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
李惠康
（上海艺术研究所）
越剧是在上海发展起来的，是上海使越剧成为现代概念的越剧。
发源于浙江嵊县的越剧，原是个仅用鼓板伴唱的“的笃班”，在上海变成“绍兴文戏”，并使“绍兴文戏”由男班变成女班，继而又使其同新文艺结合，发展成为现代城市艺术。尤其是解放以后，越剧在上海走向辉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当代中国的一流艺术。因此越剧的现代身份，是由上海确定的，上海是越剧“第二故乡”，越剧也成为上海的地方戏了。
回顾历史，越剧在上海是一个蔚为大观的艺术世界。其以优美抒情的音乐唱腔，意象华妙的舞台美术和群芳争艳的著名演员，以及现代化综合艺术的演出风采，一直为海内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提出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呢？这是因为近十年来，越剧穿戴着历史的衣冠停滞不前，“坐吃山空”，使自己在上海的形象开始萎缩，而且作为一种现代城市艺术的品格也正在萎缩中逐渐地丧失着，己经面临着很危险的命运。此话又是从何说起呢？
可曾记得，一大批早在解放前后就成了名的，而到文革前己过风华正茂艺龄的老演员们，经历了十年浩劫而迎来了文艺的“第二个春天”的时候，怀着被剥夺了的演出权利一旦回归所特有的紧迫感，不都纷纷扮演“少男少女”重又粉墨登场，几乎占领了整个上海越剧舞台的情景吗？尽管她们被毁坏了的名誉都恢复了，然被岁月磨蚀了的风华却是永远也追不回来了，无论如何总给人以缺少艺术青春美的感觉。只是因为她们是在文革中受害较深的一代，人们出于对老演员的崇敬和同情，以及大难过后对观赏越剧的饥渴感，也总要向她们致以诸如“风韵不减当年”或“风韵犹胜当年”之类的祝贺、赞叹和溢美。殊不知曾由她们言传身教业己造就而其时也人到中年的一代，绝大多数就在那种“先生不让台，后生出不来”的情况下失去了顺序接班的时机；不尽如此，而且不久上海越剧界又时兴所谓“隔代接班”的风气，好比“老奶奶让台有待小孙孙成长”的意思，这一“隔代”，就使中年一代失去了现在，连将来也失去了。于是她们中间一大批人，或弃艺转行，或充作学馆和戏校的师资，或留存院团打杂，近乎过着“多余的人”的日子。因为“隔代接班”毕竟隔了一代的，所以大大地延长了“老扮少”的舞台历程。而今回过头去看一看，她们“让台”几乎都要拖到80年代晚期了。老演员多演老剧目，老剧目招徕的多是老观众。这种老演员、老剧目、老观众的“三老”，就形成了整个80年代上海越剧舞台面貌的基本特征，那就是“老化”！
“老化”，岂不意味着越剧在上海的形象的萎缩？
值得重提的是，1983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首次来沪献艺，引起上海观众“爆发性”的轰动效果。其实，论舞台艺术，那时候的“小百花”们还显得很稚嫩，压根儿不能与我们上海的老演员们相提并论，但享受舞台艺术青春美永远是人们的天性。因此当“老化”的上海越剧同青春的浙江越剧形成鲜明对照的时候，人们的审美选择趋向就凭着自己的天性去支持、赞赏和宣扬“小百花”了。其实，这原是对上海越剧界的一次难得的“冲击”，上海应当为舞台面貌的“老化”进行反省，并致力于尽快改观了。但事后却象一阵风吹过，或动容不动衷，或动衷不动行，继续“老化”下去。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质疑：“你没见赵志刚、萧雅、钱惠丽、单仰萍等一批新秀，不也在80年代活跃在上海越剧舞台上吗？”我见了，也为此略感欣慰，但偌大的上海，如果连这么点新秀也出不了台，还象话吗？不过，倘若新人出台仅仅是老人旧时的影子，怕也未必使上海越剧舞台面貌的“老化”，能从根本上得到改观吧？何况就“这么点”！
导致越剧在上海的形象萎缩，还有一个要比“老化”更为严重的原因，那就是“分裂”。
近年来，我们也不难发现上海越剧界出现那样一些怪现象：原来长期合作而同时或先后走“红”的舞台姐妹，后来都在不同程度上纷纷“离异”，或同台联袂而互不相容，或结怨成仇而分道扬镳，或各立门派而明争暗斗。尤其是门派争斗的情势，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有的还把院团中的“战场”扩展到观众群里，由剧场内的“鼓掌战”发展到剧场外的“相骂战”；那种不惜在社会公众面前撕破脸皮“打相打”的奇迹，在上海越剧界不也时有所闻吗？为了门派的利害，她们大搞小动作、打派仗，而事业的成败和剧种的死活是那么微不足道，那么不屑一顾！还有一些艺术家，在人前背后还在为“分裂”大造舆论，摆出一副说“公道”、论“是非”的大架势，但却是自己什么都对，而别人什么都错，吹奏起“内战的号角”来，不仅还挺正儿八经的；而且凌驾于组织之上，什么都要组织听“我”的，而“我”可以不听组织的，出言吐语表现出“一贯正确”的堂而皇之，似乎艺术家身份的“特殊性”是可以不讲党性的！凡此种种，丑化了自身的形象固然由自身去负责了，但把越剧在上海的形象肢解得千疮百孔，这实在是对越剧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不负责任啊！
