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材:从许如辉“败诉”,到我为沪剧送终
——沪剧研究权威与许文霞一席谈(2008-06-24)
(周良材研究员)
文霞,听说你爸爸(水辉、许如辉)二审官司又输了,本来准备写封信给你的,谈谈我的看法,开导开导你,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把我的想法开诚布公。
你问我最近在做点啥?我天天在练气功。我的体会,现在这个社会,对某些人讲真话是要发脾气的,血压会高,所以我基本上是见怪不怪,不听不闻,而练气功对平抑情绪是绝对有好处的。除了练功之外,我还在研究《道德经》,《金刚经》,《周易》,《气功学》,已经写了好几篇文章,发在《上海中医药报》等刊物上。前段时期,北京戏剧界刘厚生看了我写的文章,来了封信,谈了他的读后感,还问我怎么不研究沪剧了。我回信说:“刘老,我与沪剧离婚了,与滩簧离婚了,而且已准备为沪剧送终了!”刘厚生后来与鲍世远(上海文艺评论家)通电话,让他转告我:“良材啊,气功是气功,戏曲是戏曲,戏还是要研究的嘛,沪剧还是要研究的嘛。”
我想刘厚生听到我“要为沪剧送终”,一定五味杂陈,其实我讲的是真心话,而他毕竟50年代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还是上海戏剧界的领导,我们是同事,对当时剧种繁荣的景象大家都是见证人, 60年代初他才调往北京。
“为沪剧送终!”,这绝不是我心血来潮、发发牢骚随便说说的,形势就是这么严峻。我一辈子在研究沪剧、研究滩簧,我的事业都放在滩簧戏上,现在却要为它送终,你说我不痛心吗?原来以为这些剧种会在我们手中发展下去,一代比一代强,没想到现在一个一个在走向消亡,江苏的苏剧,浙江的姚剧,已消亡了,沪剧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也要保不住的,所以我是满怀悲愤为沪剧送终。
沪剧衰亡有很多原因,从你爸爸许如辉“败诉”来看,也折射出沪剧是该落幕了,他搞了半辈子沪剧音乐,而且是历史上沪剧最兴旺时期的参与者,留下这么多有影响的作品,《为奴隶的母亲》、《妓女泪》、《家》、《两代人》、《陈化成》……,最后连他自己的作品都保不住,上海打官司维权,诉上海沪剧院汝金山侵权,居然会输掉,这绝对是个冤案,说明什么问题呢?不景气加上有一批人对你爸爸这样沪剧前辈作曲家的人为摧残,我看沪剧是该消亡了。
文霞插话:我爸爸“败诉”,败得蹊跷,已产生貽患无穷的后果,因为在上海,非法侵权变合法化了,根子就在法官身上。上海高院(承办法官张晓都、范倩、李澜),当然还包括上海一中院(承办法官刘洪、章立萍、徐燕华),办案的立场就是错的。他们不是去甄别谁是原作曲,谁是剽窃者,严格审查证据,然后输入法律,输出判决;而是未判之前先定好调子让许如辉输,在让他输的前提之下,补漏洞,出判决,为此不惜捏造事实,采用伪证;为此不惜否定我们呈堂的两箱原始书证,然后再给我们套一顶莫须有的“举证无能”法律过失帽子。而没有一张原始证据,无法证明他汝金山7岁就与我爸爸并起并坐搞创作,判决居然认定汝某使用许如辉作品无妨,认为汝“举证万能”?!够了,我不必再列判决书里还有多少丑恶,“丧尽天良”四字,足以概括这些身居要津,掌生死大权的“人民法官”的操守是怎样的。
上海新任市委书记俞正声,最近借《新民晚报》大声呼吁:“请各局级干部到各信访办去看一看吧,那里是一片哭声和骂声……”,上海民怨,不谓不深。那些只关心自己的官本位,对民间疾苦置若罔闻的公仆(包括法官),应该对市委书记的呼吁感到汗颜! 一、高院司法员来访,不知道在讲些什么,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文霞我告诉你,上海高院判你爸爸二审官司输掉,听到消息我已无啥可吃惊的,因为这个社会有一批人已经疯掉了!
