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判法，在葬送戏曲作曲

许文霞
                                                    

（[尊重作曲家权益，暨许如辉戏曲音乐案座谈会] 发言，上海，07/07/27）

   首先，我代表许如辉家人，由衷感谢今天到会的各位作曲家、教授和专家们，感谢您们冒着酷暑，从四面八方赶来，声援我父亲许如辉“败诉”案。我也完全同意刚才顾晓鸣、陈钢、奚耿虎三位老师的发言，您们的发言说出了我们想说还来不及说的话。一审判决（审判长刘洪、主审法官章立萍、法官徐燕华）收到后，我们是极度气愤的，这样的判决，哪里是在保护知识产权，根本就是在糟蹋我父亲一生心血，葬送戏曲作曲！

   汝金山能说沪剧《为奴隶的母亲》是他作曲的吗？他不敢，既然这样，他在我父亲作品上署名作曲，法官为什么不判他侵权？

   把我父亲的作曲权分给“杨飞飞和已故琴师”，试问，他们是原告还是被告？根据 [诉讼法]，我们付过近万元诉讼费，递过状纸，列过诉讼条目，与被告对簿公堂。而杨飞飞一分诉讼费也没有付过，没有状纸，也没与我们庭上论理……，居然“意外”胜诉？岂不好笑？法官的责职是“输入法律，输出判决”，现在弄出“判非所诉”，是根据什么法律？

   尤其严重的是，涉案音响制品不单作曲，连编剧署名也没有，可谓双重的侵权，但主审法官却让我们放弃追讨编剧的权利，让我们不明不白地写下“了断书”，掏空许如辉的所有著作权！用心何在？

   判决书一下达，上海电视台，新闻媒体就大幅报道“杨飞飞赢了一场官司”，“《杨派唱腔著作权有归属许如辉家属诉讼请求被驳回》”，时间安排如此快速，兴高采烈宣传许如辉“败诉”，不惜歪曲造假，颠倒黑白，是反常的，是毫无人性之举。把严肃的起诉汝金山等侵权，扭曲成我们与杨飞飞之争，不是法官如此定调，还有谁？

   一审判决不公，已向中国最高司法部门反映

   知识产权是两审制，我们上告上海高院的二审，将是终审判决，为防再次错判，今年四月，我们已向北京最高司法部门（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人大法制委员会和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室）发出紧急信函。你们现在手上的复印件，就是其中的一封信。如果上海司法维权之路走不通，如果上海因保护主义而再度胡判，我们希望中国最高司法部门介入。
 
   现在上海高院二审还未开庭，案子尚未了结，但一审判决书已在网上可见。既然如此，我们也准备上网，二审结束后就上网，是判决书加“评注”后的上网，让社会大众来评个理吧！

   “ 唱腔设计归演员？”  与连波探讨

   前两天，我与连波先生通了个电话，转达了部分作曲家希望他能出席今天会议的愿望，因健康欠佳，连波表示无法出席，但送上了祝贺：“维权总应该支持的”。在即将挂线时，连波特地提醒：“不过你们开会要注意，唱腔设计都是演员的”。因这最后一句话，我们又谈开了：

   “连波先生，您50年代为越剧作曲，您是否把《何文秀》唱腔设计归给了尹桂芳？”

   他答：“这要看情况，“桑园访妻”，尹桂芳设计的成分多一点；“哭牌算命”，我作曲的成分多一点。”

   “照您的分割法，当年说明书上是否列有‘桑园访妻：唱腔设计尹桂芳’？” 我问。

   “当时没有这么署名。” 他答。

   我又问：“还有许金彩呢？她50年代与尹桂芳搭挡，是名气大得很的花旦。”

   他答：“许金彩没有提出要唱腔设计权。”

   照此说法，许金彩不提就不给了？照此观点，个个演员列上去，哪当时说明书署名不是要长得不得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尹桂芳也从来没提出要“唱腔设计”权。所以我认为连波先生“唱腔设计归演员”的说法，历史上没有署名佐证，他自己也没有实施过。

   连波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在《新民晚报》王剑虹文章《杨飞飞为何郁闷生气》（2005年12月）中披露出来的。王文还进一步引用了连波的话：“戏曲作曲只是写‘气氛音乐’，作曲可分四大类，‘作曲、编曲、整理和记谱’。一物降一物，作曲水平逐次递减。此文已引起戏曲作曲强烈不满。即使“四大作曲法”存在，也只代表连波自己的作曲方法，怎么能以偏盖全，强加到全中国所有戏曲作曲的头上呢？甚至以此来影响许如辉维权案的司法判决呢？究竟是连波先生的本意，还是曲解了他。

