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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作家应该为文学牺牲
5/2/2008 点击数:1703

作家应该为文学牺牲 

(顾 彬,德国汉学家

   顾彬先生也许正是那种典型的不修边幅的文学家。他脚穿袜子打开了宾馆的房门。

   房间里的圆桌上杂乱地摆放着水杯和小食品,以及一瓶喝到一半的“红星二锅头”——他曾用这种酒来形容中国当代文学,与此相反,解放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则是“五粮液”。这样的陈设也许无法让人联想到诗人情怀,但床铺上严格地分门别类摆放的书籍与杂志,却立时透出一种德国式的严谨。他的眼神流露出些许疲惫,不过一谈起和文学有关的事,他就慢慢变得意兴盎然。

   研究了几十年中国文学的德国人顾彬(WolfgangKubin)最初也许没有想到,他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成为中国文坛的焦点人物之一。也许他本意并非要做那个喊出了 “皇帝身上什么也没穿”的孩子,但在直言不讳地抨击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积弊之后,他真正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尽管要经受一些中国作家的口诛笔伐,但一些网站的调查却显示,中国民间的绝大多数人支持他的观点。

   最初的爆点是顾彬2006年11月接受“德国之声”电台的采访。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与作家做了极其严厉的评价,把当时的畅销书《狼图腾》称作法西斯主义,并称中国作家胆小怯懦,没有替一个国家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鄙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正是中国人自己,而非外国人。在国内媒体把他的话断章取义地简化为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之后,他就成为众矢之的。

   但顾彬并非是一个好以惊人之语耸动视听的人。作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教授,以及德国作家、翻译家协会的会员,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寂寞地研究了许多年,著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翻译有六卷本的鲁迅诗歌散文集。他能熟练地使用德语、英语和汉语,能读懂法语、日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古希腊语,对西班牙语和荷兰语也略有所知。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辛苦地翻译中国诗人的作品,以让德国人了解他们的创作与思想。一切似乎都表明,他会是一位提出严肃意见的人士。

   也许我们可以认为顾彬在一些方面有失偏颇,但在一贯缺乏辩论与批判精神的中国人文学界,顾彬无疑可算作是中国文学的一位“诤友”。“千人诺诺,不若一人之谔谔”,如何对待顾彬这样的外国批评者,不仅考验着中国作家的雅量,而且考验着一个复兴民族的宽容心。

   “垃圾”说的由来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你就中国当代文学所做的一些评论,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对这些争议你如何看待?

   顾彬:对于你提到的这些争议,我都觉得无所谓,我根本就不上网络。但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提出来的问题,别人似乎并没有完全听懂我最初的意思。

   经济观察报:那你提出来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顾彬:2005年我写完我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除中国和日本外,无论是在英语国家还是德语国家,这本书肯定是最厚重的一本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要思考自己30年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工作。一个学者的态度就应该是对他过去的研究进行怀疑。我重新看自己的工作,然后自问道,这值得做吗?为什么要这么问?就是因为不少中国大陆的学者、包括很有名的学者,很坦率地告诉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毫无意义,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在他们的影响下,我越来越怀疑自己的研究。所以中国人老来谈我是很不公平的,应当谈中国自己的学者。对某一批人来说,我是个替罪羊。

   经济观察报:他们说这些研究没有价值,理由是什么?

   顾彬:他们说1949年之后的文学都是垃圾,不要看、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这就是他们的口号。所以这个“垃圾”的概念并不是我提出来的,是中国学者自己提出来的,包括中国著名大学里研究哲学、文学、美学的学者。在我发表了我的观点之后,他们也表示赞同,但他们不敢公开地说。

   外语问题

   经济观察报:在他们这么说时,你自己的判断是什么?

   顾彬:我的判断是,中国当代文学肯定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与语言、内容、世界观、结构与形式都可能有关系。

   经济观察报:世界观指的是什么?

   顾彬:很明显,一些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完全是按照国家出的提纲来写,也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写。我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聪明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太简单,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解。他们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从1949年到1979年都是跟着领导的讲话写作。1979年之后有所改善,但直到今天他们还是离不开1949年以来沿用的话语和思想。作家应该是完全独立的,应该有自己的语言和思想。

   经济观察报:你说的形式指的是什么?