怎么说呢?文霞你是个正常人,他(她)们都是一群疯子,一个个在发疯,你跟他们一遍一遍解释,什么是戏曲作曲,什么是法律,什么是《著作权法》,有什么用呢?你要知道,你是与一批整天胡说八道、毫无正义感可言的人在辩论,是白费精力,是抬举了他们!被告汝金山拿不出证据,当然只好作伪证;作为法庭,明明知道汝金山在作伪证,但要打压许如辉,决定让许如辉输,要包屁汝金山,采纳了伪证,这也是不奇怪的,很明显在做手脚,凡是用大脑思考的人,都看得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说句老实话,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两位司法人士来我家做什么?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不知所云。
来我家一个多月前,上海高院一位女司法员打电话来,很客气,捧我是沪剧专家,说是戏剧家协会介绍的,想请我到高院参加一次座谈会,后来又来电话,说座谈会不开了,要来采访我,我说可以,就定在明天吧,也就是2008年1月8日。第二天下午,来了,共两位,一男一女,男的记录,女的提问,男司法员名字没有记住,女司法员说姓李。
文霞插话:应该就是我们的二审法官,叫李澜,她还采访过上海沪剧作曲家奚耿虎。
噢。坐定以后,前面都是空话,后面才是实质,李司法员问来问去就是“作曲与演员的关系”,我都听厌了,觉得是想套我的话。
我谈了四点,第一、作曲不但是对演唱,更重要的是运用音乐语言,为整部戏定主旋律、定基调及烘托气氛,为演员塑造音乐形象。第二、即使是流派演员,也因角色不同而唱腔各异,要服从作曲者为他(她)们设计的谱子而不能单凭演员自身的流派特点办。第三、原则上演员必需服从作曲,作曲不可迁就演员。第四、作曲水平有高有低,水辉、刘如曾等设计的总谱,就会全盘考虑、综合顾及演员特色、规定情景与主题关系……等等,由伴奏人员充当作曲的,有如工匠充任设计师,水平就低得多了。
我认为:戏曲的标志是曲子,戏曲靠曲子,否则不成戏曲。现在所说什么派,什么派,是指声腔上的差别。比如说沪剧女演员唱“反阴阳”,作曲要根据演员的嗓音条件调节、制谱,杨飞飞是低音,丁是娥唱高音,杨飞飞就唱不了丁是娥的“反阴阳”,这些都要由作曲来定腔定谱。作曲还要顾及一出戏的音乐全局,人物形象,和剧中人的身份。作曲和导演都是了不起的,而作曲专指一部戏音乐的总负责,也不是所有剧团都请得起作曲,养得起作曲的,当时只有大剧团才有作曲。音乐方面,演员是要服从作曲的,怎么可以凌驾于作曲之上呢?不相信的话,可以搞一台戏,既无编剧,也无导演、又无作曲,单靠演员去搞,这台戏搞得出来吗?根本不可能。
我同时向来访的上海高院司法人员强调,现在社会上剽窃成风,道德堕落,不论作曲,编剧、导演、舞美,只要人一死,就被别人剽窃。
那天,上海大学中文系钱乃荣教授来我家取一把遗忘的扇子,正好撞上他们在采访,没有进厅,在旁边插话:“五十年代说明书上是谁作曲,就应该认定是谁,历史是不可以随便否定的。”
访谈中我问,可以举例吗?李司法员表示要避开案件,水辉案子不能谈。我一讲到水辉,一提到许如辉,一谈到他的曲子,就打岔,完全避开案件,弄得我很恼火,脾气也上来了。我问:“你们今天不谈案子,不来了解水辉在沪剧界情况,我陪着你们干什么?我弄不懂你们今天来做什么?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谈的。” 那个男士,基本不发声,后来一个字也没有记下来,如果记下来,也没有他们想套的话。问来问去就是“什么是作曲和演员的关系?”作曲就是作曲,演员就是演员,我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很清楚的嘛,现在法官是故意在搅混,不想搞个水落石出。作曲家对一部戏里的角色和人物的音乐渲染,作用是非常大的,作曲是不简单的,任何戏曲,都要靠音乐来激活的,音乐好,戏才好,唱腔音乐的艺术加工,是一部戏的重头,也是整部戏音乐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是作曲家的功劳,怎么现在可以自说自话去分给演员呢?这是非常荒唐的。一些法官根本就不懂戏曲作曲,我对他们解释也不听。
