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岁的朱大可，右一是母亲，右二是父亲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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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朱大可与儿子在悉尼火车站 图/受访者提供
三个月的朱大可和父亲 图/受访者提供
朱大可
我对上海的批判，正是“哀其不幸”的一种表述方式。我无法容忍它已经成为一片庞大的文化戈壁，同时又用一大堆可笑的塑料花加以装饰
我现在上课，就是努力给他们洗脑，把他们在中学和大学里学到的错误知识洗掉，告诉他们什么才是正确的思考方法
批评领域里隐含着大量的利益置换
-本刊记者 吴虹飞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2001年从澳大利亚回国后，在上海莘庄购房而居，住他楼上的是另一位文化批评家张闳；他和他的两三个朋友，约会多在张闳家，话题一般是百无生趣的文化事件和小道消息。有人泡着功夫茶，张闳主讲，不时挥舞着列宁式的小手。朱大可更多的时候微笑倾听，时而插上几句话。外人一般不知，号称“话语高手”的朱大可实际上不敏于言。他自称小时候还有过轻微口吃。所以才有人说 ：看朱大可人，怎么也和“文化恐龙”联系不上。
饮茶时候谈的多为八卦密闻，到了咖啡厅，端着一杯摩卡，大家便正儿八经坐而论道起来。从本雅明到苏珊·桑塔格，从萨特到德里达，无所不谈。大概是茶文化与咖啡文化氛围不同，或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地点差异所致。
他的朋友孤云描述说：“这时候，朱大可惯常的姿势是挺着大肚腩，一只白皙的手握着咖啡杯沿，另一只细嫩的手按在大腿上，目露精光让人不敢直视。许多人领教过他那能穿透人心的眼睛，却很少注意到他那双弹钢琴的胖手。”在他看来，这代表着朱大可的两种气质：犀利与细腻。
在这个图像霸权时代，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好的办法是做个怪动作拍成照片。
朱大可没有怪动作。前两天，看了朱大可做嘉宾的电视节目。他在镜头前都是一本正经的，不太好玩。大家一边看电视，一边看边上的真人，对比非常鲜明。在电视里，朱大可是多么的口若悬河，条理清晰啊。他一说话，旁边的那个嘉宾就显得有点傻根了。傻根带了6万块，对着一站台的贼们，大声喊：有贼么？有贼么？朱大可在旁边，宽厚地看看傻根。那眼神，就像电影《天下无贼》里的黎叔一样。
联想到朱大可在对国内文化界杀个回马枪时使的那啥“一下穿喉断魂口红刀”的毒辣招数，说朱大可宽厚，旁观者恐怕要冷笑了。其实，这些不过是朱大可放出的一两个小小的飞镖而已。朱大可在江湖中并非以飞刀见长，他惯使的是一柄净重五百公斤的大铜锤。他轻易不用铜锤。铜锤不出，江湖不宁。作家叶开说，我一直期待他的那部具有乾坤大挪移九重功力的巨著《流氓史》的诞生……“他的手掌总是虚悬着，好像捏着一根银针，要给你扎一下。中国文化如此虚弱，我有些担心朱大可的银针了。他这一扎之下，不仅打通不了任督二脉，反而可能让病入膏肓的躯体走火入魔。”
与朋友用免费票看完岁末的《功夫》，“文化恐龙”、“文化先锋”网站发起人、“中国第一讲师”朱大可若有所思地望着路口。那是上海的新年，漫天落着雪花。
无法容忍上海变成文化戈壁
人物周刊 ：您在上海出生、成长，但您又对上海文化持批评态度，您能谈谈您的生长环境对您童年生活及后来做文化批评所带来的影响吗？
朱大可：我的祖籍是客家人，这是我的父性身份，但上海是我的出生地，所以它是我的母性身份。父性身份赋予我反叛的性格，而母性身份却构成了艺术文化的摇篮。我对艺术的感受力完全取决于“文革”童年的上海经验。这是我记忆中最矛盾的方面。它充满了苦难、恐惧和忧伤，却又遍布着希望与光线。我想我是那种“精神分裂”的人，这道裂隙来自童年，现在则被生活的磨砺所加宽。我对上海的批判，正是“哀其不幸”的一种表述方式。我无法容忍它已经成为一片庞大的文化戈壁，同时又用一大堆可笑的塑料花加以装饰。
