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音乐家郑玉荪

（许文霞）

                                              郑觐文之子郑玉荪(1894- 1969)

   郑玉荪(1894- 1969), 江苏江阴人，马属生肖，著名的中国民族音乐家, 簘笛设计师, 音乐活动家；生于1894年3月19日, 毕业于商业专科学校, 1921年进入淮南水利总局, 在南京, 泗阳等地的“工地整理处”，从事水利管理工作, 后在导淮委员会( 蒋介石, 陈果夫主持) 江苏清江，担任多年文职工作。

   郑玉荪是中国国乐大师, 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民族音乐团体《大同乐会》创始人郑觐文先生的长子, 从1915年起, 他就出入其父任国乐教员的上海哈同花园私校, 协助父亲收集, 整理和改良民族乐器。20年代在导淮委员会工作之余, 担任了上海《大同乐会》事务总干事，负责协调和处理《大同乐会》日常事务工作, 并将“导淮”所得薪俸,慷慨献给《大同乐会》，辅佐大同音乐事业。其间, 他还协助郑觐文编撰出版《中国音乐史》；亲临南京挑选教育部批拨的南宋古木, 负责运回上海；监制了民族乐器163 种, 其中有些是经过创制和改良后的产品, 极为珍贵, 具中国乐器制造里程碑意义, 30年代, 这批乐器曾作为东方文化实物, 陈列于上海《世界社》内, 供外宾参观鉴赏。进入50年代后, 乐器中的大部分, 陆续为上海民族乐器厂收藏保管。

   1935年2月14日, 郑觐文在上海病危, 郑玉荪从清江销假, 星夜奔驰, 及归, 伺候在侧。延止24日, 郑觐文病故。郑玉荪痛别父亲后, 暗下决心, 继承和弘扬其父未竟音乐事业。由于长年跟随其父, 郑玉荪可说精准理解, 把握了郑觐文“整理我国古今民族乐曲，试制古今民族乐器, 培养音乐人才”的整套音乐思想。1937年抗战爆发后, 郑玉荪果断地摘下《大同乐会》牌匾, 结束了《大同乐会》在上海的一切活动, 随导淮委员会迁往重庆, 准备一旦时机成熟, 即在重庆恢复《大同乐会》。

   1938年2月，郑玉荪以“江苏大同音乐会抗日流动宣传队”的名义，在重庆青年会公演,获得各界人士热烈欢迎。

   1940年冬，郑玉荪得知原上海《大同乐会》郑觐文的学生许如辉已抵达重庆, 于是亲赴重庆中央广播电台说项, 数度劝说许如辉出面, 在重庆恢复《大同乐会》。次年3月18日，在民国政府高层的关注下,《大同乐会》迁渝第一次理事会召开，确立郑玉荪继任《大同乐会》事务总干事, 许如辉任乐务总干事的格局，复兴中华民族音乐的工作, 在大后方再度展开。郑玉荪还被特别允许：支“导淮”薪金，在《大同乐会》工作。其时, 郑玉荪为了辅助许如辉繁忙的乐务工作, 承担了“文书会计出纳,乐器原料购置，宣传交际保管”，以及不属于乐务的所有任务事项。

   《大同乐会》(重庆)第一次理事会召开后不久，大同乐会乐器工场成立, 郑玉荪与许如辉赴成都巴县，监制了中国乐器43种, 计有瑟，箜，阮，埙，笙，竽，燕笛，燕簫，云锣,编磐等，共4,000多件, 部分留作乐会自用外，大部分送给了不同军营，协助民训，支持抗战。与此同时, 他们加紧民族音乐的基础建设, 广征会员，编练乐队。1942年6月,许如辉代教育部试编的《国家典礼乐章》(24章节)完稿, 又经郑玉荪用简谱和工尺谱刻成油印稿, 流传了下来, 并公开演奏。1943年12月25, 26两日, 郑玉荪和许如辉代表《大同乐会》，出席了教育部在重庆青木关召开的音乐教育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这次会议，是“音教会”与“国立礼乐馆”关于“乐典”的一次联合讨论会, 意义重大。参会者还有顾毓琇(教育部政务次长，大会主席), 陈礼江, 吴伯超, 储师竹, 郑颖荪, 戴粹伦, 李抱忱, 刘雪庵，陈田鹤，江定仙，杨荫浏，康讴等近40位在渝音乐界人士。与会者坐在一起，共商国家各类“乐典”的制作大计。会上，郑玉荪的提案 “整理乐典应先正律”，获得会议决议通过。