其实早在1980年,我们上海“道德法庭”就为你爸爸伸张过正义,谴责上海沪剧院侵犯你爸爸的《少奶奶的扇子》,在何慢当家的《上海戏剧》刊登过你爸爸的文章(《一个老文艺工作者的呼声》),编辑部还特地加过“编者按”。当时中国还没有《著作权法》,文艺界有很多人站出来声援你爸爸,现在有了《著作权法》,反倒比八十年代还不如,这是司法的悲哀。即使有人要包庇汝金山,汝金山敢说水辉作品是他作曲的吗?侵权可耻嘛,我在采访中也表达了我的观点。 文霞我可以告诉你,访谈过程中,这位李司法员态度非常冷淡,对你爸爸水辉没有丝毫同情心,是在应付你们的告状,对水辉作品被侵权,不会搞个水落石出,依法严肃处理。她来采访我,不谈案件,又不作记录,来做啥? 完全是走过场。
访问了一个钟头,她说她的,我说我的,话不投机半点多,几乎要争论起来。我说,我是研究沪剧一辈子的人,你们不尊重历史事实,我们之间已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李司法员忙说,下次再谈。我谢绝了:“该谈的都谈了,我很忙,以后也就免了吧。” 就这样不欢而散,送走了两位。
二、杨飞飞说唱腔是自己的,还挨不到你呢,是你老师丁婉娥的……
文霞插话:我们维护许如辉著作权的诉讼中,杨飞飞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她为了开演唱会,自说自话把我爸爸的作品给汝金山使用,这本身就是不尊重音乐著作权人,事后又为被告汝金山作证,里面有利益关系!她作证说:“是她自己唱腔设计”,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首先,你怎么不告汝金山侵权呢?反倒默认他可以是“唱腔设计”者?再说,现在流传的唱段,都是历史上完整大戏中的片段,不论全剧还是片段,百分之九十五是我爸爸(水辉)作曲,受《著作权法》保护,他的署名权是终生享有的,你凭什么剥夺掉,而认可剽窃者汝金山倒可以在我爸爸作品上署名,这算什么逻辑呢,讲话一片混沌嘛?这些唱段,是我爸爸呕心沥血写成的,是他对传统沪剧大量革新的作品,许多过门都是全新创作的,许多唱段,比如《龙凤花烛。月下思梅》,是他用复调手法(两支旋律)写成的,再加上配音配器,你杨飞飞懂什么叫复调?什么叫配音配器?什么叫总谱吗?你现在抓住电视机会,逢人就说“杨派是自己唱出来的”?你的作词、作曲的原始证据在哪里呢?一会儿又说自己是不识谱的,是黄海滨帮你记谱的?黄海滨已故世,根本就是死无对证,究竟是你的还是黄海滨的,这不是不负责任的胡说吗?几十年中我爸爸为你主演的近五十部大戏作曲,你身为团长,你会作曲的话,当初为什么要把他请进团呢,现在倒好,一笔勾销他的成果,这不是在害人吗?你当时为什么不主张你会作曲?为什么从说明书到广告,曲谱上署名,都是“水辉作曲”,不是你杨团长允许,能这样抛向社会吗?你说你会唱腔设计,就算有你说的“哼唱”,这能成为精品唱段?再说你哼唱的这点沪剧基本调儿,还挨不到你创作的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是你老师丁婉娥教你的。不信,把3,40年代老唱片翻出来听听!
滩簧戏这点调儿,丁婉娥时代就有了,沈筱英,筱月英时代就有。
文霞插话:现在不得了了,变沪剧宗师了?
