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麟：（二）质疑“主旋律”12/8/2013 点击数：14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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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麟：随感四则（二）质疑“主旋律”
华夏快递 13-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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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注1：本文根据在北京中国文联大楼“人民音乐”编辑部2005年11月25日创作座谈会为反驳中国音协在中宣部的名义下的“积极推动民族交响乐创作”一文的发言整理而成。也可分开各节而分次发表。特注2006年5月31日】
【作者自注2:自本文写成以来，没有任何报刊能发表。 2007年4月31日】
我国有些特殊的词，外国人是弄不懂的，恐怕也很难翻译。国人虽然都能心领神会，却也很难说清其定义。“主旋律”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词。
不知起自何时，也不知来自何处，“主旋律”这个好象是指导全国艺术创作的主要方针、或口号、或行政指示、或理论指导，已经在全国文艺界甚至文化界和思想界不胫而走流动多年了！自这个口号被提出以来，几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没有人严肃的思考，久而久之已经是公认的指导性口号而且司空见惯，更没人追究它的正误了！
不论它来自何处，这个口号可以被讨论和质疑吗？
无庸多说，它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难道不是对立的吗？
也无庸多说，它和多元化的艺术创作规律难道不也是冲突的吗？
艺术创作是要有个性的。但是“主旋律”所提倡的“主流文化”和作家艺术家应该寻找自我、发现自我、个性鲜明、独立思考、独具匠心、独辟蹊径、独立开创的艺术创作规律难道不又是相反的吗？
这个口号的理论依据是甚么？它的文化界定是甚么？它的思想内涵是甚么？它的美学界定是甚么？它的技术标准是甚么？谁能回答？应由谁来回答？
它是法规、法典吗？还只是某种创作提倡？难道艺术创作和管理市场一样也要建立一个类似公安局那样的机构，而且也要立法吗？难道还要重犯在六十年代的为文艺立法的“文艺十条” 、“文艺八条”那样的错误吗？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六十年代，由周扬领导，搞出了文学艺术的纲领性文件，叫作“文艺十条”，又改成“文艺八条”。不过很快就到了文革，这些短命的条条和他本人一起都被打倒了，现在看来那是多么幼稚可笑而荒诞不经的做法啊！但是都没有好好总结，有些人(当是文化官员们)总是喜欢搞出条条来管理艺术，或者说制定出各种口号或法典。从过去文革中提出的“三突出”到今天的“主旋律”和最近几年又提出的“三贴近”等等都是一回事。但是，假如是法规法典，又是谁制定的？何处制定的？在制定过程中经过那些讨论和审核？又是何处批准的？如不是法规，又是谁提倡的？从那里传达播送出来的？这些追问和质疑，谁能回答？又由谁来回答？
它既然不是法规，文学艺术创作从来也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法典”，难道我们今天不能加以讨论和质疑吗？
我认为它是禁不起检验和追究的、没有理论根据的、逻辑不严谨的、概念混乱的和禁不起推敲和拷问的，它不能做为一个科学的创作指导口号而成立，我们可否应该破除对它的盲目性而科学的检验呢？
我想，这种类型的口号，都是要给艺术提出规定，都是要艺术为政府的政策服务。大概都可称之为“政治文化”即“党文化”。
