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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麟:(四)文化管理部门的真正职责是甚么?
12/8/2013 点击数:1142

王西麟:随感四则(四)文化管理部门的真正职责是甚么?

华夏快递 13-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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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自注1:本文根据在北京中国文联大楼“人民音乐”编辑部2005年11月25日创作座谈会为反驳中国音协在中宣部的名义下的“积极推动民族交响乐创作”一文的发言整理而成。也可分开各节而分次发表。特注2006年5月31日】

   【作者自注2:自本文写成以来,没有任何报刊能发表。 2007年4月31日】

   在今天的时代,我们政府的意识形态文化艺术部门的根本职责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否有人思考过?好象没有。应不应该进行改革?应进行那些改革?能否进行讨论?

   我认为:首先要1,总结苏联东欧的历史教训;2,总结我国五十年来和文革的教训;3,认真研究和参考西方国家(如法国等)的文化部的方针。在此之后,才能彻底改变并抛弃我国的数十年来的制定出各种意识形态的框框条条说词口号来强行向下贯彻的旧管理观念,而代之以为艺术事业的双百方针开辟道路而服务的观念并制定出措施并建立和艺术家的呼吸通畅的联系而即时调整,这才是最最根本的改革。

   从我少年时代在军队中的八年,到我青年时代在大学里的五年,又到文革前和文革后,即从1949到1976年,我所听到的艺术问题的报告和讲话,都是由上级或被上级请来的专家学者名人做报告从上到下的来贯彻的,这些讲话或者是传达中央的或上级的指示或指令,或者是根据毛主义的循循善诱的说教,或者是气势汹汹的批判棍棒,或者是用来代替旧框框的新框框如“文艺十条”或“文艺八条”,不论何种方式,却都是自上而下的教导或指令,从来不是平等的艺术讨论或艺术评论。自从“党的文化”建立以来,不论是前苏联和我党,艺术的平等的自由讨论和评论的千百年来的学术传统就被自上而下的领导即管理代替了!甚至早在30年代的上海的左翼文化中的“四条汉子”被鲁迅痛斥为“以鸣鞭为职业”的时代就开始了!从1949后就是“鸣鞭”的国家化而已。

   其实任何人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在1917年的苏联革命之前,人类文明史上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统治机构,不论是元老贵族制,还是国王君主制,抑或是总统制和议会制,从来没有过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的专门管理部门,从来没有过文化部长和宣传部长或同类职能的部门和官员。即使在欧洲的曾有过烧死布鲁诺的事件,那是教会干的,中国的明、清的文字狱,都是皇帝下令干的,也都没有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的专门管理部门。许多思想家和学者,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马克思、恩格斯,都自由发表学术论文和进行艺术批评,马、恩也都常听音乐会,而且有很多极为精彩的论述闪烁着思想的火花!那都是自由的学术讨论,从来没有强加于人,也没有任何借用权力来强化自身并打击对方的目的和先例。借用强权来推行自己的艺术主张和艺术作品,从来是卑下可耻而为人不屑不齿的。但是到了1917年后的苏联时代就不同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说过“要使党的文学成为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还说要“打倒非党的艺术家”,从此才开始了在国家的政府里设立里专司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的部门和官员,第一任就是卢那卡尔斯基,而且从此后统治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管理办法也越来越严密而且严酷。这就凭借于权力的铁拳来强行建立了“党的文化”的组织体系和思想体系,从而破坏了千百年人类文明史的文学艺术的自由竞争的历史规律,也粗暴地践踏了艺术家的人格和尊严。前苏联在1936年和1948年两度发起了肃整艺术家的强大的政治斗争,即斯大林、日丹诺夫主义,在此同时还有无数的极有才能的艺术家被投入监狱或被害致死。那时的理论、政策、方针、逻辑,其水准比我国过去尤其是现在的文艺官员们可高多了,我在青年时代由于幼稚被误导也曾学习和崇拜过,但是它们都被历史证明了其错误甚至是罪恶而被历史抛弃了!

   我党从1942年到文革结束前的数十年,关于文化艺术有过无数的理论文件、方针政策,直到文革中的“三突出”等等,其理论水准比后来的“主旋律”和今日的“三贴近”是要严谨多了,宣传它们的报刊、杂志、书籍、文件、铺天盖地数十年来不知有几百万吨,但是它们也都被文革的实践检验而成为历史的垃圾被历史抛弃了!我青年时代在大学(上海音乐学院)是很听党的话的,那时的党委书记或被请来做报告的学者专家,对党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讲解,大套大套的连篇累牍,不准学习20世纪的现代音乐文化、美学和技术,列宁说那是“颓废、腐朽、垂死、没落的资产阶级的艺术”,我曾多么虔诚的听从啊!经过文革后到了改革开放,在大量涌入的西方音乐的对比下,我才顿悟那是错的,我才反其道而努力学习、补课,我越学习才越发现我的青春被误导而殉葬了!

