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品天价现象，资本追逐中国概念

刘项

华夏快递 转自 亚洲周刊 2013-11-16

   中国画家曾梵志的作品《最后的晚餐》，以一亿八千万港元天价拍出，创下了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最高纪录，也显示了全球资本在艺术市场追逐中国概念的趋势。中国拍卖市场发展不过二十年，每年纯艺术品拍卖成交总额已达数十亿美元，中国市场两大巨头保利、嘉德，已经成为世界第三、第四的拍卖行，足以媲美国际拍卖龙头苏富比、佳士德。中国艺品风潮也呼唤一个更有人文思考空间和美学品味的社会。

   这是中国油画市场的最新高度。在苏富比拍卖行香港秋天拍卖会中，中国画家曾梵志作品《最后的晚餐》以一点八亿港元（约二千三百万美元）成交，在惊呼声中，创下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最高纪录，也是亚洲当代艺术的最高记纪录，走出过去两年来中国油画市场的低潮，也展现全球资本不断在艺术市场追逐中国概念的趋势。

   这是中国艺品市场中当代画作的高峰。如果将已经去世的画家和古董也算在内，拍卖市场的高潮其实是一浪接一浪。在十月八日苏富比的另一场秋拍中，明朝永乐的释迦牟尼佛座，以二亿二千三百八十六万的港元（约二千八百七十万美元）再度掀起高潮。

   其实在中国的艺品市场，古董和传统文物一直保持强劲的势头，今年澳门中信拍卖的元朝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以三亿九千八百一十六万元人民币成交（约六千五百万美元）。但当代活着画家的作品，永远是一个关注的指标。他们不像毕加索、齐白石或八大山人等已逝艺术家，作品的数量有限，拍卖价格理论上可以无限上升，但活着的画家的作品，则有新的供给来面对强劲的需求。而从曾梵志到张晓刚，都有画价飙升的能量，也使拍卖市场不断掀起高潮。

   中国概念并不见得是官方的主旋律，反而可能是对现实和历史的批判与反思。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是一副巨大的油画，长四米高两米，画中十三位头带面具的学生系着红领巾，摆出达芬奇（达文西）同名经典作品中一样的姿势，只有一位系着金色领带，桌子上的「晚餐」只是打烂的西瓜，远看却像血肉模糊的尸体，画中墙上挂着字迹模糊的书法。

   苏富比拍卖行介绍道，红领巾代表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原作中的「犹大」则由一个戴领带的人物饰演，领带是资本主义的象征，而耶稣的形象则是借喻中国的领导人，领导人意识到「犹大」的「背叛」会为自己带来颠覆，台上刺眼的红色西瓜除了代表了中国，亦是暴力及欲望的象征。

   政治隐喻加中国元素，充满了各种的暧昧，也成为画评家多元化论述的最佳题材。卖出这幅画的，是极富盛名的收藏家尤伦斯夫妇(Guy & Myriam Ullens)；而为这幅画的艺术价值「正名」的，是二十年来艺坛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与推介：屡破纪录的艺品市场，背后是一条艺术与商业相互缠绕的价值链条。

   中国的艺品市场真正起步不过二十余年，但期间却犹如坐在云霄飞车上。零八年开始，中国市场游资汹涌，大量的财富在寻找出口，寻找保值的渠道，它们像进入房地产、金融产品等领域一样，不断涌入艺术品市场。零八年开始，中国艺品市场连续三年猛涨，成交额一路高歌，纯艺术拍卖成交总额在零八年是十四亿六千九百万美元，零九年增长至十八亿两千三百万美元，二零一零年则一下子达到五十二亿七千九百万美元，到了二零一一年则更达到了九十亿零九百万美元。但这个热潮在二零一二年戛然而止，拍卖成交总额回落至五十亿零六百万，缩水近一半。

   尽管成交量一度下跌，但艺品市场价格仍坚挺。二零一二年，成交量大跌，但拍品天价仍不断出现，澳门中信拍卖明初九龙纹大缸，以八亿九千万人民币成交，排名第十的明洪武青花四季花卉纹石榴尊，也卖出一亿五千万人民币。

   拍卖行无异是艺术市场的风向标与弄潮儿，在全球艺术品市场交易额中占有一半左右的份额 ，不仅扮演这销售中介的角色，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艺术品市场的「鉴定师」、搜罗者和定价人。

   中国拍卖市场发展不过二十年，但是中国市场两大巨头保利、嘉德，已经成为世界第三、第四的拍卖行。根据法国拍卖委员会（Conseil des ventes volontaires）二零一零年数据，世界前二十家中有一半是中国拍卖行，前十名中也有五名来自中国。不过嘉德、保利等拍卖行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拍品也以传统艺术品为主。