必须指出，无论是【四工腔】时期的“三花一娟”，还是【尺调腔】时期的“十姐妹”，以及解放后的50年代流派纷呈，各领风骚的全盛时期，越剧在上海的形象，从来不是这个或那个大明星的单个形象所能体现的，也不曾有过这派或那派的艺术“独家经营”所能树立的先例，而一向是众多流派、争辉竞彩，新秀辈出、后来居上的大气候里形成的群体形象。正是这种群体形象，越剧才显其蔚为大观，才使其在上海这个现代文化大环境里立于不败之地，长葆美妙之青春。如果以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就可以取而代之了，那么若非因为忘了自身之由来而显得过于愚昧无知，定是由于“坐井观天”，太小看大上海的艺术容量了。“团结就是力量”，距今40多年前越剧“十姐妹”联合义演《山河恋》所展现出来的力量，不正是越剧在上海的群体形象的力量吗？
“老化”的外表和“分裂”的内相，使越剧在上海的形象萎缩得己经够叫人忧患的了。而在院团内实行所谓的经济“承包”以来出现“复旧”现象，也在损害着越剧在上海的形象。
当代越剧工作者不为后代创造并保存一批新的优秀剧目，而只是“坐吃”前代创造的成果，这本身就是一种“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不智之举；同时又因奔走天涯海角去寻觅“老演老戏”和“老戏老演”的市场，而日益导致越剧在上海市场的冷落和丧失。这不是以寻觅生机为名而实在加剧“危机”吗？
当然，远离上海去千里之外的异乡客地“老演老戏”而“老戏老演”之经济“承包”，既有“文艺为工农服务”的荣誉，又有“集体扒分，就地分红”的实惠，更有物质损失仍由院团承担的好处，“何乐而不为”？然而结果却是“胖了和尚瘦了庙”！这也包括“出境”作商业性演出的得失，不也如此吗？苦的是编、导、音、美等“文化人”，既在“老演老戏”而“老戏老演”中无所作为，又在“集体扒分，就地分红”中没份儿，使他们逐渐感到自身存在价值的失落，怎不产生见异思迁，另谋前途的各种思想？而越剧作为一种现代城市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同“文化人”的结合，并由此发挥现代化综合艺术创造机制所特有的功能和作用。这不仅是因为“文化人”无论处理历史题材或现实题材，包括传统剧目的整改等，总是要在艺术创作中追求反映时代精神、人生哲理和审美理想，而这些恰恰是使越剧具有了现代城市艺术的品格和灵魂；而且还由于越剧发展到现今当代为止的历史表明，越剧的这种品格和灵魂仅靠艺人本身是不可能获得的，必须同“文化人”结合中才有获得的可能。所以，越剧如果疏远了或离开了“文化人”，或者缺乏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那么不就意味着现代城市艺术的品格和灵魂的失落吗？不也意味着越剧立足于上海这个现代文化大环境的地位的失落吗？！
在人类历史上，凡是一个走向衰落的事物，其衰落的症结也总是先从“老化”、“分裂”和“复旧”这样三类现象中表现出来的。这三类现象既是越剧在上海的形象萎缩的三大因素，也是越剧作为现代城市艺术的品格和灵魂将有可能丧失的三大后患。在弘扬民族文化、振兴戏曲艺术的今天，时代在严峻地召唤我们，如何制止“复旧”、消除“分裂”、改观“老化”，以振兴的姿态、团结的步伐、崭新的面貌，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是上海越剧界志士同仁时不我待、义无反顾的大事、大业、大局！无论是老一辈艺术家，还是中年一代和出台不久的后起之秀，以及一切从事越剧事业的人们，有志──要往这方面立，有气──要往这方面争，有劲──要往这方面使！否则，让越剧在上海的形象继续萎缩下去，就象已故越剧老编导南薇先生所说的，振兴越剧的重担全压到浙江肩上去了，那就使越剧中心真的转移了。而这种转移意味着越剧从“发祥地”倒退“回老家”的趋势，每一个上海越剧人于心何忍？不忍心啊！
还是让我们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同心同德，共同奋斗，为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而努力吧！
