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及之诞辰百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罗嘉美 罗嘉珊 罗嘉玉
（2007，11，17，上海）
今年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从他19岁跨入电影界，到59岁离世，从影的经历不过40年，而从电影界消失至今倒也已经41年了！我们很早就离家求学，毕业后分配到很远的地方。经过41年岁月的流逝，我们和父亲真正在一起度过的短短十来年已变得非常遥远。
一位在中国工作多年的法国专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法国，政界人士活着的时候大家骂他，死后倒往往怀念他的功绩；而在中国正相反，领导人在位时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死后才说他犯过错误。仔细想想，文化人也是这样：在今天的法国，有过建树的文化人无论死活，都会受到爱戴，因为他们给大家带来精神享受，快乐和思考，我也看到公墓里他们坟前鲜花四季不断，蜡烛长明；而中国文人的命运却和政治密不可分，大起大落、打倒、翻案、再打倒、再翻案的不在少数。我们的父亲很特殊，他在世时默默无闻，起码是自己不张扬，人家也不介绍；文革中成了冲击对象，死后追悼会草草走过场，很快就被大家遗忘。41年后再提起，大部分人都没听说过，他似乎已被彻底从历史上抹掉了。
我们高兴地看到，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电影界长辈和媒体、专家学者都作了许多努力，介绍中国影人和他们的作品，再现中国电影的光辉历史。值得庆幸的事情接二连三：中国电影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中国电影频道连续播出老电影片断和影人们的回忆，报刊杂志登出了许多有内容有质量的文章，这方面的书籍陆续问世，其中就有蓝为洁阿姨亲自撰稿、石曼先生主编，中国电影资料馆和《世界电影之窗》杂志提供了许多珍贵图片资料，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罗及之》一书。截至目前，这是我国唯一的一本关于摄影师的书。
今天上海市电影家协会、上海电影集团、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在这里举办有关父亲的纪念活动，虹口区文化局、虹口区曲阳图书馆（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特别是馆长李果先生及其同事为此作出了多方位的巨大努力，不少嘉宾在百忙中抽空前来，如上海影协副主席、原上影厂长朱永德先生、上影集团副总裁汪天云先生、国家电影局副局长江平先生、中国电影资料馆朱天纬女士和王天竟先生、江苏省原文化厅副厅长金毅先生、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上海电影家协会副秘书长葛燕萍女士、《世界电影之窗》总编夏瑜先生，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大学、戏剧学院等高校的电影专家、学者、父亲生前的同事、好友、亲属以及家乡南通电视台的记者等媒体代表；特别要提到的是父亲生前的黄金搭档，已故导演何非光先生的女儿何琳女士。父亲原来的学生华慧英先生因故不能前来，特从台湾发来传真、打来电话，预祝会议取得成功…… 这一切令我们倍感电影界领导、专家和权威人士以及社会各界对这次活动的重视，对家属的深切关怀和友谊。
父亲的职业是摄影师，用汤晓丹伯伯的话来说，是位“影画人”。电影可以无声，不能无影。父亲的艺术生涯可以说基本和中国电影的发展同步。他19岁开始学艺，因心灵手巧，勤奋好学，进步很快，从洗印、摄影到摄影助理，未满25岁即独立掌机，短短四五年内就受聘于多家电影公司，完成了多部中国早期故事片的摄制。片约多起来后，面临选择，他清醒地把自己的任务定格定位于体现剧本和导演意图，表现剧中人物性格特征，展现演员的才华和演技；他心甘情愿呆在暗处设计和创作未来银幕上的画面，出力而不求名，甘愿被别人忽略。在名利面前，他向来推让超脱，蓝阿姨反复提到他对《万象回春》电影只出力，不挂名、不计酬一事。而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没有必要一一提及。
