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人民日报》记者） 来源:新京报

   写在前面

   2008年4月23日，上海传来消息，说贾先生病情恶化。我当即给病房打去电话问候。他的女儿把电话递给他，他只清晰地说出了我的名字，后面一句隐约可听出“思和也在这里”，然后就呼吸困难。我告诉他：“明天我来看你。”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通话。听他女儿说，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清楚地说话。

   第二天我赶去了上海，下午1点左右走到了他的身旁，此时他已戴上了呼吸机。我大声在他耳边喊道：“贾先生，我是李辉，来看你来了。”他睁开眼睛，轻轻握握我的手，嘴里费力地发出声音，然后闭上了眼睛。再过一个小时，怎么喊他，他也没有反应了。6点左右，我离开医院，前往机场准备返回北京。陈思和打来电话，告诉我：6时45分，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

   1978年我们与先生结识，到今年正好30年。此刻，在先生去世之际，特请《新京报》予以刊载此文，以寄托我的哀思。

   愿先生走好。

   认识贾植芳先生是在1978年年底前后，地点：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

   初识时，他年过六十三，我年过二十二，年龄相差四十一岁。具体来说，我于1956年出生，他则于前一年——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从此锒铛入狱，陷入逆境。我长大成人的二十余年，恰恰是他经历苦难，与命运抗争的岁月。

   中文系在复旦校园西南角一幢三层旧楼的二楼。楼房多年失修，木楼梯和地板走起来咯吱咯吱乱响。楼道里光线昏暗，但走进东头的资料室，并不宽敞的空间，却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仿佛另外一个天地。

   资料室分里外两部分，外面是阅览室，摆放着各种报刊杂志；里面则是一排排书架，书籍按照不同门类摆放。一天，我走进里面寻找图书，看到里面一个角落的书桌旁，坐着一个矮小精瘦的小老头。有人喊他“贾老师”，有人喊他“贾先生”。我找到书，走到他的身边，与他打招呼，寒暄了几句，具体说了些什么，已记不清楚了。从那时起，我就喊他“贾先生”。

   我进校将近一年，贾先生则刚刚结束在学校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的生涯，回到教学单位等待平反。此时，他还没有资格给学生上课，故暂时被安排在资料室当管理员。

   有一次，我正在资料室里找书，看到一位老教授走进来与他攀谈。他们感叹文革那些年日子过得不容易，感叹不少老熟人都不在人世了。那位老先生顺口吟诵出杜甫的诗句：“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说实话，当时我对他们这样的对话，最初反应是迟钝的。更不知道先生此时刚刚从印刷厂回到中文系，历史罪名还压在他身上，对变化着的世界，他怀着且喜且忧的心情。我当时进校不久，虽然我已有二十二岁，但自小生活的环境、经历和知识结构，使得自己在走进这个转折中的时代时显得懵懂。对许多历史冤案与悲剧，许多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我并不知情。不过，不知情，也就没有丝毫精神负担，更没有待人接物时所必不可少的所谓谨慎与心机。我清晰记得，当时自己处在一种兴奋情绪中，用好奇眼光观望着一切。

   到资料室次数多了，与先生也渐渐熟悉起来。面前这个小老头，热情、开朗、健谈，一口浓浓的山西乡音。与他在一起，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相反感到非常亲切。每次去找书，他会与我谈上许久。

   几年前，我到上海，先生说他正在整理1978年前后的日记。他说我的名字大概在1978年年底时候开始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不过，最初他只写成“小李”，而不敢写出我的名字。他说他有所顾虑，害怕会牵连了我。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直接写出我的名字。新旧时代转换，人生大落大起，季节乍暖还寒，不少他那种经历的人仍心有余悸。这是历史的产物，早已成为消失的陈迹，渐渐被人淡忘。但当他在八十五岁高龄时告诉我这些往事时，当读到他的日记时，我还是很感动。为他的善良，为他对学生的厚爱。

   当年与先生的聊天从此开始。不久，我和同窗陈思和一起应邀参与了先生主持的《巴金研究资料汇编》项目的工作，也就渐渐成了他家里的常客。

   在先生家，喝得最多的是黄酒，吃得最多的是炸酱面。再后来，还是喝酒，还是吃面。听得最多的则是动荡时代中他和师母任敏的坎坷经历，以及文坛各种人物的悲欢离合、是非恩怨。他讲述文坛掌故与作家背景，关于现代历史与文学的广博见识和真知灼见，时常就贯穿于类似的闲谈中。他所描述的一个远去的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五光十色的人物，引起我浓厚的兴趣。将近三十年过去，这种兴趣依然未减，首先得归于先生最初的熏陶。说实话，当年也正是从他那里，我对历史与文学才有了超出课堂教材的了解，是他为我开启了走进历史深处的大门。

