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麟：随感四则（一）关于个人崇拜——反思“东方红” 

华夏快递 13-12-3  

   【王西麟简介：王西麟于1937年出生于河南开封，祖籍山西稷山，童年在甘肃平凉度过。l2岁时父亲亡故，为减轻母亲负担，他参加了途经家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工团。与西方音乐的相遇虽属偶然，但却从此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参军前，他已在贫穷偏僻的甘肃省平凉县教会小学学会了风琴和五线谱。在军中，他又自学了基本乐理，演奏胡琴、手风琴和各种铜管乐器，并逐渐开始为小型吹奏乐队配器和编曲。1955年，王西麟被送到北京的中央军委军乐指挥专科学校，因学习优秀，两年后又被送往该校在上海的教师预备学校。

   王西麟自幼喜爱文学和音乐，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由于在同学中技术出众被称作“王交响”。1962年25岁时的毕业作品《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即体现出作者对人类命运和历史的宽阔胸怀，被导师瞿维评价为“作品具有交响性戏剧性，布局宽广，感情充沛”。后因激烈批评当时的文艺方针而受到了严酷的政治迫害，下放山西长治达14年，其间被监禁、管制、劳役和批斗。尽管如此，王西麟视音乐为生命，在山西深入了解了上党梆子、蒲剧等地方戏曲，后来还争取到领导当地乐团进行艰辛而顽强的创作和演出，14年间在极端艰苦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下还创作了6部作品。1977年底在李德伦的帮助下被恢复名誉，调入名不见经传的北京歌舞团至今，音乐理念为正规音乐学院的保守气氛所不容，始终未能在音乐学院正式任教。生活非常简朴。

   1995年，彼得格勒交响乐团首席指挥雷洛夫说：“如果一百年前有外星人来到地球用一个小时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如果现在又有外星人来到地球要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王西麟《第三交响曲》。”专业界对王西麟音乐作品的评价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自注1：本文根据在北京中国文联大楼“人民音乐”编辑部2005年11月25日创作座谈会为反驳中国音协在中宣部的名义下的“积极推动民族交响乐创作”一文的发言整理而成。也可分开各节而分次发表。特注2006年5月31日】

   【作者自注2:自本文写成以来，没有任何报刊能发表。 2007年4月31日】

   苏联和东欧解体已16年了。对这解体，有的欣喜若狂、欢天喜地；有的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有的身处局外，冷静旁观。无论以上左、中、右（这是借用毛主义的分类词汇）三种态度，都不能改变这铁的历史事实了!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课题，就是总结历史教训。这主要教训之一，就是不要再搞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并且要坚持不懈地铲除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

   无论在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在由歌颂个人崇拜而掀起的通向专制独裁的造神运动的狂澜巨涛中，文化艺术都被驱使而成为最大的“真诚的帮凶”而发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作用。在前苏联的30—50年代，大量的个人崇拜的文学、戏剧、诗歌、电影、交响乐、大合唱、大歌剧、芭蕾、美术、雕塑等等，其数量之大、艺术水准之高，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巨大的现象，我和成长在五十年代的同代人正是太熟悉这些艺术了！而且其中绝不乏大量的感情真诚、艺术高超之作而令人感叹！我现在还保存有一些作品的总谱，其中有阿力山大洛夫的合唱“斯大林颂”，1953年斯大林死时，少年的我在一个黄昏的傍晚，在室外的昏暗中，听到由室内传出的手摇留声机的这个苏联唱片的钢琴和合唱，我曾感动落泪。1963年我还在中央广播电台任职，我能借到和苏联电台内部交流的音乐录音资料，其中有苏联阿塞拜疆作曲家加芝也夫的“第二交响乐—追忆列宁”，这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图书唱片室里没有的资料，我曾多次聆听并深入进行听觉分析， 圆号演奏的那中亚风格的有力的旋律，铿镪有力，深刻感人，就当时来说水平很高，我现在还能清楚的记得。我国五十年来所有的同类作品，其艺术水准根本就难望其项背耳!美国《时代》周刊在八十年代有一篇关于苏联政治和社会问题的重要的研究专论，开篇却说的是艺术和音乐:“尽管我们不认同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她的诗歌和音乐是首屈一指的。”(“长河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176页。毛宇宽教授：《苏联音乐的历史启示》)

