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书院三鞠躬

苏炜

   我是来寻根的——不，寻祖的。

   踏入东坡书院，我想。

   位于海南岛儋州（古称儋耳）中和镇的东坡书院，离我当年下乡落脚的西培农场不远，却是我多少年来心思萦绕却不得其门而入的所在。不全是附会——坡公苏轼，乃我的本家老宗祖。好多年前，父亲告我：世世代代，国中苏姓族人一般拜两个祠堂：“武公堂”与“眉山堂”。我家世居汉时即立郡、有“合浦珠还”典故传世的广西北海。合浦苏姓族人拜的是“武公堂”——以汉代名将苏武为族谱第一位“太祖公”；苏姓祖地，则为陕西眉县。史称：祝融的后代昆吾封于“苏”，故子孙以国名为姓。四川“眉山”之“眉”，与陕西“眉县”之“眉”有何关联，待查。“眉山堂”所拜之宗祖，乃“三苏父子”。更因苏轼的惊世大名，自立出苏姓宗族的一支“眉山”血脉。但遥想北宋当年，四川眉山“三苏”所拜之宗祖，想必也是苏姓一源所出的陕西眉县之“武公堂”吧？我问父亲，父亲说：必当如是的。

   下乡的当年（1968），我才十五岁。在文革那样的“火红年代”，自是不能谈“宗”论“祖”的。但从踏上海南土地的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自己来到了一片古来朝廷贬谪罪臣的荒蛮之地，而且自己要落籍务农的儋州，恰正是当年苏东坡的流放地。在那些大会战连年接月、啃着萝卜干熬过台风天、在破茅棚的缝隙里夜夜数星星的岁月里，我会时时念想起自己这位苏姓老祖，遥想着将近千年以前——确切的，是约八百六十余年前，坡公在此地的起居作息、躬耕劳作，所暴晒的骄阳，所躲避的急雨，包括——所沉醉的椰寨风物、羹汤薯酒、俚语谣歌，大概也一如我辈今日亲历的情境吧？便不止一次地谋划：一定要踏勘一遍苏东坡当年在儋州留下的所有足迹遗址。然而，每次向当地乡老探问，都只见一片摇头：没有了，毁尽了，文革年头砸的砸，烧的烧，更加上那大、中和两地都是武斗重灾区，所有苏东坡的遗址遗迹，都难得找见了。后来闻知，仅存的东坡书院残垣曾一度沦为猪圈牛厩，现在早湮没在一片荒草藤蔓之中了。姐姐当年同样下乡海南，落脚地是澄迈县。隐约记得，苏东坡似乎也到过澄迈（苏轼存世的著名墨迹《渡海帖》中有“轼将渡海宿澄迈”句；渡海北归时，则留下《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当初我翻山越岭去探望家姐，也曾向当地人探问，他们笑我：你是丢了西瓜来捡芝麻呀！儋州既不存，澄迈安在哉！——此地，真是连芝麻点儿大的苏东坡遗迹，都找不见了！只是，那一回探亲，回程找不着车子，心一横，就一大早从澄迈昆仑出发，穿山过岭，用脚步丈量过澄迈、儋州的大半土地，步行回到西培时已近半夜。当烈日下大汗淋漓，在山道上踯躅前行的时候，也曾想过：至少，我把苏老祖在儋耳、澄迈踏抚过的土地，用自己的双足，大体亲炙过一遍了！土里有余温，风中带余泽。我的汗气足印，总会有和老祖宗当年的“雪泥鸿爪”相和应、相重叠之处吧？

