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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玮:走近父亲
4/22/2008 点击数:1248

  美国曾热演二战大片《父辈的旗帜》( 又译《硫磺岛的英雄们》), 从一个儿子的角度去反观父辈的历史。全片将硫磺岛战役的空前惨况,和战后“英雄凯旋”的画面交织在一起;将历史事变复杂推进的细节与现实的思考追溯绞缠在一起,以极具震撼力、感染力的方式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历史上的“英雄”?如何看待我们父辈的旗帜?

  父亲苏翰彦不是声名显赫的人物,但也不是一般市井的平头百姓。在“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其实最容易忽略的恰恰就是这个社会金字塔 的广大中间阶层。父亲生前曾任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秘书长兼广东省政协常务副秘书长,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民主人士”,但无论在实际的权力上,或是在具体的声名、业绩上,他都只能算是普通的一位“机关干部”——宦海滔滔中的一叶小舟。

  套用鲁迅先生当年的一个文题《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我们——自认为清醒的、批判的新一代知识者们,应该怎样面对父辈?怎样理解和走近我们的父亲?怎样面对上一代在上个世纪曾经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理想主义追求?

  “不要无条件地相信理想主义者”

  20世纪的历史,从某个意义上看,就是一部理想主义从发光、发热、成功、成型到扭曲、暗淡乃至堕落、损毁而又振作乏力的历史。理想主义,广义地说,即指一种为了理想目标——信仰、真理、主义、价值等等,超越俗利计算而奋不顾身、义无反顾的精神追求。它其实是不能作简单的“左”、“右”,“社”、“资”的划分,每一种社会情状、人生情状态与思想情状中,都可能会有“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的仁者智者,“理想主义”必定在其中占一席之地。不久前,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在写给儿子安德烈的一封信中,说了一段很沉痛的话:“如果说我目睹和亲身经历的20世纪教了我任何东西的话,那就是:不要无条件地相信理想主义者,除非他们已经经过了权力的测试。一个有了权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经过权力测试而自我信心满满、道德姿态高昂的理想主义,都是不可靠的。”(《亲爱的安德烈之六·向左走,向右走》)

  20世纪的历史,又是一部不断天翻地覆、今是昨非、昨是今非、“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历史。此方的“理想”,可能是彼方的“毒物”;昨天显赫的梦境,也许今天变成荒谬的笑谈;今天乐不思蜀的情境,又或是昨日口诛笔伐的“万恶之源”。于是,我们就时时听到这样的慨叹:在今天这个功利第一、欲望驱动、物质消费挂帅的时代,已经不需要谈论“理想”了,已经没有“理想主义”的位置了。不要说弥漫官场社会的那些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了,君不见,如今迎来送往的灯红酒绿之中,有多少当初笔者熟悉的1980年代的热血之士、有识之士、有为之士?他们也都纷纷“解甲归田”——沉迷在官位的炫耀、级别的争夺与金钱名号的自炫自足中了。一位文友最近给我写信说,只是津津乐道于各种名头倒也罢了,今天许多的头头脸脸们,可是连每月领一百块钱国务院津贴都要写进名片头衔里,以作为“成功”的炫耀品呢!

  我或许把话题扯远了。读《落红护花》(注:即作者父亲苏翰彦先生的略传)文稿,读着父辈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把国家的忧患、民族的命运自觉压上肩头,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为国家事、民众事奔走呼号,在经受历史的挫折与委屈时不屈不挠、挺然而立,同时依旧无怨无悔地继续奉献付出……面对这一页页真实具体的、没有矫饰夸张的历史,你不能不动容、动情,有所感、有所思。这里面也许可能关乎某一种主义信仰的追求和坚守,但是,也可以澄滤出一种超越历史时空局限的人格操守、人性精神。这就是理想主义自身所具备的超越性。