首先，“旋律”这个名词当然是来自音乐。是指一条单线条的调子。我们的单声部的群众歌曲就是。在欧洲音乐中，也有同样一条旋律的音乐，但更多是指一条旋律加伴奏的简单的音乐写法。而如果是两条以上的旋律，就是复调了。但是，前者也并不叫“主旋律”，在欧洲音乐史中，这种作曲法的学术名称是“主调音乐”，并和“复调音乐”相区别相并立。前者是比较简单的旋律加伴奏，后者是比较复杂而且越来越复杂的严密编织交错起伏的多声部的立体结构。而不论如何，在音乐作品的创作中，尤其是交响乐作品中，都是多种手法、多样技术共用的，从来不能提出只能用那一种手法或主要用那一种技术，何况无论“主调音乐”或“复调音乐”，都是多声部立体思维，而不是极少用的单线条的平面思维。所以提出“主旋律”的口号和音乐艺术的本身规律完全不付合，也不懂得音乐的初步知识。如果作为外行的称呼，酒楼茶肆随便说说，也就算了，而如果作为党和国家政府指导创作的理论或学术的口号向全国提出，就不但不严谨，而且是不伦不类不通的外行话了。提这话的人，大概不知道欧洲早在公元13世纪已成型了基督教的复调音乐——卡农；16世纪意大利作曲家罗马诺ROMANO（1552-1636）就有九个合唱队演唱36个声部的卡农（余苏贤：《20世纪复调音乐史》）。17世纪以巴赫为代表达到了复调音乐的伟大高峰，他的赋格作品是每个音乐家必弹的音乐圣经。而交响乐是工业文明的智慧和艺术的高度结晶，它并不是以主调音乐而是以多声部的立体结构的音乐思维为著称的。更不用说现在是电子信息文明时代，交响乐在西方早已更加大大复杂化，把大型交响乐队一分为三或一分为四甚至一分为五，而且上来就50-60多个声部，在西方早已是五十年前就司空见惯的了！
提出“主旋律”这口号的，恐怕根本想不到上述这些音乐知识上来。这个名词大概是从流行音乐的录音棚里流（溜）出来的，其文化水准也只有流行音乐的程度，充其量这只是个游民文化、江湖文化或马路文化的顺口溜水平的词汇，却被拿来作为最高的文化方针来指导全国的文艺创作而且已经多年了！在改革开放走向国际的今天，是多么诒笑大方而令人难堪啊！
说穿了，“主旋律”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变相，就是仍然把艺术看成御用的宣传和图解工具，就是仍然用功利主义的指挥棒来支配艺术和艺术家，也就是前苏联所建立的“党文化”和中国的“文革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变种或同种。这种文化的历史作用，在前苏联，我们已看到了它的由建立到强大而又消亡的全过程。同一模式在中国，虽说其艺术水准低多了，但是也大大地特别地热火朝天过，这就使我想起我的少、青年时代，党和政府的每个运动、每个事件、每个政策、每个指示，几乎都有唱不完的歌曲加以配合宣传，1952、5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有“贪污分子你睁开眼”；抗美援朝运动就有“打倒美帝野心狼”、“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王大妈要和平”；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有“社会主义好”；1958年的大跃进的就有“三面红旗万万岁”、“跃进的歌儿唱不完”和60年代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再到1966-76的文革时代就有“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大海航行靠舵手”和语录歌“造反有理”。用于宣传上述这些每一个运动的歌曲和全部文化活动，每次都是浩如翰海、扑天盖地、多不胜数，数百万吨的纸张，数百万人的印刷，扑天盖地的喇叭广播，数百万、数千万人的歌唱，这样的真正的“人海战术的人海战场”，数十年中不知浪费了多么巨大的资产和精力，谁能算得清啊！它们的作用和意义，也早随着这些运动的失败而消亡了！没有一首能留存于人类音乐史，难道今天还不清楚而温故知新吗？而更荒诞的是如果政治方针改变了，文艺宣传也立马就变：50年代和苏联友好时，就唱“团结紧，中苏人民一条心”，60年代和苏联闹翻了，就唱“反对苏修反对美帝”；今天援越抗美就演“椰林怒火大歌舞”，明天又要反过来对越作战了，就唱“再见吧妈妈”、“血染的风彩”(这时已是文革后的八十年代了)；今天唱“批刘批邓”，明天又唱“拥刘拥邓”；今天唱”打倒邓小平“，明天又唱“春天的故事”，音乐彻底成了“变色龙”。