人物周刊：您在1994年去了澳洲，可以说您是在“鼎盛”时期突然“出走”的，回过头想，这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呢？8年时间是怎么安排的？这种远离“现场”的视点是否与您见解的独特性有着联系？
朱大可：我去澳大利亚近8年时间，成为钱超英所描述的那种“文化流亡者”。但我不想在这里谈论我的家庭隐私。我在澳洲当过访问学者，也念过学位，但出于生计考虑，大多数时间都在做华文传媒，先后担任过3家媒体的主编，还当过某上市公司网站的资讯总监，几乎每天都在网上浏览。这些“饭碗”都要求我对大陆保持第一关注的状态。我一直以为对母国有足够的了解，但1999年我第一次回到中国，突然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日常生活的巨变，远远超越了媒体所能传达的程度。这使我深切地感到了媒体的无力。但我的“视点”基本与澳洲无关。这种“视点”在我去澳洲之前就已经形成，那就是自由和独立的个人批判的原则。但澳洲的生活终究扩大了我的视域。在此后的沉思和书写中，全球化的“视点”是非常要紧的一面。
给学生洗脑
人物周刊：您曾提到大学时并不满意当时高等教育的状况，并说自己整天逃课。现在您又返回校园，您认为您会成为优秀的教师吗？如果有学生像您当初那样逃课，您会不会在意？
朱大可：你说得很对，我的大学生涯主要是靠逃课来度过的。所以我现在返回大学重执教鞭，从来不搞点名，因为我感到今天大学的本质没有任何改变，除非学生遇到罕见的良师，否则他们将成为这个制度的废物。我现在上课，就是努力给他们洗脑，把他们在中学和大学里学到的错误知识洗掉，告诉他们什么才是正确的思考方法。这是艰难的工作，我感到我似乎在和整个体制作战，犹如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我只能改变鼻子底下的一小片空间。我时常感到作为教师个体的微小。
技巧性地捧场，大多数批评家的生存秘密
人物周刊：您认为文化批评在文化领域应该处于何种位置？一位文化评论家如何保持客观的立场和姿态？
朱大可：文化批评是在对它的误解中成长起来的。文化批评不是仅仅说“不”，也不是为一种文化现象(人物)擦皮鞋。文化批评就是以媒体方式说出对文化现象的判断。批评家是文化发育中的最重要力量之一。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阵营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一边是酷评派，一边是表扬家，构成非此即彼的对立态势。这是病态的，显示了大多数批评家的无能。他们甚至不能解决屁股决定脑袋的危机。但文化批评都是个人化的，所谓“客观”只是乌托邦的想法。我的批评从不客观，也不代表任何社群。我只是在说出我本人的看法。
人物周刊：您在前几年批评卫慧时说，“一个真假难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经降临，我对此将洗耳恭听。”卫慧之后，叫春的队伍不断扩大，使得河山“春色一片”。您认为所谓“叫春时代”的来临背后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朱大可：“叫春”是一个比喻，它描述了一个全球性的景观——流行文化正在迅速走向肉体化。人们对身体的关怀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远远超越了对心灵的关切。这当然是信仰崩溃带来的后果。但一个对自己心灵问题毫不关心的民族，是注定要溃烂下去的。
人物周刊：一个批评家如何在众说纷纭中保持自己的立场，或者更严肃地说，保持良知和水准？中国目前的批评状况的出现是偶然的吗？
朱大可：我想这是个简单的问题。我不在公共批评领域说谎。我认为那是可耻的事情。这是我比较固执的一面。批评领域里隐含着大量的利益置换。只要你说好话，你就能得到各种好处，进而成为主流与核心。因此，技巧性地发言和捧场，成为大多数批评家的生存秘密。我同情和理解他们。这是他们的生活艺术。我对此无话可说。