原载1990年3月9日《上海文化艺术报》
※ 此文发表后，在上海、浙江、江苏乃至北京等戏曲界、新闻界引起热烈反响。《上海文化艺术报》为此特辟专栏，陆续选发来自各地的文稿展开讨论。沪、浙越剧界还为此联合举行大型研讨会。
附录选1
《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本报记者 薛晓雁）
近十年来，越剧在上海日益失去往昔的光彩，原因何在？1990年3月9日《上海文化艺术报》发表了上海艺术研究所李惠康的《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一文指出：老化、分裂、复旧是越剧在上海的形象萎缩的三大因素。
老化：李惠康认为：一批解放前后成名的老演员，在文革结束后纷纷装扮“少男少女”登台，以弥补十年浩劫给她们造成的损失，殊不知由此埋没了一批中年演员的顺序接班。而随后时兴的“隔代接班”，即“老奶奶以后让台给小孙孙”，使中年一代既失去现在，又失去将来。文章指出：老演员演老剧目招徕老观众，这种“三老”形成了整个80年代上海越剧舞台面貌的基本特征──老化！
分裂：《重塑》一文大胆揭示：原来长期合作而同时或先后走红的舞台姐妹纷纷“离异”，或同台联袂而互不相容，或结怨成仇而分道扬镳，或各立门派而明争暗斗，把越剧在上海的形象“肢解得千疮百孔”。文中严肃地指出：无论是【四工腔】时期的“三花一娟”，还是【尺调腔】时期的“十姐妹”，以及解放后的五十年代百花齐放、群星灿烂的全盛时期，越剧在上海的形象从来不是这个或那个大明星的个体形象所能体现，也不曾有过这派或那派的艺术“独家经营”所能树立的先例，而一向是在流派纷呈、各领风骚而又新人辈出、后来居上的大气候里形成群体形象。对越剧界长期存在的那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倾向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复旧：剧团实行经济承包后出现“复旧”现象，表现在“角儿制”的升起、老戏老演和老演老戏，不求“出新戏出新人”，编、导、音、美等“文化人”由此无所作为，感到自身存在价值的失落。李惠康文中指出：坐吃前代的成果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行径，脱离“文化人”则意味着越剧作为一种现代城市艺术的品格失落。
李惠康最后发出呼唤：只有制止复旧、消除分裂、改观老化，才能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
一石激起千层浪。《重塑》一文发表后，首先引起了上海越剧界的强烈反响。
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立即举行了讨论会。袁雪芬、傅全香、王文娟等艺术家和著名编剧徐进、庄志等热烈发言。袁雪芬首先表态：“惠康同志这一炮开得好！”傅全香说：“李惠康同志的观点，我完全拥护！”
著名编剧徐进、庄志等在发言中说，越剧在上海萎缩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四人帮”垮台后，越剧匆忙上阵，对何去何从等问题没有认真研究讨论，在行动上出现断裂层，领导中也有思想分岐；前一阵又把承包看成万能，忽略了艺术追求。他们谈到如何重塑形象时，要树立危机感，加强事业心，不搞明星制，发挥编导演等综合艺术优势，致力于新戏、新腔、新唱等艺术革新。王文娟最后呼吁：不要搞小动作，大家团结一致，把越剧搞上去！
李惠康的文章在上海、浙江、江苏乃至北京等地的戏剧界、理论界和读者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上海文化艺术报》陆续收到许多来稿来信，特辟专栏选登部分理论家，艺术家、剧作家、教授和读者的文章，就《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一文展开讨论。
上海越剧院第二任院长吕瑞英撰文《越剧形象的由来和重塑形象》中指出：“李惠康同志《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一文似一发重磅炮弹，震聋发聩，发人深思。”并在“衷心赞同《重塑》观点之余”谈到：舞台上下为流派争风打派仗和承包搞坐吃山空的扒分演出等，都是没有出路的。她认为，越剧之所以后来居上而成为全国第二大剧种，靠的是编、导、演、音、美高度综合艺术和流派纷呈、百花齐放的群体形象。她在文中还强调尊重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和纠正目前那种把艺术与商品完全等同起来的错误的观点和做法。她回顾建国以后越剧获得成功的黄金时代：“应该承认，党的领导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最后她着重呼吁党的领导要加强：“在跨入九十年代的今天，重塑越剧的形象，这一决定性因素仍然是丢不得的。”