——这里我要专门说到关于中苏友好的主题，在50年代初期由瞿希贤先生作曲的歌颂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以中苏友好为首）的合唱作品“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其艺术水平是当时较高的。歌中唱道：“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好象太阳当空照”；到了仅仅十年后的六十年代中苏交恶，中国要反对苏联现代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了，又由瞿希贤先生作曲，由“黄河大合唱”的诗作者张光年先生作词，这两位卓越的艺术家创作的合唱作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大气磅礴而激情充沛，其艺术水准同样是较高的，而内容却是反苏的。这十年前后的同为一位作曲家所作的两首合唱作品，所歌唱的内容却是互相对立截然相反的。如果历史要问作者：那个是你的独立思想？或者问：你们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吗？恐怕作者都回答不出，而且也从来没人这样问过。因为那时是无条件的以中共党的思想为个人思想的，不但极为虔诚，而且是以虔诚为荣的。此外是不能有任何个人的其它思想的。如果你有了不同的思想，轻者批评，重者入狱！关于这种政治热忱和政治忠诚的痛苦的历史教训，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说的很深刻了！
我想，不但张光年先生，就是他的前辈我们尊敬的闻一多、朱自清们如果活到1949年后，恐怕也会失去了独立的思想而努力为党的路线服务并力求忠诚而尚恐不得，如巴金、沈从文、曹禺们都是力求要按照党的要求写作而唯恐不得啊！如果谁有了不同的思想，就难免不被打成右派！退一步说，这两首优秀的合唱作品，今天又有谁还能记得？能成为历史的不朽传世之作吗？不但今天没人知道，就是在三十年前的文革中，也早被“三突出”的革命文艺口号彻底扫荡而被打成文艺黑线的反动作品了！而且又早在文革之前就被一个又一个的配合新的政治运动的多不胜数的新的歌曲的海洋所淹没了！两相对比，想到我所尊敬的两位艺术家，他们的艺术才华、真诚和良知，令我感慨无穷！——艺术家的真诚和人格被政治利用、愚弄、欺骗、抛弃、践踏，艺术成了政治变幻的滑稽的游戏、荒诞的魔术或小戏法，对比起贝多芬、布拉姆斯、萧斯塔可维奇的艺术家的独立人格和他们的深刻的不朽的传世之作，这些作品的历史寿命再也无人传颂了，这是多么无奈而感愧啊！
从昔日苏联的“党的文化”到我们的“文革文化”，难道“为政治服务”的“主旋律”的历史教训还不惨痛吗？如今，只因“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已经罪行累累、声名狼藉、恶名昭著、臭不可闻，今天却又用“主旋律”的新口号把它乔装打扮，拿来故伎重演，仍然要作家艺术家们为当前的新形势歌功颂德，而同时又更加赤裸裸地诱以名利，君不见高酬金、高奖杯已泛滥成灾了！这样做的后果，不就又是扼杀和剥夺了艺术的独立思想和批判功能，如同张艺谋的影片“英雄”和郭文景的“英雄交响乐”那样鼓励大家“拍御马”（魏明伦语）吗？作家的良知被收买和出卖，我们还不引以为耻吗？难道这还不是取消了包括文艺在内的任何形式的监督和揭露黑暗的声音而使社会加速走向腐败吗？
关于文艺的歌颂和暴露，鲁迅说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是批判，而毛泽东的“讲话”却说对党和政府只能歌颂而不能暴露黑暗不能批判，这是在鲁迅刚刚故世六年后的1943年的整风中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是用来否定了鲁迅的杂文精神即批判精神，并反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而来反对暴露黑暗的，而王实味的被迫害至死就成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史开端的悲壮的祭旗者。以后，又用同样的棍子和刀斧在1955年打杀胡风们，在1957年打杀右派们，在1966-1976的十年文革中打杀了无数的受害者。1942，1955，1957，1966-76，难道不就是“主旋律”的血淋淋的历史四部曲吗？按说对任何好人好事，包括党和政府的好人好事即光明面，当然应当歌颂；但是对坏人坏事，当然也包括党和政府的坏人坏事即黑暗面，也都应批判揭露，这本是最低水平的道理，否则就违背了最基本的辩证法而必致失败。只能歌颂不能批评，“你批评政府，抓你去座监”（阿Q正传），就难免要使1942、1955、1957、1966-76的四部曲再度重演。如今，四部曲的受害者们，这些人虽然都平反或改正了，但是打他们的那根棍子，即“为政治服务”、“只能歌颂不能暴露”、今天又叫“主旋律”，它们的思想公式和精神武器，虽然实际上已因不得人心而名存实亡地苟延残喘，但却不但没有死去而且还变相的、阴暗而顽固的甚至仍然强大威严的存活着。如今的“主旋律”及越来越多的“红色经典”的大事张扬不断翻版反复炒作，且又越来越豪华奢侈而越来越虚假苍白啊！
