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中国文化吁天录                               

时间：2007年4月

地点：上海华东政法大学

  二十年前，有的同学还没出生，有的同学刚在那年出生。我一直在等你们长大，等到今天，然后到了你们的新校区，看了你们那么漂亮的校园，我很感慨，你们应该说是上海最漂亮的学校之一，这就像你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美丽起来。 

  我记得我小时侯看那些四五十年代甚至更早的二三十年代的明星，觉得他们很漂亮。现在再回头来看，发现都挺丑的，也就是说，你的审美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在另一个意义上来讲，人正在越长越漂亮。其实上海这个地方遍地都是美女，小伙子也长得很俊，为什么？至少有一个原因——都是看着电视长大的，都有一个母本在那里。我记得那时看阮玲玉的电影，觉得她非常伟大非常美丽，现在看阮玲玉，一点都不觉得好看，当然她还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演员。不仅觉得她不漂亮，而且觉得她面有死相。什么意思呢——她的眼神是空的。我最近做教材，把阮玲玉的片子拿来重新放一遍，看了几部电影，相同的感觉就是她没有眼神。没有任何一个著名演员是没有眼神却能成名的。西方没有，只有在中国，唯一的一个演员——阮玲玉，眼神是完全空的。空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不到她的眼神！为什么？实际上，她的灵魂早已离开了这副躯体，她最后的自杀，只是履行一道肉体的手续而已。另外一个例证，就是演红楼梦连续剧的那个陈晓旭。她没有全空，空了一半，结果她没死，进了寺庙，后来才慢慢走向终局。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来解释，为什么一个没有眼神的演员，居然能够演出这么好的电影，而且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才华的女演员。在世界电影史上，都没有过这样的先例。由此，我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身体跟灵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今天我的话题是从身体开始讲，总的标题是身体解放和精神危机，副标题是大众文化的历史和现状。我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看有没有时间把它们讲完。第一是大众文化的历史演变，第二是大众文化的历史图景，第三是转型时期也就是当下的文化退行和精神危机。 

  第一个单元我们又分四个方面。一个是新中国的大众时尚，第二是文革时代的革命文化时尚，第三是新时期，也就是1976年之后，大众文化的解冻，第四是九十年代以来的消费形成和价值转型。这是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内容。那么下面我们要回到身体的话题上面。

  身体，我们刚才讲到了身体、灵魂和身体的关系。这个问题触发了我们的深思，什么是我们的身体?身体是灵魂的敌人还是朋友？我在这里援引一则安徒生的童话，就是《皇帝的新衣》。大家都看过，没有人不知道这个故事，甚至有的同学可以倒背如流。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故事的含义呢？一个皇帝，他没有穿衣服，所以他注定要被嘲笑。全体人民都在笑他，但是他们只是窃笑，当这个孩子说他没有穿衣服的时候，全体人民于是就哄堂大笑。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穿衣服，因为他直接地把自己的身体呈现在世人面前，他因此而被宣判有罪。这个罪当然是在道德意义上的，是在我们嘲笑当中产生的，这是审美的罪恶，或者说是道德的罪恶。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求安徒生童话的寓意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在古典时代，即安徒生生活的年代，全世界都有这样一个基本倾向，就是身体始终是灵魂的附庸，它是被嘲笑的。如果你不做适当的处理，用布把它包装起来的话——还要包装得很好看、很得体——那么这个身体就很可能成为民众嘲笑的对象。这是安徒生的童话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寓意。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身体一直是被压抑的对象。

