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弑父——胡适的儿子留大陆之后 

林建刚 原载 经济观察报,  2014-1-13

   1948年12月，胡适坐上蒋介石指派的飞机，离开北平，前往南京。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胡适写到：“儿子胡思杜留下在北平，没有同行。”

   在这种时刻，胡适选择离开。他曾通过陶希圣给蒋介石捎话说：“在国家最危险的时刻，与蒋总统站在一起。”

   令人吃惊的是胡思杜的选择。在给胡适安排的飞机上，蒋介石已经安排了胡思杜的座位，而且，胡适夫妇也竭力劝胡思杜跟他们一起走，但儿子却没有听从父亲的话，胡思杜最终选择了留下。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背后隐藏的其实是父子俩对当时政局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判断。胡思杜的选择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对其父在思想、精神上的背离。

   胡适做出这种选择，源于他的思想。对于当时两大党派的争斗，胡适认为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与苏联式的集权、恐怖与残忍之间的较量。虽然当时国民党有种种不如意之处，但“两者相害权其轻”，胡适最终选择了国民党。

   而胡思杜为什么会选择留下呢？

   左翼青年胡思杜

   担任过胡思杜家庭教师的罗尔纲曾对他有过这样的回忆：

   我们根据他（胡思杜）临死时给亲人的信，再回首检查他一生，他童年时就喊打倒帝国主义，就尊敬鲁迅，他为什么在美国留学遭美国要驱逐他，他为什么不肯随父母离开祖国，不是都清楚了吗。

   在这里，罗尔纲提到了胡思杜的三种经历：喊打到帝国主义、尊敬鲁迅、遭美国驱逐。

   打倒帝国主义，是1920年代兴起的口号。据相关学者研究，“反帝”这个口号，是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时期提出并要求执行的。对于这个口号，胡适是不赞同的，这可以通过胡适与陈独秀、梁漱溟等人的争论中看出来。

   据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中记载，1925年，胡适与陈独秀曾就“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展开激烈争论。陈独秀曾质问胡适：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面对陈独秀的质问，胡适的回答是：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

   1930年，胡适在《新月》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指出，中国真正的敌人既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封建主义。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

   胡适的这篇文章遭到了梁漱溟的质疑，但胡适坚持自己的主张。在胡适看来，把中国的敌人指向帝国主义，未免太指责外人而不是反省自己，把责任推给洋鬼子是缺乏历史事实的皮相之见。胡适曾质问到：如说贫穷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难道八十年前的中国果真不贫穷吗？

   胡适是从不喊打倒帝国主义这样的口号的，而胡思杜则高喊反帝的口号。这可以看出父子俩思想上的差异。

   与此同时，胡思杜是尊崇鲁迅的。回首1930年代的历史，那些左倾的思想青年，大都经历过崇拜鲁迅的历程，当时的胡思杜也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据罗尔纲回忆：

   思杜告诉我，有一次，那是个冬天，鲁迅来北京，到胡适家探访，在将进书房时边笑边说：“卷土重来了！”思杜赶着去帮他接大衣。胡家来客，有多少显贵，我从不闻说过他给哪一个接大衣。

   在当时，鲁迅是左翼文坛的领袖。而当时的胡适，则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罗尔纲还说：“鲁迅在30年代初经常在报上用杂文骂胡适，他们多年不见了。”这一时期的胡思杜，崇拜鲁迅，恰恰证明了胡思杜的思想倾向。

   1941年，胡适设法将胡思杜带到美国留学。留学时期的胡思杜，遭到了美国的驱逐。要知道，胡思杜可是驻美大使胡适的儿子。按照罗尔纲说的说法，这与“他童年时就喊打倒帝国主义，就尊敬鲁迅”有关。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胡思杜，跟胡适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胡适对打倒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很不以为然；具有讽刺意昧的是胡思杜却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在1930年代，胡适与鲁迅分属不同的思想阵营，胡思杜似乎又站在了鲁迅一边。1940年代，胡适曾是广受美国人欢迎的驻美大使，而胡思杜却遭到了美国的驱逐。

   由这些细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个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思杜，而是一个充满爱国激情的左翼青年形象。可能正是由于胡思杜的这种思想倾向，使他对于新政权充满好感与期待，因此，他最终选择了留下。

   父子间的矛盾

   除了思想左倾之外，胡思杜选择留下，似乎还与父子俩的矛盾有关。在胡适的日记与书信中，胡适曾多次感叹自己不会做老子，实在不是一个好父亲。他与胡思杜之间的不协则证明了这一点。

   1948年，没有大学毕业的胡思杜回到中国。傅斯年曾提到了胡思杜回国之后这对父子间的矛盾。在给《中央日报》的信中，傅斯年写到：

   （胡思杜）遂于三十七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以后彼在北平家中，似不甚愉快，然适之先生对之仍保持其一向对人之涵养，并托毛子水先生管教。

