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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明报》与1962年的逃港潮
1/1/2014 点击数:992

金庸的《明报》与1962年的逃港潮

 邹思聪 华夏快递  14-01-01 

  【原题:《1962:进击的明报》】

  之所以写明报在1962年,第一是我来香港之后买的第一本杂志就是明报月刊,这是严肃的政经文化月刊,又看到711有卖明报周刊,是娱乐刊物。当然,明报作为日报每天会出。马上要去实习的《亚洲周刊》也是明报旗下的刊物。这让我对明报的历史有了比较强烈的好奇心。

  第二,则是金庸。初中补课看金庸,补英语看金庸,高一物理化学也在看金庸,跑到书店坐一下午,不只是武侠,还有金庸的文化随笔,评论。当然,被父母抓到,被禁书,那是常有之事了。后来学新闻,又看了金庸传,便不得不拜倒。所以就有了这个文章。

  港大的缩微胶卷室里,保有基本全套的明报,我看了1959年的一些胶卷,1962年5月到9月的所有胶卷,1964以及1966年的数月胶卷,很不清晰,但幸得我识正体字没有障碍,每一篇文字竟最后能看完。每看完一篇,便觉得颇为喜悦。

  傅斯年治历史学讲——“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这篇文章自然参考了近十本金庸和明报的传记,但还是可以比较自信的说,绝大部分都是看胶片看出来的。那么还是一点进步吧。


  后来的奇迹,都始于金庸这个“被逼”之下的决定。在1962年,创刊不到三年的明报,突然成为香港报刊的一时之选。

  在此之前,金庸创办的明报只是一份小报,从1959年创刊以来,明报一直靠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及独有的精彩马经,狗经,明星的轶闻艳史来招徕读者。

  彼时,明报日销量已上升到22000份,比之于许多小报,成绩堪称优秀。然而,这远不是金庸的理想。

  一年之前,明报已经决定转型。1961年7月16日,金庸发表社评《本报进行加强国际新闻》,“从明天起,逐步加强国际新闻,严格遵守公正无私、不左不右的立场,拥护中国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但1961年的明报,并未正式涉足严肃政治和新闻。

  直到1962年5月,一江之隔的大陆正遭遇共产主义实验的惨败,数千万平民用生命吞食炼钢和人民公社的跃进苦果。为了求得生存,广东的饥民开始逃往香港。

  逃往香港,在香港又叫偷渡潮。它特指一种现象——在1950年代至香港主权移交前,大量中国大陆人,冒九死一生的风险,往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偷渡。

  大陆不幸,祸亦波及香港。然而这样关乎香港稳定繁荣的大事,香港的大多数媒体并未做好准备。

  在普遍左倾的世界思潮冲击下,香港的很多报纸全线左转,对于大陆的负面消息一概沉默,这些报纸“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而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而许多右派大报也对此反应姗姗。

  当然,明报除外。

  “金庸出身大公报,

  自然知道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

  金庸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报道五月逃港潮的。

  按照明报之前的中立立场,如果报道五月难民潮,会有两层忧虑。作为老板,金庸首先考虑的是非法入境者问题并不好报道。而更让他顾虑的,则是可能会引起左派报刊的不满。

  彼时,左倾思潮不仅仅存在于大陆。共产主义吸引着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相反,资本主义正陷入政治和道德的危机。

  香港亦是如此。中共建国之后,大公报从张季鸾时代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客观立场急遽左转,成为香港最大的左派报纸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文汇报、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等四家左派报刊。

  金庸本出身于大公报和新晚报,也在此写作武侠成名,在大公报左转之后,忍受不了而离开。他深知左派报纸打击异己的方式。金庸后来写道,“金庸出身于大公报,自然深知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我们决定刊登五月人潮的消息,金庸内心难道不怕么?难道不想到自己安危和妻子儿女么?”

  然而,从1962年4月起,明报的记者都开始抱怨,因为他们所写的难民消息一律都没有见报。记者们去边境采访之后,个个回来都异常沉重。记者们对报社的不作为不满,纷纷质疑自己的老板,“这样的大消息也不登?”