   保利拍卖隶属于由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联合组建的保利集团，而嘉德拍卖创始人陈东升是毛泽东的外孙女婿，它的共同创始人、现任董事总裁王雁南，则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女儿。

   国际拍卖巨头进军中国

   国际拍卖巨头佳士得、苏富比都已经有两百余年拍卖经验，分支遍布伦敦、纽约、香港等国际大都会，二零一零年的销售额分别达到了三十四亿欧元（约四十六亿美元）和三十三亿欧元。一九九四年，苏富比和佳士得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成立办事处，「两大行觊觎中国市场已经很久了」，雅昌艺术网副总编辑陈奕名说。这次苏富比的秋拍，正好选择了内地游客汇集香港的「黄金周」进行。

   苏富比、佳士得两大行均在二零一二年开始进入中国，苏富比先在北京耕耘，它找来了北京歌华美术公司合作，合资成立苏富比（北京）拍卖公司。歌华美术隶属于北京歌华集团，集团旗下占地二百六十亩投资五十亿元人民币的歌华天竺文化保税区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开始投入运营。佳士得则率先进入上海，于二零一三年四月宣布已获得上海市批准，可以在中国成立外商独资企业，佳士得拍卖（上海）有限公司已获得拍卖执照。

   佳士得率先在九月二十六日，也就是上海自贸区成立前三天进行了它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场秋拍，拍品件成交额一点五四亿元人民币，这与它二零一二年成交额达二十六亿港币的香港秋拍相比，规模仍不算大。但是中国买家反应热烈，只有一件拍品流拍，甚至连东南亚艺术品也很受追捧。

   在国际大行进入中国的同时，嘉德和保利也开始攻占国际大行的传统阵地香港，与它们二零一二年在香港的首次秋拍相比，今年的拍卖成绩均稳定提高，嘉德拍卖五点一亿成交，保利拍卖则以九点八九亿元成交。嘉德香港的总经理胡妍妍表示，香港是嘉德走出国门的第一步，以后不仅要把中国艺术品卖出去，还要把好的外国艺术品买进来。

   中外拍卖行你进我出，但是两者正面冲突不一定激烈，中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禁止设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的文物商店或者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只要这条法律条文不改变，无论是合资成立的苏富比北京，还是独资运营的佳士得上海，都无法在庞大的中国文物拍卖市场「分一杯羹」。这对于嘉德、保利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他们的优势领域就是文物拍卖。国际大行在华只能从现当代艺术以及奢侈品领域「下手」。

   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本来给了外资拍卖行很大的期望，国务院曾提议在自由贸易区内暂停实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四部法律中的有关外企审批、外企拍卖文物等有关规定，暂停时限为三年，这一决定于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审议，但最后却只有《文物保护法》中的有关规定没有获批准暂停。

   拍卖行是买卖的中间人，靠收取佣金获得收入，但这佣金绝对不低，占成交额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嘉德一般向卖家收取百分之十佣金，向买家收取百分之十五的佣金，也就是说，每卖出一件一百万的作品，嘉德便可获得二十五万左右的收入，当然，这个额度会受到拍质量量和市场趋势影响。苏富比主要收取买家佣金，采取递减的方式，八十万港元之内收取百分之二十五，八十万至一千五百万收取百分之二十，超过一千五百万部分收取百分之十二。

   收入可观的拍卖行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拍品收集，胡妍妍介绍，这是核心竞争力，靠的就是关系与信誉，现在市场的状况是买家多，卖家少，征集拍品困难。拍卖行的另一主要工作是鉴定，嘉德的拍品要经过初步鉴定，公司专家鉴定、仪器检查、独立专家鉴定等步骤，这些鉴定一般耗时五六个月左右。

   中国的拍卖起步很晚，从九十年代初开始，至今不过二十余年，不过已经培养起了一代较为成熟的收藏家，大收藏家如刘益谦，已经开办了自己的私人博物馆。藏家的成熟，意味着他们的购买行为不再充满盲目投机，而是为了完善他们的收藏系统而购买，陈奕名介绍，这样的购买行为将更加理性，更加贴近艺术品本身的价值。

   不过中国拍卖市场也问题重重，据《纽约时报》调查，近年来为艺术市场贡献了三分之一的拍卖收入并不存在。由于造假等问题，中国拍卖市场违约行为频现，在二零一一年以四点二五五亿元人民币成交的齐白石画作《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至今仍未完成交易，购买者怀疑真伪，拒绝付款。在鉴定领域声誉较为出众的嘉德拍卖，其高端拍品的拒付率亦有百分之十七。