  当然，在西方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已经有一个缓慢的解冻过程。但真正的解冻，一直要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才完成，才达到一个自我解放的高潮，这个我就不多讲了。我在这里援引的一个例证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一个著名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在这个里面很有意思的是里面有个主人公叫萨宾娜。她在自己房间的正中央放了一个很大的大床，可是她只有一个人居住。她的女朋友问她，你为什么要在房间的中央放这么一个大床，萨宾娜回答说，为了翻身。这个话题是意味深长的。为什么要翻身，翻身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另一个例子，就是去年我在北京开会，某周刊的主编——我的一个朋友——在会上发言说，现在北京有一种时尚，中产阶级家里的床的宽度，已经扩展到两米四。什么叫两米四的宽度呢。毛时代的中国人，一般都睡一米五的双人床，后来居住环境好了，双人床扩大到一米八，这在中国的八十年代是最宽的床，在西方叫QUEEN SIZE，就是皇后的尺寸。然后再宽一点，就是两米的，那叫KING SIZE，就是国王的尺寸。这在全球都算是标准的大尺寸。可现在他们搞到了两米四，又加了四十公分！如果夫妻俩都睡在床上，而且两人都靠着床的边沿睡的话，手还碰不到手。这样的床可以并排睡上五个人。这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宽的一张床呢？是炫耀自己的财富么？不是。他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说，我们可以各自翻身，却又不影响对方。其实他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我替他说了——可以合理地“同床异梦”。中产阶级一方面要捍卫他们的家庭价值观，拒绝离婚。可是夫妻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二三十年了，大家都互相审美疲劳了。怎么办呢？把床搞宽一点，有一个中间地带，可以自由地翻身和思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西方都没有出现过这个现象。中国的中产阶级，首先发现了床的秘密，发现了床的原理，发现了人性和床的秘密关系，从而加以改造，导致了两米四床的诞生。这是中国转型时期的一个重大发明，我看这个应该申请诺贝尔奖。不要小看这个尺度，它再次把翻身这个主题，提到了文化研究的议事日程上来。

  我们知道1949年中国人民是唱着翻身走进新中国的。有人做了个统计，当时以翻身作为歌名的歌曲，有一百多首，占了革命歌曲的大半。不是歌名，就是里面的歌词提到了翻身。所以翻身应该是当时革命年代的一个基本诉求，一个最常用的关键词。很多歌曲和诗歌都是这样。我们看看这幅照片（开国大典)：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还有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站起来，实际上就是翻身的意思。原来的身体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是被三座大山压着的。好了，它现在被推翻了，于是我们就站起来了，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当时政府给予民众的最“鼓惑人心”的承诺是什么呢？对农民来讲就是土地。土地意味着粮食，当时打土豪分田地。第一个是获得土地和房产，第二个还有地主的浮财，什么叫浮财，就是那些细软。跟土地无关的那些可以搬走的东西叫浮财。里面包括一项，就是地主的小老婆。村子里面的那些穷人光棍，可以分到地主的小老婆一名。这个很有意思，像这样一个现象在中国是很普遍的，在前苏联也是很普遍的。把地主和富农的老婆拿过来，尤其是有钱的地主，他们往往有三至四个甚至五个老婆。你们知道中国有一个纳妾制度，这在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惯例。但土改之后，马上就是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土地又给收回去了，所以农民的快乐还没有几年就烟消云散了。然后就长期处在痛苦当中。

  我跟那些主管农业的地方官员说，你们搞社会主义新农村，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的归属权不明。直到这次物权法的出台，都没有做到把土地归还给农民。你们搞法律的应该弄懂得，这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未来方向。土地应该是属于每一个农民的，现在把它国有化以后，农民就没有了生产积极性。当然现在用了变通的办法，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长期地承包给你。但是这里面还是有物权的后遗症，农村的矛盾就是由于这个问题造成的。这里没有时间展开讲。

  另外还收回了一个很重要的权利，就是翻身的权利。在城市，我们看到大规模的清洁运动，把流氓搞得干干净净。从1951年到1957年，中国社会有这么一段时间是比较纯洁的，很像是一被实现的乌托邦。很多人在缅怀那段时光。那时几乎可以说是夜不闭户，社会的盗窃、犯罪基本上被杜绝。每一个人都好像生活在天堂里。要求上进，大公无私，有社会责任感。但到1957年反右以后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乌托邦突然消失了，没有了，变成了一场噩梦。这个我们等下有时间再说。我的说的这个清洁运动，不仅包括对流氓的打击、也包括对妓女的改造。公共的性活动，或者是跟身体有关的一切公共活动，甚至舞厅的业务，都被取缔了。跳舞活动就转入了家庭。性活动的最有代表性的地点，就是南京路。对我们来讲，南京路它不只是一条路，它还是一个文化符号。如果说中国的精神文明是从北京，从五四，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那么中国的物质文明、身体文明是从上海、从南京路开始的。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有两个进程，过去我们只讲一个进程，包括我们的党史，只说北京，只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但实际上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跟它们并驾齐驱的运动——现代化运动，就是从上海的南京路开始的。它是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包括以身体为主题的一个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进程。这两个进程加起来，才构成二十世纪进步的总潮流。现在我们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这点，回过头来重新研究上海到底发生了什么，它究竟向中国人提供了什么样的文化符号？提供了什么样的先进的生活方式？这就迫使我们要研究南京路。

