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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策纵:记钱钟书
2/5/2008 点击数:2188

 记钱钟书

(周策纵)

  以前我常常想到,文革时代遭批斗的好些知识分子,怎么能忍耐不死。尤其想到北宗初年范仲淹(989-1052)借乌鸦之口说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更觉文革时对作家那种YX屈辱,实在使人不容易隐忍活下去。后来,1981 年,南京大学和中国作家协会邀请我去中国访问,夏天在上海巴金先生家里谈到这个问题,他解释说:个人死去不难,可是还有妻子儿女一大堆人都要遭殃,怎么办?我当时更想到,在那种情况下,实在不应该轻生,即使你不顾一切,白送了几条命,又有什么用呢?连后来替自己辩冤白谤都没有人!留得青山在,总还可以写些别的东西,留给后人。

   这年秋天,我又重访北京见到不少的作家和学者,当中有钱钟书先生和他的夫人杨绛女士。钱教授当然早已知道,威斯康辛大学在陌地生市的校本部早已在 1977 年就有研究生胡定邦(Dennis Hu)写有博士论文,讨论他的几部小说。两年后,茅国权(Nathan Ki Mao)和另一美国女生又合作英译他的主要小说《围城》。他们都是在威大念的博士。我去见他时,他表现得颇亲切。由于在上海才同巴金先生讨论过的问题,使我特别注意他从小就字「默存」。中共上台后,他马上不搞创作了。我认为这是很明智的抉择。

   我去看他的时候,四人帮早已垮台,可是他比别的知识分子还更小心。我那次访问,带了个录音机,所有的作家和学者都让我录音,如巴金、冰心、朱光潜、曹禺、艾青、冯至等许多人,还有沉从文,都无例外,并且都有外办陪着,也能相当坦白谈话。可是这次我特别不要别人陪伴,一个人去,钱钟书却说不要录音。其实我带录音机,也不是为了什么备此照,只因自己听力不够,只好回来仔细听清楚,以免误解。所以我每次都要征求同意才录音。既然钱先生说不要,我当然不录。钱和我谈得很投机,他喜欢夹杂许多英语和欧洲语言。后来我读到芝加哥大学芮效卫(David Tiroy)教授记他和一批美国学者在北京访钱的经过,提到钱的谈趣,正是如此。当时我们也谈到湘西安仕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院,因为他父亲钱基博先生在那里当过中文系主任,我初中一位同班同学颜克述正是他父亲的得意门生之一,可惜克述没毕业或才毕业就害肺病去世了,钱钟书在那个学院担任的是英文系主任,不过他告诉我他父亲门下的确有不少古文根底很好的学生。其实,这也是那时湖南中等学校学生和别省不同的地方。

   钱钟书在欧洲留学的时候,曾经用英文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中国的回文诗。多年前,芝加哥大学英文系有位资深美国教授,听说我对回文颇有研究和创作,特别复印了钱的那篇文章,还写信提出了好些问题。我那时正忙于系务,未能和他详细讨论。只回信告诉他1967 年我写过一首「字字回文诗」,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次年二月份,因此引起香港大学一个学生何文汇写了一篇六百多页的硕士论文〈杂体诗释例〉。(后来于 1986 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书,我还写了篇序。所谓「杂体诗」,包括过去所有的游戏诗体,如回文、集句、离合、杂嵌等。文汇后来在伦敦大学念了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务长。)那时我只把文汇硕士论文的英文摘要四页复印寄给芝大那位教授,作为解答。这次我把这事告诉了钱钟书,问他有什么看法。他说也没有什么新意见了。我想关于这个问题,恐怕文汇的研究还比较详细,虽然宋末以后,以至和别国游戏文学的比较,还有待开发,可惜像钱钟书这样渊博,懂多种语言的人已不易多得了。

   我们畅谈了一两个钟头才请杨绛女士来照了几张相。由于我还要去找也住在三里河的俞平伯先生,问钟书如何去法。他坚持亲自送我去,我那时还不知道像吴忠匡先生说的钱钟书不会记路,所以就跟着他去了。结果他路记得很清楚,虽然路不远,但曲曲折折,一排排房屋看来都相似,如不熟识,也不易找到。可是钱先生一走就到,一点错处都没有。他敲了门,俞先生早在等我。我在旅馆里曾预先打了电话,说下午会去拜访他。所以一听敲门声,就亲自来开门。钟书一见俞先生,正像日本人那样深深一鞠躬,说声「老师!」他这种对老师的尊敬,倒使我吃了一惊,也使我自觉惭愧,自从到美国以后,无论在台湾、香港、或大陆,见到过去的老师,都没有讲究过这种旧式尊师的礼节。现在年纪大了,即使想找以前的老师来尊敬一番,也找不到了!那次俞平伯先生还邀请过钱先生也到他家里坐一坐,可是钱先生说不要打扰,转身就回去了。

   后来过了几个星期我回到美国后,写信给钱先生道谢,并附了在他家照的几张照片。他也回了一信,字写得满满的,我因又忙着奔波,没有再写信了。过了几年,我又过访北京,那时他已经是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有个星期一去新盖的社科院看他和一些朋友。只见新院子一座高楼,里面家具还没搬好。会客室坐着两三个老太婆,我说要见钱钟书副院长,她们说没听见过这名字。我说不可能,她们就拿出职员名册来查,翻了翻也没查到。我说应该在最前面吧。她们再翻查了一下,果然查到了他的名字。可是她们说:星期一是没有人来办公的。当然她从也没见到钱副院长来过。要我过几天再来试试。但是我隔天就要离开北京了,所以只好错过再见一面的机会。回来写了一首打油诗想寄给他们夫妇,开个小玩笑,后来也牵延未寄,目前也匆匆找不到了。

   汤晏博士把他多年积聚起来,并且大多已零星发表过的稿件《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寄来要我写序,我匆忙中读完他的传稿,觉得他写的十分周详,对钱钟书也非常同情和公平,不失为值得细读的传记。无疑的钱钟书是空前可能绝后的天才,值得钦佩;当然他也有好些缺点,如颇喜卖弄和很自负,书卷气太重等等,汤先生在传里也好几次提到过。据我看,对他的创作和学术著作,尤其是后者恐怕从来还没有人仔细认真评论过。当然这很不容易。像《写在人生边上》里的短文,每篇都好,读来有味;可是细细考虑起来,却问题多了。例如〈谈教训〉里批评到孔子,《论语》〈季氏章〉:「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钱先生便说:孔子「忘了说中年好教训。」这儿所谓少年、壮年、老年,当然说得很笼统,古今来人的寿命长短不同,到底各个年期指多少岁,往往随时代而说法不同。如梁朝皇侃的《论语义疏》便说:三十岁以前是少年,三十以上是壮年,五十以上为老年。有些人却根据孟子说七十岁才可算老。从东汉到晋代,大约中年指四十岁到五十岁左右。其实孔子说的壮年,可能和中年相当,我们很难说他忘记了中年;并且好教训和「好斗」也很类似,这就更难细细区分了。

   钱钟书的天才受了压抑,使他不能自由创作,因此率兴放弃创作,这真是中国的大不幸。他和许多优秀学者和作家,如陈垣、陈寅恪、吴宓、巴金、沈从文等许多人,无论是不能还是不愿挣脱这种压抑,走向自由,终于造成了个人的不幸,我们只有同情和惋惜,不忍批评责难。在这方面我更特别推崇汤晏博士这部大着,它真是给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遭受浩劫的最好见证,也给我们大家一面最明澈的镜子。

   周策纵 2001 年 11 月 3 日       
   序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陌地生市之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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