   这里提到胡思杜在北平家中不甚愉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胡适不让胡思杜做大学教师。据邓广铭回忆，胡思杜回到北平后，有很多人给他介绍工作，或请他到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但被胡适拒绝。

   胡思杜在美国读书读的就是历史系，山东大学历史系邀请胡思杜去教历史，从人之常情考虑，胡思杜应该是很乐意接受的。然而，对这件事，胡适却坚决不同意。

   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胡思杜之所以获得去山东大学教书的机会，并不是因为胡思杜有多高的学术水平，毕竟，留学美国的胡思杜，没有拿到毕业证，而且胡思杜的许多科目是不及格的(胡适书信中多有记载)，因此，胡思杜之所以获得去大学教书的机会，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他的父亲是胡适。

   而胡适则是一个爱惜羽毛、珍惜名誉的人，他自然希望自己的儿子自食其力，而绝对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靠他老子的关系获得去大学教书的机会。

   对于胡思杜的工作，胡适有他自己的设想，他希望胡思杜通过去图书馆做工的办法去熟悉各种书籍的类别，最后可以成为胡适学术研究的助手。因此，胡适要求胡思杜去图书馆。在1948年8月30日的日记中，胡适只写了一句话：“思杜今天到北平图书馆去做工。”

   此时毛子水恰好是图书馆馆长，因此傅斯年才说“托毛子水管教胡思杜”的话。胡适对胡思杜的人生设计可能遭到了胡思杜的反对。

   胡适与胡思杜在这件事上的矛盾，不禁让人想起胡适与罗尔纲之间的一段插曲。众所周知，罗尔纲是胡适一手带起来的学者。1936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书生从政之后，打算邀请罗尔纲去清华代替他教书。

   得到这样绝好的机会，罗尔纲自然大喜过望，然而，出乎罗尔纲意料之外的是胡适的态度，胡适坚决反对罗尔纲去清华教书。对胡适的这一态度，罗尔纲也很不了解，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心存芥蒂的罗尔纲不再去胡适家问学请教了。

   后来罗尔纲去向胡适辞行，知道罗尔纲心里不痛快的胡适向他解释了原因，胡适说：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含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个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到他的手？

   听到胡适的解释之后，罗尔纲才最终释怀，两人的这段小矛盾也由此化解。

   1948年，胡适与胡思杜的小矛盾，可能正是胡适与罗尔纲这种类似矛盾的重演。

   思想决定命运

   胡适有两子一女，胡适给自己三个孩子取的名字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情感。胡适的大儿子叫胡祖望，祖望即望祖，此是纪念胡适的母亲，这是胡适亲情的一面；胡适的女儿叫素雯(Sophia，沙菲），此是纪念胡适与陈衡哲的情感，这是胡适友情与爱情的一面；胡适的小儿子叫胡思杜，思杜即思念胡适的老师杜威，这是胡适师生情的一面。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反对白话文运动的黄侃曾讽刺胡适说：“你不应该叫胡适，你应该叫往哪里去。”黄侃的这个讽刺，其实很有象征意义，终其一生，胡适都在思考中国往哪里去的问题。胡适给自己的儿子取名胡思杜，其实也隐含着胡适希望中国走杜威式的自由主义道路，希望中国像美国那样，最终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

   然而，胡思杜的思想经历，乃是对他自己这个名字的叛逆与违背。他受到当时时代潮流的影响，逐渐迷恋于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迷恋共产主义，思想左倾，最终走上了自由主义的反面。而胡思杜的这种思想，最终使他决定留下，这也最终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

   从1950年代开始，批判胡适的运动在大陆如火如荼的开展了起来，胡适成了人人唾骂、批判的对象。由于是胡适的儿子，留在大陆的胡思杜被迫批判自己的父亲，被迫与胡适划清界线，上演了一出儿子批判父亲的人伦悲剧。

   与此同时，由于自己的父亲是胡适，胡思杜连女朋友都很难找。1949年之前，胡适名满天下，胡思杜没有因此获得多少好处。1949年之后，胡适“臭名远扬”，胡适那些所谓的“罪过”却要让胡思杜来全力承受。命运对胡思杜是很不公平的。试想，倘使胡思杜听从父亲的话，最终离开大陆，以胡思杜本身的条件，何愁找不到女朋友？

   可惜人生没有假设。人们常说：习惯决定命运。从胡思杜的人生抉择来看，决定他命运的不是习惯，而是他的思想。作为一个左翼倾向的思想青年，他对新政权抱有期待，因此他留下了，跟他有同样思想倾向的千千万万的左翼青年也都留下了，那些未知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我想起了艾伦•金斯堡《嚎叫》中那句诗：“我看到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