  港闻版编辑韩中旋、王陵在此时也站在了记者的一边,一直向金庸争取发稿,“采访归来的记者蓬头垢面,满脸泪水”,向他们哭诉,抱怨。而出于对左派的顾虑,金庸仍然没有答应。

  直到手下大将采访部主任雷炜坡和记者陈非以辞职相逼,他们力争,即便明报不刊登,左派报纸不刊登,香港其他非左派报纸,成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也会刊登。况且,整个香港都被难民潮所牵动——港府对于如何安置聚集在梧桐山的难民一筹莫展,香港居民也忧心忡忡……这个老板终于被说服。

  在后来与《大公报》的论战中,金庸解释,“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课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地表情和心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

  终于,明报开始大量刊登独家新闻。这个被逼无奈的决定,将成为左派报纸围攻明报的把柄。在未来,明报不得不面临一场战争,而金庸甚至会遭遇死亡的威胁。

  但现在,明报忽得大名,纸贵洛阳。

  “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从5月8日开始,明报开始零星的试探着报道难民潮。而5月11日起,下定决心的金庸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沙头角、粉嶺、元朗、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一线采访。

  5月11日的明报头条并非难民新闻,而是本港新闻,“昨晚九龙荔枝角道停电带来一场大火”,“少女跳海”,“少妇割颈自杀,下体亦有血流”……看上去,一切都和那份格调不高的小报无甚差别,但潜藏的暗流,在翌日彻底涌现。

  5月12日,明报以《大陆人民波浪式涌入香港,边境军警搜捕亦疲于奔命》的大横幅头版报道逃港潮。在头条下方,又有记者撰写的《偷渡者皆具无比决心》来描述难民们不顾一切的逃港,报道称,“许多人已偷渡六七次,他们获中共批准出境米证即取消。后退无路,唯一办法就是闯入香港”。“人浪向香港冲来,廿四小时内不停,当局已感到棘手……他们不心灰,又做第二次偷渡,或第三次,四次……直到成功为止”。

  到5月13日,明报发表头条《官方公布偷渡者万人被捕,港督昨赴边境巡视难民营》,《港政府首次发表声明,人潮袭香港数字庞大》,称“非法入境者包括农民工人及学生……大陆人民非法偷渡入境者越来越多,官方宣布逮捕者达万人之众。”而在《自晨至午捕获千人,偷渡者如水银泻地》中,记者详细描写了偷渡者分别由沙头角落马洲打鼓岭渗入,“今日凌晨陆续有大量难民非法逃入边境已为警察截获……他们是由中英边界之梧桐山进入”。

  除了大量地细致报道难民情况之外,明报也发表了表明态度的社评。在1962年之前,金庸还是靠武侠为人熟知,但至此之后,他的社评将比小说更加知名。金庸的社评在大逃港的报道中,让明报迅速的区别于其他报纸,独树一帜。

  社论浩叹,“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然而,人道主义的关怀和现实处境的艰难仍然摆在明报的面前——“由于连续三年来大陆上的灾荒,粮食发生严重困难,他们便背井离乡,来到香港。这些人百分之九十以上,获得中共当局的出境许可,但未被香港批准入境。据说,中共当局批准其出境后,还给米票取消,因此他们如果一次入境不得,势必至于要第二,三次的前来。但香港地方这样小,如何容纳得下源源而来的大量人民?”

  面对饥民的惨状,和香港容纳不下的现状,社论说:“最近我们很少发表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我们困惑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办法……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然而,连篇累牍的报道仍在继续。5月14日,明报发布了头条《边境采访记》,介绍“大陆人民非法抵港路途增加,偷渡者继续源源进入香港境内,自晨至午又有数百人被逮捕”之后,便是一篇《梧桐山中云愁雾惨,遗下不少伤病妇孺》。明报记者龙国云等人看到,香港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拦截难民,导致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老弱妇幼在山上摔倒跌伤,水尽粮绝,不得已而吃树皮,木菌,别无他法,只有坐以待毙。

  翌日,15日的明报便刊登龙国云的特写《梧桐山上惨绝人寰》,尽管,这并非现代意义上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稿。龙国云写道,“此刻,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把已经观察的事实,重现在各位面前。”

