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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诗依:记胡锡进在香港的一次复杂演讲
4/13/2014 点击数:1180

章诗依:记胡锡进在香港的一次复杂演讲

凯迪社区 CND (2014 -4-13  转发


  4月1日,胡锡进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一场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大陆媒体近年的变化和思考》。演讲结束,胡锡进对听众没有向他扔西红柿、鸡蛋表示谢意。这当然是玩笑的话。事实上,听众岂止没扔西红柿与鸡蛋,还在结束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至于中文大学破天荒地在讲座上安排的数名保安,更是没有用武之地。

  今天看胡锡进的微博,发现他已宣告了自己演讲的成功,不禁哑然。

  在我看来,一场学术性的演讲是否成功,主要看演讲者在知识与思想上有没有给听众带来启发。其次,或许也是更重要的,是互动环节的气氛,从中可以看出听众与演讲者之间交流的水平,以及听众对演讲者的认可程度。

  在演讲环节,胡锡进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体的演变轨迹。他把这个过程划为几个阶段:

  从只有党媒的一极世界,到迎来都市报的冲击,这是第一轮变化。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都市报都是党报的子报,依然是党的机构,但党不再给钱了,都市报生活在市场上,靠市场生存。党不但不给钱,还要收租子。

  第二轮变化出现在九十年代,互联网出现了。新浪、搜狐等,都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胆子比都市报更大,但也不得不做些妥协,否则办不下去。政府对它们仍有管制力。

  第三轮是社交网站、自媒体的出现。在自媒体上,出现了对体制激烈批判的声音。胡锡进认为其不具代表性。中国有13亿人,有百分之一的人骂体制,那就感觉不得了了,但其实这只不过是很少一部分人而已。

  这一部分内容,没有什么新鲜感。有新意的,是胡锡进对《环球时报》成功原因的解释。

  他说,作为党报的子报,“我有两个老板,一个是群众,一个是党。作为《人民日报》的一员,《人民日报》一定会对我产生影响。但我同时还要不断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他形容,这两个老板,就像两个鞭子一样抽着他,使其如陀螺一样,一会儿这样转,一会儿那样转。

  “起初以为,不是共产党杀了我,就是老百姓杀了我。后来我发现,我把两个老板伺候得都不错。”显然,他把《环球时报》的成功,理解为自己在市场与管制之间成功地实施了平衡术,并说在这个成功的过程中,充满了博弈。他还说,《环球时报》虽然不像有的媒体那么激烈和自由,但一直在朝那个方向“拱啊拱”。

  咦?这是胡锡进吗?这分明是一个拱卒者、斗士的形象呀。狐疑间,听到胡锡进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环球时报》不断地向前“拱”,向前突破。他说,市场的开拓是一步一步向前走的,报纸胆子也越来越大,《环球时报》对一些即将来访的外国首脑,不再说“一衣带水”“源远流长”之类的话了,而是不时批评一下。比如,美国总统克林顿来访前,《环球时报》就刊登了一幅克林顿浑身扎满箭的画,表示他在许多国家不受欢迎。

  这个例子,引发听众席上轻微的笑声。我则立刻想起前苏联那个有名的笑话:一个苏联人问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美国人说他可以骂美国总统。然后美国人反问苏联人有什么了不起,苏联人答曰:我们苏联人也可以骂美国总统。

  今日世界,骂美国总统,如果得不到奖励的话,至少也不是一件什么有风险的事吧,把骂美国总统当做一个突破,有那么悲壮么?

  互动环节,十余个提问者中,有一个表示是《环球时报》的支持者,其余多在问题中对《环球时报》给予了鲜明的批评和谴责。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个在中大修政治学的女孩子,她对胡锡进说;“你说你成功伺候了两个老板,恭喜你。但是,你看低了你自己。媒体的价值在于客观、公正、可信赖。我不喜欢《环球时报》,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因为你的不专业和你的没有能力。”她对比西方媒体,指《环球时报》在马航报道中没有什么作为。

  对此,胡锡进回答说,媒体的客观不是在真空中,我们需要生存,我们不是在香港办报,也不是在纽约办报。有那么多读者喜欢我们,你不喜欢无所谓。至于马航事件的报道,那不仅仅是中国媒体,而是整体实力的差距。

  另一位印象深刻的提问者是位教授模样的老先生,他对胡锡进说,你在演讲中八九次提到了《苹果日报》,用它来代表香港媒体,我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其实,在香港,还有《明报》《南华早报》和《信报》这些比较有公信力的报纸。香港媒体是很多元的。在过去一年中,《环球时报》对香港的报道,采取的是对抗的,江湖的,讽刺的,谩骂的方式,希望胡先生能用你喜欢说的“复杂中国”来评论复杂香港,对我们香港不要做标签化的处理。

  如果我没过分解读的话,老先生说这番话时,神情是中肯,乃至是有些沉痛的。我能理解他的感受。近一年来,内地公众对香港恶感显著增加,《环球时报》那些偏颇、充满阴谋论思维的报道居功至伟。

  胡锡进对此心知肚明。演讲中他主动表白心迹,说对香港不抱任何恶意,更不希望香港内地化,如果香港变坏了,中国也没面子——怎么殖民地时挺好的,回到中国就不行了呢?

  演讲中,他也对香港人提出规劝说,近来两地出现了隔阂,你们驱蝗传到内地,内地人不舒服,你们就会看到一些你们也会感到刺激的评论,希望香港对内地人这种表达权给予同样的尊重。

  互动将结束时,一名青年男子站起来,说:我是《苹果日报》记者。话音一落,哄堂大笑。笑声停止,这位记者将了胡锡进两军,一向胡锡进约稿,无论胡锡进有什么感觉在内地受限制的言论,都尽管写来;二是问胡锡进,这么多年来,《环球时报》有多少稿件因为外在的原因而没发出来。

  对于第二个问题,胡锡进的答案是一篇没有。

  胡锡进喜欢“复杂中国”这个说法,他的微博标签是“一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有趣的是,《环球时报》却是一份很简单的报纸,但胡锡进显然不想自己的报纸给人这样的观感,他愿意把《环球时报》的成功说得很复杂,很曲折。

  记得有人这样说过:这个世界什么最好卖?答案是:恐惧最好卖。人们买化妆品、保健品,是出于对衰老的恐惧。买电视买报纸,是为了怕比别人知道的少。商家们向大众销售的,实际是恐惧。

  在我看来,胡锡进做的,同样是恐惧的生意。他操持的这份报纸,似乎以在世界上为中国寻找敌人为己任,让一部分中国人整日绷紧神经,紧张兮兮,许多事情就都好办了。

  我并非在厚诬胡锡进和他的报纸。演讲中他说,其实我知道,在香港,驱蝗,挥港英旗帜的,不就那么几个人吗?但它有噱头(!),所以我们就做了新闻。他还说,台海危机时,报纸大卖,他“恨不得给陈水扁发奖金”。于是我明白了近一年来《环球时报》为何盯上了香港,同时也印证了此前我关于胡锡进是一个“商业民族主义的媒体玩家”的判断。

  没错,噱头,这一说法,要比复杂中国云云,更能说明胡锡进的新闻理念,也更能解释《环球时报》的成功。

来源: 凯迪网2013-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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