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记胡锡进在香港的一次复杂演讲

凯迪社区 CND （2014 -4-13  转发）

　　4月1日，胡锡进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一场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大陆媒体近年的变化和思考》。演讲结束，胡锡进对听众没有向他扔西红柿、鸡蛋表示谢意。这当然是玩笑的话。事实上，听众岂止没扔西红柿与鸡蛋，还在结束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至于中文大学破天荒地在讲座上安排的数名保安，更是没有用武之地。

　　今天看胡锡进的微博，发现他已宣告了自己演讲的成功，不禁哑然。

　　在我看来，一场学术性的演讲是否成功，主要看演讲者在知识与思想上有没有给听众带来启发。其次，或许也是更重要的，是互动环节的气氛，从中可以看出听众与演讲者之间交流的水平，以及听众对演讲者的认可程度。

　　在演讲环节，胡锡进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体的演变轨迹。他把这个过程划为几个阶段：

　　从只有党媒的一极世界，到迎来都市报的冲击，这是第一轮变化。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都市报都是党报的子报，依然是党的机构，但党不再给钱了，都市报生活在市场上，靠市场生存。党不但不给钱，还要收租子。

　　第二轮变化出现在九十年代，互联网出现了。新浪、搜狐等，都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胆子比都市报更大，但也不得不做些妥协，否则办不下去。政府对它们仍有管制力。

　　第三轮是社交网站、自媒体的出现。在自媒体上，出现了对体制激烈批判的声音。胡锡进认为其不具代表性。中国有13亿人，有百分之一的人骂体制，那就感觉不得了了，但其实这只不过是很少一部分人而已。

　　这一部分内容，没有什么新鲜感。有新意的，是胡锡进对《环球时报》成功原因的解释。

　　他说，作为党报的子报，“我有两个老板，一个是群众，一个是党。作为《人民日报》的一员，《人民日报》一定会对我产生影响。但我同时还要不断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他形容，这两个老板，就像两个鞭子一样抽着他，使其如陀螺一样，一会儿这样转，一会儿那样转。

　　“起初以为，不是共产党杀了我，就是老百姓杀了我。后来我发现，我把两个老板伺候得都不错。”显然，他把《环球时报》的成功，理解为自己在市场与管制之间成功地实施了平衡术，并说在这个成功的过程中，充满了博弈。他还说，《环球时报》虽然不像有的媒体那么激烈和自由，但一直在朝那个方向“拱啊拱”。

　　咦？这是胡锡进吗？这分明是一个拱卒者、斗士的形象呀。狐疑间，听到胡锡进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环球时报》不断地向前“拱”，向前突破。他说，市场的开拓是一步一步向前走的，报纸胆子也越来越大，《环球时报》对一些即将来访的外国首脑，不再说“一衣带水”“源远流长”之类的话了，而是不时批评一下。比如，美国总统克林顿来访前，《环球时报》就刊登了一幅克林顿浑身扎满箭的画，表示他在许多国家不受欢迎。

　　这个例子，引发听众席上轻微的笑声。我则立刻想起前苏联那个有名的笑话：一个苏联人问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美国人说他可以骂美国总统。然后美国人反问苏联人有什么了不起，苏联人答曰：我们苏联人也可以骂美国总统。

　　今日世界，骂美国总统，如果得不到奖励的话，至少也不是一件什么有风险的事吧，把骂美国总统当做一个突破，有那么悲壮么？

　　互动环节，十余个提问者中，有一个表示是《环球时报》的支持者，其余多在问题中对《环球时报》给予了鲜明的批评和谴责。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个在中大修政治学的女孩子，她对胡锡进说；“你说你成功伺候了两个老板，恭喜你。但是，你看低了你自己。媒体的价值在于客观、公正、可信赖。我不喜欢《环球时报》，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因为你的不专业和你的没有能力。”她对比西方媒体，指《环球时报》在马航报道中没有什么作为。

　　对此，胡锡进回答说，媒体的客观不是在真空中，我们需要生存，我们不是在香港办报，也不是在纽约办报。有那么多读者喜欢我们，你不喜欢无所谓。至于马航事件的报道，那不仅仅是中国媒体，而是整体实力的差距。

　　另一位印象深刻的提问者是位教授模样的老先生，他对胡锡进说，你在演讲中八九次提到了《苹果日报》，用它来代表香港媒体，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其实，在香港，还有《明报》《南华早报》和《信报》这些比较有公信力的报纸。香港媒体是很多元的。在过去一年中，《环球时报》对香港的报道，采取的是对抗的，江湖的，讽刺的，谩骂的方式，希望胡先生能用你喜欢说的“复杂中国”来评论复杂香港，对我们香港不要做标签化的处理。

　　如果我没过分解读的话，老先生说这番话时，神情是中肯，乃至是有些沉痛的。我能理解他的感受。近一年来，内地公众对香港恶感显著增加，《环球时报》那些偏颇、充满阴谋论思维的报道居功至伟。

　　胡锡进对此心知肚明。演讲中他主动表白心迹，说对香港不抱任何恶意，更不希望香港内地化，如果香港变坏了，中国也没面子——怎么殖民地时挺好的，回到中国就不行了呢？

　　演讲中，他也对香港人提出规劝说，近来两地出现了隔阂，你们驱蝗传到内地，内地人不舒服，你们就会看到一些你们也会感到刺激的评论，希望香港对内地人这种表达权给予同样的尊重。

　　互动将结束时，一名青年男子站起来，说：我是《苹果日报》记者。话音一落，哄堂大笑。笑声停止，这位记者将了胡锡进两军，一向胡锡进约稿，无论胡锡进有什么感觉在内地受限制的言论，都尽管写来；二是问胡锡进，这么多年来，《环球时报》有多少稿件因为外在的原因而没发出来。

　　对于第二个问题，胡锡进的答案是一篇没有。

　　胡锡进喜欢“复杂中国”这个说法，他的微博标签是“一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有趣的是，《环球时报》却是一份很简单的报纸，但胡锡进显然不想自己的报纸给人这样的观感，他愿意把《环球时报》的成功说得很复杂，很曲折。

　　记得有人这样说过：这个世界什么最好卖？答案是：恐惧最好卖。人们买化妆品、保健品，是出于对衰老的恐惧。买电视买报纸，是为了怕比别人知道的少。商家们向大众销售的，实际是恐惧。

　　在我看来，胡锡进做的，同样是恐惧的生意。他操持的这份报纸，似乎以在世界上为中国寻找敌人为己任，让一部分中国人整日绷紧神经，紧张兮兮，许多事情就都好办了。

　　我并非在厚诬胡锡进和他的报纸。演讲中他说，其实我知道，在香港，驱蝗，挥港英旗帜的，不就那么几个人吗？但它有噱头（！），所以我们就做了新闻。他还说，台海危机时，报纸大卖，他“恨不得给陈水扁发奖金”。于是我明白了近一年来《环球时报》为何盯上了香港，同时也印证了此前我关于胡锡进是一个“商业民族主义的媒体玩家”的判断。

　　没错，噱头，这一说法，要比复杂中国云云，更能说明胡锡进的新闻理念，也更能解释《环球时报》的成功。

来源: 凯迪网2013-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