“主旋律”没有红头文件，却比任何红头文件都有看不见的无限神通和巨大淫威，任何艺术作品只要和它沾亲带故，立马就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几年前就有一部标准的主旋律的而艺术低下的交响乐，其委约价码高达五十万(一说六十万)，超过国际一般委约标准的二、三倍！近来大家都在悼念巴金，纷纷都说到巴金先生是中国作家艺术家的良知，难道“主旋律”不是在收买良知吗？我也很怀疑那些获得巨奖高酬的大部头的作品是否都坚持了作者的独立的人格和灵魂而绝缘于被收买的边沿？这些作品和过去的为政治服务的那些歌曲又有多少区别？
但是“主旋律”又是冒犯不得、招惹不起的，“主旋律”的伤疤也是不能揭的，如果触犯了天条，必被在电视和报刊的文字中剪除乾净，请看在所有受迫害者的经历介绍中，毫无例外都要删去受迫害史。电视里要介绍我，就要剪去我的落难14年，好象对我意义最为重要的这14年不知哪儿去了！突然根本没有了！这类事早已不是新事，而且已做了多年了！直到近年的纪念江文也、吴伯超、刘雪庵，他们悲惨的座牢受害史和被打成反动作品或黄色歌曲的暗无天日的生不如死、人不如狗的残酷的被迫害史都一笔带过，似乎就好象从来没发生过！统统不见了！那可不是一天两天，而是20年30年的幽幽如鬼的悲惨岁月啊！纪念和追悼贺渌汀的人大会堂的隆重礼仪，却也竟然在所有的讲话中能彻底删去了他最光辉的对极左的数十年的斗争史而成了被挖去灵魂的空壳的官样文章！啊！无影无踪又约定俗成主宰一切的“主旋律”的无边巨大的阴影在我国的空气中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啊！所以就有了“躲避崇高”的痞子文化、帮闲文化和帮凶文化，就有了公然鼓吹个人崇拜的“英雄交响乐”和影片“英雄”，就有了插科打诨声色犬马的商业文化和娱乐文化，简直是全国全民都富得发慌肥得流油而全民皆娱乐啊！这些铺天盖地的垃圾，和昔日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歌曲一样，不知花了多少钱！但是如果要提倡历史批判，店里也仅有一本巴金的“随想录”孤伶伶的在卖；对巴金老人纪念归纪念，而他呼吁的“文革博物馆”就硬是建立不起来！而且根本无声无息，连一丁点的议论都没有了！ 2001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有人写了纪念鲁迅的交响乐，却努力了整整一年也不能上演！在这大量的帮忙文化、帮闲文化、帮凶文化的帮助下，和日本的青年代不知道侵略中国一样，对中国青年代来说，“反右”、文革，就好象根本没发生过！啊！没有任何文件但却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主旋律”，既能收买良知培育叭儿，又能掩盖罪恶制造遗忘，难道还不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吗？
对“主旋律”的口号，有各种不同态度：有人一听就懂，洞如观火，一笑了之；有人不屑一顾，“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有人急于成名，权宜之计，投其所好，巧加利用；有人利欲熏心，出卖良知，极力制作，垃圾成堆。鲁迅先生多次深刻地指出过：中国的最大悲剧之一是对黑暗和错误的清除不彻底而不断反复，正如他对辛亥革命的深刻批判。而“主旋律”就是历史的反复而且是通向文革的康庄大道啊！我们如此之多的国家级艺术家，如此之多的蜚声国际的著名人士，难道对“主旋律”这样的江湖口号的欺骗性危害性，不能察觉、警惕、深思、揭露而抵制吗？难道能继续任其流通、人云亦云而浑浑噩噩继续盲从下去吗？学术权威、大师泰斗、教授博导们，你们的独立人格的思考批判在哪？