   但是苏联、东欧顷刻之间的崩溃解体使这些大量的歌功颂德的作品突忽之间全成了过眼烟云而荡然无存，证明了它们绝对没有保护、捍卫、挽救那个制度及其统治者的失败和灭亡的功效和能量，而且最后也难能留在音乐史中。而在世界人类的音乐史中，能留下来的恰恰是当时被批判的又被后人称为“斯大林时代的见证”的萧斯塔可维奇的交响乐作品，连他的在高压下创作的歌功颂德的获得1949年斯大林一等奖的应景之作“森林之歌”也被历史淘汰了!

   在世界音乐史里，除了歌颂上帝的音乐之外，从来还没有歌颂某一个国王或皇帝个人的交响乐或音乐作品，而不论该国王或该总统多么伟大。在欧洲，英国从来没有过“维多利亚女王颂”大合唱或“丘吉尔颂”的交响乐；在罗马、希腊没有过“凯撒大帝大合唱”“亚力山大大帝颂”交响乐；在法国没有过“路易十三/十四/十五颂” 或“戴高乐颂”大合唱；在德国也没有“威廉国王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在1917年前的俄国，也没有“彼德大帝颂”、“尼古拉沙皇颂”等大合唱。为政党领袖和国家领导人写歌曲、写交响乐、写电影、写小说进行歌颂这一个人崇拜的文化现象，乃是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殊产物而在前苏联发生、发展、兴旺并成为“党的文化”的强大主流的。但是在1917年苏联成立的初期也还没有，只是到了30年代斯大林的大肃反大清洗、要确立个人的独裁统治时才建立起来，并在30-50年代特殊兴旺的。但是奇怪的是，号称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却并没有作为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颂“、“恩格斯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而自称是他们的继承者和学生的列宁尤其是斯大林却拥有不少的歌剧、交响乐和多得数不清的歌曲、合唱。自斯大林1953年死后，赫鲁晓夫在1956年批判否定了个人崇拜，自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歌颂他的艺术作品了！而且自斯大林死后的六、七届前苏联国家领导人，任何一位也从没有过他们的颂歌了！没有“赫鲁晓夫大合唱”，没有“勃列日涅夫进行曲”，没有“戈尔巴乔夫颂”和“叶利钦颂”的歌曲和交响乐。可见这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斯大林独裁建立的歌颂他个人的文化现象。

   在封建毒害最为深久的中国虽然有大量的御用文化，而无论古代和起自1911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后的现代中国，并没有“孙中山颂”交响乐，也没有“蒋介石颂”大合唱。唯有“东方红”作为毛泽东的个人颂歌，却实实在在是对前苏联的个人崇拜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模仿和政治模仿，这是所有人都不争的事实吧？就是历史上最最极权的法西斯的纳粹德国，有过“希特勒颂”的大合唱或交响乐吗？

   “东方红”的原始面貌，今天早已不为人知了！它本来是一首活泼轻快的陕北农村民歌小调，而且被民俗学家划入情歌范畴之内，它的歌词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还有更早的少为人知的原生态歌词《芝麻油》：“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人，呼儿嗨，哎呀我的三哥哥。” 我们曾看到的最早的新的歌词，是被署名为当地的农民歌手李有源填上的新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他是人民大救星”。它被当时延安根据地的新文艺工作者采集民歌发现以来，这歌词是否又被修改拔高过，我们已不得而知了。

