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钱钟书

（周策纵）

  以前我常常想到，文革时代遭批斗的好些知识分子，怎么能忍耐不死。尤其想到北宗初年范仲淹（989-1052）借乌鸦之口说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更觉文革时对作家那种YX屈辱，实在使人不容易隐忍活下去。后来，1981 年，南京大学和中国作家协会邀请我去中国访问，夏天在上海巴金先生家里谈到这个问题，他解释说：个人死去不难，可是还有妻子儿女一大堆人都要遭殃，怎么办？我当时更想到，在那种情况下，实在不应该轻生，即使你不顾一切，白送了几条命，又有什么用呢？连后来替自己辩冤白谤都没有人！留得青山在，总还可以写些别的东西，留给后人。

   这年秋天，我又重访北京见到不少的作家和学者，当中有钱钟书先生和他的夫人杨绛女士。钱教授当然早已知道，威斯康辛大学在陌地生市的校本部早已在 1977 年就有研究生胡定邦（Dennis Hu）写有博士论文，讨论他的几部小说。两年后，茅国权（Nathan Ki Mao）和另一美国女生又合作英译他的主要小说《围城》。他们都是在威大念的博士。我去见他时，他表现得颇亲切。由于在上海才同巴金先生讨论过的问题，使我特别注意他从小就字「默存」。中共上台后，他马上不搞创作了。我认为这是很明智的抉择。

   我去看他的时候，四人帮早已垮台，可是他比别的知识分子还更小心。我那次访问，带了个录音机，所有的作家和学者都让我录音，如巴金、冰心、朱光潜、曹禺、艾青、冯至等许多人，还有沉从文，都无例外，并且都有外办陪着，也能相当坦白谈话。可是这次我特别不要别人陪伴，一个人去，钱钟书却说不要录音。其实我带录音机，也不是为了什么备此照，只因自己听力不够，只好回来仔细听清楚，以免误解。所以我每次都要征求同意才录音。既然钱先生说不要，我当然不录。钱和我谈得很投机，他喜欢夹杂许多英语和欧洲语言。后来我读到芝加哥大学芮效卫（David Tiroy）教授记他和一批美国学者在北京访钱的经过，提到钱的谈趣，正是如此。当时我们也谈到湘西安仕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院，因为他父亲钱基博先生在那里当过中文系主任，我初中一位同班同学颜克述正是他父亲的得意门生之一，可惜克述没毕业或才毕业就害肺病去世了，钱钟书在那个学院担任的是英文系主任，不过他告诉我他父亲门下的确有不少古文根底很好的学生。其实，这也是那时湖南中等学校学生和别省不同的地方。

   钱钟书在欧洲留学的时候，曾经用英文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中国的回文诗。多年前，芝加哥大学英文系有位资深美国教授，听说我对回文颇有研究和创作，特别复印了钱的那篇文章，还写信提出了好些问题。我那时正忙于系务，未能和他详细讨论。只回信告诉他1967 年我写过一首「字字回文诗」，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次年二月份，因此引起香港大学一个学生何文汇写了一篇六百多页的硕士论文〈杂体诗释例〉。（后来于 1986 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书，我还写了篇序。所谓「杂体诗」，包括过去所有的游戏诗体，如回文、集句、离合、杂嵌等。文汇后来在伦敦大学念了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务长。）那时我只把文汇硕士论文的英文摘要四页复印寄给芝大那位教授，作为解答。这次我把这事告诉了钱钟书，问他有什么看法。他说也没有什么新意见了。我想关于这个问题，恐怕文汇的研究还比较详细，虽然宋末以后，以至和别国游戏文学的比较，还有待开发，可惜像钱钟书这样渊博，懂多种语言的人已不易多得了。

   我们畅谈了一两个钟头才请杨绛女士来照了几张相。由于我还要去找也住在三里河的俞平伯先生，问钟书如何去法。他坚持亲自送我去，我那时还不知道像吴忠匡先生说的钱钟书不会记路，所以就跟着他去了。结果他路记得很清楚，虽然路不远，但曲曲折折，一排排房屋看来都相似，如不熟识，也不易找到。可是钱先生一走就到，一点错处都没有。他敲了门，俞先生早在等我。我在旅馆里曾预先打了电话，说下午会去拜访他。所以一听敲门声，就亲自来开门。钟书一见俞先生，正像日本人那样深深一鞠躬，说声「老师！」他这种对老师的尊敬，倒使我吃了一惊，也使我自觉惭愧，自从到美国以后，无论在台湾、香港、或大陆，见到过去的老师，都没有讲究过这种旧式尊师的礼节。现在年纪大了，即使想找以前的老师来尊敬一番，也找不到了！那次俞平伯先生还邀请过钱先生也到他家里坐一坐，可是钱先生说不要打扰，转身就回去了。

   后来过了几个星期我回到美国后，写信给钱先生道谢，并附了在他家照的几张照片。他也回了一信，字写得满满的，我因又忙着奔波，没有再写信了。过了几年，我又过访北京，那时他已经是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有个星期一去新盖的社科院看他和一些朋友。只见新院子一座高楼，里面家具还没搬好。会客室坐着两三个老太婆，我说要见钱钟书副院长，她们说没听见过这名字。我说不可能，她们就拿出职员名册来查，翻了翻也没查到。我说应该在最前面吧。她们再翻查了一下，果然查到了他的名字。可是她们说：星期一是没有人来办公的。当然她从也没见到钱副院长来过。要我过几天再来试试。但是我隔天就要离开北京了，所以只好错过再见一面的机会。回来写了一首打油诗想寄给他们夫妇，开个小玩笑，后来也牵延未寄，目前也匆匆找不到了。

   汤晏博士把他多年积聚起来，并且大多已零星发表过的稿件《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寄来要我写序，我匆忙中读完他的传稿，觉得他写的十分周详，对钱钟书也非常同情和公平，不失为值得细读的传记。无疑的钱钟书是空前可能绝后的天才，值得钦佩；当然他也有好些缺点，如颇喜卖弄和很自负，书卷气太重等等，汤先生在传里也好几次提到过。据我看，对他的创作和学术著作，尤其是后者恐怕从来还没有人仔细认真评论过。当然这很不容易。像《写在人生边上》里的短文，每篇都好，读来有味；可是细细考虑起来，却问题多了。例如〈谈教训〉里批评到孔子，《论语》〈季氏章〉：「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钱先生便说：孔子「忘了说中年好教训。」这儿所谓少年、壮年、老年，当然说得很笼统，古今来人的寿命长短不同，到底各个年期指多少岁，往往随时代而说法不同。如梁朝皇侃的《论语义疏》便说：三十岁以前是少年，三十以上是壮年，五十以上为老年。有些人却根据孟子说七十岁才可算老。从东汉到晋代，大约中年指四十岁到五十岁左右。其实孔子说的壮年，可能和中年相当，我们很难说他忘记了中年；并且好教训和「好斗」也很类似，这就更难细细区分了。

   钱钟书的天才受了压抑，使他不能自由创作，因此率兴放弃创作，这真是中国的大不幸。他和许多优秀学者和作家，如陈垣、陈寅恪、吴宓、巴金、沈从文等许多人，无论是不能还是不愿挣脱这种压抑，走向自由，终于造成了个人的不幸，我们只有同情和惋惜，不忍批评责难。在这方面我更特别推崇汤晏博士这部大着，它真是给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遭受浩劫的最好见证，也给我们大家一面最明澈的镜子。

   周策纵　2001 年 11 月 3 日 　 　 　　
   序于美国威斯康辛州陌地生市之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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