   踏进东坡书院门廊，我就向着重修的庭院，深深鞠了一躬。

   ——苏老祖，我来了。梦魂牵绕，寻寻觅觅，离开此地三十年，绕了地球大半个圈，你的隔世隔代却心脉相通的本家儿孙，总算找到、回到老宗祖的故地怀抱了！

   不似许多新修的“旅游景点”，眼前重造的载酒亭，并不显得新丽俗艳。四角的碧瓦拱顶下伸张着六角飞檐，造型方正，样式古朴，似带着几分“苏体字”的沉厚敦重；亭后的载酒堂，堂边的左右书房、前后耳房，白墙黑瓦，沉檐重柱，色泽素淡斑驳，颇带几分宋时书院的神韵。映衬着环绕的莲花池、桄榔林的一片新绿，倒让人一时难辨今古新旧，忘却时空嬗变，好一似坡公的屐履还刚刚踏过，坡公的襟袖才刚刚拂过；清风里还留下他自制的玉糁羹的薰香，艳阳下还听见他带领黎峒孩童诵读的琅琅书声……。岁月苍苍，东坡不老。眼前的载酒堂于风霜凋蚀中一再毁颓又一再屹立，一如东坡在连遭贬谪、流离颠沛而不改其襟怀旷达、笑声朗朗。我漫步在毁后重建的东坡书院，这里摸摸，那里抚抚，不嫌其新，更不厌其旧——只觉其新，尚带东坡的飒飒英风；其旧，亦蕴涵东坡的浩浩慨叹。我当然知道，如今书院内能够存留下来的史痕旧迹，实在是不多了（简直空空如也）——可是，对于苏东坡，那些世俗标准里的新旧、有无以至成败、得失，难道真有什么意义么？论成败，他可谓“仕途经济”、“功名事业”的“败者”——后本半生几乎就在越贬越远的流亡路上打发；然而，从黄州、惠州到儋州，坡公苏轼，难道不是完成了中华文化史千秋功业上最辉煌的凯旋么？论新旧，他曾因反对滥施新法而受“新党”迫害，又因与“元佑旧党”司马光的不合而被一再外放；他的人格，巍巍乎旷于高山莽原又磊磊兮质似砂石泥土；他的诗文，出手即成典章而开一代新调新风——“新”，不足言其锐猛，“旧”，无以状其淹博；出道入儒，亦文亦侠，似佛若仙，既庄又谐。我喜欢一位友人信中的这句话：苏东坡，是中国古典文化留给我们最完美的一个人格，如一轮满月。完全可以说：数千年中华古文明所淬炼所陶铸的传统中国士人的完美形象，在苏东坡身上实现了最后的完成；而居儋三年，则是完成这一形象的最为精妙绝伦的一笔重彩！

   眼前矗立的载酒堂，其缘起故事，本身就透见古来中国士人的嶙峋骨骼。史载：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新党上台后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而谪居惠州的苏轼，据说因写了一首《纵笔》诗，中有“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句而被小人禀报朝廷。宰相章惇见而怒曰：“苏子瞻尚而快活！”因名中带“瞻”，遂下令将苏轼从广东惠州，再贬到海南岛儋州，“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苏东坡以年逾六十的垂老之年，携子苏过渡海投荒，落籍儋州。在抵儋初时，受昌化军军使张中善待，邀住衙门官舍。不料，翌年——元符元年（1098年）四月，朝廷派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至雷州时闻知东坡住在昌化军衙门，当即遣使渡海，临门相逼，将苏东坡父子逐出官舍！——仿佛是古往今来一幕重复上演的闹剧：那些藉天命营私的朝廷权势者，果真是对有才情见地、又有操守担当的一代士人菁英，以赶尽杀绝为快啊。“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一时之间，东坡父子，几陷于上无片瓦遮头、下无立锥之地的荒绝境地！面对加之眉头额首的朝廷凌虐，东坡泰然处之。 “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当即买地结茅于城南桄榔林中，在当地儋人义助下， 一个月后，建成可以栖身的五间茅屋，东坡以“桄榔庵”名之。与此前后同时，军使张中邀苏东坡同访儋人黎子云兄弟。当时座中有人建议：在黎子云旧宅涧上建屋，作为东坡居所和以文会友之地。东坡欣然同意，当下解衣带头聚钱集资，并取《汉书·杨雄传》“载酒问字”的典故，命名为“载酒堂”。数月后，“载酒堂”落成。但见莲池荡荡，芭蕉两三，果香四溢；每于月明风清之夜高朋满座，桄榔竹影间书声琅彻——“载酒堂”，又营造出瘴疠蛮荒之上另一片“苏子瞻尚尔快活”的自足天地！东坡曾有诗纪其事：“……临池作虚堂，雨急瓦色新。客来有美载，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鴂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并引》）

   “桄榔庵”几座茅舍，今已不存;“东坡书院”则因历代的毁颓重建，不断扩展其遗址规模，得以幸存至今。如今新造的载酒堂中，似依旧例，立有苏轼、苏过父子与儋人黎子云相对坐立的三尊彩塑人像。虽稍嫌工艺粗率，也可想见当日“载酒堂”内东坡父子与当地士人把盏酬唱、相濡以沫的深挚情谊。我来到堂侧的纪念广场，一尊高达丈余的东坡笠屐铜像立于其上。东坡老人头戴斗笠，面容清癯，舒眉远眺；一手执书卷，一手挽襟袍，似乎刚刚趿着木屐跨过一片泥泞。南天艳阳下，映着苍苍天穹，须髯飘飘间，真有一种如南宋大儒朱熹所赞的“傲风霆，阅古今之气”。