   如今前苏联和前东欧的政府已消亡16年了!我国的文革也过去28年了!我们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的部门应对本身的职能进行根本的重新反思而应有根本的改变。应该认识到如同过去那样发明出或制定出各种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指导艺术的观念和方法是根本错误的,不能再视艺术为政府的宣传工具和被统治的奴役了!我要明白的说:艺术没有上下级!应当尊重文化艺术本身的客观规律。但是我们对苏东解体和文革教训的反思太不够了!直到今天,我们不少的文化官员自己不是作家和艺术家(当然也不能和不应要求他们就是作家艺术家),但是他们也不和艺术家做朋友而去了解艺术家,却喜欢坐在办公室里,或者召开无数的会议和座谈,仍然用前苏联的和文革的旧观念、旧思想、旧方针、旧方式在发出条条框框来指导创作工作,最近的又一次提出 “主旋律”“三贴近”,“主题文化”“喜闻乐见”“歌功颂德”等等就都是其表现,不但都没有逃出“日丹诺夫主义”和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所有艺术说教的槽臼,而且再也没有那时的逻辑性和理论性的水平了!他们不了解,按照日丹诺夫主义作出来的作品都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失,而留下来的并被历史证明成功的作品,如萧斯塔可维奇的交响乐,如歌剧“母倩斯克县的马克白夫人”等,恰恰是当时被批判的作品。这本是刚刚过去的历史啊!难道还不被人们思考吗?

   纵观人类文明史,从来也没有任何领袖、任何元首、任何主席、任何部长,用任何学说、任何主义能指导任何艺术家;(按:这个思想是我在1988年提出并发表了文章的。但是迄今并无任何作用。近来我才读到:原来这个思想早在1946年就被萧军提出了!)罗丹、梅西安、李盖提、斯托克豪森和任何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从来不是哪个领导人“指导”出来的;从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到梅兰芳、马连良、齐白石、张大千,都不是被任何主席、任何常委指导而成为艺术家的。而曹禺和沈从文,由于努力听从党的文艺理论指导却写不出和不让写了!西方不少国家领导人本身就是音乐家,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是钢琴家,俄国前总统叶利钦的副总统鲁斯科依是钢琴家,英国前首相希思是指挥家,波兰1919年的总统潘德列斯基是小提琴家,恐怕还有许多。这当然是由于西方文化高而普及的历史原因,但是这些身为大音乐家的总统或总理,他们却从来都没有去指导作曲家和艺术家如何创作,而且西方任何政府也从来没有以指导艺术家为职能,艺术的发展却都比我们高。对比起来,我们政府的文化部门的职责到底是甚么?五十年过去了,难道不能也深刻反思吗?我认为首先不是管理,而是服务。领导干部当然都不如作家艺术家懂自己的专行,但却都要指导和管理作家艺术家,外行领导内行,虽然放宽了框框条条而自称“宽松”,但是和1957年的观念和结构一样,并无根本改革。而且从上到下,从中央到省、市、地、县的所有各级的宣传部文化部的正副部长、局长、科长、处长们的官员队伍越来越大,水平却是越来越低了。

   我建议我们的文化干部尤其是省、部级及中央的高级干部,为了不再重蹈覆辙,无论是否主管文化部门,都应该看一下萧斯塔克维奇的歌剧“马可白夫人”,现在买到这部歌剧的DVD并不困难,用来反思和吸取1936年它是如何被斯大林、日丹诺夫批判而如今又如何被认为是世界音乐史的辉煌作品的。这就要提高领导人和高级干部的文化水准,以不懂交响乐为耻、为羞、为愧。我认为艺术管理人员们再也不要去发明诸如过去文革中的“三突出”今天的“三贴近”等各种毫无意义的口号来管理和指导创作了,这些口号再也无法超过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混合了日丹诺夫主义的所有的艺术理论的水准了,而应是真正为艺术事业服务而解决具体的问题,如交响乐创作事业,要建立从创作、演奏、录音、出版(CD和总谱)、发行、国际交流的流水线的生产机制,这才是我国真正要解决的而五十年也没有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啊!我的“云南音诗”是18年后才首演获大奖的,我的“第一交响乐”是37年后才得到首演的,我的小提琴协奏曲从1984、1995、2000直到2005才首演,现在我还有多部大型作品5年、8年、10年尚未首演。这些作品所经历的这些被历史延误的象征性和代表性事件,绝不是我个人的,而正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延误和悲哀。据我所知其它作曲家还有此类情况者并不在少数。而年青作家的作品的首演出版录音播出,更是普遍的困难。我们 的CCTV播出了几部新作品?所以,领导人和领导机构的职能,在改革的时代,早就应重新思考而根本改革了!何尝不能学习和参考西方国家的文化部门,如法国文化部的观念和职能而真正改革自己的观念呢!我提出的希望是:

   1,提高全国省部级及以上的文化干部的文化水准,以不懂交响乐为羞为愧为耻;

   2,变管理为服务,由此才能真正尊重艺术规律,尊重艺术家;凡艺术规律和行政规律发生矛盾时,以前者为指导而以后者服务于前者;

   3,对严肃音乐要给以支持并制定相应的法案,对流行音乐苛以重税来支持古典音乐是早应可行的方法,可惜此议已提出20多年了,却从未能被采纳而实施;

   4,以艺术规律为指导开展广泛平等的艺术批评,行政不要干预。我们的报刊不但不能发表任何政治批评,不但没有“阳光政治”,而且艺术批评也不许了:1996年“国交”建立,据说中宣部曾下过“红头文件”明令不准批评;2000年“爱乐”建立,据说又有正式文件不准批评;有此必要吗?在此影响下的全国的艺术评论都噤若寒蝉,而且连任何艺术批评也不能发表了!所有的报刊都害怕被因此而取消和封杀,这是极不正常的环境!

   5,对评奖和委约创作的作品不要有意识形态的任何定题,真正以二百方针为指导,鼓励艺术的创新,官方不要定题材。

   6,建立从交响乐的创作、演奏、录音、出版(CD和总谱)、发行、国际交流的流水线的生产机制,这是最迫切的文化硬件机构的建设工作,这才是政府文化部门真正的本身职责。

   写于200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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