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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通识讲演录》沙叶新回首文学历程
12/22/2007 点击数:1382

《人文通识讲演录》沙叶新回首文学历程
 

沙叶新回首文学历程——作为作家,我欠债良多

 

沙叶新小传

 

沙叶新,生于1939年,江苏南京人,回族,著名作家,曾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主要作品有:话剧《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太阳?雪?人》、《东京的月亮》、《尊严》,喜剧《一分钱》、《约会》,电影《寻找男子汉》,电视剧《陈毅与刺客》、《百老汇100号》、《绿卡族》等。

东南大学从1997年起举行“人文大讲座”,邀请国内外人文学术界第一流的名家学者到校演讲,涵盖了哲学、历史、文化、艺术、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人文教育、学术人生等多个领域,《人文通识讲演录》系列丛书就以此内容为基础结集而成。在沙叶新以《精神与使命》为题的演讲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一个作家的真诚和良心。

 

在瓜子、花生的香味中接受文学启蒙

 

我生在南京一个回族的家庭。父亲、母亲没有多少文化,什么最底层的活都干过。后来开始做生意,开过饭店、炒货店、五洋店,还开过当时在南京有些名气的南京板鸭公司。生意做得不错,极盛时,同时开了四家店,还盖了两层楼的前后两幢楼房。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成分至少应该是小业主,是革命的对象。按现在的说法是个体户,是私人企业主。

父亲对我执行的是不管政策,你将来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没有规定。但只要求我做个老实人,不能有不义之财、不义之举。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慈祥、善良,母亲对我的影响是善待一切。我始终将我母亲年轻时候的一张美丽的照片放在我的皮夹子里,放在贴近我心窝的地方。

我的文学教育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家里开炒货店,瓜子、花生米需要用旧书纸来包。这些包炒货的旧书,有很多经典,记得有《鲁迅自选集》、《巴金自选集》和好多现代作家的作品,有叶圣陶、沈从文、郑振铎、郭沫若、丁玲、冰心、卢隐的作品。所以我现在一看到书就闻到瓜子、花生米的味儿。我就是在瓜子、花生的香味中接受文学启蒙的。

在学校里我不是好学生,非常调皮,是那种没有坏心的调皮,不欺侮人,不捣蛋,学习成绩不好。我们老师叫我到黑板前写我的名字,已经小学六年级了啊,我居然只会写“沙”和“新”,连“业”字都写错了。那时我名字用的是事业的“业”,不是“树叶”的“叶”,当时是繁体字。我怎么写的呢?我写的是“事业”的“业”的繁体字的头,“树叶”的“叶”的繁体字的中间和下面,虽然很有创意,可根本没这个字啊。

 

15岁,写下第一首情诗

 

初中毕业前,在我生命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什么事?我得了“脑膜炎”(笑声)!那年夏日的某个夜晚,一个素不相识的蚊子突然咬了我一口,使我得了“流行性急性脑膜炎”。

我在儿童传染病医院住了将近半个月,总算把我这条命给救回来了。那时我想生命怎么如此脆弱,我这个活蹦乱跳的才活了13年的少年就已经濒临过死亡?我生的是非常危险的传染病,家人不好探视;想家了,就写信。没信纸,护士就给我一些纸。我翻过来一看,哇,是死亡登记表,真的好恐惧!就觉得生命很脆弱,我还没活够,我还有很多事没做。

开始走上文学这条道路是在高中二年级。当时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都比我大一点。一个叫王立信,现在是江苏省话剧团的编剧。还有一个叫……他的名字我忘了……哦,我想起来了,我给他的名字做过一个灯谜,谜面是:“裤子掉下了。”谜底就是这个同学的名字,谐音,叫“往上系”(笑声)。裤子掉下了,当然要往上系。他叫王善继,是三横王,“善”是“善恶”的“善”,“继”是“继续”的“继”。南京人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n和l不分,an和ang不分,sheng和shen也不分,“善”念成“上”。他喜欢写稿子。他裤子掉下了,往上系;他稿子写好了,也往上寄。寄到哪里?寄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当时是最权威的文学刊物,获得了全国儿童文学的一等奖。奖金多少钱?500元!1956年啊,你们算算现在值多少钱!

