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取心：黑画风波

 【华夏文摘】 14-02-10 

   那是个沾到‘黑’字就倒霉的年头，黑五类，黑帮，黑手，黑社会，黑色风潮，你一沾到这个‘黑’字，就被活生生地推到对立面去，是被专政的对象。

   我那时在(上海)沪西的机械厂做工人，因为会画几笔画，常被厂里的宣传部门借调去画宣传画，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之类的巨幅群像，或是在大礼堂的乒乓球桌上，用浓黑的墨汁写大标语，张贴在工厂大门口，或是悬挂在车间的横梁下面。那时运动一个接一个，每个礼拜都有新的精神，新的口号，所以写不完的标语，画不完的宣传画，很少回车间去做工。

   在业余时常去工人文化宫，那儿有个美术学习班，一般人家里地方都很小，转身都难。画画是需要地方铺展开来的，文化宫主要是提供场地，灯光，也提供些石膏像之类的道具，有时会请些退休的老工人来做模特儿。还有个好处是，能交到同好和文艺女青年，交流绘画心得和技巧，当然还有青年男女交流感情，醉翁之意在酒也不在酒。偶尔还有‘大师’级的人物前来光顾，示范啦讲座啦，这时美术组的负责人就像个陀螺似的忙前忙后。

   我们叫这个美术组负责人‘王老师’，王老师是个分配来的复员军人，一件褪色的军装穿十二个月，大热天也扣顶解放帽，领扣严丝密封，为人不苟言笑，严肃无比。王老师并不会画一笔画，他身为老师的职责是为我们这些乌合之众把好思想上的关，画画也算是意识形态，虽然跟八个样板戏比起来是偏门，但偏门一开狗也会进来，一旦放松警惕，封资修的东西很容易混进来，毒害我们这些学员的革命纯洁性。所以，坐在门口大办公桌后面的王老师不断地抬头嗅嗅，学习班里有没有香风毒草的气味？或者背了手在我们后面踱来踱去，满怀狐疑地察看我们落到纸上的习作是否跟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保持一致。

   王老师的警惕性高是因为美术组里有两个难剃的头，我和韩辛，都二十来岁，学了几年画，手上功夫比人熟了些，轻狂得可以，虽然都是画毛主席像出身，但多看了几本西洋画册，认识了些社会上的阿狗阿猫，自以为开过了眼界，处处要显出个与众不同来，虽然在上班时有本领把毛主席像画得像颗国光苹果一样又红又亮，画习作时就想来个惊人之举，你们大家都画暖调子我偏画张灰调子，啊，中国的苏里科夫，自我陶醉一番。你也学我画灰调子？那我再来张点彩派让你开开眼界，雷诺阿，听说过没有？法国印象派大师。

   我们敢于这么嚣张是欺王老师不懂画，王老师问谁是雷什么阿？我们告诉他就是为马克思恩格斯画肖像的革命画家，参加过巴黎公社。苏里科夫嘛？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御用画家，静安寺转角正章洗染店楼上那张巨幅列宁像就是他画的，反正牛皮一吹过国界就查无实据。王老师背着手，一脸严肃地点头，教训我们：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把戏不久就拆穿了。一天我们画画时来了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不声不响在背后看了半天。文化宫是敞开的，别处的活动人员有时会跑进来看新鲜，所以我们也不在意。画到一半，中年人突然一本正经地指责我们：你们怎能这么画！这是封资修的玩意儿。我们斜了眼看他，哪儿跑出来个喝黄浦江水的？我怎么画，你管得着嘛。那中年人说了几遍，见我们没理他，竟动手来掀画板：你们这是放毒！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终于吵了起来。亮出了身份，这个便衣警察似的中年人竟然是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的系主任，五十年代的苏联留学生。我跟韩辛面面相觎，也不知道他是偶然进来走马看花，还是王老师叫来火力侦察的。面面相觎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既然他是留苏学生，吃过洋面包，应该是见过世面的，我们小青年尝试个新方法，你私下交换一下看法也就罢了，如此在大众面前上纲上线，不是把人往死里整嘛。王老师平时是一听封资修三个字就脖子上毛都会竖起来的，现在来了个权威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出在他眼皮子底下，刹时感到天都差不多要塌下来了，当即声色俱厉地把我们训斥一顿，宣布暂时取消我们来文化宫画画的资格，勒令我们回去深刻检讨。