   顾彬:比方说,鲁迅发明了中国现代小说,胡适发明了中国现代诗歌。但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作家没有发明什么新的形式,仅有中国当代话剧可谓是新的形式。

   经济观察报:世界上的文学形式就有那么些,你为何要强求中国作家提出创新呢?

   顾彬:美国作家在写作时,每次都会扩大小说、诗歌、散文的形式。他们不可能沿袭昨天的文学形式,而会重新创造。例如,朦胧诗和后朦胧诗就是两个世界,形式不一样,语言和思想也不一样。不过一些中国诗人还是比较先锋的。我一直都在说,中国现在有不少好作家,但大多是诗人。不过现在因为诗人在中国没有什么地位,好像在他们看来,诗人不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

   经济观察报:你还提到了语言的问题,现在许多中国作家不懂外语。

   顾彬:对。如果从1949年之前来看,你会发现中国作家的外语水平都不错,如鲁迅、张爱玲、林语堂等。郭沫若用德文写诗,戴望舒用法文写诗,林语堂用英文写散文,张爱玲用英文写小说。中国1949年之前的文学家基本上都是汉语学家。但1949年之后的中国作家不会外语,不做翻译。德国最有名的作家基本上都是翻译家。如果一个人会外语,他会强化自己母语的能力。例如德国伟大的诗人荷尔德林翻译过古希腊的诗歌,后来他用古希腊诗歌的方式写德文诗,就把德文希腊化了。还有美国诗人用中国唐诗的方法写英文诗。这说明外语可帮助作家走上新的文学道路。如果一位中国作家不会外语,他无法从另一种语言体系来看待自己的创作,也无法在新的基础上开始创作。这就是中国当代小说落后的原因之一。

   经济观察报:但外语问题似乎并没有影响中国当代的诗歌?

   顾彬:是的,我觉得非常奇怪,当代诗歌似乎还没遇到这个问题。1949年之前的诗人都会外语,也翻译过外文诗,例如冯至。而中国当代诗人,如欧阳江河、翟永明、王家新等基本不说外文——西川是个例外,英文不错。他们为何还能创造新的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也不太清楚。但他们也常看翻译过来的外国诗歌,可能也会受到影响——也许他们看到的诗歌译本比较好。
做作的中文

   经济观察报:你为何认为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超过了小说,为什么小说不好呢?

   顾彬:我怀疑中国小说作家有什么真正的创造力。不少当代的小说家是先看译为中文的外国小说,然后模仿这些外国小说开始创作,例如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作品。另外有不少作家不把写作看成一件辛苦的工作。他们似乎要先看如何满足市场需求、如何能赚钱,然后才写小说,这样他们会比较“成功”。但一个文学家不应为市场服务,他应为文学牺牲自己,当下有没有读者,那是无所谓的。但现在好像除了诗人之外,中国没有什么文学家愿意这么做。

   经济观察报:但文学的目的不就是满足读者的需求吗?

   顾彬:不一定,文学的意义首先是为语言服务,应该以语言为中心。语言是最重要的,它是作家的工作对象。

经济观察报:那你觉得一部好的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满足什么标准?

   顾彬:我的标准就是1949年之前的作品。当时市场的作用不大,作家们觉得有任务创造一种新的语言。鲁迅、张爱玲、沈从文等1949年之前的作家,使用的语言是全新的,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在辛亥革命之后,用白话文来写作是一种新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鲁迅就只能用古代汉语来写诗,用白话文写诗时,他的文笔是很差的。所以当时的作家在探索创新。而现在不少中国作家根本不知道如何来写一句正确的话。一句话不应经常重复已有的东西,不应老用同样的词。一个作家用的词不应来自报纸,应该创造自己的语言。另外语言应该非常自然,但现在中国人的中文常常是做作的。

   经济观察报:做作是什么意思?

   顾彬:就是不自然,受外文的影响非常大。我现在看《人民日报》等中国的报纸,感觉根本不是中文,而是翻译成中文的外文。从日常的需要来看,这样做是可以的,但从文学的角度讲,这种翻译体的文字是做作和蹩脚的——当然《人民日报》不是文学作品。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现代汉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种西化了的语言?

