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识黄裳　

（朱航满）　

     近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黄裳自选集》，其中有两篇文章可互为补充，本是十分有趣的文选篇目，但读来却让我对自己所敬重的黄裳先生产生了一些不快的感受。这两篇文章分别是《宿诺》和《答董桥》。《宿诺》写于1983年，黄裳先生因念及一段颇为传奇的因缘而作此文。大约是在1947年左右，黄裳热衷于收集文人名流的字画墨迹，于是去信向在北京的沈从文先生索字。沈先生是个极为认真的人，接到黄先生的来信后，先后三次寄来了自己的书法作品，其中最后一次寄来的书法十分珍贵，系沈先生、张充和和杨振声三人合写的。黄先生看到后，以为张充和的书法可为三者中最佳。于是向他的朋友靳以询问，并请其帮助代求张先生的墨宝。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三十年后，卞之琳忽然从北京寄来一封书信，随信附有张充和的来信和墨宝《归去来辞》，同时也还附有三十年前应黄先生之求，靳以写给张充和的一封代求墨迹的书信。这应算作远在异国他乡的张先生对朋友承诺的信守，而这三十年的人世沧桑，家国变迁，难怪张先生的这一纸《归去来辞》会让黄裳先生 “真是说不出什么滋味，痴坐了许久”。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卞之琳一生痴恋张充和，1981年他到美国访问，自然前往拜会了几十年未曾谋面的张充和，而张先生也才会有这样的一件托付，使得其飘洋过海远到故土。更让人感到敬佩的是，据与张先生有密切交往的张昌华在《一曲微茫度此生》中所记，张先生托赠黄裳《归去来辞》后，于1983年回国探亲，在沪上与黄裳晤叙，齿及名人墨宝时，黄裳哀叹他本有一幅胡适题款的条幅，在“文革”中怕惹是非，将其毁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张充和返美后，竟割爱将胡适题赠他们夫妇的一幅“清江引”寄赠，以慰友人。由此看来，这一切皆因文人间的互相敬重而大有机缘，所以黄裳在文末会有这样的一番感慨：“有一条奇妙的线在牵动着它们，这条线虽然细弱、飘忽，往来无迹，但它牵动的却可能是非常的重量。”

　　此文读完，我和黄裳先生一样，心中满是唏嘘感慨。但随之读此文后的一篇《答董桥》，却是大跌眼镜。这篇黄裳写给董桥的书信，也是因为一段传奇但却令人有些难堪的因缘，倒是黄裳写来不急不缓，娓娓道来：“数年前散去之故人书件，至今悔之。潘某商人，陆续将所得付之拍卖，我耳目不灵，不知道消息，亦无人可托，充和书件，竟归尊藏，且将以之见还，感与惭并。此件与拙作《宿诺》不可分割，此文为我着意之作，书件一时脱手而去，愧对故人。如辗转得归，实为大愿。”原来，张充和写给黄裳的这件书作被一潘姓商人购藏，后又经香港的董桥在拍卖会上购回此件，将之原物返回给黄裳，董桥因此而有文章《张充和的伤往小令》记之。想来董桥先生也是颇有性情之人，看到这件书作上张充和先生的题字后，割爱将之完璧归赵。

　　黄裳在《答董桥》中所谈到的潘某商人就是上海收藏家潘亦孚，董桥的另一篇文章《我和杜丽娘有个约会》中写到他曾为潘亦孚所出版的《百年文人墨迹》写序，可见其早与潘有私交，后来董桥拍买俞平伯的手札《牡丹亭杂咏》，潘告之董，早知如此，不如私下里均给董即可。由此可见，潘亦孚并非如黄裳先生所说的纯粹商人。然读黄裳先生的文章，似乎对潘先生语有不屑，潘先生乃一藏家，聚散本是自然，而黄裳是此作的主人，此作又有如此传奇身世，加之“与拙作《宿诺》不可分割，此文为我着意之作”，但他仍将之散出，实在是有些不该。

　　黄裳文中还提到自己散出的其他珍重的藏品，就不能不让人对他这种“辛苦求字”又转手作价散出的做法产生一些怀疑了。尽管黄裳在致董桥的短札中既言“悔之”，又“感与惭并”和“愧对故人”，但令我感到并非舒服的是，黄先生在回叙因缘之时，一句“潘某商人，陆续将所得付之拍卖”，显然是对潘亦孚多有不屑和指责，读来很有些商人奸猾，以此牟利，而文人无辜被蒙骗的遭遇，因此这“一时脱手”和“愧对故人”也就显出几分文人的无奈与清高来。张昌华在文章《一曲微茫度此生》中，称赞黄裳与张充和两人的这段交往为“书翰佳话”，但他若对读这两文，想来会慨叹这佳话也不佳的了。