  这条路，拥有中国最先进的商业营销模式——百货大楼。四大百货公司，大新、新新、永安和先施全部在南京路上。过去那种商铺式的营销模式，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被取代了。它们是大规模的分片、分专柜的百货公司，而且那种斜的电梯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在上海。冰箱、洗衣机、电话、汽车，所有这些东西，基本都已经出现了，除了没有空调和电视，但收音机、留声机这些东西也都有了。电灯和煤气这些基本设备就不用说了。所以它是一个表现出先进的物质文明的摇篮，当时它的先进程度完全可以和纽约媲美。上海的明星影业公司，设备和拍出来的作品，完全可以跟好莱坞比一比，这是丝毫也不夸张的，这些影片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小小的冰山一角。大部分中国二三十年代的优秀影片，在新中国后全部被付之一炬，被说成是毒草，要全部烧掉。你们知道，电影胶卷是用硝酸或醋酸片基来做的，所以用火一点就烧掉了。上海的商务印书馆聚齐了大量古版图书，还有远东最大的图书印刷中心，这两个机构全部被日本人销毁了。日本人非常清楚，要灭掉这个民族，必须先灭掉它的灵魂，而它的灵魂就在这两个地方。

  我们看到的南京路，它既是物质的，也是有灵魂的，当然这个灵魂的是建立在强大的物质基础上的。南京路静安寺那头，我们现在称为南京西路，有一座百乐门——远东最大的跳舞厅，现在重建恢复了，你们有机会可以去参观一下。现在静安区政府要把它打造成上海的甚至是全中国的跳舞中心。白先勇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和《永远的尹雪艳》，里面的舞女全都是从百乐门这个地方出去的，到了台北。南京路文明成了战后华文文化的一个策源地。四九年解放以后，南京路上的人有一部分去了香港，成为香港以后发展的基础，一部分人去了台北，成为台北发展的基础。这些人全部来自上海。王家卫在《花样年华》里面所描述的上海社区，香港的中国精英阶层大都来自上海。

  作为中国文明的最高代表的上海，在四九年以后，就要面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这两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当时毛泽东要求解放军进城要艰苦朴素。南京路是什么呢？中央台有一个少儿节目，偶尔会播放一下《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片子。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以南京路上好八连为原形的。这支部队驻扎在南京路上，可是南京路上香风毒物，女人都涂着脂粉，浑身冒着香气。霓虹灯是这种文明的标志。在茅盾的《子夜》里，乡下的老地主吴老太爷进城一段，特别有意思。他儿子好心把他接进城里，以为从此就能过上现代生活。但他一进城看见霓虹灯就受不了，当场崩溃，送到医院就死了。南京路成了乡村文明跟城市文明尖锐冲突的前线。那些来自农村的士兵，无法接受这么一种场景：女人都是坦胸露背的，烫了头发的，浑身珠光宝气，散发脂粉的香气。这还了得，这是所谓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腐朽糜烂的标志。他们的任务就是看守这个地方，不让这些有毒的东西渗透出去。不仅这样，他们本身也要像钢铁一样拒绝腐蚀。整个电影的主题就是这样，所以这部电影很好地诠释了当时的政治思想，就是把南京路作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生活方式较量的第一战场。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士兵童阿男，他是一个上海人。长在苏州河边。你们知道，当时苏州河边都是穷人住的。上海的河边、江边、铁路边，都是当时从苏北逃难来的难民聚居地。所以他出身很好，可是因为从长在上海，耳濡目染，对现代物质文明不仅没有抵触，反而充满着愿望。他找的女朋友就是一个资产阶级小姐。然后部队就坚决反对，这里面斗争就变得激烈起来。你们这个阿飞（PPT），是国民党特务，梳了一个很光的头，穿着花格子衬衫，裤子是包臀的九分裤或七分裤，皮鞋的前端是很尖的。这些在当时就是资产阶级的象征。双方都在争夺这个士兵。敌人是有阴谋的，要搞恐怖破坏，搞爆炸等等。资产阶级小姐体现的情欲的背后，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背后，是国民党的政治阴谋，这个调子就越唱越高了。这两种本来是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结果就被扩大成了两个阶级的斗争，甚至是两个政权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一场被蓄意夸大的战争。