   画廊是重要参与者

   拍卖行属于二级市场，在这个平台交易的，都是已经进入市场流通的艺术品，而画廊则属于一级市场，他们直接从画家的手上销售作品，除了代理艺术家的作品，画廊也会投资购买其他的艺品。中国的二级市场发达，引领市场潮流，一级市场则不发达，在西方成熟的艺术品市场，画廊也是艺品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演艺圈的艺人需要经纪公司去安排演出、联系广告、包装形象等工作，画家也需画廊代理自己，帮自己售卖作品，最后，画廊和经纪公司一样，都是要分成的。「画家就像艺人一样」，香港画家林文杰说。

   中国现当代艺术界的几大天王，都有各自的代理画廊，曾梵志由全球画廊巨头高古轩（Gagosian Gallery）代理，画「血缘」的张晓刚则由佩斯画廊(Pace Gallery)代理。他们的作品藏在这些画廊庞大而神秘的作品库中，只要有买家有愿意购买，这些作品能被送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高古轩这样的国际性大画廊，既大名鼎鼎，又显得神神秘秘。藏品数量保密、与艺术家的分成比例保密，甚至其香港分公司的画廊总监办公室位置，都是「保密」的。

   高古轩的办公室位于香港中环的中心地带，与国际投行、奢侈品名店以及高消费区兰桂坊毗邻，它所在大楼的地下以及一至三楼被时装品牌Abercrombie&Fitch承租，月租金七百万港币，高古轩则租用了七楼。与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不同，高古轩安静异常，一进来便是高挑空旷的展厅。这家店原来另藏玄机，迎宾小姐用电子钥匙在墙上轻触几下之后，墙上的缝便推开一扇门，里面别有洞天，高古轩香港画廊总监尼克(Nick Simunovic)宽阔的办公室，便「隐藏」在此。

   尼克是哈佛大学MBA毕业，但是他说，干他这一行的，主要都是艺术背景的人，大多来自博物馆、艺术家等，MBA毕业的同行，他只知道自己一个。对于高古轩的收藏量，他三缄其口，不过他说，他对公司在亚洲的发展十分的满意。高古轩主要收藏的都是成名艺术家，尼克说，他们签约的艺术家在艺术界的声望应该已经得到共识，或者是通过了「纽约现代艺术馆测试」（「MoMA Test」，尼克语，纽约现代艺术馆在当代艺术界享有极高声望，在此展览是艺术地位被承认的一大标志）。

   曾梵志是高古轩「明星阵营」中唯一的中国人，「我和曾梵志关系很好，经过一段时间合作后达成了共识，最后同意建立了合作关系」，高古轩代理的其他艺术家也遵循了这个过程，由遍布全球的数十位画廊经理寻找艺术家，最后由老板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拍板。

   在国际市场上，中国艺术家只有曾梵志能跻身在世艺术家最贵作品前十名，而德国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则名列第一，更有五幅作品排在前十名。

   与曾梵志相比，尚未成名的艺术家则要艰辛一些，何博欣是刚大学毕业的年轻香港艺术家，她和北京与香港的画廊都有合作关系，对于她，画廊会收取高达五成的销售分成。死鱼是她画的比较多的题材，有一位画廊老板甚至曾向她下订单，「给我画二十张鱼来」。何博欣说，画家名气大之后，便更有话语权，分成也会比较高。

   系列化作品呈现风格

   著名策展人张颂仁说，有些艺术家的绘画进程是市场操作决定的，艺术家发现有需求的人要的是同样的东西，作品系列化是最便捷的。但另一方面，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很容易形成习惯，很多艺术家要通过系列化的作品呈现，画完才能画其他的。

   也许是因为创作意图并不是钱，香港画家林文杰对绘画艺术价值的观点十分纯粹，「艺术首先是艺术家满足自己，跟艺术的商业价值是没有关系的。纯粹的艺术家应该追寻的是怎么创新」。

   林文杰认为，画廊是现行市场中连结画家与拍卖行的一个重要链条，他说：「这个制度是很公平的，艺术家需要经理人，经理人也需要艺术家。这是一个行业，商业跟艺术价值不一定成正比的 ，因为艺术价值本身的评价需要好几十年呢，如果需要好几十年，你现在怎么说他值多少钱？」

   谈到如何断定艺术品的艺术价值，林文杰说道：「当代艺术其实很大一部分艺术有没有价值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毕加索、梵高出现时大家都不懂。就算在中国，林风眠、徐悲鸿都曾引起很大争议，当时人家说他不够中国。所以艺术品的价值真的是要靠时间来证明的。」

   收藏家陈永杰的大宅，位于香港富人云集的太平山上。陈是地产公司行政总裁，但随着年事增长，他在工作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在收藏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从二十九岁买第一把古董扇子开始，他的收藏资历长达三十年。

   他指着客厅一张巨大的明代木床介绍说，「你看它是有所谓『门面』讲究的，正面图案画着龙，侧面却没有，说明这是用于隆重场合的对象」。「你试着坐这个椅子，很舒服是吧，你要向里面坐才能感觉到椅背和人体的贴切」。