“主旋律”所以拥有无限权威，正因有它的母体或挛生儿在焉！这就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奴隶性和奴才胎，叫做贾桂精神，跪惯了的腿总要跪下去，所以即使没有任何文件法令，被“主旋律”或“政治文化”训练有素的上中下的各级官员或普通民众都能自觉呼应，密切配合，而使之畅通无阻并早已达到了天然的自由王国了！所以就有了收买良知有人，出卖良知更大大有人也！也所以无论良知的出卖和收买都如此畅通无阻而无任何批评和谴责而且还风光十足，露脸吃香得很啊！
正因为没有质疑，所以“主旋律”的势头由小到大而且还在增大之中，近年的“红色经典”的热潮、抗日反法西斯六十周年的艺术演出就是其扩大和宽泛化，而且前景好象还在看好。但是我担心这样下去就又会落到样板戏的孤家寡人的下场而使艺术再度贫瘠而一花独放，而且连样板戏的下场也不如！君不见那些成批的TV PLAY（电视剧）已堕落成何体统！抗日六十周年的各类纪念演出已成一片垃圾，只剩有把“黄河大合唱”反复炒作拿来撑门面的份了！把“主旋律”无穷的炒下去，必将越来越干瘪干涸，艺术如不能走出被规定的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式及阴影，就永是“为奴才做奴才的奴才”(京剧”打鱼杀家”萧恩语)，就永不能解放，就永不能获得独立，就永没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陈寅恪语)，也就永无真正的生命力。近年来的许多大型汇演的许多作品投入巨资却都难能成功，跳不出“主旋律”的思维定式和精神阴影是根本的原因。艺术天才和“拍御马”是水火不相容的啊！何时我们才能真正获得艺术的独立精神呢？
行文至此，又偶见CCTV⑩有对任继愈老先生的访谈，任老说道，“中国的文化高潮要在20年后才能出现”。我对此颇感惊讶并深生疑窦：不知任老此说的根据何在？又有哪些科学的分析？文革过去已30年了，而“主旋律”并未因深受动荡而死去，近十多年却反而活的越来越有滋味了！而“主旋律”的大一统的“紧箍咒”一日不被解除，则文化高潮的任何预测岂非空中楼阁？为何不能多唸几句“紧箍咒”的解除语？岂不比画出幻影开出麻醉剂更积极？谁能保证20年后的文化高潮能出现无疑呢？对旧东西如果没有去批判和铲除的任何努力，任何铁屋子都会原封不动，谁能预言桃园仙境20年或40年后的出现？
“主旋律”这个江湖文化的口号竟然能被顶礼膜拜并运行无阻如是，难道不令我们羞愧吗？
《后记》：
本文写成后，两年过去了！投寄各刊却均不能被发表。因此作者只好将其寄送中宣部，试试看能否请求帮助发表。又过去半年多，在一次偶然的友人电话里，在间接回答对我的稿件下文的问询时我才得知，听说中宣部对“主旋律”又有了新解释。据说是：除了歌功颂德的主题外，“所有的凡是表现真善美的艺术作品都是主旋律。”这新解释没有任何正式的文件，但却并非无稽之谈，也并非没有来头。我曾把此消息告知来华演出的旅外的几位华人艺术家，他们都确实高兴了一番。
但是我对我们的新理论却总要几经思考而再也不会立刻认同了！我首先很为惊讶！因为这是用最小的改变却做到了最大收效的惊人的发明创造啊！“主旋律”由于包括了一切真善美而必然更加强大而声势浩荡！这样的统战技术，大有“四两拨千斤”而坐收绝处逢生柳暗花明别开洞天之奇效，能不感叹其绝顶聪明吗！有数十年历史的“主旋律”，却要包容数百年的人类艺术最高追求的真善美，不知是否能包容得了？从但丁，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到一切诺贝尔获奖作品，总之，人类一切优秀的艺术创造，统统都成了“主旋律”！难怪有上海戏剧学院的一位教授已经把曹禺的《雷雨》《日出》都列入《主旋律》了！反过来说，歌颂一党专制的“主旋律”又顷刻之间和倡导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真善美就混为一谈了！我们且不说两者的观念是否能够互相接受和共同包容，或者两者是否势同水火形同冰炭，这样大的题目绝非本文所能论说。但我却有深深的困惑和疑问：