  报道分为四部分,“人性与同情”、“吃树皮木菌”、“创伤了小心灵”和“遥远的期待”,细致的描述了梧桐山上的难民惨状——“许多偷渡的老弱妇幼,在山上跌伤,患病,他们水尽粮绝,坐以待毙。至亲的人,也无法相救,于是夫弃其妻,兄舍其弟……谁无父母?谁无骨肉?这些不幸的人,急待援救。”

  特写的右侧,是难民获得医治的最新新闻,《非法入境之患病受伤者获许在港留医》,副标题则是“传说有万人在华界边境等候机会再偷渡入本港”。下方是一片人物稿,《慈母背雏儿翻越梧桐山,母死儿生哀啼尸侧》,“同行者恻然但无人愿加援手”。

  而最为震撼读者的,又是明报的社评,在报纸最右,几乎竖排通栏的大标题《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救援队上梧桐山》。

  社论写道,“一个偷渡的中年妇女因体力不济而在梧桐山上死了,她携带的孩子坐在母亲身旁啼哭,每个人经过孩子身旁,没有一个人敢抱了他走,因为谁都感到自身难保。我们热切希望,这个孩子现在还没有死,能有人抱他下山。……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我们多数也都是从大陆来的,只不过早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胞,谁都会感到恻然难过。我们亟盼中共当局派人来救援,也亟盼本港当局派人去救援。”

  面对每天增加的难民,明报并无两全的对策,但在大量地实地采访之后,一向中立的明报表达了先救人的态度,这篇社论在文末,几乎是大声疾呼,“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而此刻,香港官方正忙于堵截和遣返偷渡者,并不关注难民的生存状态。香港左派报纸则始终缄默不语,只字不提。而一直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关心大陆事务的星岛日报等右派报纸也是在5月15日之后才以显著篇幅,报道难民消息,明报比它们早了五天以上。

  详实的特写、全面的逃港潮呈现以及以社论之重的大声疾呼,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反响。众多读者致电询问报道所写难民的最新情况,并表达要施以援助的意愿。

  之后,明报会有更大的动作,在财力人力都不及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大报的情况下,这份报纸将另辟蹊径。

  “读者纷纷响应本报呼吁”

5月16日,明报依然是一整个头版的难民潮内容,头版头条是《偷渡抵港饥民昨日破空前记录》,接着报道《军警自晨至午截捕约三千人》。记者写道,“一个逃港的少女对本报记者称,淡水的上老屋村,上山屋,下山屋,石桥,上下廖屋等村已十室九空,居民百分之八十走向香港”,“人潮波浪式淹至遣送工作赶唔切粉嶺临时收容所内,十六座营帐住到满,军警搜捕偷渡者,山头一片哭声。”在报纸中左部分,记者则着重描述港人对难民的救助,“上水围村做善事,施粉施茶,分派过路饥民”。

而在报纸正中的内容,则只可能为明报独家享有,因为它来自明报的读者——《读者纷纷响应本报呼吁,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

  这是明报的独家救援,其他任何报纸,即便是《星岛日报》等大报,都没能做到这种地步。

  社论写道,“大陆饥民来港,有如一副悲惨之流亡图,烙印本港居民脑海,本报昨日社论,高呼‘火速救命’,获得广大反响,询问关于捐款救济同胞之情况,不少读者,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本报已定今日再携带食物往边境赠予各同胞。”

  除此之外,还答复读者关于昨日报道中婴孩的疑问,“又读者郑太询问山上那个可怜的婴孩的卜落如何?知已经被救下山。关于他的下落,已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本报记者对此,甚感抱歉。”报告最新的救援情况,对读者疑问进行答复,以及作为报社本身进行救援,皆为明报独家。

  17日,明报继续以巨大的版面全方位呈现众多内容。

  报道灾民及其寻亲的细节。“一批抵港难民找寻香港亲人”,“不堪长途折磨,老人病重山中,挥手命两侄儿自寻生路。他们向记者求救,只得相对泫然。”“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着心酸肠断”,“‘淡水叶阿福,你响边处?石龙袁九,阿妈来揾你呀——’听到人心酸泪落。”