我也开始写。我也写了一篇小说,发在《雨花》的前身《江苏文艺》上,那是我的处女作。后来还写了两首短诗,发在上海的《萌芽》。发表时我16岁,不,15岁吧。第一首是情诗。(笑声)虽然是情诗,自己实在是情窦未开。可那时还不知天高地厚,觉得我要做个作家,甚至已经是个作家了。谁会想到作家这条路是如此艰难,需要付出我一生的努力。

 

23岁,写文章跟姚文元辩论

 

当时考大学,我考上了最后一个志愿,第12个志愿(笑声),考上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大学二年级吧,我又开始发表小说。我连续在《萌芽》上发表两篇短文,都上了头条,编辑部还加了“编者按”,这在当时有点了不得,轰动华东师大校园,至少轰动了中文系。

大学毕业前夕,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和复旦大学三所大学的中文系,挑选一些业务尖子保送到上海戏剧学院办的戏曲创作研究班去深造。我就在那做研究生。

1963年吧,在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之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引起全国的注意,就是跟姚文元辩论的文章。当时我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实习,我看到一本书,是法国的印象主义的作曲家德彪西写的,上海音乐出版社把他的音乐评论集《克罗斯先生》翻译出版,封面里边有一个内容提要,说德彪西的音乐评论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可姚文元认为大错特错。

这里有个背景,稍微介绍一下。1961年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当时姚文元看到《克罗斯先生》这本书,一想,这是阶级斗争啊,怎么可以说资产阶级的音乐家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呢?所以就写了篇文章,发在《文汇报》,题目叫《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我就写了篇文章叫《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辩论。还有位著名的老前辈贺绿汀先生,也写了一篇文章和姚文元辩论,也发表在《文汇报》。我记得那年,美国著名的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在中国放了一部他主演的影片,叫《骄傲的山谷》,贺绿汀先生那篇文章就用“山谷”做笔名。我们这两篇文章,引起全国音乐界的震动,于是上面组织文章,对我们围剿。重点当然是打击贺绿汀。我当时是无名小卒,编辑部去找我这个人,不知从哪儿冒出个沙叶新来。后来贺绿汀也在打听,音乐界没有这个人呀,说:“这个沙叶新肯定是从法国回来的,怎么看了这么多书!”

当时的两个主要日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可能还有《人民日报》吧,批判我和贺绿汀的文章有几十篇。当时我只有23岁,批判铺天盖地,我紧张死了。

 

“文革”违反“三突出”,无奈自我批判

 

“文革”开始后,很快我就被整倒了。我是保守派,挂牌子挨斗。说我早在“文革”以前就炮打姚文元,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文革”时,还叫我写戏,因为当时写戏的人统统被打倒了。叫我写《边疆新苗》,写一个上海知识青年到黑龙江插队落户,后来因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故事,这个上海知识青年很有名,叫金训华。

为了写这个戏,我真的很用功,和剧组三次到黑龙江、一次到安徽黄山,和知识青年在一起,一去不是两天三天,不是两三个礼拜,有时一次就几乎是半年,同吃、同睡、同劳动。我觉得写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就要写出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之间的思想或品德的差距。可这种想法和那时的“三突出”创作原则相冲突,因为“三突出”的原则是,主要英雄人物无论如何不能有缺点,他要立于舞台中央,他的姿势始终是这样的(笑声)。他的声音始终是高亢的,要高大全嘛。英雄人物去接受教育,怎么能写差距呢?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好,这一写不得了了,违反了社会主义的“三突出”原则,给英雄人物脸上抹黑。1974年,我被批判了,开全市的文艺界大会。当时我想不通,我没错。虽然在政治上我很不自信,可在艺术上我很执著。在批判我的会上我准备了一个发言稿,为自己辩护,写了七张纸,可是后来我写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因为对手太强大了,我若辩解,肯定会以我的失败而告终。所以在万般无奈之中,我就撕毁了能表达我真实思想的那七张稿纸,重新写了一张,自我批判,骂自己是资产阶级什么的。

