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二十一年前曾探望水辉……

王绍庭

（上海大学艺术社团管理部原常务副主任，作曲）

（[尊重作曲家著作权，暨许如辉戏曲音乐维权案座谈会]发言，上海，2007/07/27）

   今天会议的题目是[尊重传统，尊重历史，尊重作曲家著作权座谈会]，我觉得举办这样的座谈会很有必要，非常好。刚才陈钢先生发了言，阐述了作曲的原理、本质，以及作曲者是怎么作曲的，据此指出一审判决水辉(许如辉)“败诉”是非常荒唐的。陈钢先生是我的作曲老师，整个发言很精彩，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我们坐在这里开会，不由使我想起了21年以前，水辉病重，我受组织委托，不是我个人行为，去探访他。当时组织对我说，这是从高一级（宝山文化局）领导传达下来的任务，交代我：

   “你的责任只是去看望一下，水辉说什么你只是听听而已，不要表态。”

   我当时的领会，水辉是个非常人物，讲到底，这种人物是有“历史问题”的，把他彻底丢在一边了。组织也是一种形式主义，让我去探望一下。我是从什么角度去的呢，我是从工会的角度，从例行公事的角度去看望他的，去了多次。

   记得第一次，我提了水果来到水辉家中，没想到水辉的身体已经到了很弱的地步，他一听我是组织派来的，心情非常激动，象竹筒倒豆子一样不断地跟我倾诉……。刚才水辉女儿许文霞展示的历史上的说明书，包括一些原始作曲的材料，水辉当时都捧给我看过。我多少对沪剧界是有点了介的，沪剧音乐是后来学的。

   水辉问我：“这个世道怎么这样不公平？”

   这是1986年夏天。在这之前，他刚刚完成《为奴隶的母亲》恢复上演的音乐整理工作，由宝山沪剧团在上演，不知什么原因，把他给支掉了。这一点，我是见证人，因为宝山沪剧团建立之初，作为专业沪剧团，还是我搭的班子。刚开始是准备建立一个综合团的，包括戏曲、歌舞的一个综合团，后来考虑到文革前归（上海）宝山县领导的勤艺沪剧团演员杨飞飞赵春芳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所以最后决定成立一个宝山沪剧团，由我负责把原来演出队的业务全部转到沪剧方面，乐队排练沪剧音乐，最后我把我的学生，年轻的乐队成员和演员，大部分都转业、充实了进去，以作为沪剧团的新生力量。

   我觉得，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是要维护戏曲界，也可以说是整个音乐界的作曲家水辉的著作权，历史要尊重，水辉的劳动成果要得到尊重！水辉那时在身体相当差的情况下，希望我向组织反应。我认为水辉说的都是历史事实，我非常同情他，但凭我个人的力量，实在是无能为力。那次回去后，我立即向组织作了汇报。

   我至今还是搞不懂，当时《为奴隶的母亲》作曲怎么不是水辉了呢？今天原勤艺沪剧团主胡陈锦坤在，副团长陆才耕在，你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嘛。

   记得水辉对我说：

   “小王，现在《为奴隶的母亲》作曲不是我了！”

   但他拿出全部历史资料给我看，是他作曲的嘛，我那时也感到挺纳闷的。他还厉声地问道：

  “朱润福，何许人也？”

   沪剧《为奴隶的母亲》，水辉1954年就是首任作曲了，到1979年为止，中间历次修改，也都是水辉作曲，水辉连朱润福人也没见过，两人之间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合作关系，1979年版怎么变朱润福作曲了呢？水辉当然很气愤！

   那次，水辉还拿出一台小型录音机，放1962年版的《为奴隶的母亲》音乐给我听，边放边告诉我怎么配器的，我听后觉得音乐太好了，太出神入化了。

   我记得《为奴隶的母亲》复排是在（上海）江湾何家湾一栋小洋房里，1980年作曲署名事件发生后，原勤艺沪剧团青年作曲王国顺，那时刚进宝山沪剧团任作曲，因还没有什么曲可作，有事没事常常跑到我们文化馆来聊天，他跟我说：

   “王老师，水辉的一点东西真好啊！《为奴隶的母亲》根本就是水辉的作品，连配音配器，水辉过去也都配好了。朱潤福进来就是换了一点配器，又没有作过曲，他只是把原来水辉用的低音葛胡，改用大提琴，原来用曲笛的改用长笛和单簧管，怎么会把他弄进来算《为奴隶的母亲》作曲？连我也论不上作曲的，完全是人家水辉的作品嘛，都是老早水辉的作品，怎么可以把水辉一脚蹬掉呢？”