   我想起《东坡海外集》中《与侄孙元老书》中的这一段文字：“……海南连年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绝不至，药物鲊酱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好一个“超然自得，不改其度”！古人谓：“时穷节乃见”。晚年流落海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风土疑非人世”。然而，一生精彩的苏东坡，却依旧立言精彩，立德精彩。居儋三年，身处逆境，苏东坡却以当地汉、黎儋人为助力，倡黎汉平等，劝农耕植，教乡人破迷信，改陋俗，求医药，挖水井；更敷扬文教，开设私学，自编经说，传授生徒，以“载酒堂”为讲学育才之地。数年之间，便使得这片“生理半人禽”的荒蛮之地，“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见《重修儋州志叙》）。记得当年，我在东坡诗中咏诵过的“儋耳山”下务农，时常听到当地农人说的土话，竟带着一种川蜀口音（比如把“去”，发成“克”），他们自称说的是“东坡话”。我当时大为震惊感慨：苏东坡居儋仅三年有余，竟能使一种异域方言在此地生根流传——哪怕在语言学意义上，都是一种传播奇观哪！由此可想见，东坡当日在此地转化风俗、教化人心的力度与深度！（郭沫若先生也曾为文述及此“东坡话”。近年虽经学者考据：“东坡话”不为东坡所传，实为自汉代以来琼州驻军所流传延续的受北方语系影响的“军话”。但当地百姓却习称“东坡话”，可见“苏文正忠公”的深得琼人爱戴。）

   ——不独此也。尤为难得的是，孤悬海外，苏东坡之心系天下，忧国忧民，则依旧不改其笔力锐猛，风骨凛然。据南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的梳理，居儋三年，东坡曾写下《论商鞅》、《论管仲》、《论养士》、《论青苗》等十六篇直言国事的“海外论”。倡以德治国的仁政；批判反智愚民、以严刑峻法为核心的暴政；直指新党变法中的“恃法以侵民”，天下不得其利反受其弊；同时斥责海南当地的“贪夫污吏，鹰鸷狼食”……。总之，凡关涉社稷、有益民众之言、之事，东坡无不勉力而行，奋笔而书， “精深华妙，不见老人有衰惫之气”。一部《东坡海外集》，今天披阅，仍可触感其蓬蓬脉动，耿耿丹心，炙热烫手。“百世下犹想见蛮烟瘴疠之乡，当日其事其人之有如是者，以是知公之大有道于是邦也。”（刘凤辉《居儋录序》）

   漫步在坡公屐印留香的庭院，不由得想起自己一段与“苏氏智慧产权”有关的轶事。记得那一年，为编辑一本海外文集，记写一群为坚持理想而甘于承受苦难的国人故事。朋友们想找一个合适的封面题字人。我说：就苏东坡吧！苏轼苏轼，东坡东坡——中国士人中 “不死的流亡者” 的一代祖先，一个屡经冤狱、贬谪、流放而不改其志、其度、其乐的硬骨头、大胸襟、厚肩膀！有谁比苏东坡，更合适作这样一本书的题字人呢！连夜伏案，自《三希堂法帖》翻检诸体苏字碑拓，竟仿佛天意怜我，书题中每一字，都可从苏字中顺利检出，并且一似挥笔而就，浑然天成！自此几成通例，海外出版的好几本相关集子，编辑都点名要集苏字为书题。一时之间，鄙人这个如假包换的苏氏后人，几乎成了“苏体碑帖集字”的专业户，每书每题，竟仿如祖先有灵，都能奇迹般地集齐诸字，一若墨痕尚新！

   苏子有云：“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也。”我仰望着蓝天白云辉映下的坡公铜像，目光隔代相交，心中默默叨念：苏老祖，请恕谅本家小辈后生的僭越冒犯——擅集苏字作书题，是我等海国漂流的一代士子，百世之后，甘以一身正气傲骨、活得洒脱出尘的坡公苏轼为绳尺为楷模， 以承继古来中国士人重义守节，“为天下，济苍生”，“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的那一脉幽幽香火啊。