   顾彬:对,太西化了。人们日常说的语言不一定西化,但书面的中文、尤其是报纸上的中文太西化了。

   经济观察报:在现在的中文文章里,非常西化的语法与句式几乎随处可见。

   顾彬:如果是报纸,我可以理解。但如果是文学作品,我觉得遗憾。我希望中文不要走上太西化的道路,应该保留它原来的美丽。

   经济观察报:什么样的中文是美丽的?

   顾彬:中国古代汉语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你读《诗经》还是《红楼梦》,你都会发现作者掌握着语言。但是现在的中国作家根本不掌握语言,是语言在掌握他们,是媒体语言、人人都在用的语言掌握着他们。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语言。你看德国最好的诗歌、散文、小说作家,他们的语言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不行。你看鲁迅的作品,貌似不重要的字,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藤野先生》里“东京也无非是这样”的这个“也”字。但现在中国作家的作品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无所谓,也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中外读者懒得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经济观察报:你比较推崇中国古代文学,在你看来它好在什么地方?

   顾彬:古代文学的语言很美,思想很深,形式很丰富。你去读唐朝诗歌和宋朝诗歌,味道会不一样,思想、形式也不一样。小说、戏剧也是如此。唐朝小说和明朝小说不同,元杂剧和明传奇也不同。所以中国古代文学是非常丰富的。从周朝到清末,中国文学都属于世界文学,有世界文学的水平。我个人觉得,中国现代文学也有世界级水平,但当代文学除了诗人之外,就没有这种水平了。

   经济观察报:从语言上来讲,你觉得文言文好还是现代汉语好?

   顾彬:文言文我觉得是非常美丽的。辛亥革命之后、1949年之前的白话文,基本上也是很不错的。当时有些作家有时还不善于用白话文,例如萧红写书信的时候,她的白话文不好。胡适的白话诗也不好。但他们还会有一些很好的白话文作品,如萧红最好的作品《呼兰河传》。本来传统文学应该是中国文学的源泉,但是作家们到了1949年之后对传统文学的了解就越来越少。尤其是从1949年到1979年,对传统文学基本上是否定的。我看到有个报道,到了1998年,还有上海的某个领导说《牡丹亭》是黄色作品。所以说中国人和他们的传统离得太远了,似乎是丢掉了传统。你可以不懂中国1949年之前的哲学、历史与文学,也完全读得懂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但在德国、在欧洲,如果你没有很好地研习欧洲的传统与语言,你根本看不懂作家的作品。

   文学会回来

   经济观察报:人们常说现在的文学被边缘化了,许多中国人对文学丝毫不感兴趣,你觉得有边缘化这样的问题吗?

   顾彬:你说得对。文学在国外也被边缘化了,因为现在中国和德国一样,社会都出现了多元化,可能文学目前正在重新寻找它的社会地位。边缘化不一定就是不好的,边缘化让文学家们重新开始认识他们的任务、地位和使命,寻找他们的方向。我不相信文学真的会衰落。我不相信将来文学作品没有什么读者。文学会回来的。

   经济观察报: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呢?

   顾彬:在德国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当代写诗写得最复杂的诗人,如果在德国开朗诵会,也会吸引不少的听众。你知道,就连德文也是在媒体的影响之下变得简单化了,变得非常的空洞。人们开始盼望着能读到、听到另外一种语言。人的基础就是语言。哲学家说,语言是人的故乡。如果一个人的故乡遭到了破坏,他会寻找一个新的故乡。所以,当人们发现语言完全被媒体滥用了,不再有什么美的地方,他慢慢就会渴望读到真正的美丽的语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语言与文学是会回来的。德国现在最复杂的诗人,如果你没有学过拉丁文,根本就看不懂他的诗。但他的读者却是最多的,因为他们都想享受美丽的、高水平的语言。

   经济观察报:那你觉得白话文可以提高水平的地方在哪里?怎么样能给读者一种更美的白话文?