上海越剧老编导邵慕水在《不要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一文中说：“尤其是名演员，再不能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已的好恶贬此褒彼，搞‘党同伐异’了！”。
上海戏剧学院薛沐教授撰文认为：“名角制是历史的倒退。”
戏曲史论家蒋星煜以《越剧的老化必须正视》为题撰文，阐明演员老化是观众老化的主要原因，也与剧目老化和评论队伍老化分不开，并指出：“认识到自己的老化，首先要甘于让中年、青年站到自己的肩背上来。”
上海大学学生薛声在文中写道，老化表现在剧目上，是“葬不完的花、焚不了的稿，上不完的楼台，算不清的命……”并说青年演员一味摹仿，成了老演员的翻板，也是老化。
著名戏剧评论家何慢在《越剧不能告老还乡》文中，从赞同《重塑》关于“越剧成为上海地方戏”的论点出发，认为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不仅是越剧本身的问题，而且是上海如何保护越剧的问题。
原上海戏剧家协会老领导钱英郁在《希望新人在内部突破》中感叹：当年青春活跃的改革闯将于今垂老，现在担不起振兴越剧的重任。他在文中指出：唯一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涌现一批新生的闯将，从越剧内部“定向爆破”，除旧更新。
浙江省文联主席、著名剧作家顾锡东以《越剧要适时而变》为题提出越剧要开拓“屏幕戏曲艺术”这个新阵地。该省著名戏剧理论家沈祖安则以《警惕沉渣泛起》为题坦诚告诫：“前辈演员，尤其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代表人物，如何消除旧文化的影响，力除旧习积弊等，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同时撰文的还有浙江艺术研究所两位副所长胡小孩和吴双连，以及该省剧作家周建尔和留法生何苦等。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演员素质事关戏曲事业存亡”问题，强调指出：戏曲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演出队伍文化素质低，因此戏曲同知识分子结合非常重要。他认为李惠康《重塑》一文的意义不仅在越剧，全国很多大剧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老化、复旧和不团结，并表示要把这场讨论介绍到北京，以引起全国关注。
李惠康的《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一文自3月9日发表后，《上海文化艺术报》连续两个月选发讨论文章。上海人民广插电台和上海电视台也先后作了专题报导。但这场讨论并未由此结束，还将继续下去。据悉：由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牵头，沪浙越剧界将于6月上旬联合举行研讨会，共商重塑越剧形象的大计。届时本报继续报导。
原载1990年5月25日《上海艺术科研信息》
附录选2：
中国剧协副主席刘厚生谈──演员素质事关戏曲事业存亡
李惠康的文章写得不错，意义不仅在越剧，全国很多大的剧种，如京剧、川剧、豫剧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老化、复旧、不团结等问题。你们的讨论很重要，我要把这次讨论介绍到北京，以引起全国的关注。
对于戏曲改革和振兴的问题，我始终是一个观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戏曲队伍核心人员的改革愿望和自觉努力是个决定因素。解放初，一些主要演员有改革创新的强烈要求，使一些剧种发展很快，越剧就是个突出的例子。现在有些主要演员没有创新的热情，没有改革的要求，那样外部努力是做不进去的。
