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我还是应告别微信

　　凡假期前后，年轻人多求我推荐值得读的书，我亦多推辞。今天，我想解释我推辞的理由。主要的理由是文字泛滥，注意力迅速成为最稀缺的资源。所以，推荐可读的文字，首先就要量身定制，为每一个人推荐值得关注的文字。如果值得关注的文字太多，也就是文字之间形成关于注意力资源的激烈竞争。我们知道，凡竞争激烈，必导致资源配置的理性化，越竞争激烈，越理性。其实，这就是经济学理性的推演过程。网上的文字竞争最激烈，于是网上文字的风格渐趋偏激，犹如广告，为吸引注意力，尽管偏激绝非吸引注意力的长期有效方法。网文，写多了其实就是“标题党”，只剩下标题了，也就只好偏激。技术进步，视频比文字更吸引注意力（长期而言未必），于是对带宽有进一步要求，4G之类的。可以想象，类似谷歌眼镜这样的全媒体将比现在已有的信息媒介更吸引注意力。关键问题没有解决：谁？需要什么样的内容？由什么样的人提供？大数据其实是一种忽悠，以往就有的数据技术，现在被炒热而已。我的移动硬盘不断更新，今天，经过一星期的折腾（从几十块移动硬盘里删除重复的文档），终于可以携带3T的移动硬盘旅行了，一块1T的，都是学术文献（十几万篇），一块2T的，主要是课程教材（工具书、音频、视频）。两种品牌，合在一起最轻。我浏览这1T的文档，得到的结论是：假如你要坑害一位年轻人，只要将这块移动硬盘给他。

　　每一位年轻人，最要自己求解的问题，不是问什么人读什么书，而是扪心自问到底要什么。这就让我想到年轻时读过的一本苏联当代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可是，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自己到底要什么。换句话说，注意力的稀缺性，与我们关于未来的想象力相比，还不是最稀缺的。

　　想象未来，不是虚无的，如“穿越”那样。由于是“经济-政治-文化”三重转型社会，中国的未来有两大特征：（1）特别不确定，（2）物质生活的底线（柴米油盐酱醋茶或“温饱”水平）仍在持续上升。由此而发生的是这样的生存困境：（1）如果底线堪忧，焦虑感就将主导一切行为，从而谈不上对未来有所想象；（2）许多焦虑，或许多年轻人焦虑的主要来源，就是关于底线的焦虑，所以只能有最短期的想象。

　　当多数年轻人由于焦虑而只能有最短期的想象时，他们的家长呢？想象未来，于是成为家长的职责。可是我们很难教育学生的家长，因为他们早已错过了教育的时间窗口，也因为他们与孩子同样焦虑，于是同样缺乏关于未来的想象。

　　如果阅读与未来想象完全无关，你读的是什么？

　　顺便说说我这几天的微信体验。（1）我链接的微信朋友，可能有一个数量上限，例如35人，当链接超过这一上限时，我用于阅读的时间就迅速下降。以致，昨天下午，我决定关闭我的微信。（2）在微信里阅读的时候，我常收藏值得读的文字。不过，微信的收藏并非全文保存，是云存储，读的时候需要联网。而联网在目前的中国，很不可靠。（3）微信的诱惑在于，我能够随时看到朋友们都在做什么，如果他们喜欢用微信发布照片、音频和文字的话。但是这些信息真有什么意义吗？例如，昨天我见到一位同事登山发布的消息，她登的那座峰，想必与珠峰可以相比，这真令人钦佩，文静的女生，很了不起。然后呢？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不需要励志，于是我不知道知道了朋友登顶成功可以怎样改变我的生活。这些体验意味着：微信的功能在于让每一个人关于越来越多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少。也就是反分工和反专业化的意思，很符合我多年来的态度，但我还是应告别微信。

　　汪丁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来源: 作者博客 2014.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