   本来在民歌中，人民歌唱自己感念的人物和事件，是很正常的现象，具有自发性，如蒙古民歌“嘎达梅林”，如陕北民歌“刘志丹”等，就是正常的文化现象。但是”东方红”却不同，从开始它的命运就被提升和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而绝不同于任何其它普通的民歌了，它是正好适应了1942年延安整风后毛主席全面的登上领袖地位并要求扩大和加固其个人地位的政治要求而被发现、提高、加工、推广的；它也的确曾在根据地作为领袖和人民亲切的新型关系而流传，直到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还是被人们亲切的歌唱。但是它从诞生之初就浸泡了中国特殊深久的封建文化母体的的毒液而不被发现，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三中全会前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才被提出反思，人们把它的歌词“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和 “国际歌”的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打碎身上的枷锁，只有自己救自己” 的诗句相比，对它的个人崇拜和封建感恩的造神意义提出过质疑和批评。目睹这支歌从小曲到神颂的全过程的刘炽后来说：“文革中《东方红》和《国际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后边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心想：这不是矛盾的吗?”（“东方红” 始末）1944年收集整理并传播它的主要人是诗人公木，他在文革后也如此反思(《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张菱著)。

   但是当时的讨论还尚未深入而又有待深入，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发现和讨论这首歌的音乐方面是如何被神化——异化的，实际上歌词和音乐的被不断加工和不断异化是同步进行的：自1949年后，“根据地文化”即“党的文化”被确立为全国的主流文化，这首歌就被作为领袖个人的颂歌而传遍全国，并具有了某种和“国歌”相同并超过“国歌“的典礼性和仪式性的庄严神圣意义。早在文革前的50、60年代，很多大会和典礼的仪式就有“唱国歌、唱东方红”这道程序，自文革始，这道程序就约定俗成了。50/60年代以后，尤其文革之前和之中，在步步增涨的个人崇拜、践踏民主、强化集权的过程中，一批一批的音乐家们，怀着虔诚的愚忠，为了达到造神的需要，就要在音乐方面把这首乡村的情歌小调，拔高和改造成伟大领袖的庄严颂歌。但是这是有极大难度的，从哪里才能找到这样的音乐技术呢？那办法也只能是向苏联学。

   但是前苏联和中国有极大的不同，同为个人崇拜歌功颂德的作品的艺术水平，中国的无论形形色色的歌曲、合唱、交响乐，其技术水准和专业水平与前苏联相比，则相差悬殊而无法比拟耳！盖因前苏联从彼得一世起到18、19世纪，早在1917建国之前，经过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从总体说，它虽然仍是一个大量的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它虽然还没有进入最先进的工业文明的西欧各国，但是却有了初步的工业文明， 尤其是它的艺术成就，有了强大的的俄罗斯乐派和拉赫马尼诺夫等国际大师。在如此强大的古典音乐传统之后的音乐水准，那些“斯大林颂”、“列宁颂”的交响乐、大合唱，其艺术水准之高，是今天的中国人想不到的。而我国却是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党的文化”的正式提出和建立是在1942年毛主席发表“讲话”的延安，那时的延安和根据地还只有农业文明的大秧歌而没有工业文明的交响乐，所以中国的“党的文化”的建立只能由农业文明的“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起步，“东方红”自不例外。起自“东方红”的我国的造神之作，经过1949年建国后的全国规范化，再到1958年的大跃进文化和浩如烟海的歌颂毛主席、歌颂三面红旗的新民歌(周扬主编郭沫若题词《红旗歌谣》)，再由文革文化达到顶峰，五十年来的这些音乐作品，总体说都是用农业文明的简陋的技术包装的“政治文化”。

   由于1949年后的中国是完全向苏联一边倒，而我国的音乐家们学习和掌握这些主要来自苏联的音乐技术的时间还很短，水平还很幼稚，所以要把这首简朴而轻佻的情歌小调改造成伟大领袖的颂歌还很困难而吃力，那一次又一次的轮番作业的人为地强行改造的技术手法，就是把这首小歌的速度拉慢再拉慢、时值放大再放大、力度加强再加强、声部加多再加多，用管弦乐队配器色彩和大合唱的厚度浓涂重抹，力求拔高改变其原始面貌。不论这首小小的乡村情歌小调能否承担此种功能，毕竟经过多人多次多年历久的逐渐加工，最后终于将其强行变成肃穆、雄伟、巨大、厚重，但也威严、阴沉、呆滞、沉重的音乐形象，好象脱离了人间远远的升腾到高不可攀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九天云雾中的巨大而又恍惚虚幻的至尊大神。而这首民歌也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原始清新的亲切感，它的音乐审美意义也就枯竭而僵化，活泼生动的生命力已丧失尽净，成了强行拔高改造的音乐“四不象”，完全没有“斯大林颂”那样的真挚亲切纯朴的感情和艺术的高水准。