真正的沪剧宗师筱文滨先生,他对知识分子是非常尊重的,40年代就把编剧请进申曲界,改良沪剧。50年代沪剧界又把新音乐工作者请进来,这在沪剧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沪剧从这个时期才开始成为现代化剧种、艺术化剧种。当时作曲人才很少,不是每家剧团摊得到作曲的,只有上沪、勤艺,爱华(还是你爸爸兼职)几家,也不是乐师就能上升为作曲的,要有相当艺术修养才能称为作曲。你爸爸水辉是最早进入沪剧界的音乐专家之一,从华东文化部调入的,1953年我进上海沪剧团负责重组剧团,一直等水辉(许如辉)来报到,但没有来。
文霞插话:我爸爸这时已离开上海沪剧团了。他是1947年初进上海戏曲界作曲的,首部戏是范瑞娟傅全香的越剧《真假夫人》。1950年进华东文化部戏改处,还是夏衍介绍的,同年他被部里派到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当音乐教员,同时为袁雪芬的《柳金妹翻身》、《借红灯》等戏作曲。1950年他还担任过上海戏曲界春节联欢会的沪剧组评委,组长是赵景深。1951年中艺沪剧团团长邵滨荪派瞿东森到部里请他为《白毛女》作曲,他这个时候已采用定腔定谱和总谱了,再追溯得远一点,1935年他就用总谱作曲了,在全国运动会上演奏过《壮志千秋》,是中国首部民族交响乐。作曲哪是杨飞飞夸夸其谈“我会唱腔设计”这么简单!由于音乐成功,邵滨荪很满意,彼此合作愉快,我爸爸又接着为“中艺”的《凯歌迎繁荣》、《大雷雨》和《粉碎糖衣弹》等戏作曲。1952年6月,邵滨荪再次到部里找他,这次是请他正式调入,也就是新成立的上海沪剧团(中艺和上艺合并),为《白毛女》和《罗汉钱》作曲,准备9月份进京参加全国戏曲观摩演出。
我爸爸后半生其命不达,厄运正是从1952年全国戏曲会演《白毛女》和《罗汉钱》开始的,该年9月临进京前一周,戏已排得差不多了,他突然被撤换下来,换上董源等新作曲,但剧目到了北京,还是采用他的音乐,但署名被顶替了。我爸爸在上海闻讯后当然很气愤,是有政治原因的侵权嘛。“上沪”不能留了,他离开时,邵滨荪,丁是娥,石筱英、解洪元和筱爱琴,在人民大舞台后台联合挽留,最后还是走了。所以,上海什么时候开始明目张胆地剽窃呢?1952年。最近我与朱践耳的夫人有次交谈,我问朱践耳作品可有被侵权的,她说没有。听罢,我不由在心里骂了一句:“可恶的上海沪剧界!” 我爸爸一生所受侵权伤害之深,时间之长,剧目之多,全上海是找不出第二位的,而且延续至今,权当他对海派文化光鲜背后丑陋面的“奉献”罢,相信会载入史册。
现在看来,勤艺团长杨飞飞,是个很差劲的人物,是个小人。她面对汝金山侵权,不为剧团老臣子维权,不为助其成名的作曲家说几句公道话,相反去帮汝金山作伪证,现在又说是自己唱腔设计?!这话不是说得太晚了吗?她当初把我爸爸请进剧团干什么?发了十几年工资白养他享清福的吗?听听越剧界茅威涛成名后是怎么说的:“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的背后有一支强大的编剧、导演、作曲、舞美、琴师队伍,在与我联合作战”。听茅威涛,看杨飞飞,在后者口实中,从来不提合作者。历史上勤艺所有戏码,难道就杨飞飞一个人,身背十四、五种乐器,开口六条旋律,单枪匹马在舞台上跳进跳出。 李澜法官采访奚耿虎先生时,问:“你认为应该怎么判?” 奚耿虎答:“判到汝金山侵权为止。杨飞飞要诉求‘唱腔设计’,要告水辉侵权,应另案起诉,她与本案无关。” 奚耿虎又接着说:“本来许如辉家人是告汝金山侵权,现在杨飞飞跑进来搅局,就好比是一桶浆糊,你们法官(指一审法官)是根棒头,在捣浆糊……” 。在坐的高院男法官听后点头称是,李法官则哑口无言。 所以说,杨飞飞应该明白,现在流传的经典唱段,大多数是水辉作曲,他用全新的音乐包括过门,烘托你的嗓音写出来的,怎么现在变你在作曲呢?不是笑话吗,现在好了,演员成名了,观众看到演员在台上唱,就变演员作曲了?还是你的主胡陈锦坤说得好,“一出《归国》,要教你唱几十遍才唱会”。
文霞插话:“我爸爸生前就有文字留下:“我为剧团杨飞飞的成名,谱写了几乎所有的曲子”。他的话才符合勤艺沪剧团史,符合专职作曲的专业身份。杨飞飞想起诉我爸爸,我奉陪,我可以代父出庭,不过,当今上海只在支持你一个人胡侃瞎吹,为求公正,我们会强烈要求异地审判,或者全球审判;为辩真伪,还必需进行你会作曲和原有作品的司法鉴定!否则随便推翻历史结论不是太轻率了吗?司法尊严何在?