  这个片子的主题就是教育我们：必须放弃那种所谓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已经懂得，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其实就是现代城市生活，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舒适、更美好。而所谓无产阶级生活方式，就是乡村里那种苦难、贫穷和落后的生活方式。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九五零年代的早期，但是这个剧本是在六十年代写出来的，最早是由南京军区话剧团演出，后来改编成了电影。它是一个六十年代的政治阐述。另外一个六十年代的阐述，就是雷锋。他是被无产阶级叙事推出来的最有名的标兵。

  雷锋榜样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推出来的呢？是在一九五七年大跃进，三面红旗之后，地方官员用暴力手段强征农民口粮，以换取两弹一星的研制经费和原料，由此导致了严重的人祸——全国性的大饥荒。根据官方资料的数据，大约有四千万人死在这场饥荒中，仅四川一省就死了一千万。其总数超过了二战全世界死亡的总和。我自己也还是刚刚出生不久，依稀还有点记忆，是没东西可吃。看我小时的照片，一家三口人都瘦得跟筷子似的戳在那里。城里人还好一点，许多地方的农村死整个村庄的死亡。

  南信阳是这方面的典型，基本都死光了。老作家白桦给我讲过他老家的故事，全村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他的婶子。他的婶子之所以能够留下来，是因为有一天刮大风，一只小猪突然闯进她家。她把小猪抓住打死了，然后埋在厨房里，每天晚上起来偷吃一点，没给家人知道。结果他们家丈夫、老人、孩子，全都死了，就剩下她一个。这是他们村里唯一留下来的一个活人。像这样全村灭掉的，还有不少。后来中共中央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路线，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搞三自一包，慢慢恢复了农村的元气，人口又多了起来。但农村曾经非常凋敝，全中国人民没有东西可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不得不号召人民学习雷锋，大家都艰苦朴素，共同战胜大饥荒。雷锋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应运而生的。

  我们看这幅照片，雷锋同志正在缝他的破袜子。这破袜子后来他缝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有一斤多重一只。补了又缝，缝了又补，基本上是做秀给媒体看的，光是补袜子的个故事，就拍过很多照。着袜子成了一个很有刺激性的表演道具。可是后来中国青年报披露，雷锋其实有自己的皮夹克，还有一块瑞士名表。当时一般的中国人，哪里见过这种瑞士名表。无法想象，要把袜子补到一斤多重的雷锋同志，竟有这么好的一些器物。还有一张照片是雷锋穿着皮夹克，开着摩托车在天安门广场上。那部摩托车不是他的，是他在瞻仰天安门的时候看见人家骑，他心痒了，就要求拿来骑一下，然后拍了一张照。是解放军画报把这个照片给拍下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雷锋跟我们所有人一样，渴望生活变得美好，穿上好衣服，戴上好手表，开上好车。这有什么问题吗？我看没有任何问题，这是合情合理的人性的欲望。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表演呢？你们可以看看（照片），多么尖锐的讽刺。他的欲望被迫压抑起来。后来他的战友告诉他，你再也别穿那个皮夹克了，他没办法，只好收起来，并且向公众展示这个（照片上的袜子）。在物质上，雷锋的欲望是被压抑的，而另一方面，他的情欲也一样被严重地压抑了。中国青年报还同时披露了雷锋当年的情人——王佩玲。这个王佩玲，在三十多年后浮出了历史的水面。沈阳的媒体甚至披露了王佩玲的情书。看得见吗？要不要念？（要！）好我给你们念一下。

   亲如同胞的弟小雷：

    你勇敢聪明，有智慧，有前途，有远见，思想明朗，看问题全面，天真活泼，令人可爱，有外在的美给内在的美（应该是“和内在的美”）。对任何同志都抱着极其信仰（赖）的态度，等等。这一切结合起来，真算得我心爱的弟弟，忠心的朋友。