人物周刊：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文化批评这条道路？您如何保持一贯的批评的激情？批评的乐趣在哪里？
朱大可：批评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更多的时间是从事文化研究。但批评的确有一种乐趣，那就是当你揭穿了事物的本质之后，你将由此获得巨大的快乐。激情是身体里自然涌现的，是荷尔蒙之类的体内化学反应。我只是一个自身激情的消费者而已，我对它的生成机制一无所知。
人物周刊：您过去崇尚的自由和反叛，和现在年轻人的自由反叛有何不同？您是否觉得我们的文化其实已经老朽到了极点？它所使用的话语存在什么问题？
朱大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自由和反叛的特征。但它们在本性上都是一样的。反叛的出现，正是因为有需要反叛的事物存在。但中国文化的现状，还不能简单地用一言“老朽”以蔽之。它的时尚文化无疑是生气勃勃的，而它在话语方面却毫无进展。在我看来，我们现今使用的批评话语，依旧维持在毛时代的粗陋状态，充满了虚弱的暴力，却毫无原创力可言。方舟子的语言就是这方面的范例。
人物周刊：有没有觉得批评有说三道四的嫌疑？您一直提出严肃的批评，必然会树敌很多，听说您一直收集那些“骂”您的文章？
朱大可：批评就是说三道四，而且一旦言辞严厉，则必然会“树敌”。我一向是争议性人物，已经习惯于来自正反两面的议论。我收集那些骂文，是因为其中确有值得我反思之处，但更多是因为它们非常好玩。陈村知道我的这个脾性，时常会找一些发给我，我嘛，就笑纳之。它们是我的话语玩具。
人物周刊：对于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您怎么看？媒体批评是不是一直都这么行之有效？它的随意性是否也会造成某种误导和消极性？会不会担心文学评论娱乐化？
朱大可：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的较量，似乎以学院批评的溃败而告终了。这完全是学院批评家咎由自取的结果。自我封闭和面目陈腐，无异于严重的自宫。但媒体批评的局限性，现在也开始浮出水面。它的即兴、短视、肤浅和娱乐化，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弱点，只有像朱学勤等极少数批评家能够超越这种限定。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学者和批评家，您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对当下的许多事物的批评？您不担心您的创作或者您的言论是速朽的吗？
朱大可：关切当下经验，正是我们治疗学院批评自闭症的核心方案。与当下日常生活无关的学术研究，才是注定要速朽的事物。我从不担心我的言说的死亡，它们中有一部分会被时间所溶解，而另一部分会坚硬地存在下去，成为后世从事文化攀援的基石。
人物周刊：请您谈谈去年去世的几个著名学者，是萨义德，德里达，还有苏珊·桑塔格。
朱大可：你提到的这3个人中，我不喜欢萨义德对东方人居高临下的导师姿态；德里达又太沉溺于语词的解构—结构游戏；只有苏珊·桑塔格是我的最爱。她的语法跟我的语法有着内在的契合。有一次我做梦握住了桑塔格的玉手。我感到这是一个微妙的隐喻。我们是同一话语根系上长出来的果子。她的凋零正是“永生”的一种方式。她的话语是有着强大的传承性的。她与当下经验是如此密切相关，却又露出了超越时间的坚硬内核。
人物周刊：您一直被认为是很有才气的批评家，这样的才气，对您的批评会有什么好处吗？您不怕因辞害义？华丽的文章，是不是最好的文章？您的批评的缺点在哪里？
朱大可：才气只是书写的前提，而不是书写的依据。要维系一种强大的话语事业，必须依靠内在的精神性。我的早期风格在修辞学上属于绚烂体，现在正在趋于质朴。但无论它属于何种风格，它都必须传递出一种内在有力的信念。我不怕“因辞害义”，这不是我要关心的事情。我的“罩门”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恕不奉告，呵呵。
