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批判精神丧失了

王西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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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第五代曾经有过的贡献我还是很承认的，关键是怎么样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人文思想，开掘自己的人文资源，提升自己的人格高度。但是他们现在远远地离开这个东西了——

    今年年初，《人民音乐》杂志第一期刊发了北京歌舞团著名作曲家王西麟写的一篇长达万言的评论文章《由〈夜宴〉〈狂人日记〉到对“第五代”作曲家的反思》，文中由于对以郭文景、谭盾、陈其钢等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的“第五代”作曲家只关注风花雪月、缺乏历史责任感提出批评，而引来音乐界较大的反响。作为王西麟主要批评对象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提笔回应，写下一篇《谈几点艺术常识析两种批评手法》，将发表于《人民音乐》第四期。

　　消息传开之后，迅速成为音乐界近期的热门谈资，不同的观点在不同的人群中蔓延。爱看热闹的人们认为这是一场好玩的“骂战”，也有人将之与曾轰动一时的“谭盾、卞祖善之争”相提并论。然而，严肃地看待这场争论，除了如何看待、探讨“第五代”作曲家艺术上的问题，能让人们思考的还有：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艺术评论？如何才能有一个健康的批评环境？恰好，王西麟和郭文景的文章中，都共同谈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艺术批评的问题。我们关注这一事件，无异于在两者之间充当法官的角色，我们摘录一方的文章,是因为它还没有公开发表，而且比较能让我们看清双方争论的焦点所在。

　　有关的艺术问题，在音乐界还是一个有趣的争鸣话题。但有关艺术批评的问题，却不是音乐界仅有的，其中的内容，足以让更多的人玩味、深思，甚至争论。

　　记者：你的文章发表后，有什么反应吗？

　　王西麟：现在全世界都在反思，没有反思意识只有歌颂意识就不对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跑哪儿去了？这是批判精神，不能宽容一点。这个问题是个严肃问题。我原来对郭文景的作品有很好的看法，甚至觉得是在不断上升的。我听说我的文章发表后，《人民音乐》的编辑说郭文景很生气，写了一封信。编辑说，如果是激动之词不行，要平静说理。激动更说明问题，被外国人捧坏了，听不得一点意见。外国人捧的负面影响就出来了。我是真心希望郭文景好的，我真的希望和他交换交换意见，文章在发表之前，我托他的学生带过去，想能和他好好谈谈，他能听取意见的，没想到他很生气，我很难过。

　　记者：你怎么想起写这篇文章的呢？

　　王西麟：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以前我就对《夜宴》有看法，对《夜宴》故事本身我持批评态度。我们的作家怎么能拿《夜宴》这样的题材写歌剧？歌剧是可以写的，不是不可以。但是今天中国的老百姓面临着什么？改革的艰难历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艺术家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认识态度，这个是鲁迅精神，但现在歌剧中没有这个精神，所以我对这个歌剧的题材比较失望。后来又出了《东方红日》，我看了以后，我看不下去了，跑了。说到第五代作曲家，有些人对《东方红日》也很有意见，对《东方红日》的批评比我还激烈。这就涉及很多问题，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他们思想的质朴，他们的人文背景和批判精神丧失了。张艺谋搞《英雄》，郭文景作《东方红日》，说明80年代成长的一些知识分子思想的软弱，批判精神的丧失，我对这两件事都是持批评态度的。

     对于第五代曾经有过的贡献我还是很承认的，关键是怎么样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人文思想，开掘自己的人文资源，提升自己的人格高度，越是在这种金钱污染的情况下，越要提升自己的人格价值，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有的态度。但是他们现在离开这个东西了，远远地离开这个东西了。“朱门酒肉臭”哇。这是非常不良的现象。郭文景也获得很多荣誉称号，我个人这种荣誉称号一个也没有得到，但对于这些称号我是持有看法的，这个称号我不能说不好，但在称号之下怎么能保持自己的艺术良知和人文良知，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文章里谈到何训田，谈到陈其钢。对陈其钢作品的看法我也早就有了。我想，俄国作家的良知、萧伯纳的良知、米兰·昆德拉的良知，我们都忘记了，这是非常不好的。郭文景已经被音乐学院的四堵墙给封住了，看不到社会的其他方面。音乐界整个的人文背景非常浅薄，历史知识非常浅薄，整个都在钻技术，是非常孱弱的。音乐家不关心思想界，这是非常不好的。不关心思想界，音乐作品怎么会深刻地开掘历史深度哇？这个问题在音乐界很贫乏，音乐作品在人文深度的开掘都非常弱，包括谭盾和陈其钢。陈其钢很脆弱的，包括写女人、写《逝去的时光》，就说明很脆弱。中国历史这么深刻，你们是“文革”以后送出去的，为什么不吸收一些“文革”中的经验教训写一些深刻的作品？他们没有回答历史对他们的深刻要求，也没有思想家批判历史这样的深度，没有思想批判的深度，整个音乐界不是开掘人文背景的深远和人文资源的深度，没有这些开掘音乐是不可能深刻的，是不能达到今天历史要求的。

     但话又说回来，我不是强求别人一律听我的，这是创作不是专制，我不是新专制主义者。音乐的进步有着广阔的道路，这是好的，有纯艺术的音乐，有欧洲的音乐，有多种题材形式的音乐，艺术路子很宽，这是好的。但根本的主流是什么？我认为是人类命运关注的作品，是整个艺术的主流，马勒、西贝柳斯，这些人代表着这样的思潮，还有潘德列斯基。潘德列斯基写集中营、写广岛受难者，这就是人类艺术家的良知，整个人类对艺术家良知的呼唤，我认为音乐家应该回答这个问题。

　　最后，我谈到皇帝戏，我认为电视里面的皇帝戏是非常可耻的，是非常违背历史的。长时间里统统的歌颂皇权，歌颂皇帝一个比一个好。给老百姓散布了极大的毒素，我觉得他们是反历史主义的，知识分子丑陋的东西、软弱的东西和孱弱的东西都出来了，我觉得非常恐怖。我们缺乏横向比较，清朝康熙时代是俄国彼得一世在改革，他把俄国提升到新的时代。彼得一世对俄国的进步有重大贡献。现在总说清朝多好多好，别的不谈是不对的。我认为二月河的皇帝戏是反历史主义的，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现在听不到历史学家的声音。

　　记者：那么你是不是还想与第五代作曲家就这个问题有所沟通？

　　王西麟：我与瞿小松有沟通，我们谈的很愉快，他也有很多看法。上海有一些议论。上海音乐学院有青年教师也有看法，他们看了我的文章觉得很好，他们认为批评是正常现象。至于郭文景暂时还没有沟通，我很想请他不要生气，这个人是有才能的，希望他谦虚一点，让别人把意见说出来，这样对他是很好的。

      （乐趣园 FROM：北京青年报 刘净植 伦兵），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