   郑玉荪关注“正律”问题,非一朝一夕徒生之念, 其父郑觐文早就叹喟：“国乐之难兴，还在不上正规”。郑玉荪会七弦琴，精通音律，深感当时制造的中国乐器, 无法彼此间, 及与外国乐器协律, 曾在多种场合呼吁: 制造管弦乐器时, 要注意配音方法, 中国不少乐器工匠，不知研究配音方法，往往音律失调, 所造乐器, 不适实用。郑玉荪身体力行, 后来著有《竹笛制造法》等文章, 为中国簘笛的定音方法, 奠定了基础。40年代郑玉荪与许如辉研制成功“五音曲笛”。笛子制成后, 按古律名, 分别在5支笛子的笛面上, 刻下了“黄钟”,“太簇”,“姑洗”,“应钟”和“无射”。

   1942年，敌机连番轰炸，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郑玉荪与许如辉到重庆及其周边城市的战时难童收容所，选拔天才学童，创办了大同乐会难童国乐教养院。郑玉荪亲编乐理教材, 在难童国乐教养院(重庆南岸高朝门和土桥回龙湾)讲授乐理前后5年, 许如辉(院长)则负责教授各种器乐的演奏, 加之其他音乐文化教员的努力, 培养出30 位乐器演奏和乐器制造的专门人材，如魏春生(后来进了广州战士歌舞团), 吴奇南( 后来进入天津海政文工团), 曾繁贵(去向不明)等. 这批学生参加了大量音乐会的演出活动, 担任了《棠棣之花》,《鬱雷》,《董小宛》,《梁红玉》,《木兰从军》等话剧，扬琴剧和音乐剧的演奏和歌舞伴唱，在战时重庆音乐界颇为瞩目。

   1946年春，郑玉荪随导淮委员会撤离重庆，复原南京。不久，他离开了“导淮”,回到上海,因恢复《大同乐会》无望,便专注乐器制造。1951年他在上海自设“大同乐器制作工场”,1956年加入上海市第七乐器合作社, 1958年7月转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工作, 直止退休。郑玉荪收藏的《大同乐会》资料, 如在上海监制的163种乐器拍摄成照片的底片等, 生前均捐献给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1969年, 郑玉荪退休，同年又不幸从上海成都路居所楼梯跌下，病故, 享年76岁。

   郑玉荪作为中国国乐大师郑觐文先生的音乐事业继承人，意志坚毅, 个性沉著，为人敦厚，处事踏实，行文古朴，墨书蒼劲，且江阴乡音终生未变，开创了后郑觐文时代一个崭新局面, 为祖国的民族音乐事业作出重大贡献。鉴于时代局限, 1949年后, 他的音乐才干没能得到充分发挥, 他的名字和历史贡献被长期埋没……

   嗟叹之余，立此小传。

                                                                  ( 2004年12 月9 日[作曲家许如辉纪念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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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与注释:

       1.《中国民族乐器制作师传记》， 郑玉荪条目,中国乐器协会民族乐器分会编, 北京, 1991年3月, 第65页。

      2. 许如辉手稿。

      3. 重庆《新华日报》， 1938年2 月, 第4版。

      4. 与郑世安(郑玉荪之女)女士访谈记录, 2002年9月18日于上海. 此文完稿前正欲考证郑玉荪确切忌日，惊闻郑世安女士已于2004年6 月3 日谢世。

      5. 孙继南： 《中国近现代(1840-2000)音乐教育史纪年》, 附录：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记录： 国立礼乐馆乐典讨论会联合会第一,二次大会记录( 摘录). 山东教育出版社, 山东济南, 2004年9月, 第512至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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