    弟弟你直（值）得人羡幕（慕）的（地方）还多着哩，（你）是青年中少有的，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是（你会做出）很大贡献的。

   弟弟，干劲和钻劲使你勇往直前，希望你在建设共产主义（事业）中把你的光和热发（传）遍到全世界，让人们都知道你的名字，使人们都热爱你和敬佩你。弟弟，希望你实现姐姐的理想。

  祝你愉快！

                                               姐黄丽乱草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７日

  你们看看，五十年代的情书就是这样写的，大家不妨学着点。政治和爱情进行了巧妙的结合，社会主义的公共理想和个人的情欲也进行了巧妙的结合。尽管错别字连篇，但是我觉得还是一篇很好的范文。她很谦虚，下面还“乱草”。你们还草不来呢。很有意思的是，现在有人要拍雷锋初恋的电视连续剧。雷锋的战友就来阻止王佩玲，说你现在这样说出去对雷锋的形象会有损害。所以最近有记者来采访王佩玲，她就改口了，说她从来就没有和雷锋谈过恋爱。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她本人提供的材料，包括这封情书，这是无可否认的。所以不知道媒体下一步会怎样来对待这个事情。雷锋当时已经是全国的模范标兵了，而王佩玲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所以领导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当时五十年代是这样的，只要在政治上比较重要的人物，他的婚姻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全部都是拉郎配，都是先结婚后恋爱的那种。所以双方的好事就被领导给冲了。他们被迫分手，但是她还是爱着雷锋的。她把合影带在身边，一有空就看他，回忆跟他相处的日子。当时的雷锋叫雷振兴，到了鞍钢以后改名叫雷锋。他也向战友提起过王佩玲，还打听她的去向，但都没有结果。一九六三年三月一号，王佩玲无意当中在当天的湖南日报看到了雷锋的照片，顿时认出来这个伟大的雷锋，不就是她朝思暮想的雷振兴么。她的心嘭嘭直跳，看完雷锋的生平事迹和他的牺牲经过，泪水就止不住地留下来了。当天，她满怀痛苦地写下一篇日记，然后扯下那一页，向墙上镜框里的雷锋鞠了三个躬，把这一页日记烧化在他的面前。就是这样一段美好的爱情，在这样的制度下夭折了。他的情欲也好，他的物欲也好，都被彻底压抑了。

  你们看到的雷锋的故事，应当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五六十年代由沈阳军区政治部撰写的《雷锋的故事》，还有一个九十年代中国青年报所披露的雷锋。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雷锋，哪个更真实呢？当然是后一个！后一个才符合人性的基本逻辑。但是这样的一种真相，是在中国社会进步后我们才获得的。当然，在六十年代我们还有其他的道德英雄，包括王进喜、焦裕禄等，层出不穷。他们都是艰苦朴素的、没有物质欲望的楷模。这场对于身体压制的运动，在文革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文革的情况。文革一开始有一个“扫四旧”运动。就是北大、清华和中央美院的红卫兵跑到大街上，对所谓“封资修”器物进行“革命”。当时北京是“封建主义”大本营，比如这个“同仁堂”，还有北京的“协和医院”。这个字画，还有这个明代的孔子像上面写着头号大混蛋，先展览示众，然后全部砸烂。木头的就放火烧掉，这场大规模的焚烧，不仅仅是字画，还有图书。那时如果被红卫兵抄家，发现里面有一些他们认为属于“四旧”的图书，那么你们家就要倒霉了，不仅要挨批斗，还可能会关起来。所以我们每一家都开始自查。