　　由这一段文坛往事，却让我想到了上海复旦大学的葛剑雄先生在《随笔》2007年1期发表的文章《忆旧之难——并谈一件往事》，此文表面为讨论历史追忆的难度，实则是有些重翻旧帐和向文坛老人黄裳发难的意味；随后，黄裳先生即刻在该刊2期发表《忆旧不难》一文进行回击，并要求文章发表时“一字不改”。此争论的起因是葛剑雄曾在1996年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对身处五代乱世的“长乐老”冯道有所同情，这文章引起了张中行先生的作文《关于史识的闲话》支持回应，大意是生逢乱世，作为小人物，除了为国赴难，是否还有别的出路，比如贵生？不料，随后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黄裳对此文的批驳文字《第三条道路》，然黄先生立场高调、义正严词，驳斥张论与汪精卫的“高论何其相似乃尔”，并引有鲁迅“卫国与经商不同，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着也”这样凛然大义之句。批驳张中行，黄先生带及了葛剑雄，只是黄先生的这驳文，当时在文界影响颇大。十年过后，张中行先生离世，葛剑雄先生怀念故人，以此为由，作文《忆旧之难》，并引用了柯灵先生提及的一段往事作论据，对十年前的旧事重提。也就是在黄裳先生在报纸上作文批评之时，柯灵曾给葛剑雄特意来电并谈到一件让人惊讶的往事，在上海的孤岛时期，黄裳曾为由汉奸所创办的《古今》杂志写过大量的稿件。

　　这毕竟是一件涉及个人名节的大事，黄裳先生很快就有了回应文章《忆旧不难》。在谈到自己当年给《古今》杂志写稿，黄裳指出是因为生活在孤岛其间，为准备到大后方去抗日的路费而作，加之自己所认识的《古今》编辑进行约稿，全属不明真相之举。对此，今天看来，也是可以理解，在国家零落之际，作为小人物的黄裳写点不关家国存亡的文字，其实也是并非有失大节的。至多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帮闲文人”，也还沦落不到“汉奸文人”的地步，但柯灵提到《古今》因为是汉奸所办，当时的进步文人相约不给其写文字，而黄裳却是第一个丧失约定的。对于葛剑雄在文章中提到的这个细节，黄裳并无作答。根据《万象》杂志上的《周黎庵·古今·黄裳》一文揭示，黄裳1942年离开上海并非投身抗日，而是到四川的重庆交大继续学业；另外从当时《古今》杂志的周黎庵后来在回忆文章《一年来的编辑杂记》中透露，当时黄裳卖文给《古今》，也并非是不明真相，否则也不会“行踪诡秘”，到四川后就立刻转向把稿件投给《万象》的主编柯灵了。

　　其实如此看来，黄裳在民族危亡之际，卖些文稿作为路费，求得日后的生存不恰恰是张中行先生所论及的“贵生”。要么冒死困守上海作英雄，要么高价卖文求生存，黄先生显然选择了后者。不过，黄裳后来作文《第三条道路》反驳，看来实在有些自己打自己嘴巴的意味。更让我感到有些诧异的是，对于柯灵先生所揭发的历史真相，在《忆旧不难》中则被黄裳描述成为早有预谋的暗算。根据黄裳的批驳，柯灵曾多次对黄的这段往事进行纠缠，其缘起则是因为“文革”结束后，黄拒绝了柯灵劝其将归还藏书捐献或作价卖给图书馆的建议，以后自己凭借这些藏书写作，出版了“几本不像样的书”，于是引起了柯灵的不快。对于这样的解释，我实在觉得很显牵强，即使真是如此，黄裳在此避而不谈往事，却将个人的名节问题很巧妙地转化成为一场个人恩怨的历史过节，并在这篇文章中颇费些笔墨描述，就让人有些黄先生颇受委屈的理解了。