排一出戏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当过沪剧团团长,看他们排戏,作曲很辛苦的。现在是什么世道?我们都是当事人,过来人,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对待沪剧前辈呢?一位领导对外发文章,其实是秘书代笔,但发表时署名是领导,那是无话可说;可是你爸爸水辉,作为作曲,在历史上有名有姓,有署名,有记载,是公认的有贡献的作曲前辈,今天怎么随便就一笔勾消了呢? 文霞插话:既然是司法判决,我们就用司法规矩来检验判得对不对。规矩有四条:要符合法律程序,要有原始证据,要有法律事实,要有法律依据。现在杨飞飞不必到庭就可分享水辉署名——程序已出错。汝金山倒打一耙作伪证,说许如辉只写场景音乐——根本拿不出相反证据。杨飞飞说她会“唱腔设计”,原始曲谱呢——缺乏法律事实。判许如辉输——连法律条文也找不出。你法官不懂戏曲,可进行司法鉴定嘛,又故意不做,这样的判决不是明显偏袒被告吗,法律是不允许的!
举个例子,好比“太阳从东边出”,是千百年公认的常识,现在某王小毛提出“太阳从西边出”,你王某要拿出证据呀,你要拿出相反证据来推翻,你拿不出,当然该你王某输!我爸爸的案子,情况是一样的,本该汝金山输的,现在弄得“太阳从东边出”输了,这不是枉判了吗?
现在社会上风气败坏,法院是否看到?被告拿不出作曲总谱,在水辉作品署名作曲,剽窃很清楚嘛。
文霞插话:“汝金山的代理人谈洁民在二审法庭辩称:“我们没有说过是汝金山作曲的,我们也没有说过是杨飞飞唱腔设计(有庭审录音)”,他们准备输了,法官却判他们赢了,你说奇怪不奇怪?
法院弄得这么复杂,什么“作曲与演员的关系”,还是这句话,作曲就是作曲,演员就是演员,这就是他们的关系,法官为什么故意岔开汝金山剽窃事实,在作曲和演员之间打混战?是有问题。
三、你爸爸是玉,现在是玉石俱焚
现在是玉石俱焚,不管你是玉,还是石头,不管你是原告,还是被告,不管你赢了还是输了,都闲在家中无事可做。你爸爸是玉,因为他人很正,正派的人,才会有生命力,会持久,会长胜不衰,会死而不亡,无论人品还是他的作品,会得到支持。那些石头,我也不提了,大家心中有数。文霞你如果还是黄毛丫头,你爸爸今天还要靠沪剧作曲抚养你们的话,那是惨极了的。
沪剧已无人问津了,不演出,没有观众,唱段留不下来,会不消亡吗?沪剧留给后人什么东西?表演上又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真正的表演要包括四功五法,也就是“唱、念、做、打”四功,“手、眼、身、法、步”五法,沪剧表演是不全的嘛。即使你爸爸这批人留到今天,对整个戏曲来说,也没有能够挽回沪剧的可能。
中国戏曲著名的四大声腔,弋阳腔、海盐腔、昆腔、余姚腔,除了昆腔还在昆曲中少量出现外,其它声腔说没有就没有了,当时有名的东西都已进入了历史 。现在京、昆、越剧,还有发展的可能,滩簧戏绝对消亡,后继无人,从上到下,无论水辉,许水辉,许如辉……,都没有用。将来你爸爸的戏曲音乐,会与四大声腔一样,被其他人用到作品里去的。
文霞,你因为你爸爸的关系而喜欢沪剧,我是一辈子在从事沪剧研究,我的感情都投到沪剧里去了,沪剧会消亡吗?不亡也得亡,这是规律,现在加上人为因素,亡得更快了!我与你爸爸在一起的时代,当时有一帮子人在撑,在提高剧种的艺术修养和品味,日日夜夜地创作,上演,整版的演出广告,所以沪剧才能兴旺。我们后来还开过好几次二省一市戏曲音乐讨论会,现在呢?连人也一问三不知,作曲家基本上都故世了,我是非常心痛的。现在冒出否定作曲家作用的荒唐之说,我只要问一声,最近几十年有几段沪剧唱腔留下来?不是历史上人家作曲的功劳,唱段能流传下来吗?