   在陈永杰三十多年的收藏历史之中，明代家具是他收藏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在明代家具收藏得差不多之后，陈永杰现在转向收藏「雅石」。陈永杰主要通过拍卖行和文物商人购买藏品，他发现，拍卖的形式相对越来越壮大，很多文物商也将手上文物转给拍卖行。陈永杰几乎不会卖自己的收藏，即使偶尔有一些买错的东西，他也宁愿自己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陈永杰很享受和其他收藏家交流的过程，他是香港敏求精舍的一员，「我们在里面不谈生意，不谈时事，只谈艺术」，这个成立了二三十年的收藏家组织有着极高的门坎，全香港不过二、三十位会员。

   中国近年来「富二代」、「官二代」的概念十分火热，中国收藏领域的「藏二代」，也在拍卖出现二十余年后悄然崛起，「藏二代」比上一代受的教育更好，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更多，也会更加拓宽中国收藏界的口味和品位。胡妍妍介绍，在嘉德公司二十周年的纪念晚会照片上，她可以找出二十多对收藏父子兵。陈奕名说，在现在的市场价格调整期，炒家逐步离场，真正藏家将更多的进入，市场会逐渐趋于理性。

   嘉德总裁王雁南表示，主动交到嘉德的藏品，能够符合拍卖要求的非常少，他们的货源主要还是从这些凤毛麟角的收藏家手上征集。严肃收藏家的收藏习惯，反映在拍卖市场上，便使得市场一直处在饥渴状态，征集藏品的能力也成为了考验拍卖行实力的主要标准，而大量的出货往往发生在收藏家发生一些变故之后，对于收藏家何时出货，收藏界有三「D」之说，即只有在 遇到「Death, Divorce and Debt」（死亡、离婚、债务）的时候，严肃收藏家才会卖掉手上收藏。

   张颂仁如果能晚二十年卖出手上的收藏，他会成为亿万富翁，张曾在九十年代初期将中国现当代画家的作品介绍出国门，当时购买的画作，很多现在都成为天价拍品。不过价格能涨到今天这个地步，当年似乎没有人能预见到。一九九四年张颂仁用每张四千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曾梵志数十张画作，据他介绍，大多数画作在几年之内以六七千美元的价格陆续卖了出去，「艺术品价格是在二手市场炒作上去的」，张颂仁说，「我炒作不算成功」。

   张颂仁发现，八九年之后的中国艺术和之前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气息，反映了社会的转变，他将张晓刚、岳敏君、曾梵志等一系列当代艺术的天王巨星介绍出国门，在香港、澳洲、德国举办展览，让西方世界看到中国当代艺术。若没有张颂仁，中国现当代艺术市场可能会很不一样。

   栗宪庭是张颂仁在内地寻找艺术家的主要合作人，提起他，艺术界的反应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他在当代艺术还是禁忌的时候便开始了对现当代艺术的介绍与批判。据栗宪庭回忆，九十年代初时甚至没有一个送油画出展的渠道，只好由张颂仁购买，再以工艺品的形式带出国。当时拿出画作参展的张晓刚，现在早已成为中国最贵的画家之一，但当时张颂仁买他的画，一张只要五百美元左右。

   现在张颂仁经营着香港著名的汉雅轩画廊，他更多的精力花在策展上，零八年的广州三年展、一零年和一二年的上海双年展都出自他的手笔。而「教主」栗宪庭，主要精力已不放在当代艺术领域，而是转投中国独立影像，「中国现当代艺术已经上岸了，这个领域对我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他说，「我还是比较喜欢一些更有禁忌的东西」。抽象艺术解构官方宏伟表达，在七、八十年代还是禁忌，但最终变成主流，现在独立影像是最新的禁忌。

   中国艺术界、学术界在市场上话语权薄弱，这种现象与西方成熟市场完全相反，陈奕名指出，在西方，艺术品好不好，由独立的艺术批评家、博物馆、美术馆来评判，这些机构使用的是公共资金，会选择最好的，于是美术馆便成了一个风向标，它买什么，画廊就会去进什么样的货，再后来拍卖行加入，逐渐形成了公开的价格。但是在中国，陈介绍，艺术品市场是一个倒置的体系，二级市场发展很快，一级市场很小，评论家的话语权更加小，市场由藏家主导，也就会受制于藏家的口味而产生波动。

   西方大甩卖行有两个世纪的历史，藏家品味的培养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这一切在中国，刚发生了二十年，中国艺品市场在近年疯长，一度冷静之后，又再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但也呼唤一个更有人文思考空间和美学品味的社会。

   （成孟琦协助录音整理）

□ 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