   我在文革中被关押的每天早晨都听到高音喇叭播放它时，都感到我又要挨打挨批斗了而恐惧不已，多年后的偶而听到仍难免心惊肉跳。它的从情歌到颂歌的这个加工过程就是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的过程，就是宣扬封建愚忠、毁灭个性解放、扼杀独立思想、强化独裁专制、背离民主自由、也背离了“国际歌”的“要打碎精神枷锁，让思想飞出牢笼”而是自我套上个人崇拜的思想枷锁的过程。在前苏联，正是在响彻云霄的斯大林的颂歌声中，千百万人被杀害或冤死在大清洗的古拉格；而在我国，也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大跃进”的饿殍千里哀鸿遍野，文革的打砸抢疯狂武斗，无数人无辜被害，冤假错案遍布全国，经济崩溃，国家命运频临绝境而没有任何批评和反对。所以，个人崇拜扼杀民主使苏联东欧崩溃；在中国，不但毒害了毛泽东自己，也毒害了共产党本身，还毒害了我们每个人啊！“东方红”这支小歌的作用不能说小啊!

   文革过去已28年了，对于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的危害，也在1978年的“三中全会“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和1981年的“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后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中都被彻底否定推翻了。如今，世界已进入21世纪，三中全会也开过26年了，六中全会也开过23年了，苏联东欧也解体16年了，人们都在对百年的共产主义史的苏联和东欧的解体的教训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中国正在努力开放向国际接近，本应当越来越远离封建而走向民主自由、人格独立、思想解放，对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本应进行深刻、反复的反思和批判以求尽可能彻底的铲除这罪恶的封建的毒瘤。改革开放迄今近30年后的今天，难道我们每个人不都在“打碎精神枷锁，让思想冲破牢笼”吗？难道谁还相信有救世主吗？在中国，人们已认识到， 1949年后的中国文艺，由“一切为政治服务”到“文革文化”而毁灭人类文化，其个人崇拜的疯狂性愚昧性和技术水平的落后，都是远远超过了前苏联的，堪称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愚昧之最耳！但是这些80年代曾有过的反思还没有继续坚持深入，就被人为地中断了！

   文革结束近30年了!今天，请看当今世界各国，有过“布什总统进行曲”、“撒切尔夫人之歌”吗？即令在落后的非洲、阿拉伯等第三世界各国， 曾有过“X国王交响乐”、“Y大帝颂歌”吗？即使是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木，有过如“东方红”式的颂歌吗？

   但是独独在我国却还抱住个人崇拜的封建阴魂不放，努力地仍然在造神！人们都还记得：四人帮刚刚打倒的1976年，马上就有了歌颂华国峰的“交城的山交城的水”并又唱遍全国。这首并无罪过的普通民歌，又被强插上个人崇拜的翅膀而被赋予新的政治意义。由于华国峰很快走出了历史，这首歌也马上消失了。但是如这样的已成过眼烟云而且滑稽可笑的事，却好象已成无限光荣的传统，又竟然变本加厉地扩充到为每一届领导人搞一首质量低劣的简谱颂歌，从歌颂邓小平的“春天的故事”到歌颂江泽民的“走进新时代”均为此类产品。而且这些歌曲的艺术品质和灵魂的真诚，由于历史的根本改变而再也做不到昔日苏联的同类作品的艺术水准和真诚感人于百分之一了！更有甚者，有位第五代的著名作曲家还把《东方红》《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再加上《国歌》共同组合写成大型的四个乐章的《东方红日》交响乐并多次演出和被多次播出!这就正如鲁迅早就说过的“吧儿的种子绵绵不绝”。更有甚者，不久前又有了超大型的一小时之长的溶合唱、独唱、诗朗诵和大乐队于一炉的“黄山颂”的豪华型颂歌。我看了电视的播出，深为其富丽堂皇奢侈华贵其外，而平庸陈旧苍白媚俗其内的新的假大空的历史重演而悲哀。这才是真正的“精英垃圾”啊!