主要演员维系着剧种的命运。他们要有剧种的危机感，要在考虑剧种往哪个方向改革发展问题上团结起来，观点要基本一致。不要你改你的，我搞我的。你改革失败了，我演老戏票子还卖得好；剧团演出不好，我只要唱几场，日子还过得不错，何必去改革呢。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如果一个主要演员不考虑剧种的发展，只满足于我如何受欢迎，到最后你一样要垮。有人讽刺戏曲界，吃稀饭过穷日子时还蛮团结，一吃干饭就要内耗，自己挖自己的墙脚。这里不先是有政治觉悟的问题，还反映了文化素质低，认识体会不到一个剧团与剧种的关系，一个演员与剧种的关系。只想自己现在日子好过，日子难过就怪客观。
现在有人说戏曲发展的关键在领导。但我说领导的决定因素还要通过内因，通过剧团。现在中央强调和提倡民族文化，措施一步步下来了，剧团如拿不出好戏，还是不行。
戏曲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一些演出队伍文化素质太低，包括越剧在内。几十年来戏曲队伍文化素质有提高，但赶不上观众，新的东西接受不了，怎么能受观众欢迎呢！
提高戏曲队伍的文化素质，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需要将一批高水平的知识分子结合进来，这是一个历史经验。另一方面是下功夫提高主要演员的知识度。如他们能从文化观念上认识艺术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那么情况就大不同了。
比如对流派的认识。一些老的主要演员以为一定要摹仿才叫流派。在艺术发展中，头一、二代开创者，弄不好就会回过头来束缚后人。一些青年演员也以学得象为荣，为资本，不想在继承基础上创新。这样的认识就因为文化素质低，认识不到流派是自然形成的，流派要流才能不断发展，任何流派都没有永久性。老的要鼓励青年人创新，而青年人要有自己的艺术见解，有自己的表现方法。所以我认为与其提倡流派，不如强调个人独创性。
总之，戏曲的命运，戏曲在民族文化中能占据什么样的位置，还是要看戏曲自己怎么走，是抱残守缺，还是改革图新？如整个戏曲界，特别是主要演员文化素质不提高，戏曲的灭迹消亡不是不可能的。
娄靖整理。原载1990年5月11日《上海文化艺术报》
附录选3 ：
老化、分裂、复旧令奇葩萎缩
袁雪芬直言不讳：越剧面临危机
——沪浙越剧界研讨会坦率承认现实冷静寻找对策
本报讯 （记者 黄琼）上海艺术研究所戏曲研究人员李惠康年初撰写的一篇题为《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发表后，引起了戏剧界一番激烈争论。昨天，上海、浙江的越剧界人士冷静地坐下来举行“越剧现状与对策研讨会”，终于坦率地承认：上海的越剧衰老了！
《重塑》一文批评了上海越剧界存在的诸种问题。文章认为，一个剧种衰弱的症结总是先从“老化”、“分裂”、“复旧”三类中表现出来，而上海越剧的萎缩正是集中了这三个因素。“老化”，表现在越剧界的老演员纷纷陶醉于“文革”后焕发舞台青春的演出，而忽视了对新一代越剧演员的培养，这种老演员、老剧目、老观众的“三老”现象，形成了整个80年代上海越剧舞台的基本特征；“分裂”集中表现为原来长期合作的同事或先后“走红”的舞台姐妹，后来不同程度地纷纷“离异”，或同台联袂而互不相容，或结怨成仇而分道扬镳，或各分流派而明争暗斗。这种不正常现象还扩展到观众群，由剧场内的“鼓掌战”发展到剧场外的“相骂戏”；“复旧”体现在“老戏老演”的走红，而“新人新戏”的失落。
在越剧园地里经历了60多年风风雨雨的著名演员袁雪芬昨天在她的一段语重心长的发言中直言不讳：越剧确实面临危机。她认为，人才的危机，尤其是事业观上的危机更值得重视。现在不少演员把赚钱放在第一位，把出风头放在第一位，而缺少的是艺术奉献精神。袁雪芬呼吁要重提演员事业心的回归，责任感的回归。袁雪芬还严肃地批评了越剧界风行的“流派病”。她认为：目前名目繁多的演唱会、大奖赛太多了，对演员也不是要求他创造什么独特的艺术形象，而是看他学得象不象。这种与艺术创造精神背道而驰的“流派病”，只会断送越剧的前途。上海艺术研究所所长李祥春希望为期4天的“越剧现状与对策研讨会”能开成一个团结鼓励的会。上海越剧爱好者协会昨天己率先向会议提交了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的“十点建议”。上海、浙江越剧界人士及有关方面专家将就越剧的现状、走向及应取的对策等问题展开探讨。
原载1990年6月16日《解放日报》
附录选4：
上海越剧失去昔日光彩
——为期四天的越剧现状与对策研讨会讨论热烈
本报讯 （记者武璀）由浙江、上海两地越剧界代表100余人参加的“越剧现状与对策研讨会”经过4天认真热烈的研讨，今天下午结束。