   我们才不会做检讨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文化宫又不发工资，不就是有几个石膏像嘛，难不到我们。同好家中有抄家后漏网保存下来的，或干脆从红卫兵抄家物资仓库里偷出来的石膏像，借来，建筑材料店买几公斤石膏，自己做模子，用肥皂水做润滑剂，照样翻个出来摩西大卫头像来给你瞧瞧。模特儿嘛，只要去找，遍地都是，休息天背个画夹去襄阳公园，那儿早有一条大汉坐着，平顶头，黑框眼镜，手握粗大的碳精条，画风颇有尼古拉·费辛的风格，碳精条横下竖起，点线并用，手脚齐上，又搓又揉，狂野不拘，把公园里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画得一颗颗满面皱纹的黑胡桃似的。此人叫蒋宝华，也是一个工人，上海滩的在野派，我们一拍即合，上海官方画家被我们骂得狗血喷头。那些秉照上级意图制作出来的假大空绘画看多了实在倒人胃口，每张都是红光满面，大拳头粗胳膊，一脸义愤状或张牙舞爪状。而在文革贫瘠的日常生活中，人人都是面黄肌瘦，脸上一副委琐的表情，穿着像咸菜颜色的服装。在那个环境下，绘画已经失去了真实性，说实话，十九世纪的俄国巡回画派，列宾苏里柯夫的写实主义都很难满足我们了，凡高和高更才是我们的榜样，到生活中去，画那些平凡人，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那一段时期对绘画的热情空前高涨，只要有空第一个冲动就是画速写，午休半个小时，十五分钟买饭吃饭，十五分钟抓紧画几张速写。休息天整天坐在公园的树阴下，死拖白赖地抓路人给我们当模特儿，跑到苏州河边上画渔民，要的就是那个满脸沟壑，风尘仆仆的味道。在那些假正经的年代里，画人体是个大忌，弄不好很容易被抓个‘流氓’，在‘严打’中被判个十年二十年。但要做大画家不能不画人体，只好在夏天关紧了房门拉紧窗帘，对了镜子画自己，小室里密不透风，热得汗如雨下，差点昏过去。上海很少下雪，所以一旦下大雪时千方百计请了病假跑去野外画雪景。我们还到处串门子，听说谁有一本珍藏的西洋画册就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上门求阅。听画册主人说是废品收购店淘来的，回去就留了个心眼，跟附近的废品收购处老阿伯套近乎，拍他的马屁，要他给我们把外国画报留着，敬了几次烟后，也真给我们淘到了几本旧的苏联‘星火杂志’，视为珍宝，那几期正好介绍罗马尼亚大画家科内里·巴巴。从此以后我们开口闭口，言必‘巴巴’，没听说过巴巴的一律被视为老土。我们还到处拜师学艺，托人介绍去绘画界老前辈府上登门求教。我还记得那时住在上坊花园的留法画家颜文梁已经八十岁了，亲自来开门，说一口糯糯的苏州方言，把我们几个小年轻让到客厅坐着，颜师母端茶送水，老先生自己慢吞吞地取出一张方寸小画来让你观赏，一次只能看一张，看完了再去拿一张出来，不厌其烦地。八十多岁的人眼力还那么好，画中苏州园林里的一石一木纤毫毕现，柳叶都一片片画出来。还有个野路子的海派大师叫张士祯住在卢湾区，虽然挤不进官方主办的画展，但另辟捷径，名声在外，俨然是落选画展中帮主马奈之流的人物，听说多画些半印象派半野兽派的风景画，平时很少轻易示人。我们摸上门去，带了满画夹的写生画作去求教，大师勉强地接待了我们，一手抱胸一手托下巴，对摊满在地上的画一会儿睁眼一会儿眯眼，看了好久，最后哼哼哈哈说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评语，到底也没给我们看他自己的画。我们知道他是明哲保身，但就算如此小心谨慎，张士祯后来还是被揪出来被当成散布封资修的大黑手。此乃后话。

   这样的快活日子没过了几个月，突然有天被人告知：你们这两个家伙闯祸了。时值一九七四年，全国正掀起反击右倾翻案运动，文革也搞了七八年了，翻来覆去，昨是今非，老百姓都疲掉了，没谁把运动口号当回事。我们两个画画的，从不关心政治，祸从何来？后来发觉并不是空穴来风，市里正准备举办一个黑画展，作为反面教材，听说上榜的全是有名有姓的大佬，如林风眠，程十发，丰子恺，刘旦宅，吴大羽等人。人家说：你们两个家伙也榜上有名，老中青，你们是‘青’的典型，尾巴夹紧点吧。真是要命，三结合要搞老中青，找靶子也要来个老中青，换句话说就是两个陪绑的。我们心里还存有一丝侥幸；黑画展，黑画展，总还得有画展出，我们没证据落在他们手上，拿我奈何？不过我们再也不敢串门走户，躲在家里把可能有问题的画整理出来，剪碎撕掉，混在垃圾里扔出去。有些画实在不舍得，就藏到阁楼里，亲戚朋友处。