1、一切真善美的作品都是“主旋律”，那末文革是中央文件正式结论为“浩劫”的特大错误，反思回忆和控诉文革的作品和文字，都是揭露假恶丑并呼唤真善美的了！但是能否发表？我们看到的真实现实，却是凡是涉及到反思文革和批评文革的文字和艺术作品，不论是文学/美术/戏剧/电影等等，都越来越难以出版；人们已多年习惯了此种不正常的局面，而把凡有涉及文革和我党的历史错误的题材或话题，都统统被含蓄地称为“敏感题材”。凡有涉及此类“敏感题材”者，统统都要到中央新闻出版署登记备案。这个“登记备案“虽说不是封杀，但是威慑力却绝不比封杀令小。谁都知道，这类内部控制的极为有效的又极为隐蔽极为周全因而极为阴险的行之有效的诸多办法，被有80岁高龄的我党使用的越来越纯熟，越来越炉火纯青了！所以区区本文这样的小小文字，也将近三年来仍然不能发表。对所有反思文革的文字，由不提倡而到逐渐缩小又到严加控制，此种政策已经逐步严密又越来越严密的坚持不懈的贯彻执行了近20年了！温家宝总理的今年春节的致全国文化界的公开信，受到许多人的好感， 但是仍然对于巴金老人的最重要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代表了全国人民心声的持续了近20年的久久的呼吁和要求，不提一个字。也所以，正如本文前已说过的：我们批评日本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不知道反思二战的罪恶，而我们同样在制造着对文革和数十年的极左错误的日益遗忘的极为严重的后果。我想：掩盖罪恶难道不是罪恶本身的帮凶吗？难道不是比罪恶本身更加罪恶吗？
2、20世纪过去了！20世纪发生了若干重大的事件，有两次世界大战，人类进入了电子信息时代，这当然都是20世纪的历史性的重大事件。但我认为20世纪人类发展史的最大的事件乃是共产主义被人类苦苦追求又被他的最集中的最代表的最早的建成者的苏联、东欧人民无情抛弃！而70年前的苦苦追求和70年后的无情抛弃，都是人类对真善美的伟大追求啊！我们都读过苏联和东欧许多对共产主义苦苦追求的真善美的艺术作品，并且培养了一代人！但是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又如何被无情抛弃的所有历史，以及反映70年后这个伟大事变的真正的许多艺术作品，即就是如何如何的真善美，身处大陆的我们就完全读不到了！去年国内举办的苏联电影回顾展，把表现1989/1991年这个最大的历史崩溃时代的电影和所有的艺术作品，统统被彻底的封锁在外。反倒是每逢纪念二战时，把40年代的鼓吹斯大林和卫国战争的有许多严重的历史错误的前苏联影片在CCTV大放特放。于是对人们说来，好像苏联和东欧仍然强大的又海市蜃楼般的存在着似的。只因为此类作品的封锁吻合中共的“主旋律”，所以欺骗人民也在所不惜。迄今苏联东欧已解体18年了！我国人民不但不能知道历史真相，不知在所有的马列主义研究院里，是否有一本深刻的客观真实的总结历史教训的学术研究著作？反正百姓们是读不到的。愚民政策被我党使用到如此彻底完善而且如此登峰造极，这真是大大的前无古人啊！却不知此种愚民政策，在愚民的同时，也深深地愚了党，愚了国！如果说不准反思文革是扩大为包括一切真善美之后的“主旋律”对国内思想和艺术题材的最大控制的话，则不准涉及苏东剧变就是扩大后的名为包括一切真善美在内的“主旋律”对国际题材和国际内容的意识形态的最大控制和最大封锁，此说绝不为过吧！这也是80高龄的我党的绝对独到的特有贡献啊！
3、艺术要追求真善美，就必须暴露假恶丑。但是我们的据说是包括真善美在内的“主旋律”依然是歌颂光明面而不能暴露黑暗面的。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17日报道，“水的问题，已无回旋余地。”8月26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29次会议上，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则用“有河皆干，有水皆污”，说明我国一些地方水污染的严峻现状。“全国约二分之一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有三亿多农村人口的饮用水存在安全问题。83.7%的人不放心自己喝的水”。（以上见中国青年报2007/9/17/ 2版。）今日的改革中，有太湖、漕湖、滇池、西双版纳的水被严重污染的特大事件。直面社会弊端，从来是艺术家的固有良知。近年来有李扬导演的影片《盲井》，说的是在某省的地下黑煤矿里的打死人的可怕事件，虽然在德国获得银熊奖，但就是今日也是仍然不能被开禁的艺术作品之一。这位导演的另一部影片《盲山》，说的是今日农村的拐卖少女的事，也是被禁的。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揭露时弊的作品：艺术的批判功能自1955-1957年后早已被取缔了半个世纪了！