   （注：连波先生最新观点。2007年12月，有位戏曲界人士给连波寄去了陈钢、李惠康先生的文章（《海派文化的悲哀和许如辉的“败诉”》、《许如辉案突现了戏曲界的落后》等）。连波表示，研读再三，完全同意陈钢、李惠康的观点，支持戏曲作曲家维权。连波同意50年代许如辉等新音乐工作者的加入，戏曲才有了大发展。他强调，作曲分四种情况，即使是“记谱”，也要潤色，也有创作成分在里面，如果否定作曲的贡献，那么“戏曲作曲”这个行挡要没有了，这是不行的。他还认为，没有刘如曾，就没有袁雪芬的《祥林嫂》、《西厢记》唱腔，如果演员认为唱腔是自己搞的，那不变成作曲家活该，当初要他们作什么曲？他表示不知道许如辉后人与汝金山打官司，里面有误会。）

   许如辉与杨飞飞的合作关系，历史早有定论。

   一审判决的荒谬之一，是毫无根据地推翻历史定论，意图重新划定许如辉与杨飞飞的合作关系，演员变作曲，琴师成作曲，而真正的戏曲作曲却被贬到历史上不存在似的，是荒唐的！

   许如辉与杨飞飞的关系，历史上早有定论——是作曲与演员的关系，大量历史书证亦记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种记载，既符合两人在戏曲界的角色，也符合两人一贯的职业生涯。没有作曲许如辉，就没有今日杨飞飞！脱离作曲，杨飞飞没有唱段能留传下来。现在的判法，颠倒历史，瞎判一气，毫无依据！

   以沪剧为例，演员与琴师的合作模式，是早已走入历史的3，40年代的滩簧戏，当时的表演是简陋的对子戏，幕表戏。以幕表戏来说，一张桌子两张凳，今天看客多一点，多唱一点，明朝观众不多，就少唱一点，完全是即兴发挥，一人还可分饰两角。而汝金山等侵权的剧目，是50年代许如辉介入后，从无到有的新编大戏，精品艺术。专业作曲“定腔定谱”，混声乐队依总谱才能伴奏，每场戏规定时间，演出是豪华全景式的，怎能与简陋的“滩簧幕表”相提并论呢？杨飞飞和琴师，能驾驭大戏的音乐吗？这不是在难为她和他吗？真是这样，还要沿用至今的专业作曲干什么？

   一审法官既不掌握形成证据链的相反证据，又不听许如辉原始音乐，分析音乐成份，更不启动司法鉴定，就残忍地把许如辉作曲成果一笔勾销，这不是简单出错，而是反历史，反文化的，荒唐致极！如果法官叫屈，认为我说得不对，好，你们认真听过许如辉的原始音乐，你们仔细分析过许如辉的音乐成份，哪许如辉怎么会输掉？

   杨飞飞若会作曲，1979年何劳许如辉整理《为奴隶的母亲》曲子？

   我手中这么厚厚一叠曲谱，是1979年版沪剧《为奴隶的母亲》总谱，从1954年首演算起，这已是父亲第6次修改本了。当时刚粉碎四人邦，舞台恢复生机，原勤艺沪剧团隶属上海宝山领导，重组宝山沪剧团后，决定首部戏复演《为奴隶的母亲》，因为剧中人物简单。为此，大家四出找剧本，当时连编剧金人手上也没有本子，从剧本到曲谱，都是我父亲提供的。事前，杨飞飞匆匆来找过我父亲：

   “水辉同志，你是否整理一下《为奴隶的母亲》曲子？”

   按照杨飞飞今日的说法，“唱腔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杨派是我自己的”，那好，你自己整理就是了，何劳我爸爸整理曲子？你连自己唱过的曲子也整理不出来，这不是说明你的能力极为有限吗？与你白纸黑字写下的“我不识谱”符合，还谈什么会作曲呢？

   关于1979年父亲创作、遭排挤和杨飞飞找他的情况，他生前留有大量文字，这些80年代致《文汇报》、《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亲笔申诉信的复印件，我们都呈交到上海一中院，气愤的是，法官居然无视历史事实而胡判！杨飞飞已表示：“只要写杨飞飞唱就可以了”，但法官还是把所谓的“唱腔音乐”硬判给杨飞飞！

   所以，一审判决是在摧残戏曲作曲，葬送戏曲作曲！许如辉败诉案先例一开，不单剽窃成风，社会堕落，上海沪剧史要重写，中国戏曲史将推倒重来，戏曲作曲这个行挡，从此走向消失，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说明书不能说明问题，还有什么可以说明？

   现在有一种奇谈怪论，说明书不能说明问题，说明书上面写作曲，未必就是作曲？这种说法，依然是《新民晚报》王剑虹文章首见。说明书是最能代表当时创作和演出情况的，比如我手中这张1960年《两代人》说明书，上面“作曲水辉”，不是水辉自己能放上去的，那是艺委会讨论通过，经过团长杨飞飞同意，才能放上去并对外公布的。试问，说明书不能说明问题，还有什么可以说明呢？ 