但这个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老实人，偏偏踏进了电影界这个被人看作名利场的地界。那他又是如何耐得住寂寞，不浮躁、不动心，把名利、荣辱彻底抛在脑后，几十年如一日地勤奋工作的？
他放弃香港的片约和丰厚待遇，来到武汉行营电影股；这个不是记者的电影人，听说四川遭遇特大旱灾，义无反顾地扛上笨重的机器赶赴灾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拍回“近千尺”土地干裂、灾民无法生存的场景；他更不是什么战地记者，却在一无剧本、二无导演、三无助手的条件下，临危不惧赶赴前线，用他那台埃摩机抢拍下闻名中外、惊心动魄的平型关大捷，又不顾伤痛星夜策马送回车间洗印…… 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并不难解：只要回想当这些纪录片映出后，见到群众慷慨解囊的震撼人心场面时他多么激动；见到彭德怀和抗日军民热烈欢呼，决心把抗战进行到底时他多么欣慰和自豪，就可以知道，他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最高的奖赏，因为他没有辜负电影人的己任：使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同命运共存亡；为光复祖国大地，为向他衷心热爱的中华民族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解放前夕，“中制”搬到台湾，父亲选择留在上海，一边敬业工作，一边认真接受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他对电影事业全心全意，从来不辞劳苦、不计得失、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自觉抢挑重担子，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和考验，二话不说拔腿就上。有人说他觉悟高，有人说他要面子、好逞强。他身体虚弱，经常胃痛，但夜班、出差从不抱怨。他不善言辞、不想当官，只想做实事，他唯一的奢望仅仅是拥有一台自己的相机，一间暗室。他理解和实践能力强，却不善于表达和发挥，从没有过著书立说的想法，但这并不妨碍他毫不犹豫地放下自己热爱而且已经驾轻就熟的摄影工作，退居二线，硬着头皮承担起并不适合他的管理和教学等工作，因为需要就是命令。抗战胜利后管理器材、解放前自觉护厂、负责上影厂和天马厂技术部门、去福建建厂、去电影学校任教……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他不会说大话、空话，但行动上总是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说他工作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他确实当之无愧。为了钻研技术，他辗转托外国朋友弄来关于摄影技术的书籍，请人翻译；一有机会就举着相机、摄影机捕捉镜头，晚饭后经常拿着放大镜在灯光下仔细检查底片。他对我们说，你们学习成绩要由考试来鉴定；电影作品则要由广大观众和行家鉴定，来不得半点马虎。他深知，要使作品经得起推敲，必须有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功底，日积月累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他兴趣广泛，什么都要研究一番，加上去过的地方多，见过的人也多，他那些五花八门的经历和有趣见闻令我们至今难忘。
父亲出身低微，但对物质生活看得很谈，单身汉时出手阔绰就不说了，成家立业后也一样。虽然为培养我们父母不惜工本，但生活一向很节俭。父亲把以前的提包改成箱子给我们装行李，西服改给我们做外套，自己多少年都没添什么衣服，穿得越来越简单，但特别小心仔细，特别爱惜。他经常教育我们，人要胸有大志，不要讲吃讲穿，衣服破了没关系，只要缝补整齐，干干净净就可以。这句话我们终身铭记。
他这样省吃俭用，从不乱花一分钱，但每月都从工资中省出钱来接济不能自食其力的伯伯、没有薪水的姨妈，还把穷学生和家里阿姨的外甥女领来，和我们同吃、同住、同上学。连早已不再为我们家工作的重庆奶妈，也仍每月寄钱过去，一直供养到她去世。