   我国的此类个人崇拜的颂歌， 还有一个不同于前苏联的特点，即被歌颂者的个人籍贯的特殊的意义。由于毛的湖南籍贯，建国后的他的颂歌就有了许多是用湖南民歌或湖南民间音乐或湖南花鼓音乐的风格来写作或改编或演唱。无数的此类产品中，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当地民歌风的《浏阳河》，曾有一时此歌还被明确注明为湖南民歌。又因华国峰籍贯山西， 他的颂歌就是他的家乡的山西中部的晋中民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如今胡锦濤主席先生籍贯安徽，于是《黄山颂》的全部策划操作和出资就由安徽省主持。个人籍贯，尤其是领导人的个人籍贯如此具有特殊意义，这大概是农业文明的中国特有的封建意味的现象，也根本背离了“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就使我想起从前曾有过的为了为同乡的生存而建立的各省的”同乡会””湖广会馆””绍兴会馆”等等社会组织，以及档次更底下的推而广之的地方性的封建会道门如青红帮、哥老会、袍哥等等组织所代表的某些地域性的江湖游民的文化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领导人的贵同乡也都光辉几分，难道没有“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的腐朽观念的影子吗？难道没有封建传统的狭隘的地域观念的意味吗？而其词曲作者、改编者、演唱者无不乘直升机而立马飞黄腾达，比文学界的一本书主义更走红，音乐界就大有一首歌吃一辈子而且相传数批梯队，已是司空见惯了。《东方红》虽是陕北民歌， 但是由于是毛的“政治登基”的代表，所有的陕北民歌或陕北民间音乐五十年都走遍全国；而且所有的湖南民歌风的作品，如《挑担茶叶进北京》等等，不论其艺术水准高下，也都有了特别身份而被特开绿灯不胫而走。本来对一切民间艺术的研究的确是艺术家们的工作，民间艺术和民间音乐本有其自身的独立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但在中国却不是象俄罗斯民族乐派和匈牙利的作曲家柯达衣和巴托克那样地从艺术和文化的学术意义出发而深入研究并获得历史的和国际的意义并为世界尊重，在我国民间音乐的推广却是因政治原因甚至因领导人的籍贯而起作用的，其独立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却并不受到决定性的关注，领导人一退出历史，这些民间音乐独立的艺术意义也就消失或退色。而这个问题，我们的几乎所有的有关学者却从未曾发现或讨论过。当然，此类产品的出世和走红，并非一定要领导人亲自明确发布指令，而多是左右和下人们的务求紧跟蓄意所为，而且大都是由于力献忠诚的善良愿望而致。但是这难道不正是犬儒主义和鲁迅早已说过的“争当奴隶而不得”吗?

   邵燕祥在1998年的《说“神化”——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的文章中，系统地分析了“神化”的历史和恶果后，又说：“对于文革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1978年的三中全会倡导了实践标准与之对抗，1981年的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予以否定。然而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起的恶劣作用以外，对其它方面因素的研究，还是历史的弱项。例如：党政军学的各级干部，工农兵民的广大群众，为什么都不自觉的汇入了“神化”毛泽东的潮流？——我以为，长期皇权专制造成的“臣性”即“奴性”应居首位。（《非神化》340页，邵燕祥。花城出版社“思想者文库”1999年8月出版）这真是要我们民族我们每个人都应深入反思的啊!

   历史错误在不断反复，使我感到深深的压抑、羞愧和无边的悲凉！无论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如何，我们何时才能剪掉脑袋后面的为每届国家领导人各献颂歌这根可耻而丑陋的封建的大辫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