象马莉莉这样的演员,相当于丁是娥当年的人,一年演不了10场戏。我打开春节的报纸,看看有什么演出新闻,有什么希望。一看,一点也没有。下农村,一年也是几场戏。最近上海沪剧界赈灾义演,舞台阵容和沪剧的兴旺时代是无法比的,当时天天演出的剧团就有十几家。被告汝金山官司赢了,我看他也高兴不起来,整天提心吊担的,因为不是你的作品嘛,舆论上早就输得精光了。
你爸爸水辉、我周良材,都是悲剧式的人物,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生活在一个假话连篇的时代,能不悲哀吗?最近上海电视台在播“杨飞飞的一生”,我一看就关掉了,不管杨飞飞,还是其他人,一律不看,我已与沪剧、与滩簧彻底断绝关系了。
四、我为沪剧送终
文霞,你写了一系列揭露文章,实际上也是在为我们沪剧送终,为沪剧走进坟墓献花圈!社会上这么多的问题,沪剧能不消亡吗?一把怒火就会把剧种烧光的。
你爸爸活在今天,也会被上海现象气死。每个人会在历史上定位,再化力气否定,也是否定不了的,就象万里长城一样,会留在那里的。
“法院、学校和医院”,本来是人们心中很神圣的地方,现在变得乌七八糟了,最近《报刊文摘》披露,法院存在“打招呼、批条子”现象,这对社会的危害不大吗?
我最近在《上海滩》发了一篇文章,叫《竹枝词与海派戏曲》,也提到滩簧戏是要消亡的,该终结了,这一天会来得早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人为因素,三不尊重:“不尊重人材,不尊重知识,不尊重客观规律”,所以加速了它的消亡和终结。
现代沪剧的发展,主要是靠一批知识份子,靠编剧,作曲,导演的创作作用,没有知识分子,可以的,你倒退到滩簧戏——花鼓戏时代去嘛,去唱对子戏嘛。现在上海媒体宣传也有问题,一出戏唱出名了,就变成演员的了,只宣传演员,作曲、导演、编剧,根本就不在他们眼中,完全抹煞这些知识份子的重要作用,这是很成问题的。
(《妓女泪》,水辉作曲,1958年勤艺沪剧团赴西北演出说明书)
文霞插话:我已听说了,上海戏剧频道一天到晚就访问一点演员:“杨老师,请谈谈《杨八曲》是怎么创作出来的?真好听……。”创作和唱得好听是两回事,什么叫创作?《著作权法》规定,是指编剧和作曲等创作行为,而表演者只享有邻接权。“八曲”是《妓女泪》一场戏,叫“千里寻子”,编剧是宋掌轻和刘谦,作词石见,作曲水辉,当年说明书(见前面)写得明明白白,哪有杨飞飞唱腔设计字眼?杨飞飞今天自称原创了,不是笑话吗?没有词曲家创作在前,哪能流传?在“石见、水辉”等人之前,《妓女泪》只是一出“幕表戏”,这是杨飞飞2000年亲口对我说的。反正现在利益当前,杨飞飞神通广大,有强硬后台,有24小时电视台奉陪,可尽情地说大话,吹牛皮。如果上海电视台是家负责任的媒体,就应该让编剧和作曲的后人也登台,当面对质,料他们不敢,一对质,事情就会在全上海面前穿崩,出丑。
我有位多日不见的高中同学,大学学的是数学,脑子很灵,最近对我说:“这几天上海电视台戏剧频道,怎么天天都是杨飞飞?今天放了一上午,她在介绍‘杨八曲’怎么怎么,《妓女泪》是在一条船上想出来的怎么怎么。我对沪剧不熟,但是我记忆中丁是娥比她影响要大得多,上海这么多沪剧演员,这么多戏曲演员,怎么老是采访她一个人呢?你爸爸我是认识的,作为杨飞飞的作曲,他一点作用也没有的吗,这也不符合事实吧?我觉得宣传得有点反常。”