   该来的还是来了，继北京之后，上海黑画展正式开幕，我们被勒令去接受教育。跑到南京路成都路口的美术馆，人山人海，比全国美展还要盛况空前，都抱了一股看杀场的兴奋感。进去当门是丰子恺老爷子的一系列漫画，尺幅都不大，装在黑色的镜框里，用的是他一贯童稚的笔法，第一张画了个小孩，抱了个长胡子老头，旁边题跋曰；西边出来个绿太阳，我抱爸爸去买糖。观者看得目瞪口呆，心脏不好的被这幅画吓死都有可能，你想想当时红太阳也叫了很多年头了，东方红天天都要唱，大家都心知肚明太阳就是最高的象征，攻击篡改红太阳就是攻击毛主席，很多人因此获罪入狱。这老爷子全无顾忌，猛然来了个绿太阳，还是从西边出来，这不是不要命了嘛？接下去一幅是几个小孩在海边放风筝，被说成是跟台湾的蒋介石勾结，妄图反攻大陆，反正那时人罗织起罪名来想象力特别丰富，信口雌黄，指鹿为马。接下去是程十发的牧牛图，被说成是向党和人民顶牛。林风眠的仕女画实在和现实生活联系不起来，就被归类成散布封资修毒素。再下来是吴大羽的公鸡图，一只怒冠竖起的大公鸡，眼斜着，尾巴高高翘起，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秉承清初画家朱耷的笔意，不得意的文人墨客，肚子里一股怨气，笔下的飞禽走兽都斜了个眼看人。但吴老先生也不看看时代，文革中上纲上线比清朝文字狱厉害几百倍，你不是摆了姿势让人踢屁股吗？斜眼就是心怀不满，翘尾巴就是反攻倒算，整一个自讨苦吃。还有张士桢也被揪出来了，墙上也挂了几幅他的风景画，画风中规中矩，带点欧洲情调的街景画，我还跟韩辛私下评论：既不‘野兽’也不‘印象’大师也不过如此。一圈绕下来，正看得起劲，完全忘了此行来是接受教育的，突然劈面撞见两幅画跳进眼帘，不由倒抽一口冷气，一步也挪动不得。

   这就是我们的罪证，韩辛那幅就是被美术系主任抓住的‘现行’，一张画到一半的，形体模糊颜色怪异的水粉肖像。我那时把我在现场画的肖像带走，后来撕毁了，一直在诧异被他们抓住了什么把柄？原来是一年多前，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王老师交待下来要我们画些风景画，据说是布置涉外宾馆要用的。我起了张色彩稿，画面上是天桥上看出去的黄昏天空，青紫嫣红的晚霞，远处是城市的天际线，前景有两个女工的剪影。这其实是张非常初步的构思，又是色彩稿，凌乱粗率是必然的，现在回头看看自己都不好意思，怎么会画这么幼稚滥情的画？当时画完了并没有下文，这张色彩稿就随手扔在文化宫里，想不到被王老师深挖出来，送到这儿陪绑来了。