   此外，越接近历史前沿的说明书，越真实。 最近获赠蒋星煜先生一张沪剧《黄河颂》说明书，很喜出望外，因为我找它好久了。《黄河颂》说明书，大红套色，1959年上海戏曲会刊，上海文化局出版，编剧刘谦、马达，音乐设计水辉，导演杨观复。打开一看，我发觉与《上海沪剧志》（1999）记载不一样，《沪剧志》说《黄河颂》是集体编剧的。于是问蒋先生，该信哪个？他答，当然相信早先的说明书。蒋先生言简意赅，斩钉截铁，我也完全赞同，因为这是常识，后面的记载容易走样，不如前面的真实可靠。

   但现在滑稽了，请看刚才发给你们的一篇报道，《〈妓女泪〉作曲尘埃初定》，“作曲杨飞飞”。《妓女泪》作曲怎么变杨飞飞了呢？奇怪不奇怪，明明是我父亲作曲的嘛， 我手中这张说明书（1958年）明白无疑地载明“作曲水辉”。您在唱杨派，就把杨派剧目中的编剧，作曲的著作权都归成你的，怎么可以呢？

   被告方拿不出说明书，就利用媒体攻击历史上的说明书！

   汝金山一惯剽窃，包括剽窃其证人万智卿作品

   50年代，剽窃事件还比较少，现在越来越多，已泛滥成灾，戏曲、学术、科技界、仿佛不闻“剽窃”声，这个社会反倒不正常似的。

   《为奴隶的母亲》音乐，我父亲1954年首创的，有历史书证为凭。假如汝金山能出示他1953年或更早就作曲的证据，我佩服他，我可以把我爸爸的著作权让给他，事实是，他拿不出证据，证明他七岁就在为《为奴隶的母亲》作曲。哪我怎么可以把我爸爸的著作权拱手相让呢？汝金山剽窃还不是一次两次，他是巧立名目、挖空心思地侵权，几乎所有沪剧作曲家的作品，他都有动作。

    请看我手中这两张光盘，第一张是沪剧《芦荡火种》全剧，丁是娥主演，万智卿、朱介生、何树柏、沈开文等五位作曲。而我手中另一张，是卡拉OK练唱光盘，内《芦荡火种。芦苇疗养院》，曲变成“汝金山”，《芦荡火种。办酒水》，“曲汝金山”，岂不怪哉？我发觉后问过万智卿，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作了汝金山的证人，写过一份证词。我问：

   “《芦荡火种。芦苇疗养院》和《芦荡火种。办酒水》，曲作曲不是你们，变汝金山了。”

   他简直不相信地问道：“不会的吧？”

   万智卿发觉汝金山剽窃剽到自己头上，他还会作证吗？

   还有一种新发明叫“创腔设计”，比如，某某唱段，“袁滨忠创腔设计，汝金山记谱”，也有偷天换日的嫌疑。为什么呢？袁滨忠时代没有“创腔设计”这种提法，你给袁滨忠按个“创腔设计”他知道吗？第二，什么叫“记谱”，必须是对着真人演唱，记的原始谱。袁滨忠的唱段，早归历史上的作曲所有，已有现成曲谱传世，你汝金山记什么谱？再说袁滨忠1967年就故世，你有何机会对着他记谱？
  
   画家吴冠中，也曾卷入过一场著作权官司。他与我父亲相比，都是原告，但被告方的狡辩点，则相反；我父亲之案，是把他的作品——《为奴隶的母亲》等——强行说成是别人作曲的；而吴冠中呢，则是把不是他的作品——《炮打司令部》——硬说成是他画的。两造官司，孰是孰非，是连傻子都看得出来的，一被告（汝金山）想开脱剽窃，一被告（画廊）想卖出假画，案情是极为简单的，偏偏庭审均审得复杂无比，许如辉案“败诉”，吴冠中案不了了之。

   所以我说我们的一审判决非常不公平，问题一大堆，根本经不起历史考验！比如，把7部整场戏音乐剽窃，淡化为7段唱腔音乐，这是故意为剽窃者开脱。在“唱腔音乐”上大做文章，对完整音乐强行切割，对此，《著作权法》也是不允许的，如第十条第四款规定要“保护作品完整权”，第十四条规定：“汇编作品，不得侵犯原作者的著作权”。严格按照《诉讼法》和《著作权法》，许如辉案一点也不复杂，现在是法官故意在瞎判，扭曲到“唱腔音乐”上去，在“作曲与演员”上打混战，葬送戏曲作曲，弄出个“判非所诉”——事态怎么不复杂呢？

   最后，我借用吴冠中先生的话，结束今天的发言：

   一切“伪造或曲解都将被时间揭穿”！

                                    [2008/01/27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