  近年来我在自己的读书思考和交往观察中逐渐认识到,以往那种动辄把过往一切看作“白纸一张”的思考向度是片面的,其实它与“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线性单向思维一样,同样容易流于意识形态化的偏见。这种天地翻覆式的“片面的深刻”,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百年来不断发生翻烙饼式的民族自耗的精神因子之一。我逐渐认识到,我们应该像珍视自身的民族传统一样,以同等的心情珍视父辈的历史(包括民国史、共运史和共和国历史等等)。不管你承不承认,也不管其中流淌的是清浊浓稠,这一页历史确实已经成为我们自身传统和血液的一部分。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段历史和传统采取批判和反思态度,就像我们对待孔孟、老庄以来,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所有人类传统文化遗产的批判、反思态度一样。

  多年“政治正确”需求下形成的扭曲人格

  诚如龙应台所言,对理想主义的褒扬不能是盲目的、轻信的。那种自以为正义在胸、真理在手就可以傲视一切、横扫一切的道德主义的优越感,是尤其可疑和有害的。寄生于理想主义之上,唯“理想”为大,自恃目标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以崇高的名义施行残暴与邪恶,号称为了天堂的目标可以为社会公众铺设通向地狱之路……一部20世纪的历史,已经给我们留下太多太多血的教训。这既是理想主义的扭曲与变形,也是理想主义的堕落与悲哀。读着父亲充满泪血歌哭的传记,想起这些年来自己亲历亲闻的史实,真有一种锥心疼痛之感。

  我以为,除了权势和权力是检验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试金石以外,理想主义的追求能不能最终有利于国家民族的福祉、真正造福于广大社会公众,更是衡量其虚实、真伪的最终标尺。当一种从理想主义出发而最终导致理想主义的失落、理想精神的堕落从而损害大众利益、为祸社会发展的历史情势发生的时候,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就应该敢于面对自己的人生抉择,面对一生的精神情感历程,对这种理想主义本身加以质疑、反思和批判,同时义无反顾地走上坚持革新、坚守符合人类基本价值的理想道路。其中,也包括坚守被权力和功利所扭曲的自由、民主、博爱的原初理想,坚持对权势说真话的求真立场。我想,这或许正是理想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仍可以存活、应该高张的基本理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能理解经历过“文革”劫难的父辈知识分子们在晚年的沉痛反思。“落叶萧萧深闭门,青灯照壁又黄昏。匡时有术空搔首,忧世无端徒捉襟……”(见父亲《龙城秋思·春泥集》)在父亲众多的至交老友中,比如老作家黄秋耘伯伯,老画家黄铸夫伯伯(老延安、中央美院老干部)等,就曾多次向我这个晚辈后生深刻剖白过他们这种悲壮且悲辛的人生经验和心路历程。我曾有机会在1990年初、1997年前后和父亲作过几次推心置腹的深谈,平静交换过两代人对同一段曲折历史的不同经验感受。我不经意地发觉,多年的“从政生涯”(如果说民主党派工作也算一种“政”的话)已经使父亲自然而然形成了两副面孔——“公家的”和“私人的”、“公众的”和“私下的”。在“私人”、“私下”的层面,父亲的许多反思和洞见,完全达到了如黄秋耘伯伯等前辈一样的高度与深度(所以在他的晚年,我听过许多次父亲对黄伯伯道德文章的赞许);但是,一到“公家”与“公众”的层面,父亲的反思和洞见,就有可能被紧跟时潮的大话、套话所代替,而且替代得似乎情感真挚、自然而然。

  我想,这是父亲在多年的“政治正确”需求下形成的一种扭曲而不自知的外在社会人格。这恰恰又是在父亲刚正坦直的性格特征之外不易被外人察觉的一面。也因此,我对父亲晚年在他的日常言说、诗文书写里,一再表达的“虽九死其犹未悔”、“此心未减当年红”的精神,既是钦敬的,也是有保留的。