   三十多年后，上海电视台对我的一次关于黑画的访谈中，主持人问道：你是否为自己的画和众多大师一起展览而感到骄傲？说实在的，难堪多于骄傲，如果那张画真是张经世杰作，不管在什么场合展出都是值得骄傲的。但那张画实在是粗率的，不成熟的，被为了政治目的而摆在一个荒谬的地方，荒谬的场合，上演了一幕荒谬的杂剧。像米兰.昆德拉在《不可承受之轻》里面写的，那个时候很多东西，看起来太荒谬了，但是那个时候人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荒谬的事情。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荒谬是需付代价的，而且是很重的代价，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人们都是像惊弓之鸟般地活着，但求无事。最怕的是头上飞来一顶莫须有罪名的帽子。报纸上登了批判黑画展的文章，好事之徒传了，厂里知道了，从此不让我再去写字画画，而把我调到劳动强度最为繁重的一个车间里去工作，车间主任对我的态度如对四类分子一样，声色俱厉，碰不碰就要我知道自己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党和群众在观察你，帽子拿在手上，戴不戴要看你自己的态度和行动。车间主任这种样子使得很大一批工人们也认为我是准坏分子了，挽救坏分子的方针是加强劳动改造，所以最苦最累的活都分在我头上，我在铸造车间里抬过滚沸的铁水，飞溅的铁水把下半截裤腿都烂穿了，小腿上留下无数的疤痕。铁水冷却后再用风镐把铸件中的铸沙除掉，一天活干下来，人就如非洲来的，从头到脚乌黑，哪是鼻子哪是眼睛都分不出来，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体力上的劳累还可忍受，更甚的是精神上的压力，我几次被市里有关方面叫去训话，我母亲尤其紧张，因为我父亲在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一直到六八年他去世，全家没过一天安稳日子，现在我再来担个政治罪名，戴顶坏分子的帽子，这永劫回归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吗？

   我一直认为我们对词语的分量估计不足，比如说我们常用的‘经验’两字，经验之中与经验之后完全是两种语境。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绝对体会不了当时那种担惊受怕的经验，也不能体会政治上的归档能对一个人的前途，家庭，日常的待遇，起多少影响。更没人预见文化革命有一天会突然结束，中国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头，在经济上全盘沿用资本主义，在文化上更是唯西方马首是瞻。我们都是平常人，都没有前瞻的能力，都要尽力在当时的境况下生存下去。每次我被叫到市里去训话时，心中总做好最坏的打算，说不定风头一紧，就会被当作个典型，抓起来坐几年牢，以示警戒那些敢在思想上，形式上越雷池的家伙。

   对我训话的是上海美术界的负责人，戴副秀郎架眼镜，板着脸，满口的党八股，我知道这人自己也画画，看他的作品，是受过西方美术的熏陶的，怎么会看不出这只是一件不成熟的画稿，随手的涂鸦，根本不能代表一个画家的作品。他这样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紧紧地揪住我一个小青年不放有什么意思呢？我没机会当面问他，但十年后我在美国巧遇此人的女儿，言谈之间，她说她爸爸早就不画画了，整个成了一个政工干部。我一听，对此人十几年的怨怼一下子烟消云散，只觉得他可怜，我是受到冲击，荒废了几年画画的时间，他是被连根拔起，做了一个政工干部，成了工具，从此跟绘画无缘，就是他想重拾画笔，无奈观念眼光心态都被扭曲，再也不可得了。

   黑画展之后上海的那些海派画家确实收敛了很多，张士祯宣布他封笔了，不画了。蒋宝华看到我们就只说怎么自己忙着打制家具，要结婚了。颜文梁家里再也没去看过画。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跟我们保持距离，生怕这两个闯祸胚给他们带来晦气。也好，省点时间，关紧门在家多画些画。

   出国之后，整件事情被我扔在脑后，很少想起那滑稽的一幕。在国外评判一个艺术家成就时，首先看他能不能打破常规，用一种新的眼光去解释我们平常看到的日常世界，当年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抽象派无不用其极来挣脱世俗认可的框架，马塞尔。杜尚更是调侃地把一个小便池搬进美术大展，向传统的审美观念挑战。从这个角度看去，黑画展突然有了正面意义，在那一味颂歌颂德，比赛谁能把红太阳画得又红又亮的荒谬年代，黑画展以一种个人的，独特的，反思和不同流俗的姿态展示了；人的观念，审美，和表达方式不是一个极权政府可以控制的。

   我在二零零六年回国时，在一个画展的开幕酒会中遇见那位美术系的主任，他大概七十多了吧，精神还不错，兴致勃勃地在大堂里到处和人握手打招呼。那是个很前卫的画展，展出的都是些抽象的，观念的作品，数字如印刷制版地排列在画布上，霓虹灯管弯出来的雕塑，也有用工业废品做成的装置艺术。显然，大部分观众对这些作品还不习惯，一群人地跟在美术系主任身后，听他头头是道地讲解这张画主要特点是什么，那张画又是受了哪个西方大师的影响。在休息间我走到他面前作了自我介绍，他热情洋溢地跟我握手，我说我们三十年多前就见过面，他茫然地问我是在哪个场合下见的？我踌躇了一下：说那次见面并不是很愉快。他眼神一闪，漠然地说他老了，很多往事都记不清了。

   记忆是有选择的，也许，他忘了更好。

□ 读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