一石激起千重浪。这次研讨会是在《上海文化艺术报》发表的李惠康撰写的《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后引起的思考与讨论的继续。此文认为“老化”、“分裂”、“复旧”是上海越剧形象萎缩的三大因素。
讨论本着实事求是，各抒所见的态度，就当前越剧存在的问题，集思广益，探讨出路。上海越剧界普遍认为，近年来新剧目不多，创新意识较少，落后于时代的审美需求。又因为没有一批高质量、第一流的剧目，也就很少具有鲜明个人艺术风格的青年越剧艺术家的涌现。对“老演员、老剧目、老观众”的“三老”，形成上海80年代越剧舞台面貌的基本特征──“老化”的提法，有不尽相同的看法，认为这是戏曲舞台普遍存在的问题，就以越剧来说，也不仅仅是指老演员，应指剧种观念的更新。现在越剧从内容到形式跟不上时代步伐，受过去老框框影响较深，处于僵化状态。有的认为上海越剧界老演员在退居二线以后，在总结经验同时辅导青年，为事业拼搏的精神，令人钦佩。有的认为“分裂”主要表现在原来长期合作的舞台姐妹，后来都不同程度纷纷“离异”，或同台而互不相容，或结怨成仇、明争暗斗。对此有人诚恳地提出：“不要争个人小面子而失掉剧种大面子，如果失掉剧种大面子，个人小面子又有何意义呢！”也有人认为，不能从表面现象看“离异”，应看“分裂”后是干什么的，干社会主义，可造成一种竞争机制；不同艺术观点的争论，更是百家争鸣，繁荣艺术的表现，那就应当予以正确引导。至于对上海越剧现状的认识，虽然有同志提出反对笼统谈危机，认为这是暂时的不景气，但普遍认为近年来上海失去了昔日的光辉，没有在整体上有意识、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剧目建设。因此，出了一些新戏，很少能加工成精品，而己涌现的一批中青年优秀演员，在艺术上只停留在模仿流派，缺乏创造与突破。
对造成目前现状的原因，说法也不尽一致。一种认为除去整个经济文化大背景外，艺术团体内长期不讲党性原则，缺乏艺术民主，影响群体力量的发挥；有的认为主要是队伍素质的下降，不少艺术人员缺少艺术奉献精神，因此呼唤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回归，以振兴民族戏曲为己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也有领导对戏曲事业的政策等问题。
原载1990年6月18日《新民晚报》
附录选5：
重塑越剧形象应尽快付诸行动
——越剧现状及对策研讨会在沪举行
本报讯 （记者林舜）由本报发表《重塑越剧在上海的形象》一文引起的讨论，己得越剧界及戏剧理论界的普遍响应。日前，上海艺术研究所、浙江艺术研究所、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以及本报等七家单位联合举办的“越剧现状与对策研讨会”在沪召开。与会者有沪、浙两地的越剧工作者、理论研究人员等共约一百人。
会上，上海越剧院前院长吕瑞英尖锐指出：封建家长制的管理体制制约了大批上海越剧工作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四十年代的“光环”一直套到今天的越剧工作者身上，几十年一贯制的作风、观念和体制，是阻碍越剧事业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对此，各级领导部门均有清楚认识，然而令她痛心的是始终得不到改善。她重申“党领导艺术家而不是艺术家凌驾于党组织和集体之上”。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薛沐忠告越剧界的同志：越剧名角制制约越剧发展的问题早在七、八年前就已得到普遍承认，七、八年后依然在重复着老问题，是否再过七、八年还来研讨呢？他希望“要尽快拿出实际行动来”。青年编剧罗怀臻提出越剧应该重视自身的理论建设，即增强对“自身的认识”。他认为处在当今文化背景中的越剧所以日渐显得矫情、雕饰和萎靡不振，根本问题在于迷失了自身的“精神”，即越剧开创时期所具有的“时代意识”和“改革意识”，这是越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内在机制，也是越剧所以是有“新文化”品质的艺术成因。他遗憾地表示：有关越剧对自身认识和研究尚未成为此次会议的讨论中心，因此呼吁有更多的具有宏观理论研究能力的人来关注越剧。
会议将根据讨论的情况，作出总结，制订越剧发展的全面规划。
原载1990年6月22日《上海文化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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