  报道救援的尴尬和官方的拒绝援助。“伤病妇孺僵卧山头,急待粮食医药救济,宗教团体及各社团已个别出动”,“三个宗教团体带埋医生上山救人,结果被警员赶走”……“红十字会香港分会声明,对边境之难民问题,不拟采取任何行动。”

  报道持续涌入的灾民。“翻遏梧桐山由坪峰入境者,约在千人以上。遣返警车进入罗湖前,仍有人冒死跳车逃走。”

  明报以中立的笔触描述各方态度和作为,而在新闻对比中,明报对于红十字会和官方的拒绝救援亦没有批评,而是代替官方,自己行动。

  这日,明报发起了为难民募捐活动,更别出心裁的在17日的明报头版中央,公开透明的公布了捐款人的姓名——《本报读者捐款芳名》。

  在这篇“报道”中,有个人捐款,亦有工厂、商号和社团捐款,有捐一元两元的,也有捐五元十元的。明报都公布出来,并计算出总数,当日共收得捐款一千五百一十六元。在文末,明报也不忘提示读者,“如有热心读者捐款,可联系本报采访课或来电示之”。

  以报社的公信力和读者群为独家优势,明报呼吁和救援难民,而这些商号、工厂及社团不仅捐款,还自发组织团队,前往边境,向难民派粮。

  5月18日,明报仍然公布新增的捐款人姓名和捐款数额。然而自发的救援已经不再可行。因为“英界再增建铁丝网”,港府的禁区范围扩大,到处不准进入。很显然,明报的独家救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惹恼了香港警司和政府。

  到5月19日,明报不得不停止接受捐助,“限于各种环境关系,未能顺利展开救济,故暂时停止接受捐款,祁读者谅之。”“各种环境关系”就是指港府扩大边界禁区范围,不希望居民因为同情大陆难民,而与执行遣返任务的军警发生冲突。

  正如金庸所言,“许多问题我们感到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对策……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感到束手无策。”难民悲惨可怜,香港却是弹丸之地——不援助,难民会愈加凄惨;援助,则会令边区情况更加复杂,增加警务工作困难,更无形中鼓励了更多的非法移民。

  面临人道关怀与现实处境的冲突,不止明报,整个香港在此刻,都显得鞭长莫及。

  “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

  逃港潮不好报道,金庸的第一个担忧应验了。现在,纯人道式的呼吁已经不再合适,因为大量难民逃港的影响,已从边境扩散开来。

  此时,由于边区局势趋于严峻,警务处长警告港人,“远离边境禁区附近,违者将罚款五千元或监禁两年”。这条新闻在19日的明报也头条报道。到20日,港督发布命令,“边界禁区扩大,凡唆使及劝导别人非法入港者,依例可罚款两千元或入狱一年。”

  折中之下,明报在5月21日,由之前纯人道的呼吁,变为对香港处境的现实考虑。社论《协助警方,共度难关》写道——

  “大陆上大批同胞的涌入香港,使香港当局面临着一个极困难的问题。这种情况之棘手,任何人都是见得到的。台湾在大说风凉话,说香港遣返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民,乃是不近人道。联合国中,也有人在攻击香港。其实试问台湾和联合国,为什么台湾只允许每年收容一千人(据外国通讯社消息,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台湾今年只收容了一百名难民),却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

  “边境上的大新闻,已经刊载了十多天,这十多天中,总算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不幸事件。我们天天在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会有重大的意外发生……在成千成万的群众大场面中,在太阳如火的大热天里,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之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他们必须保护香港的安全和利益……香港本地居民们尽力维护秩序,协助警方。”

  明报的担忧变成了现实。这一天,上水地区发生骚乱。一辆遣解非法入境者的警车在粉嶺赛马会道上通往上水村行驶时,一些男女孩童向车上的难民投掷粮食,而遣解车不慎撞伤一男一女,人群喧哗。而现场一名外籍警司和警员到场维持秩序,被人袭击,最终导致出动新界总部防暴队,驱赶了在场人群。两天之后,粉嶺地区又有学童被撞伤,几乎又酿成骚乱,防暴队用滕盾和防暴棍驱散了在场的五百名群众。