  什么叫自查？就是把四大名著之类的封建资产阶级的书籍，通通烧掉。怎么烧呢？这个烧书还不容易啊？其实很难烧。你必须把书一页一页地撕下来才能彻底销毁。把窗关上，帘子拉上，拿个脸盆慢慢烧，你可以想到那个呛人的场面。烧了三天三夜啊。烧完以后，用抽水马桶把灰冲下去，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水，后来马桶都塞住了。烧的时候那个心痛啊。室外的公共的烧书运动，加上室内的，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统计数据，究竟烧了多少书。无论如何来讲，我们知道，这是个文化大破坏。整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秦始皇烧书还是有限的。当然秦始皇烧书的后果非常严重，因为当时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毕竟有印刷术，一本书可以印几千册，多少总有一些留下来的。而秦始皇的时代，那个竹简，它往往一个版本就只有一个，烧掉就没有了。所以秦始皇基本上把先秦文化全部扫灭。直到汉代才搞了一个复兴运动，从很多坟墓里发现了竹简和帛书，这才开始慢慢地寻找先秦的文献，怕人看不懂，所以又重新加以注释。这都是汉代知识分子做的。我们是到八十年代才慢慢地在做文革前文化的清理工作。

  书基本上是被烧了，更重要的是大批文化精英、知识精英，被抄家，被扫地出门，被关到牛棚里去，还有许多自杀的。文革的自杀，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而且自杀的方式千奇百怪。上海最独特的是因为有煤气，所以出现了许多起煤气自杀事件。北京是吃安眠药的多。因为北京多数是高级干部，他们可以买到安眠药家，像李立三和陈昌浩，就是吃安眠药死的。还有就是上吊和还有跳楼的，当然跳井的也有，甚至有一个作家是跳海的。上海徐家汇这一带，因为有煤气，所以用煤气自杀的特别多，像著名的女钢琴家顾圣婴一家，就是煤气自杀。另一位著名的诗人闻捷，父女俩用报纸把窗框全部封死，然后开煤气自杀。还有许多人是被活活打死的。这个我不在这里说了。中国文化人和中国文化，都受到了空前的戕害。

  那么是什么东西兴盛起来了呢？一种新的文化，就是一种新的极权主义文化被确立起来了。你们看这个士兵别了毛主席像章，这个还算是比较斯文的。还有更厉害的是当时的像章做得这么大，越做越大，直接用铝合金浇铸，铝合金比较轻，然后用那个针直接别在自己的肉上。用自虐自残的方式，表达对领袖的无限忠诚。而新的时尚是什么，你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这些都是知青，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你们现在穿的是花花绿绿的，没有一件衣服是相同的，但是当时的人穿的衣服基本上是相同的。发型有两种，一种就是两条辫子，还有一种就是齐耳的短发。就是这两种发型。姿势还一样，全部用手拿着毛主席语录，还要用左手拿不能用右手拿。衣服的款式是中山装。我的中山装从小学一直穿到大学，当然不是一件啊。就是说这种款式一直穿到大学。军装的颜色就只有三种，蓝色、灰色和草绿。鞋子就是很普通的布鞋、军用跑鞋。饰物只有一样，就是毛主席像章。到文革后期的时候，女孩子开始在教室里面用玻璃丝做那个小金鱼的钥匙环，那时候才开始有点小的花式，那是到了文革后期。

  我这里要跟你们讲的时尚，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中山装。它统领了整个中国二十年。现在就开始有时尚的艺人穿中山装出来演戏，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这个是他的个人选择。而当时，这不是个人选择，完全由不得你自己。全体人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中山装。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变迁史。这边是谁啊？鲁迅。鲁迅穿的是个日本的学生装。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山装起源于日本的学生装，是日本学生装的一种改制。孙中山的中山装和这个都是。可是有意思的是，看这三个人，（毛泽东、斯大林、金正日）这三位同志，三兄弟，他们穿得惊人的相似。虽然他们国籍不同，可是因为有共同的信仰，所以他们都穿中山装。金正日学习中国可以理解，可你怎么能说斯大林向毛泽东学习呢？着不合逻辑，所以我认为中山装起源于日本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山装只有一个起源就是斯大林装，它就是来自于苏联，而苏联军服是拷贝了19世纪的德国军服，所以希特勒的陆军军官，也穿这种“中山装”。中山装起源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它是一种军事独裁国家的制服。可是“制服”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它既表达了我们穿衣服的共同习惯，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人所面对的思想和身体的双重制服。中山装后来发展成什么呢？它沿袭了军装的细节，就是军装在领子这里扣起来，上面还要加上一个小铁钩，叫风纪扣。后来的中山装装上了风纪扣，就把整个喉结死死地锁在服装里面了。身体完全被制服了，一直到你的喉头为止。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象征，寓意着所有人的思想必须被统一在同一个思想里面。所有的灵魂只能想一个问题，就是忠于伟大领袖，所有的喉咙只能输出一种语言，就是“毛主席万岁”。

