外公学戏的少女时期，她说，每当外公在黄昏傍晚、在瓜棚豆架下，和妈妈、大舅他们说起各位名伶的表演，梅兰芳、程砚秋等，这是妈妈一天最为开心的事。外公还时常带妈妈、大舅、小舅等人去什刹海去玩，在那里有北京最原始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杂耍、平剧等；听刘宝全的《长坂坡》、《别母乱箭》等，听完了就带他们去吃豆腐脑。外公对妈妈说，刘宝全的玩意儿里边有谭鑫培、杨小楼的东西。听完了，他们几个兄妹一路哼唱着回家：“二八的佳人，她懒梳妆……”（《大西厢》）“适才离了汾河境，一马儿来到柳家村……（《汾河湾》）”

     妈妈向梅大师学戏，很有心眼。她设法与梅大师的爱女梅葆玥交朋友，给她说故事，弄得梅葆玥“言姐姐，言姐姐”十分亲热，最后央求她爸爸让妈妈睡在她家里，这无形之中又多了向梅大师学戏的机会。再是妈妈十分懂得“敬师”。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梅大师爱吃北京“豆汁”，因他三代生长在京城，饮食上有吃北京小吃的习惯，上海住久了，很想念北京的“豆汁”，妈妈从北京南下上海，专门为梅大师装满了好几瓶北京最好的“豆汁张”给梅大师吃。梅大师喜出望外，深感弟子的一片情意。

     梅大师对妈妈也格外地器重，常常手把手地教妈妈学戏，所以，在梅身边的人说，梅大师对言弟子也是格外地破格栽培”。

     妈妈虽得“破格栽培”，但她自己还是不懈地、刻苦地学梅，她还买了梅大师的所有唱片，百十遍的听、学、唱。

     李能宏在台湾出版的《中外杂志》上撰文说：“梅兰芳生前授徒不少（据统计有109个），但很少有像言慧珠那样一招一式悉心教授的，她能获此殊荣，一方面是梅师特别喜爱她，另一方面也因为梅先生早已看出言慧珠是可塑之材。梅师曾这样评价言慧珠说：‘慧珠学我，最少也有六成以上’。”梅大师有一次看了妈妈的表演后，高兴地对妈妈说：“你演《巴黎圣母院》最合适了！”

     妈妈听到梅大师如此高的评价，十分高兴，说：六成，说明我学梅及格啦！学梅能及格，这在梨园可是个了不起的事情。

     妈妈拜梅学艺，亲得梅师亲授，最终也没辜负梅大师的栽培。梨园界、舆论界称妈妈是“女梅兰芳”、“梅派嫡传弟子”、“梅门弟子第一人”……

     1961年8月8日，梅大师病故。一代大师、恩师去矣，令妈妈十分悲痛。妈妈专程去了北京凭吊。

     －－选自《粉墨人生妆泪尽－－母亲言慧珠与“好爸”俞振飞》，上海文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