  到22日,明报头版报道了《遣解车辗伤送粮人,上水发生骚动》,“纷乱中洋帮办被打,情急之下拔出手枪,幸警司及时制止不致爆出大祸。防暴队奉紧急命令开抵骚动区”。与此同时,明报再次发表社论《请勿加重警方困难》——

  “我们一直在担心,边界上难民入境的问题中,可能引起什么严重的冲突事件。如果有这样的事发生,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利的。昨天,果然由于接济同胞,因而发生拦阻警车,撞伤儿童的事故。虽然幸好纠纷没有扩大,但难保以后的局势不致更趋恶化。”

  “我们认为,目前的首要之务,是使边界平静无事,这是全港三百二十万居民利益之所在。大陆上的同胞源源而来,这是香港人所无法控制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支持香港警方,使他们能够谨慎地,合乎人道地处理这个难题。香港不想开罪中共,也不想使这些非法入境的同胞多受痛苦。人人都可以看到,当局一直是以同情而宽厚的精神来对付非法入境者。”

  社论也承认警方处理问题时的一些粗暴现象,“当然,可能有极少数的人脾气难免暴躁,然而如果是你去做这样苦难的工作,说不定你的脾气也会暴躁起来的。我们绝不认为脾气暴躁是适当的,只是看到,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人人要存一种同情而宽厚之心,不对任何人苛求。”

  同时,由于许多记者到边境正常采访被当局干扰,明报在文末也不忘争取自由报道的权利,“各报记者采访这个新闻,目的是使广大市民知道真实情况,事实上正是在协助当局圆满处理这个难题,希望当局能使记者获得应有的权利。”

  23日,明报发表社评《巨大的定时炸弹》,开篇即写道,“我们并不愿意危言耸听,故意夸大,但是这却是香港所遭遇到的最大危机。以弹丸之地的香港,无论如何是无法收容源源不断的来者。但所来的每一个人,又都是我们的同胞,怎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露宿荒山,妻离子散?”

  “从情感上说来,谁都同情这些难胞;而在理智上,我们必须认清楚,这是一个很有危险性的、具有爆炸性的难题……事实上,这件事好比是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警方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贯注的设法移开,是否能够安全解决,现在还未可知……不要忽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大炸弹是否爆炸,有很大的关系。”

  一连数日,明报的克制报道和冷静评论,让读者在同情难民之时,亦不再与警方发生冲突。而明报的理智呼吁,也得到忧心如焚的香港民众普遍的认同。

  与此同时,明报并没有停止对难民的帮助,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来港者可放心领身份证”

  到五月末,难民潮情况终于有所好转。

  5月24日,明报有两大新闻分置头版左右两边。第一则是关于中共关于难民政策的新措施,“被香港遣返之难民,不准在深圳停留”,这样就让大量难民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偷渡,由边界涌入的难民,终于开始逐日减少。万难之中,整个香港都松了口气。

  第二则,则是明报指导难民如何申领身份证,“新由大陆来港之人今日可放心领身份证,排队申领表格者将不致遭受检查或逮捕”。原来,港府采取了“抵垒政策”——对于凡是已经进入市区的非法入境者,都可以向人事登记处登记,领取身份证。

  在5月25日,明报继续报道身份证申请情况,“政府发言人对本报记者称,申请领证者无任何人被拘。登记分处昨日开张,门前逾千人排长龙”。这一报道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大量难民前往办理身份证,不再担心这是“阳谋”。

  26日,又一批难民得到安置,“偷渡入境大陆人士已办妥登记手续,移民局召见问话唔使惊。”“在港有亲人照顾或有职业将可获准居留”……

  直到5月31日,明报依然坚持报道移民局安置难民的新办法——《新来港人士领身份证,当局今起实施新办法》,文章报道——领证人士隔夜排队,而新法可能会减少挤迫。而且,新法较之前简化,移民局的问话也会因人而异。而那些生活职业得到安定的人,会更容易申领身份证……至此之后,五月人潮的报道才逐渐离开明报的头版头条。