  唯一的差异是江青带来的。你们看这很有意思的一幅图片，江青周围全部是军人，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只有江青有一点点变化——她带了一个绛红色的围巾。江青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中最有艺术品位的一位。许多人的回忆录都把江青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女人。当然她有很多性格上的问题，更年期综合症她非常严重。但是你必须承认，还就是因为江青，她有理想，所以她改造了当时的京剧，把交响乐纳入了京剧伴奏。你们现在才能看到今天的《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完全不同的，是用交响乐伴奏的。还有她整个样板戏的打造，虽然也有不成功的地方，但有三部戏好点，所以留了下来，那就是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还有红灯记。她进行了所谓革命京剧的现代化改造，另外她还进行了交响乐的改造，例如钢琴协奏曲《黄河》，听过没有？虽然演奏者殷诚忠是一个基本不懂音乐的人。

  江青的愿望是试图在旧的那一套美学被推翻以后建立一套新的东西，但她没来得及实现就完蛋了。在一九七四年四人帮下台前两年，她看到全国人民穿着那么难看的衣服，实在是觉得有损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于是组织了天津市的一些服装设计师，搞了一套江青服，就是连衣裙，它的上半身是个圆领，没有领子。又叫和尚领，来自唐代仕女服，下半身是用了苏联的连衣裙，当时又叫布拉吉，俄语里布拉吉就是连衣裙的意思。把这两个元素拼接在一起，弄出了一件没有腰身的连衣裙，在全国强行推广。问题是，当时全国人民很穷，没人肯自己掏钱买，第二个是实在太难看了。既没有腰身，又顶着个男性化的和尚领。

  女孩子都在抗拒这种革命美学。她们穿中山装和军装，就自己在家里用针线把这个腰偷偷地缝起来，弄出个有曲线的腰身来。上海的女孩子自己打毛衣。这个地方（胸前）不能打得很低吧，她就在这个地方（肩部）开，她把领子打成一字领。这样子从侧面看女孩子有一条脖线，很婉约性感的线条。就那么一点点，对男孩子来说就已经很够受用了。我们都是偷窥着女孩子的脖颈上的线条长大的。江青的连衣裙策略失败了。全国人民都在抵制这个第一夫人的服饰美学，他们在等待，或者用这些小小的策略去改变身体，尽量地把自己的身体的线条显露出来。

  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也做了一件另人震惊的壮举，七四年，马克斯夫人，即当时的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而达·马克斯，为了安排自己的丈夫访华事宜，来到中国。当时副总理李先念接见了她，她要求拜见毛泽东，但毛泽东刚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正在武汉疗养，李先念就回绝了她，结果她当场眼泪就下来了。女人一哭男人就没办法了，这个是最好的武器嘛，所以马上就跟主席汇报，毛泽东说，见！于是专机把她送到武汉。所有的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央新闻记录片厂的那个镜头全部对着，毛主席她老人家看到马克斯夫人，他就拿起夫人的玉手吻了一下，行了个西方的吻手礼，这个在现在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你要想想看，在文革时期，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时尚都当作最反动的东西打倒在地，结果他老人家自己破了全国人民的规矩。第二天报纸全部是头版头条，就这个照片。新闻记录片制片厂拍的记录片，是在所有的电影前都要放映的，叫“新闻简报”。这张照片还没有揭示的秘密是什么？马克斯夫人转过身来你们就可以看到了。在记录片里，她后背是全部露出来了，原来是一件露背装。这个图片和报道，尤其是这个记录片播放出来后，全国人民哗然。我们当时都感到非常震惊，无法用语言来表述——毛主席怎么了？但是谁也不敢声响，因为主席所做的，主席说的，永远是正确的。