   顾彬:我觉得现在提高白话文的水平,只能是通过学习古代汉语、通过掌握外语,没有别的途径。但现在的中国作家与古代汉语、外语是割裂开来的,他们没有什么办法来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一个作家应该能看懂外文原文。但是现在中国作家都看不懂原文,都看译本,但中国现在的译本有时是非常可怕的,语言水平很低。中国当代作家在看译本的时候,最多只是能了解国外小说的写法,但根本无法体会到语言的精妙。你看冯至在写诗之前看过歌德、里尔克的德文诗歌,也翻译过他们的作品。歌德自己也是个翻译家。

   故事最无聊

   经济观察报:你自己也做翻译,并且写作,能否谈谈你的创作经验?

   顾彬:我把中文诗翻译成德文,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不是我夸口,经常会有读者说,那读起来就像是用德文写的诗,不像是译作。因为我知道好的德文应该是什么样的。我需要两个星期来写完一首诗。一般德国作家每天只能写一页文字,而且要不断修改。中国作家三个月之内写完一本很厚的小说,在德国人看来是开玩笑。中国作家写得非常快,他们写内容,而不是写语言。

   经济观察报:他们是在讲故事?

   顾彬:故事是最无聊的。传统文学主张叙事,但一战后,作家们越来越少讲故事了,他们更注重分析人的灵魂,注意更为微小的东西。比如一位瑞士作家写他与母亲,就是围绕着一枚苹果。一位德国作家写他与父亲的关系,就是围绕一种药。现在总是电视在讲故事、报纸讲故事、历史书讲故事,作家们已经不再想讲故事了,讲故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经济观察报: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顾彬:语言!语言最重要。小说家汉特克能写400页的书,其中一点故事也没有。他创造语言,创造气氛,读者也不要故事,而是要这种语言美。故事是最无聊的。一个男的遇到了一个女的,这样的故事别人都讲过,不要听。

   经济观察报:现在不少人推崇金庸的作品,你觉得他还是在一个讲故事的框架里吗?

   顾彬:太开玩笑了,我看不下去他的作品。因为他总讲别人已经讲过的故事,他笔下的姑娘和传统文学里的姑娘都一个样。他不是一位现代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属于通俗文学。现在中国作家在国外有不少读者,但他们其实是在看通俗文学。要满足国外读者读通俗文学的需求,中国当代作家还是能做到的。

   勇敢说话的人

   经济观察报: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当代作家与歌德、雨果、托尔斯泰等当年的作家,他们在当时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人物,雨果逝世时巴黎有百万人送葬。为什么现在的作家没有如此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呢?你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

   顾彬:因为现在作家越来越少为文学服务,不是想通过文学作品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现在德国最重要的作家都有独立的声音,既是他个人的观点,也是向社会宣示的。比如美国现在有不少作家公开地抨击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德国也有不少作家直陈德国的各种弊病。但是中国好像没有这样的作家。德国的作家往往能是精神领袖,但好像在中国人眼中,作家是不能充当这样的角色的。所以在精神上,中国作家缺少勇敢说话的人。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作家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

   顾彬:不一定都是,但应当有这样的人。比如当年的鲁迅,在北师大的刘和珍遭到杀害后,他就公开对当时的政府做了抨击。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要为此而钦佩他。而且鲁迅还有一点,他的作品是超前的。他当时提出来的问题,到了1949年之后还会继续存在,不管中国还是外国。我们可以从鲁迅的作品来看欧洲、德国的问题,有关人本身的问题。而不少中国当代作家是完全逃避现实的,不谈目前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即使有人敢写,他们的语言、思想水平也太糟糕了,引不起人们的共鸣。

   经济观察报:古代中国的文学、价值观具有一种世界性的影响,不仅改变了东亚,而且影响到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今天中国的经济在发展,国际影响力在提升,但文学方面的成就似乎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

   顾彬:文学水平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定有关。文学水平的高低基本上取决于作家自己。1949年之后的中国作家太想做官,1979年之后的作家太想出名、赚钱,所以有不少1980年代的作家先写作,然后下海。对他们而言,文学是一种游戏,是帮助他们获取好处的工具。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家精神上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这样的情况有希望改变吗?

   顾彬:如果中国当代作家回到传统,如果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历史、角色、作用与任务,可能会有希望。现在不少中国作家是在“玩文学”,他们不是一辈子写作,而是写几年,然后去干别的,比如说去经商。而且“玩文学”似乎只是中国的现象,其他国家都没有。比如一位德国作家是绝不会转变成一个商人的。

   [零度写作],200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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