  面对20世纪既波澜壮阔又苦难深重的历史,每一位当事人和过来人,仅仅是“不悔”——无论“虽死不悔”或者“青春不悔”,也许是远远不够的。“红”,如果作为一种人生理想,确是可以坚守的。可以庆幸的是,父亲的一生从未处在权力的高位,甚至曾先后两次陷入冤狱困厄之中,他精神上始终高朗洋溢的理想主义色彩,因之也确实很少受到权力和权势的腐蚀,反而在艰难困厄中成为支撑其腰杆脊梁的真实精神力量,就此而言,父亲真的可以说是无愧于自己的一片赤心的。但是——“红”,如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色彩,就无必要太“较真儿”了。历史已经证明,离开了“建设”和“创造”的“革命”,必定沦为无根无底的“人祸”;当“权力”的话语远低于“权利”的话语、“主义”的话语,远低于“民族”的话语,更低于“生命”的话语,这个“红”就要发生问题了。这一点,甚至连上一辈的革命领导人,在2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的改革历程中,基本上都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等等,这些已经从个别领导人的睿智,变成一种全社会的共识——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已经不那么“红”了,晚年的父亲,其实也不那么“红”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社会变得相对祥和繁荣了,黎民百姓的生活变得相对安逸富足了,国家重新走上了建设、发展的轨道。父亲自己的晚年生涯,也充满了欢笑和诗兴,本来,这就适足以告慰自己奋斗颠扑了几十年的风雨人生了。

  我有时会感到默默的难过:以父亲如此真诚刚正、坦直热忱而广为亲友们爱戴敬重的个人品性,多年来,却形成了某种似乎需要随时向某个看不见的“方面”表白和表现“正确”,甚至有时带着一种下意识的表演状态的“公众性格”。比如,以父亲在古典诗词上沉酣的修养才情,他完全没有必要在晚年诗词里加进那么多表白“政治正确”的时潮套话。我曾想过:一本《春泥集》,如果去掉了那些生涩的套话,会是多么有分量的“旧诗新写”的好范本呢——但是那样一来,也就没有了《春泥集》,也就不像“苏翰彦”了!

  记得有一回,我曾“倚小卖小”,委婉而坦率地对父亲说:以后最好不要把那么多的“时语”,写进诗词里去。父亲听罢皱了皱眉,淡淡说道:我已经写惯了——这是一个真实的、却是隐隐透出沉痛的自白。这两种“公”、“私”性情在父亲身上显得这么不和谐,这是我这个深爱父亲的儿子,在父亲已经完全两袖清风、后顾无忧的晚年,最感到迷惑也最感到不忍的地方。也许,真的无必要苛求它、改变它?只是,细细想来,理想主义原初精神的变质与走调,最早,就是从这种夸饰的“正确”,“正确”的道德化与无限化,以至变成一种表演性的虚假……所一步一步开始,一步步累积、变异、畸化的啊。

  我曾在回忆秦牧叔叔的《邻家长辈》一文中,坦诚写了我与秦牧叔叔晚年的思想冲突并剖白了自己真实的看法。相较于秦牧叔叔的盛名,我的父亲苏翰彦,或许只是一个普通而又普通的个案。但是,一如前述,那种真实人格中的两难扭曲,唯其因为“普通而又普通“——它变成了千千万万现当代读书人的一种集体品格,一种民族性的心理积淀,当一种曲折的历史进程出现时,它不期然就成为一种裹挟其中的巨大而负面的惯性堕力,并且在历史老人“谁之罪”的责问中难辞其咎——一如“文革”中那种“全民族疯狂”、“全民族堕落”的图景——其令人惊心动魄之处,就显露出来了。这,就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文革”过来人(“文革”中,我也曾沉迷于红色狂热,批斗过老师,宣布过“和反动父母划清界限”),应该对这种种“不悔”的说法,保持清醒头脑的地方;也是自己在这样一篇本来应该怀念父亲的文字里,加进了的审视的意蕴,意图更真实也更贴切地“走近父亲”的原因。

  父亲,以你天性的坦直、海量,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秉笔直书。

  结笔于耶鲁澄斋

  ( 作者系旅美作家,原载《同舟共进》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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