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剧院的困境及面临的选择

李惠康

（上海艺术研究所）

   大剧院，得天独厚地拥有这样两大优势，即名人荟萃，流派众多的艺术优势和上有“皇粮”下有“三产”的经济优势。但是，现在这两大优势正在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变成大剧院的创作和演出不景气的两大要害而陷入困境，近乎都难以自拔了。

   名人荟萃，流派众多的艺术优势一向是大剧院之所以成为大剧院的重要标志，并在相当长的年月里为繁荣戏剧事业发挥过巨大作用，作出过杰出贡献，其辉煌的业迹及其在人民群众中赢得的崇高声望，至今仍使人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然而几经沧桑，人事今非昔比。名人荟萃而互不相谋，流派众多而各行其是，早使艺术优势分崩离析，溃成“一盘散沙”；与此同时，由私人恩怨代替组织原则的名人效应，在任意分割演出力量的过程中，导致院团群体意识的日益瓦解，又使艺术创造队伍的凝聚力在不断“内耗”中逐渐丧失。这就造成大剧院坚持日常演出的无能为力，并由此面对文化市场激烈竞争的形势而退避三舍，长期处在深居简出状态。

   大剧院之所以能深居简出，是因为上有“皇粮”按人头供给，下有“三产”补偿，基本上不受“生存危机”的威胁。而这也是大剧院的经济优势，业己成为“非生产性开支”的“大金库”，确保大剧院长期处在远离观众，背向市场的“寄生”状态。

   大剧院两大优势的“负面效应”又导致从创作到演出的思维方式的不正常。或反映生活浅尝辄止，故作高深隐晦失常，图解概念而形象苍白；或演出上名家各行为政难以“优化组合”，等等。因此难得一戏出台，无力以质取胜，常使观众乘兴而来，败兴而去，由此耗费国家巨额投资的剧目“短命夭折”，非但不以为然，而且还自我标榜什么“新观念”、“高品位”，责怪观众“旧观念”、“低层次”，把艺术上的失败当作“曲高和寡”而自欺欺人！其之所以能如此，不就是因为吃了“皇粮”没了“戏剧以观众为衣食父母”的观念之故吗？戏剧作为舞台与观众双向交流的艺术，编演什么和怎样编演，必须以观众的理解、感悟和喜好为前提；即使是最高级的东西，也必须用大众易于感受的方式传达给观众。这是最起码的常识，自己不懂反怪观众不懂的思维方式，正是大剧院“养尊处优”的存在决定意识的一大可悲的特征！这一特征导致大剧院从冷落文化市场而被文化市场冷落，也是戏剧从轻视和疏远观众而被观众轻视和疏远，从而在丧失着自身在社会中的存在价值和发展前途。

   试看今日大剧院，一年三百六十天，难得能有几多演出，以致早己成名的艺术家们“等闲白了少年头”，经受着“破镜不重照，落花难上枝”的痛苦；也使多少后起之秀目睹“芳华逐水东流去，粉墨登台无处求”而忧患。至于含苞待放的青年演员，在被一而再，再而三的闲置中“等待哥多”的年月里，有的见异思迁，改行经商；有的就读异邦，另谋前途；有的心系越剧，身嫁海外……这一切，原本是大剧院“深居简出”造成的现象。可悲的是，有的还把大剧院“深居简出”而坐吃“皇粮”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来安于现状，甚至由此批评青年一代不安于现状是什么缺乏所谓“事业心”和“责任感”，难道让她们作为演员而在不演出的闲置中忍受着青春岁月悄悄地流逝，才算是有了“事业心”和“责任感”了吗？

   我以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大剧院的困境，首先要改变国家从经济上统包大剧院的制度，改成由大剧院为国家投资艺术生产的“承包”，即盈者先收回国家投资，而后力争多演多盈利而按劳分配。如果不盈而亏，大剧院也必须为国家承担风险。唯有如此，才能将大剧院推向市场，大剧院编演什么和怎样编演，才能面向观众，重新确立“戏剧以观众为衣食父母”的观念，剧目出台的经济效益把个人与集体的利害得失，如捆绑在一条船上了，那种艺术力量“内耗”现象必然成为大剧院的公害而难成气候，代之而起的将是一剧多演多盈利的积极性，并由此成为剧目生产以质取胜的艺术创造的凝聚力。事实上，凡是带有自负盈亏的“承包”，也己萌发出艺术的生机，并有可喜的收获。

   是的，当“铁饭碗”还可捧而“大锅饭”还能吃的今天，大剧院为国家“承包”的选择似乎“自讨苦吃”。但这却是大剧院改变深居简出，走向文化市场面临的一种选择，并意味着戏剧向观众的回归。何况，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国家也将不可能一如己往地为大剧院深居简出供给“皇粮”，用人民的血汗钱无偿地用于这类“非生产性开支”吧？

                     原载1991年11月1日《上海文化艺术报》

   ※ 本文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该报再次辟出专栏展开学术讨论。云南《春城文化报》于1991年11月24日转载此文，也展开讨论。引录该报转载的《编者按》如下：

   昆明地区文化活动的现状如何？文艺界人士众所周知。本报转载了上海李惠康同志的文章，并认为，该文道破了剧院处于困境的原因和今后面临的选择。昆明地区的剧院也该认真研究如何进行科学化管理，提高管理人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再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