   万里归来，想起海外诸友的嘱托，我向着“东坡居士像”，深深鞠了一躬。

   “载酒堂”后面重建的大殿，如今成为“东坡书院”历代幸存文物的陈列馆。历经劫难毁弃，“幸存”也者，实在是凤毛麟角。最吸引我目光的，是这一幅黑白阴文拓片——原为嵌于载酒堂前壁上的刻石“坡仙笠屐图”。图中描画的是：东坡遇雨，头戴斗笠，咧嘴吟笑，挽襟侧身跨步，似在回应童稚的嬉闹。上面留有明代宋濂的题词：“东坡在儋耳，一日访黎子云，途中遇雨，从农家假笠屐着归。妇人小孩相随争笑，群犬争吠。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觉坡仙潇洒出尘之致。百世之下，犹可想见。”这，或许是历史存留下来的，最真切的一个东坡居儋生活场景实录吧。

   “从农家假笠屐着归”，仅此一语，就道出了东坡谪居儋耳当年，与当地民众水乳交融、摩肩相亲的情境。细细浏览东坡居儋期间的文字，你会发现，虽然天性乐观豁达，抵儋初时，东坡其实是充满了惶恐、绝望之情的。“使命远临，初闻丧胆”，“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但是，与海南土地、民众的相炙相亲，成为了对东坡灵魂心智真正的拯救。椰风蕉雨，黎歌峒调，一若赤壁江上的明月清风，徐徐抚慰着“罪人”的身心，点点滋润着诗家的健笔。读着坡公那些与当地儋人相往还的诗篇文字，就像面对沧海间浮来的满钵珍珠一样，随便拎起哪一颗，你都会看到饱孕天地精华的闪光。

   “已卯上元，予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儋耳夜书》）这是记写上元佳节，东坡与登门相邀的当地士人一起出游，察民情，观风俗，尽兴而归。

   “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这是坡公到四位当地友人家中作客，受到了黎家孩子口吹葱叶的迎送，感受到天涯海角的人情暖意。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倏然独往来，荣辱未易关……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和陶拟古九首·其九》）这是一位不识孔子颜回，甚至言语不通的黎山男子，给东坡送上自己手织的吉贝布以御海岛风寒，让他从中看淡荣辱得失的故事。

   当然，其中最著名的故事，自是东坡在田间路遇“春梦婆”而顿悟人生的趣事了。“符老风情奈老何，朱颜减尽鬓丝多，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同见《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其三》）据《儋州志》记载：“春梦婆家居儋城之东，年七十余，常责大瓢行田野间，口歌《哨遍》，方馌食，遇苏文忠公，曰：‘世事如何？’婆答曰：‘世事只如春梦耳。’公复曰：‘何如？’曰：‘翰林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公曰：‘然！’因号为春梦婆。”——这一个“公曰：然！”几可亲见：坡公当日与乡间老妇在田畴上把臂交谈、共悟人生的眉眼丰采！

   大殿两边，如今重新立起了一座座历代诗人咏诵东坡书院的诗碑。也许是古迹无存，最显眼的，反而是近人邓拓、田汉、郭沫若等人的手迹碑刻。其实，所有古今诗作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登载酒》诗中所言：“先生无地隐危身，天赐黎山活逐臣。”是的，正是海南的熏风热土，黎山的挚语温情，熨暖了东坡一颗被放逐的赤子之心，使得最后走出人生低谷绝境的坡公，写下了这些同样在百世千载之后，仍旧熨暖着琼州土地人心的诗句——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子瞻子瞻——儋州儋州。当年的权势者，以此作为一种惩贬性的语咒；岂不知，天赐儋州，天佑子瞻，成就出这样一段中华文化史上人亲土地，土地亲人、暖人、成就人的奇缘奇观！政治可以讲“成王败寇”，文化却蔑视“成败论英雄”。——“章惇”们今何在？除了耻辱柱上的宵小嘴脸，却早已在历史文化的记功册中灰飞烟灭了；而苏东坡与他的东坡书院，经历代劫后重建再重建，将会在这片热土上长存永续——历史，以其自身不动声色的逻辑，嘲弄了那些弄权自辱的“章惇”们！我环望着庭院里熟悉的海南风物——挺挺的椰树，亭亭的槟榔，果实累累的荔枝、芭蕉、木瓜、菠萝蜜………。早晨下过一场新雨，草木都氤氲一片淡淡的薄岚之中。这些当年荫蔽、滋润过东坡的一花一树，如今也在我的眼帘中熠熠生辉。我知道，不可能存有任何“东坡手植”的古木了。摘一朵狗吊钟的花蕾夹进书页，喝一口东坡井的泉水润润喉咙，总想在这一片苏祖谪居的故地上，多留存一点记忆，多感受一点滋润。说来难以置信，仿若真的斯土有灵，就在我流连徘徊、寻寻觅觅之际，我忽然在庭院正中一棵菩提树的粗根上，看到了一朵据说是早晨刚刚萌长出来的硕大的白灵芝！“奇了奇了！这样巨大的白灵芝，平日就是在深山老林里，也难得一见的！”陪同的当地友人惊叹着。俯身端详，那半月圆的灵芝足足有小脸盆大小，被羊脂白玉似的底子托举着，厚实的身子波折着往外伸张——细细看去，神了，灵芝底部，正淡淡地袅起一缕细细的白烟！“你们看，她好像在微微抖颤，她真的还在往外长着呢！”同行友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那道奇妙的烟气，“嘿，都叫坡仙坡仙的，这可是东坡土地上升起的仙气，迎接你们这些远客归来哪！”