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就是内心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知识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个知识分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这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事情。

 

八十年代,用剧作拷问灵魂

 

“四人帮”倒台了,我像所有的人一样欢欣鼓舞。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创作激情勃发,我的主要剧作都是在那个时候创作出来的。

这时思想界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劫难?除了“四人帮”作恶之外,有没有更深刻的社会思想、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呢?一些真正有觉悟、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在考虑:我们知识分子在这场浩劫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是推波助澜了呢,还是俯首听命了呢?是同流合污了呢,还是拍案而起了呢?偌大中国、泱泱中华,有几个像张志新那样的人呢?寥寥无几呀!有几个人敢于进行斗争的呢?他们的社会良知到哪里去了呢?面对着罪恶保持沉默,这本身是不是罪恶呢?作为社会群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它本身有哪些劣根性呢?这种讨论尽管还不深入,甚至肤浅,可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讲,这是个大事。

那时我也在灵魂拷问,我扪心自问,我这个知识分子不够格,我是个工具型的知识分子,我是个螺丝钉型的知识分子。我没有独立人格,我没有知识分子的道义,叫写啥就写啥。在“四人帮”倒台以前,我基本如此,我是个不够格的知识分子。

我用我的剧作间接地表达了我的立场和观点。“四人帮”倒台之后我写的第一个戏是《陈毅市长》,第二部戏是《假如我是真的》。但先上演的是《假如我是真的》,后上演的是《陈毅市长》,而且是当《假如我是真的》受到批判之后不久上演的。这样就给人一个印象,好像因为《假如我是真的》揭露了干部的特权腐化而受到批判,为了立功赎罪,就上演了歌颂党的好干部的《陈毅市长》。

 

我是作家,底线是不能撒谎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意识形态的色彩开始淡漠了。中国转入消费时代,所以知识分了又面临着另外一种选择,说俗了,就是一个“权”,一个“钱”的选择。就像鲁迅讲的,有人退隐,有人消沉,有人流亡,但也有人坚守。可悲的是坚守的人越来越少。我有过彷徨、困惑,也有过笑话。

1999年吧,也许是2000年,法国有个有名的酒,叫铭锐吧,这个酒拿破仑喝过,说拿破仑打仗,必须到这个酒厂去喝一瓶。

1999年吧,这家法国大公司把1900年到1999年不同年份的酒混合到一起,酿造了300瓶“鸡尾酒”,其中100瓶不出售,只送给世界各国在某个领域的著名人物。当时张艺谋特地到法国驻上海的领事馆来接受这瓶酒。要举行一个仪式,在那个公司的总裁把这瓶酒送给张艺谋之前,要找个当地文化界名人来介绍张艺谋出场。于是就找到我,我说好呀,这是一次文化活动嘛,是中国的光荣嘛!他们问:“沙先生,你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没有什么要求。”然后又问:“真的没什么要求吗?”(笑声)我心想能有什么要求呢?总不能让张艺谋拍部电影让我演男主角吧。

其实人家法国公司是有利可图的,他们是用文化来包装商业目的。所以他才问你:“你有什么要求?”说白了,你要多少钱嘛。可我就是听不懂嘛(笑声)。

我境界不高,但我有一个底线,我是作家,不能撒谎。虽然我这个人无能,智商也很低,而且生过脑炎(笑声),但是假如我认定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就应该勇敢地把这条路走下去。苏格拉底临死之前,对他的助手讲:“我还欠人家一只鸡。我死了以后,你要把鸡还给人家。”我觉得我也有很多债要还。我欠人的友情、欠家人的亲情,欠了很多债!作为一个作家,我也欠了很多债呀!假如我应该完成的作家的使命、应该肩负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没有去完成它,不也是债吗?

 

(摘自《人文通识讲演录·学术人生卷》 陆挺 徐宏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6月) 

 

中国网 2007-06-28  转自:新闻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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