  有意思的是，就在两个礼拜之后，上海的五原路——那是一条很小的马路，可是云集了资产阶级，是他们的一个营垒，全部是过去的有钱人——有一个女孩子穿了一件跟马克斯夫人一模一样的衣服走在马路上。衣服是自己做的。她想，伟大领袖都吻手了，我穿这个衣服应该可以的吧。这是一个天才女孩，就看了那记录片里的一点点东西，衣服做得一模一样。我们家离那个地方哪，大概也就是十分钟路。我同学跑过来叫：“朱大可快下来呀......！”“干嘛？”“去看啊......”简单地给我描述了一下。我们飞奔着去。赶到那里，气喘吁吁的，一看，人已经被武装民兵带走了，但是马路上啊，都是那些表情震惊的男女老少。当她出现的时候，据目击者描述，上千个人跟在她身后，吧整条马路都堵上了，简直是倾国倾城啊。完全像看怪物一样：这个怎么可能呢，穿露背装，在当时所有人都穿中山装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女孩子是个美女，据说很漂亮。她被抓以后的下场有三种说法，其中最血腥的说法她是进去后就被活活打死了，因为进行流氓活动，以流氓罪的名义逮捕的。

  当时的武装民兵许多是很变态的，我的一个同学参加过民兵巡逻的队伍，后来退出了。当时外滩有一道低的墙叫情人墙，那时候没地方谈恋爱，唯一可以看看的就是外滩和黄浦江，然后一对一对地，都是肩并肩地靠着，排得很长，大概有一千多米，全部站满了，到晚上就是这样。民兵们就专门在外滩情人墙把这些人全部抓起来。是一卡车一卡车地抓起来，进去以后，就是拷打，极其变态。用什么东西打，就是那个武装的皮带。皮带那个带扣啊，打上去就皮开肉绽。这个成语就是描写这种场面的。什么叫皮开肉绽呢，打下去皮就开裂了，然后整个皮下组织、血、脂肪，肌肉，都翻出来，绽开、爆开、爆裂，非常恐怖。你们没有办法想象，电影里也没有演示过。电影里你看革命英雄最多也只是淌点血，画上几道伤痕而已。有一次被打的人居然没有叫没有哭，就用眼神直钩钩地看着他。他说我一年以后都忘不了这个眼神。他当天晚上就说我不干了，受不了了，他整个神经都要崩溃了，因为他没有变态，他还是一个有正常人性的人。在这样的一种政治氛围当中，身体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在肆意地摧残它。所以，那个女孩子被打死，是一个符合革命逻辑的下场。

  与此同时，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人性的东西，顽强地在地下萌动，它投射在手抄本中，那就是七十年代流行的《第二次握手》。这是一个知识青年写的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三角恋故事，他们都是科学家，其中一个解决了中国核爆炸问题，当然这都是虚构的。这样一本小说，满足了当时的知识青年对爱情的渴望。虽然文笔有些粗糙，精神还算比较健康。但张春桥竟下令作为重大反革命案追查。所有抄写这本书的人，全部打进去，全部抓起来，几千个人被牵连。作者本人张扬差点被判死刑，是一位审判员觉得可惜，故意拖延时间，说是证据还不充分，一直拖到了一九七七年，把他的命给保下来了。中国青年报接到群众来信，里面就是一本手抄本。记者一看，好书，马上发现是个典型的文化冤案，立刻到当地查这个案子。后来中国青年报用整版篇幅来帮他平反，把他从监狱里面救出来。医生说如果你晚来一个月他就死定了，肺结核晚期，而且全身都是毛病。这是个很典型的案例。

  第二个案例是《少女之心》，这个书没有什么文化价值，它就写性交过程，还有对生殖器直截了当的描述。但是它比较短小。《第二次握手》差不多有十万字，抄起来可费劲了。《少女之心》嘛，也就五六千字，抄起来很容易，所以它有好几百个版本，每个抄写的人，都会把自己的想象和经验加入进去，弄出了许多不同的版本。当时我得到这本书的时候，做了一个保护性的包装，把《毛泽东选集》的塑料封套拆下来，套在它的上面，结果把它保护下来，没有被没收。当时只要是看这个书的，起码是处分。严重的要拘留，而且你必须交代出它的来源，后果非常严重。除了《第二次握手》和《少女之心》，当时还有很多手抄本，像《塔里的女人》。在人民的阶层里，出现了地下的文化反抗运动。（华东政法大学学生会学术部录音整理，特此鸣谢）

  [朱大可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