   没想到，事过21年，水辉作品又一次遇到了侵权。我看这次一审法官的判决，新闻媒体发布的文章，本身是在咬文嚼字，究竟谁在侵权？其实他们判决的大前提都是错的！我完全同意前面各位先生的发言。水辉后人维护水辉的著作权，是在对他们的父亲尽最大的孝道，非常可贵，同时后人也是在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赋予水辉最基本的人身权——著作权！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也可以说是人身权中的最基本的权利。水辉后人要求纠正侵权行为，应该得到大家和媒体的关注，应该得到司法的重视，现在水辉的著作权非但没有给保护好，相反连署名权也给司法剥夺了，这是非常荒唐的！

   水辉该得到的，水辉该有的权益，应当全部追讨回来！这样才对得起为沪剧音乐作出过杰出贡献的老艺术家！
 
   杨飞飞出庭作证，但作了反证，说唱腔音乐是她自己作曲的，她的文化不高，又不识谱，没有作曲能行吗？就算她的反证成立，也可以证明汝金山侵权了嘛。事实上按她的反证逻辑，她倒应该把汝金山放到被告席上去的。但法院的最后判决，判给出具不了任何历史书证的证人杨飞飞，弄出个“判非所诉”，水辉“原告变被告”，说白了，法院其实是在为汝金山开脱。我也搞过戏曲音乐，一部戏曲是怎么产生的，我也有工作实践，法院怎么可以说“主要为唱腔音乐”，而把它从作曲的整体音乐中分割出去呢？
 
  我们的国家主席，一夜就被打倒，昨天刚刚宣判陈良宇移送司法机关，以前他坐在位置上，是他说了算的，都正确的，现在回头一看，都错的嘛，怎么说呢？我认为历史还得由人民来写的，而不是由哪个人来写的。戏曲有它的特殊性，把唱腔从作曲中分离出来，谁来当这个老娘舅？没有人来当。再说，各个剧种，各个作曲，创作情况是不一样的，水辉的作品就是与众不同，刚才奚耿虎先生已把水辉的沪剧音乐归结成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勤艺音乐风格”，没有一大批作品，能形成风格吗？奚先生曾是上海沪剧院作曲，他是有发言权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我还听过水辉的《陈化成》音乐，这样的音乐，放到今天都是相当优秀的。我也赞同这个观点，艺术好，人品也要好，人品不好，也谈不上什么艺术了。流派演员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值得讨论，唱腔还来个设计？但要教她唱，说唱腔是她自己的，但要一句一句教她唱！这本身说明什么问题呢？流派演员是要搭班子的，自己又不识谱，唱腔能形成风格吗？是谁给你形成风格的？“流派”，是指受肯定的一种唱工，“流派”怎么可以忘掉作曲？演员怎么可以凌驾到作曲之上？作曲家怎么不享有唱腔设计权呢？司法判决又不启动司法鉴定而错判，这是非常非常荒唐的判决。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水辉的遭遇，他的后半生一直是属于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讲到底是内控人物，组织上对这种人要用他，但不准他“乱说乱动”，每到运动一来，什么肃反、反右、整风、文革，对不起，是要给他一点辣货酱尝尝的。

   现在来看他有什么“严重历史问题”呢？无非说他与民国政府里的要人关系好。关系好，他又不是政治人物；他生活在民国，受当时的国家之托在搞音乐，当然义不容辞；他主持大同乐会，编练《国家典礼乐章》，推进祖国基础音乐建设，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是位文化名人；他是对祖国民族音乐和民族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无论是中国早期流行歌曲，有声电影音乐，他都作出过贡献，我看了许文霞给我的资料后，对水辉的认识更深化了。

   我去看望水辉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已非常不好，实际上他最后是带着满腹冤屈去世的，他是被政治迫害致死的。过去的年代，对知识分子，对知识，根本就不重视，想怎么整就怎么整，放到今天来看，完全是一种犯罪，是在伤害一个人最起码的人身权。

   水辉故世后，1987年1月14日，有那么多的人冒着严寒，前往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我也去了。宝山文化馆书记钮金根代表水辉最后一任领导，在追悼会上宣读的《在许如辉同志追悼会上悼词》，写得多么好，事前我就看到这份悼词了。纽书记是一直在保护水辉的，但受到阻力，也无能为力。对水辉的迫害，来自上级。
  
   我认为，水辉虽已去世，但无论从文化史的角度，从50年代新音乐工作者的作用，地位，历史角度，水辉的贡献都是不可抹杀的。水辉先生的戏曲音乐成就，也是不容抹杀的。

   遗憾的是，对水辉（许如辉）这样一位已故世的老人，到今天这个社会还在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作为晚辈，又与最后岁月的水辉先生有过交往，对此非常愤怒，大胆站出来说点良心话和公道话！

   我的发言完了。

   ( 2008年3月3日网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