　　令我奇怪的是，黄裳先生对于爆料自己这段历史的葛剑雄不谈历史纠葛，作以澄清，而是闪烁其辞，拿数年前的一篇旧文作交代，但那篇《我的集外文》的旧文中，他写自己卖稿的经过乃是“走投无路”，于是有从敌人手中拿来逃亡的经费，想来“该是多么惊险而好玩的事情”。看来这卖稿一是为了逃亡，二则是因为“惊险而好玩”，这与他批驳张中行先生的义正严词相比，老年黄裳迟来的答复真是颇堪玩味啊。让我感到极不舒服的是，黄先生在对葛剑雄的辩驳文章中，对发难者则语多不屑，引得葛先生再作文《忆旧还是难》（《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7期）回应，对黄裳所嗤之以鼻的个人旧事再作论述，显然黄先生的回应之文是很令葛剑雄气恼的；不过这还算是好的，在对于之前就有几个“藏报家”挖掘出黄裳这段历史的行为，于黄先生看来，只不过是“叽喳不已”罢了。而就我所知道的藏报家，就有北京的谢其章先生，他曾在《藏书家》第二辑上发表《静向窗前阅〈古今〉》，谈收藏和研究《古今》杂志的经过，也谈到了他所发现的化名撰稿的黄裳，但却绝非是黄先生所说的“叽喳不已”。这些针锋相对的文字，实在让在下感到有失作为大家的风范。

　　无独有偶，黄裳先生在去年被非议，还有在《山西文学》上所刊登的由黄裳的朋友沈鹏年所写文章《黄裳：爱书不能这么爱》。此文提到黄裳曾借沈鹏年一笔钱款，当时提出是为了抢救郑振铎先生散出的《纫秋山馆行箧藏书》，然而黄裳最后却又未将此款用于收购此书，只买了一些宋版书，过后黄既不给沈作交代，又迟迟延宕不还款物。在沈的一再催促之下，最终分次以旧书抵之。不料，随后多年，黄裳在不少文章中诬称沈鹏年有借书不还的习惯，语多不屑。也是因为这些印刷流传的文字，促使这位老友才不念友情，作文辩驳。对于这一争论，虽然各方观点也还算激烈，但由于当事人沈鹏年的出面，又有具体文字作为材料证明，所以大都是承认黄裳曾有过借钱款用旧书低债这一事实前提的。从《山西文学》这个影响不大的刊物上发端的这场争论，最后以黄裳先生的不作应答而草草收场，尽管当时《山西文学》的主事韩石山曾为此推波助澜，但也是难起更大波浪。

　　巧合的是，偶然在网上读到安迪的文章《高手》（见《深圳商报》，2007年8月7日），此文一开篇就显示出作者与黄先生不同寻常的关系：“不久前，收到黄裳先生的信，让我有空去坐坐，想跟我谈谈最近‘四面树敌’的情况。”这里的“四面树敌”就是指葛剑雄在广州的《随笔》写文章发难，同时交往多年的沈鹏年也在太原的《山西文学》作文发难。一南一北，同时出现，虽是巧合，也让在文化读书界颇有身份威望的黄裳先生够为难堪的了，而对于黄裳先生的反应，这文章中有这样的文字：“那天交流了种种“战况”后，黄先生说，对葛剑雄他还愿意交手过招，但另两位，黄先生称之为‘文坛牛二’，不屑于出手还击。”安迪还在文章中称赞黄裳先生在应战中的功力，文末不忘记有这样一段话作为结尾：“十五六年前，黄先生与柯灵先生有过一场笔仗，两个都是文章高手，过招数个回合，不分胜负。今天没有了柯灵先生这样的高手，黄先生虽手痒却不愿出招，肯定觉得很寂寞。”

　　安迪所说的不屑于出手还击，在这里实在显得有些自欺欺人，一是黄先生主动来信，要谈谈最近“四面树敌”的情况；二是主动“交流了种种‘战况’”。可见，黄裳先生对于这两件事情还是极为看重的，也并非全是不屑的。在安迪的这篇带有吹捧嫌疑的文章中，这两场与黄先生有关的争论，对于黄裳先生来说，似乎又奇妙地转化成为了一场文章高低的比武，成为了有没有资格进行论辩的讨论。而个人的品德与历史的真相等在文人们看来至关重要的大事，在黄裳先生这里又完全成为了文章技巧与学识等级的比较了，因此看安迪在文章中庆幸，“难得八十八岁高龄的老人思路清晰，文笔老辣。”如此一来，我倒得佩服安迪先生的这一句“思路清晰，文笔老辣”了。顺便一说，安迪先生乃是沪上有名的才子和出版人陆灏先生，现为《文汇报》学林版编辑，与黄裳先生素有交往。

     [学术中国] 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