他留给我们的回忆都是正面的，他是慈父、是榜样、是依靠、是指路人…… 在口齿伶俐、能说会道的妻子和三个叽叽喳喳、喋喋不休的女儿面前，这位家中唯一的男性插话机会不多，可一旦说出来总是切中要害。他总在默默地注视我们、关怀我们，我们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有他的烙印，都有他亲手拍的照片作纪念。他保存我们的奖状、奖旗；帮我们准备夏令营的鞋和蚊帐；省下自己和母亲的布票，给我们买衣服、被子，帮我们打行李、扛箱子、送我们去火车站 ……许多我们想不到的他先想到：给我们买字典，教我们使用，给我们买手表，让我们到大学后注意安排好自己的时间，给我们弄画展、音乐会的票，给我们介绍好书……他对我们的体贴入微是全方位的，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直到我们已经工作了，还常常收到他寄来的展览会纪念章、照片等等。 我们知道他想我们，仍象过去一样爱我们、关心我们。
谁能想到，这样平静、幸福而安详的日子竟会嘎然而至，文革的灾难突然降临，匆匆地夺走了他的生命！ 他走得太突然、太快、太早了…… 就像晴天霹雳一样把我们彻底劈晕，它除了给我们留下难以表达和永远无法抚平的痛楚以外，也留下了一个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谜：他这样的人能犯什么错误？是什么逼得这个与世无争，与人无患，只讲奉献，不求索取，把工作看得比一切都重要，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人撒手西归？我们用了几十年也没有真正找到答案……
10年的灾难给我们带来的是家庭支离破碎、毫无希望看到前途和光明的苦苦煎熬。我们这时才发现，自己还从来没有认真地认识一下自己的父母。
我们只知道父亲年幼丧母，祖父忙于工作，这个家里最小，身体又最虚弱的孩子得不到母爱，当然是不幸的。大家都深有体会，往往拥有的不珍惜，失去了才懂得其价值！正因为如此，在这方面，父亲很小就十分敏感、懂事、早熟，对亲情、友情特别珍爱。
年轻的大姐很疼爱这个最小的弟弟，像妈妈一样关怀照顾他。到了大姐谈婚论嫁之时，当地亲友中传出了一则有名的趣事：这个不懂事的小家伙又哭又闹，说什么也不让大姐走。最后大家拗不过他，不得不允许他钻进花轿跟着姐姐出嫁。
因为在大姐身边，他从小就心灵手巧、勤奋好学、像女孩儿一样乖巧，善于体贴别人、感情细腻。他总是很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对人热情而真诚；连外表和举止也文质彬彬，从不高声说话，不跟人吵架打架，我们闯了祸，犯了错误也从不高声训斥；他对穿着也很注意，整齐、干净、利落，很有风度。这种性格特别符合他后来从事的职业，因为摄影师必需善于观察，善于抓住每个人和每件事物的特点，善于理解别人。当然这样敏感的人如果内心深处受到伤害，是会比较脆弱。
有这样的父亲，我们家里就像有两个母亲一样。他们工作都很忙，但我们得到的是最好的关怀和照顾，生活在一个令人羡慕的美好幸福家庭：物质方面无忧无虑，精神生活也丰富多彩，浓厚的文化氛围从小陶冶着我们，书籍、电影、戏剧、音乐会、杂技、节日联欢、外国歌舞团来华演出…… 一样也不缺。家庭充满欢乐的源泉、安全和宁静的保障，使得我们可以安心学习。但条件太好，反而使我们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们还以为，只要学习出众、德智体兼优，就无愧于这样出色的父母。我们想不到他们也会有病痛、有困难、有苦闷，这些他们从来不对我们说，我们也从来不问，因为想不到！想不到父母连续开夜车很累；想不到他们应该注意身体，更想不到一旦我们都走了，他们会不会感到孤独？我们几个被宠坏了的小姐想得更多的是自己。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是有缺失的，这缺失就在于从不要求我们反过来关心一下他们自己。我们能注意检点自己对其他人的态度，但最被我们忽略的恰恰是自己的父母。每当想到他们这一生为事业、为孩子、为他人贡献了一辈子，老年时得不到我们一点关爱和体贴，而这一切已永远无法弥补时，我们内心的愧疚和痛苦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很单纯，只是鼓励我们学好本领，服从国家需要。我们没有辜负他的要求，一个个都服从国家分配，到远离上海的地方工作，父母没有要求留一个孩子在身边。直至父亲离开人世，没有一个孩子相伴在身边……当时通讯手段落后，信件往来困难，探亲谈何容易，一家人年复一年，几千里路的距离，天各一方地生活！虽说血浓于水，但亲情的含意已大打折扣，变得越来越抽象和空洞了。我们这才懂得能时常相聚，有说有笑的传统家庭多么令人羡慕！