我喜欢单纯的小傻瓜式的女人
人物周刊：您认为上海这个城市的性格是什么？它实际上是个风花雪月的地方吗？抑或上海最缺乏浪漫性？平时您的消遣是什么？
朱大可：上海具有多重性格。我是边缘人，对它的认知越来越限于日常生活。它的风花雪月跟我无关。我平日的消遣就是与好朋友一起吃饭、喝茶、聊天，或者躲在家里听音乐，偶尔自己也弹弹钢琴什么的。
人物周刊：您以前说过，您最想考的是上海音乐学院？
朱大可：少年时代对音乐的敬畏与热恋，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进入那个专业。当然，要是我如愿以偿，也可能只是个三流的小角色而已。
人物周刊：您说过，“我有一个出人意料的阅读小组和音乐帮，触摸了许多18-19世纪的西方文学-音乐文本，这些经验是奠定文学道路的基础。您说过你对音乐的敏感性，请问音乐和写作之间是否有着某种隐秘的关系？
朱大可：当然。对音乐的感受性会像涟漪一样扩散，成为启动感受所有艺术样式的前导。我对语词的敏感性，与这种童年经验密切相关。
人物周刊：您讲到小时候弹琴，窗外那个女孩子走过，您就会使劲地弹。还有小时候的“音乐帮”，能谈谈这些吗？
朱大可：这是少年时代的情欲和虚荣。那时为了勾引女孩子，我会背着琴谱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可笑地炫耀着自己的才华。幸亏钢琴很重，要不我大概也会扛着它上街的。我们那时的小圈子，酷爱音乐、文学、美术和一切跟艺术相关的事物，每天聚在一起进行精神会餐，完全被青春期的梦想所笼罩。在诵读、聆听和谈论间欢笑与流泪。世界严酷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却给我们留下了最温存的希望。
人物周刊：您承认过自己是分裂的一个人？
朱大可：我已经说过，精神分裂是我们整代人的特征。一方面渴望温存与爱，并滋养出一种敏感、挑剔和神经质的风格，一方面又被政治暴力所劫持，在我们的骨血里留下了阴险的痕迹。我许多文章的矛头所指，正是我自己的另外一面。我是左右互搏的高手。
人物周刊：谈谈爱情，虽然您声称自己不善谈论这个。
朱大可：爱情是不能用这种公开方式随便谈论的东西。我本质上是害羞的人，请原谅我的这种立场。
人物周刊：谈谈幸福。
朱大可：幸福是一个杜撰出来的概念，它不过是无数快乐的叠加而已。
人物周刊：您认为什么是快乐？
朱大可：快乐有许多类别，但如果你是指日常生活的那些，那么我想我的快乐主要来自美食。我是饕餮之徒，热爱一切美妙的食物。
人物周刊：快乐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朱大可：付钱而已。
人物周刊：谈谈孤独。您是这个时代孤独的批评家吗？您实际上是个内向的人？
朱大可：在人多的场合，我习惯于倾听。当然教学是一种例外，那是特殊的职业性言说。多数情况下，我在授课时很少观察学生的反应。我感到自己是在向另一个自我发言，然后又倾听着自己内心的回声。我在本质上是孤独的人，这完全导源于童年的状态。我是独生子，在梦想和自言自语中度过了漫长的童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用趴在窗口看风景的方式与世界交流。我蹬坏了好几张凳子。
人物周刊：谈谈您喜欢什么样的文学、音乐作品，和您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吧。
朱大可 ：我喜欢博尔赫斯的短篇、马尔克斯的长篇、迪伦马特的戏剧和加缪的随笔。喜欢肖邦、舒曼、马勒、蓝调爵士和古琴。喜欢单纯的小傻瓜式的女人。她们是妖精女人的反题，却比妖精更加蛊惑人心。
人物周刊：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战争，永恒，环保，艾滋病还是春天和生命？
朱大可：我最关心的是人的自由。
(实习记者郑洁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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