而最近的舞台上的艺术作品，我们看到的有《红色娘子军》的被儿童们复排和《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商业性的越来越虚假的再版。今年北京的“国际音乐节”首演的管弦乐作品《江山多娇》和《巍巍昆仑》虽然因其苍白乏力而使许多人颇感失望，但却仍然被大大好评，因为都是“主旋律”作品啊！“主旋律”的威风仍然是如此巨大！不过这可都是“宽松”之后而又改头换面的“真善美”式的“主旋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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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余杰：那哀歌为谁而鸣？——作曲家王西麟的人生与音乐
1
我记得一个白雪皑皑的深夜，一通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原来，这是王西麟打来的电话。在话筒的那一端，他的嗓音还是那样地浑厚：“你要听萧斯塔科维奇，你要听萧斯塔科维奇！”在漫长的劳改生涯中，他多次受到狠毒的殴打，听力受到严重的伤害。所以，他平常生怕别人听不见他说的话，将嗓门升高到了仿佛是在吵架的地步。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音乐家都在听力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呢？比如贝多芬，比如王西麟。这或许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他们听不见“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各种声音，却有本领让他人听见天籁之音。我听得出来，那天晚上，王西麟喝醉了酒，我知道他心里非常难受——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度，一个稍稍有点良心的中国人，心里难道会“好受”吗？
然而，我坚信，王西麟被迫忍受的“无声”的状态是暂时的，正如鲁迅所说：“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列宁和斯大林所创立的、不可一世的帝国已经灰飞烟灭，而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依然响彻俄罗斯辽阔的大地。音乐家终将战胜独裁者，音乐终将战胜谎言，这是一个无需疑问的答案。伟大的音乐，背后是高尚的灵魂。正是那一点灵魂的光，帮助千万双聆听的耳朵打开心灵的窗户。
2
王西麟的多部宏大的交响曲，呼应着世界交响曲的伟大传统，昭示着艺术家用音乐、美、爱和信仰来拯救人类的雄心。他的音乐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一切对人类的苦难有痛彻心肺的悲悯的听众都会对其产生长久的共鸣。一九九四年，在访问美国之行中，王西麟的《第三交响曲》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在耶鲁音乐学院，听众在听完第一乐章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之后每听完一个乐章都如此。直到听完全曲后，他们全体站立并拥向前来向作曲家表示祝贺——尽管美国人并未经历过如此深重的苦难，但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三日，德国科隆首演了王西麟的“四重奏”。在这部作品中，作曲家大量发挥了地方戏曲音乐中的散板等戏剧性的表现力。科隆乐团团长奥利弗致函王西麟说：“你的音乐对这场音乐会十分重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控诉，它的哀悼，它的悲伤，它的充满希望和爱：开始是恶魔之舞而最后却是和平的结尾。不仅如此！你的音乐还表达了：看！在悲伤和痛苦后面还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人要强有力地信任自己的人格，相信能击败邪恶，并最终将感到和平、自由和神圣、纯净的爱！”