我说:“你一进入这块是非之地,就看出问题来了,真不简单。” 放大杨飞飞,就是挤压我爸爸的空间,让我爸爸从上海的记忆中消失,从戏曲史上消失。我想上海市委新任书记俞正声,对此是蒙在鼓里的,他与上海千丝万缕的关系网,没有任何关系。越来越多的人,已在反感杨飞飞整天在电视台唠叨不休所谓的“唱腔设计”了。关于丁是娥,50年代周总理提出每个剧种树立一位代表人物,是树政治和艺术都突出的领军人物,上海沪剧界是丁是娥,淮剧界是筱文艳,越剧界是袁雪芬,京剧界是周信芳(北京是梅兰芳)。丁是娥担任过好几届全国人大代表,加上丁只有2笔,所以总排在《人民日报》等名单上的头几名,很瞩目,全国知名。杨飞飞连党员也不是,怎么可能与丁是娥比呢?她到现在也不是全国名演员,当年也是不服气的。
至于杨飞飞说《妓女泪》是在一条船上想出来的,是哪一年?哪个地方?湖上还是海上?哪条船?船上还有谁?有象江亚轮沉船事故一样,见过报吗?有新闻图片吗?有档案记载吗?是在船上商量想演这部戏,还是杨飞飞在船上一口气把剧本写出来的?我听了半天,也没有听出她是编剧嘛,这可不是单田芳说书——《大话西游记》,可以虚构,可以放大,这是复述历史,要精确。“八曲”,编剧宋掌轻、刘谦,作词石见,作曲水辉,杨飞飞只是主唱。“杨八曲”是集众人心血,诸位创作好,杨飞飞唱,1957年灌制唱片后,60年代才叫出来的。杨飞飞要挑战宋掌轻、水辉等四位,变原创,就得象乡人王小毛那样,拿出原始曲谱,证明你会作词作曲,拿不出,奉劝从今就不要再作秀了,去独个儿原创“杨九曲” ,显示实力,才是正道。
上海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演员很多,杨飞飞得了个“保护”头衔,变重中之重的宣传对象,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理由不必明说。保护她的表演和唱工倒也罢了,把别人的成就都堆在她一个人头上,世代相传,那就有“贪天之功为己有”之嫌,即如给她戴顶“作曲”帽子,进而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成了成语“沐猴而冠”的现代版了吗?这真是戏曲音乐界的不幸了。她的学生李芝芬提供,让她转交4,5千元酬劳给《为奴隶的母亲》编剧和作曲,可是她从来也没有转交,可说其艺德是差极了,这大概也是她闭口不提“编导曲”,干脆自己摇身变“编导曲”的苦衷吧。
在看不见势力的操纵下,把杨飞飞唱腔扶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座,而令作曲家许如辉销声匿迹,天地良心何在! 有道是“一朝胜负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历史上刘邦、项羽消长的故事至今已重复了千百遍,我不相信这条天理会在上海滩失效,会在这几个法官面前失效。
文霞,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扼杀人材是在加速沪剧的消亡,一些人整天搓麻将,还空谈什么“振兴、复兴沪剧”?所以我说,还是先学会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尊重编剧、作曲、导演再说吧!
无可奈何花落去! 沪剧已走到末路了,为什么?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008-6-24 网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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