  此后数月中,明报依然隔三差五的报道难民入境的最新情况。在难民潮的报道中,全方位的新闻与特写,人道与理智兼备的社评,以及持续对难民进行安抚和提供指导,明报经此一役,赢得了声誉和销量——然而,狼群也正在逼近。

  “恶毒反华”

  由于在五月逃港潮中的数篇社论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明报的社论一举成了这份报纸的招牌。

  明报社论在8月再露锋芒。彼时,北京向阿尔及尔赠送大量粮食和钢铁,这让亲眼见过逃港难民惨状的金庸感到震怒。8月31日,明报不再顾及香港左派报纸的敌意,第一次在社论中,把矛头明确指向北京——

  “阿尔及尔的内乱结果如何,我们不大关心。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为了支持阿尔及尔的新政府,决定送九千吨小麦,三千吨钢铁去。大陆上由于粮食不足,香港人节衣缩食,将一磅两磅的粮包寄往大陆,但大陆却对痛痒无关的阿尔及尔赠送粮食,一送便是九千吨,九千吨便是一千八百万磅,便是九百万个小邮包,等于全香港居民每人送了三个小邮包给阿尔及尔人。至于三千吨钢铁,还未折算。”

  “中共的经济困难我们很同情,但在这时期,决不可再对外国慷慨。对外国慷慨,便是对本国人民无情。等于一个人在酒楼中十元二十元的搭上女招待,却让家中的妻子儿女挨饿。”

  炮膛上弹之后,9月18日,明报再度炮轰北京,“要求中共减少输出粮食”,9月22日,明报社论继续批评人民公社,“今年收成比去年好,是中央对于人民公社的自由市场开放,生产权力自公社下交到生产队等措施的结果。这只有证明,从前的人民公社制度根本行不通。”

  9月23日,明报社评甚至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标题批判人民公社的荒唐,“将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牲口、副业等全部充公,非天下大乱不可。这是违反基本人性的……‘为己’这两个字,不但是人性,不但是动物性,而且是生物性的。要七亿人在一晚之间竟然觉悟,个个为公不为私,实在是‘唯心’主义之至。”

  明报已经彻底离开小报之列,五月末,明报日销量上升到三万一千余份。到下半年,日销量则突破了四万份,数月之间,增幅便超过了过去三年的惨淡经营。然而,金庸的第二个担忧也得到应验,明报果然犯了左派众怒,已被重重包围。

  如果说,明报五月逃港潮的报道让左派报纸心有不满,没有发作,那么下半年这一系列的“反共”社论则让明报成为左派报纸眼中名副其实的“邪教”。五大爱国的“名门正派”,将旷日持久地围攻明报。

  在此之后的1963到1964年,明报将以一己之力力战五大左派报纸,一如聚贤庄里的乔峰,光明顶上的张无忌。因为批评陈毅的“宁要核子不要裤子”的言论,明报现在和从前的报道和文章都将被挖掘出来,它们被认为是“反华妖术”,“下流反华”,“恶毒反华”……而明报则逐一反驳,并不忘提醒,“‘共’就是‘华’吗?”

  1966年,文革一开始,明报就发表社论,认为这是一场毛泽东清扫政敌的政治运动,目标则是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这个结论再度引来左派报纸的攻讦,直到明报的预言被证实。

  也正因如此,到1967年,大陆文革波及香港后,明报的老板,常年的社论撰写者金庸将被左派激进报纸称为“最佳汉奸狗豺狼镛,系一只反骨阴湿恶狗”,“人人都恨不得宰而烹之”。极左分子将他列为第二号暗杀对象。而被列为头号暗杀对象的电台主播林彬,则在下班的路上被活活烧死。明报差点封馆,金庸遭遇死亡威胁,不得不去港避祸。

  这一年,金庸开始创作一部没有任何朝代背景的政治寓言小说——《笑傲江湖》。小说里的擅权者们,都以正义之名,行罪大恶极之事。从武林盟主左冷禅到日月神教任我行的身上,无一例外地都能看到极左派的影子。

  那时候,明报已经成为一份备受知识分子推崇,亦受国际重视的权威大报,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而所有的故事都始于1962年5月,这份进击的报纸。

来源: 作者博客 201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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