可见，音乐优于语言文字的地方在于：它具有一种超越种族、国家和地域的魅力，它能够瞬间唤醒人类残存的神性及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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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麟的命运和音乐，与俄罗斯音乐大师萧斯塔科维奇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一九九五年五月，彼得格勒交响乐团首席指挥雷洛夫听完录音后说：“如果百年前有外星人来到地球用一小时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贝九’；如果现在又有外星人来到地球要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你的《第三交响曲》。”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萧斯塔科维奇的好友瓦．尼．赫洛波娃，听到这首悲壮的交响曲后激动地说：“这位中国作曲家继承了不屈不挠的‘战鼓似的’萧斯塔科维奇的路线，……音乐如此辉煌，我想，萧斯塔科维奇会因之而欣喜不已。”她描述说，这首曲子仿佛让她看到柴科夫斯基以来的俄罗斯悠长的、如歌的、优美的旋律流过中国的山脉，两个伟大民族的悲剧命运由此联结在了一起。
王西麟对西方交响乐的历史有这样一番个性化的阐释：“交响曲大约自贝多芬《第三交响曲》以来才具有了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人文的宏大的容量；在此以前作为音乐的交响性思维即矛盾冲突、和深刻的悲剧性，这在巴赫的音乐中，在莫扎特的《魔笛》中，早已有了。但只是在贝多芬‘第三’中，交响曲才如此地具有了深刻的社会的历史意义。这个伟大传统和伟大美学观念，以后在勃拉姆斯、西贝柳斯、柴柯夫斯基，马勒尤其在萧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中有了重大的发展。正是萧氏的交响曲把深刻的历史批判精神融入到交响曲这一艺术形式中来。以后在二十世纪后叶，又在潘德列斯基的六七十年代的音乐中做了发展。他的《波兰安魂曲》、《路加灾难曲》都有着上述精神的延续。我的音乐观念也受到这些音乐很深影响，这也正是我自己追求的艺术倾向。”无疑，他本人的作品也可以归入此一序列之中。他的音乐是当代中国罕见的“有思想”的音乐，他的存在使中国当代的交响乐在国际上赢得了尊重。显然，《黄河大合唱》和《茉莉花》不是当代中国音乐的“无法承受之重”。“中国”需要更加优秀的音乐来“穿透”和“代表”，王西麟的作品当之无愧地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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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麟的音乐中蕴含了相当丰富的思想内涵，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音乐技巧的娴熟的掌握与运用。王西麟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他的身体里却跳动着一颗年轻的心，他没有落伍于国际音乐发展的主潮。当代国际音乐大师潘德列斯基高度评价其《第四交响曲》说：“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的基础是欧洲六十至九十年代的先锋派技术。它保持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和个性，从而截然相反于他的国家中的任何其他音乐。”澳大利亚国立音乐学院教授吉米．柯特也评论说：“这部作品使人震惊！它的音乐语言生动有力，人们在这里可以清晰地听到对不人道的正义的谴责之声，很少有作曲家能够如此清晰地表达这种激情，凭这一点，它的作者就应被列入近五十年来世界作曲家的前列。”由此，王西麟成为千千万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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