   把复旦时期的笔记本翻出，我找到了1980年所记载的与先生聊天的记录。第一篇记录的题目写着“和贾植芳先生闲谈”。如“1980年5月14日晚”这则记录为：

   因为思想上的原因，屠格涅夫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他的作品是抒情的，但他的感情是淡薄的，从华丽之中流露感情。对人民的关心，是俄国作家的共同特点。
　老托尔斯泰反映社会深刻，感情强烈，这点巴金与他相同，但艺术上没老托尔斯泰细心，人物形象也没有老托尔斯泰丰满。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人的灵魂深刻，他看人的病理，在人的污浊之中，发现人的好东西。他笔下变态人物多，写人的精神世界在世界上第一。鲁迅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二三事》，《回忆苇丛芜》中也写到过。
　巴金作品中的人物、语言、生活道路，和俄国传记文学相同。

   与课堂教学相比，我更喜欢这种无拘无束、坦率的聊天。在我看来，这甚至是大学教育真正的精华与魅力所在。一位名师，著书立说固然重要，更在于用一种精神感染学生，用学识诱导学生。在我眼里，贾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名师。我很幸运，在大学生活起步之初就遇到了他。他教育我们，走学术之路首先要学会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研究作家必须读最早的作品版本；他劝我们不要人云亦云，要独立思考。他总是说，做人比什么都重要，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人格不能卑微。许多年后，经历一番风风雨雨之后，我才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这些教诲的重要性。

   一座大学，重要的是教师，是一代代教师的言传身教才让大学教育变得具体而丰富。能让学生的内心永远与母校联系起来的，首先是老师。说起母校复旦，首先让我想到的正是像贾先生这样的老师。

   毕业了，1982年年初我离开上海，到北京成了一名记者。初到北京时，我怀揣着贾先生写的几封信。他说我一个人独自来京，诸多不便，故介绍我去看望胡风、梅志夫妇等他的一些亲朋好友。他虽不在身边，依然热心呵护我，引导我前行。

   抵京后他写来的第一封信，今天读来仍令我感动不已。他写道：

   你抵京后来信，早已收阅……近来接到黎丁、梅志以及我的哥哥来信，都提到和你相会情况，我已分别复信给他们，希望他们对你多加照拂。你初次进京生活，一切可能陌生，或至生活饮食不习惯，但慢慢会习惯的。北京是我年轻时代的旧游之地，我很怀念那个朴实的北方大城。现在虽然有许多变化，但它的基本性格却仍与上海有别；再加上那里如今是人文荟萃之地，又是全国的神经中枢，你会慢慢习惯和爱上这个城市的。你已去过的那几个与我有关的地方，也总可以给你一些帮助和温暖。我们全家都惦记你，时常谈到你，仿佛生活中短缺了什么一样，颇有寂寞之感。望你注意身体，注意休息，切不可过于劳累把身体搞垮！（1982年3月3日）

   在随后几年的来信中，他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不断给我以教诲。他不止一次在信中劝我借从事新闻工作而了解社会，认识历史：“你还年轻，在新闻界工作，接触的面较广，藉此也可以多积累一些生活经验，了解中国社会现实，那对做学问是大有裨益的。”（1982年12月7日）他劝我一定要坚持学好外语：“千万不能放弃外文功夫。”（1982年7月14日）二十几年了，先生的教诲一直未忘，并且从中获益匪浅。

   在与贾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我陆续认识了与他一样受过政治运动磨难的朋友们。这些曾被描绘为“青面獠牙”的文人，在我眼里却是那么亲切、可爱。他们性格各异，文学成就不一，在命运折磨面前的表现也互有差异。他们是历史漩涡中被抛起又摔下的一片片落叶。落叶上，记录着历史的季节替换。

   1984年，我萌生了搜集和记录胡风集团冤案过程的念头。当时胡风集团的平反还不彻底，许多话题在报章上甚至还是禁区。我只是本能地觉得应该趁这些当事人还健在的时候，尽量进行采访，留下第一手的口述实录，侧重点是做资料工作。我把这一设想写信告诉了贾先生，他当即来信，从更深广的历史角度启发我。他在信中说：

   你着手就1955年胡案编一本系统性的材料，我觉得倒是一个值得下点工夫整理的课题。……因此你这个设想还值得努力。国外，也注意到这个题目，因为它的历史意义不同寻常，就当代文学论争范围来说，它是“极左”路线的一个起点，也是文艺界受灾难的开端，不仅对我国的文艺界创痛深远，而且在政治上后果最重，影响深远。明朝的东林党事件后（这也可称之为东林事件的新版），曾在清朝出现过两本书《东林始末》、《东林事件》，它的体例，值得参照。我曾想了一个饶有兴趣的书名《胡儒学案》，因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宋儒学案》、《明儒学案》一类书名的书籍，都是记述一代士林的，换言之，此类体例的文献资料书，在我国也算古已有之。我希望趁现在这些人还多半活着，业余不妨即行动手进行，当然它的付印出版，恐怕不能期之最近，其中原因，不说自明。（1984年11月17日）

   贾先生为我打开了通往历史深处的大门。四年之后，1988年，我完成了《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从那时起，写作时，我总是感到有沉甸甸的历史分量压在心底，不敢丝毫懈怠。

   又是将近二十年过去。贾先生已经九十三岁高龄，我也年过半百，可我时刻感觉到，先生深邃、明锐而关爱的目光，依旧注视着我，温暖着我。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8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