   我心里蓦地一热。

   不，我不是客。我也是儋耳人。从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我在这片亚热带土地上整整生活了十年。在那座“儋耳山”——儋州最高峰沙帽岭下的小山村里，我也曾有过一段凄凄惶惶的时光。文革遭劫，父兄系狱，整个家族受牵连，竟有大半成员进了“牛棚”。我是当时全村知青中“家底最黑”的人，又是 “岁口最嫩”的人。却又因为习惯寡言独行，埋头干活读书而不听“招呼”，遭到某些知青“大佬”的“孤立”，各种骚扰几乎无日无之——灯油被灌水，书箱被撬开，书籍被偷走，日记被偷看，更散布各种当时可以随便治罪的流言。我的班长洪德江——一位当地老农工看在眼里，主动让我把小书桌搬到他狭小的家中，在我的大油灯边添一盏小油灯，从此，无论风雨阴晴，夜夜陪我读书。那时候，与父母家人音讯断绝。下乡头两年，别人有“探亲假”，我甚至无“亲”可探。洪班长家的茅草房、小窄屋，就是我的家；他的妻子阿花和两个孩子，就是我的亲人。大热天冲一碗白糖水，他们也留着等我回来喝一口；冬夜里总是煮好一锅热水，等着我下工回来洗澡歇息。每在冬雨泥泞中下工归来，远远望见洪班长家那座小茅房的幽幽灯火，就觉得心头熨贴踏实——那真是人生暗夜中，上天赐予我的最温暖、最亮眼的一盏烛照啊。——还有疼爱呵护我的老队长梁汉武。他的长相一如他的名字，两道横挑的寿眉扬起一股英气。记得队里第一次分肉，因为惦记着我年龄最小和没有炊具，是队长自己“偏心”留下了我的“份儿”，让阿婶把肉烧好了悄悄给我送过来的。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文字，也是被队长“逼”出来的。那时候，因为“出身太黑”，我唯恐为文罹祸，坚拒参与一切与文字有关的公众活动。那一年大会战，老队长绷着脸，给我下了道“军令状”：“都知道你能写会画，我给你两天工，你不给我写出一篇在全团打响的稿子来，我唯你是问！”末了又扔下一句话：“怕什么怕？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稿子，随后果真写出来并且“打响”了——不但全团广播而且登上了省报。我因之，自此步上了陪伴此生的文字生涯。记得上调那天，队长亲自送我出山，走了十几里山路，像送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不忍不舍，感叹着说：“真想把你小苏炜多留在身边几年，没想到逼你写作，反而就把你逼走啦……”他挥挥手，“当然，该让你飞走的，你就飞得远远的吧！”

   ——倦鸟知还。那天，顶着大雨雷暴，我带着满腹牵挂，从大洋彼岸回到儋耳山下的培胜小山村。洪班长、老队长却都不在了，都因为年迈告老还乡了。我久久抚着班长家当日那间矮瓦房苍苔斑驳的木门，在队长从前带着我们一起挖掏扩深的老水井前，依依不舍离去……。我默默地，望着巍然仰在头顶的儋耳山。——自然，我不敢跟苏祖东坡光耀千古的巨掾之笔相比；但，“小苏炜”手中这支笔，也是蘸着儋耳的山魂水气走出来、写出来、立起来的。当年熨暖过坡公襟怀的黎山热土熏风，也同样洗涤过我的笔锋，陶冶过我的心灵。此刻，我又站在这片护拥过苏轼同样又护拥着我的土地上了。脚边的白灵芝，仿若神喻一般地，正袅袅升起一缕细细的烟气。“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当初苏轼抵儋之日在梦中所得的这一诗句，一时之间，在我心头钟鼓齐鸣。

   顶着炎赤的日头，摘下了头顶的草帽，我向东坡书院告辞。面向大殿门庭连同托举着她的土地，再一次的，我深深鞠了一躬。

   结笔于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一日，

   [二闲堂] 转自 耶鲁澄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