父亲珍重友情。别人叫他 “老大哥”，因为他善于关心别人，不管男女同事都和他相处得很好。他待人总是那么诚恳、忠厚、慷慨，常说某某这好、某某那好，从不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他对公益事业一向特别热心，修球场、组织灭蚊战斗、集体活动时给大家端水、照相、张罗同事的婚礼、组织文件学习、布置会场……楼里的大扫除一般都在周末，平时很少在家的他也顾不上休息，总是抢重活、脏活干，爬高掸蜘蛛网、下楼通阴沟……往往别人都干完了，他还没收工，最后弄一身脏衣服或一个大花脸回来。
他爱读书，爱京剧，传统文化对他熏陶很深。但他是个书呆子，缺乏批判能力，只知道追求完美和理想。他为人低调，爱实干；不会拉帮结派，不懂得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更不会耍手段，玩计谋，与他人纠缠恩恩怨怨；他厌恶卑鄙小人，也不懂得伪饰、不会随波逐流；做事坚持原则 …… 对父亲来说，事业和荣誉高于一切，为此宁愿舍弃个人利益，甚至生命。
不说父亲有多么先进，至少也是爱国仇敌、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许是身体太弱，请缨无门；也许是政治智商太低，看不清中国社会的复杂和党派斗争的残酷，当年虽因工作需要穿上军装，在国共合作时期集体加入过国民党，但真正激励他的并不是一党一派的利益，而是强烈的爱国心和满腔热血。年轻时他敢打敢闯，只身冒险去平型关拍摄纪录片，秘密前去听取《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足见他天真单纯，不谙政事。既然全国团结一致抗战，既然国共合作，谁打鬼子不是打鬼子？哪里来的什么“敌区”？前线浴血奋战，后面竟隐藏着抗战队伍内部的斗争，他怎么想得通？
后来我们听说，厂里器材的流失问题他完全蒙在鼓里，却有人毫无根据地对他表示质疑…… 莫须有的罪名为什么往往加在老实人头上？真的是应了“人善被人欺”的老话？父亲这个谦谦君子，确实能忍辱负重，屡屡代人受过，而且事后不计前嫌。性格和为人决定了在罪恶的文革中他只能成为牺牲品，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就像在京剧《捉放曹》中那样，他只能演陈宫，演不了曹操。他可能被人利用，受骗上当，但绝不会像曹操那样工于心计，算计别人。
父亲只知道犯了错误要受罚，没想到说实话、做好事也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还会受到惩罚！他一生坦荡，抛弃了全部个人利益，为理想中的美好世界流汗工作，何罪之有？生性敏感的他，虽然没有目睹文革后来那一出出歇斯底里的政治闹剧，但已预感到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政治大漩涡、大陷阱。他无法读懂这黑白颠倒的现实，无法再“紧跟党中央”了！他不能把无说成有，也学不会趋炎附势，编造神话；他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历史的悲剧。今天，这不堪回首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历史这个“任人打扮的美女”也逐渐洗去被人恶意涂抹的怪诞油彩，恢复原来的真实面貌。
我们深知，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迅猛发展，也没有今天政治清廉、务实求是、社会和谐、民心大快的太平盛世！我们深感生活在今天的幸福，也决心像父辈一样，不遗余力地维护社会民主和谐和团结，为建设更美好的明天，为实现中国的繁荣兴盛而努力。
再一次感谢在座的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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