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能否为万世开太平？ 

 
·汤　伟·

   华人如何与世界大家庭合作？当今的华人如何看待自己？再过一百年，我们的后代会如何看我们？七月二十日，华府半杯清茶社邀请专门从事中西文化研究的陈奎德博士作《海外中国人的双重人格》的主题演讲。演讲一开始，陈博士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以上问题。

   中国文化自废除科举制后就已经可有可无

   陈奎德博士认为：今天的华人生存的基本方面，已经和中国的孔子没有任何关系了。支持他的这一说法的理由有三：

   一、一九零五年中国废除了科举制度，而接受的是西方学堂式的教育。以此为界线，中国人的概念，已经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了。到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打到北京，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杀为止，中国文化已经成为游魂，再不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中国文化已经可有可无了。后来培养出来的人则都只是现代意义上的专家。现代意义上的人，是基督教全球泛滥的结果。区别中国人的唯一标志就只是中国人讲着的白话文。百年来，中国文化不断被解构，成为一块尚处在融化状态的玻璃，无型可言。

   一九四九年建国和一九七八年宣布对外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标志性阶段。从四九年退出世界进入隔绝，到七八年重新再回到世界，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变迁。八十年代时兴的文化热，意在让中国进入主流世界，“救国反而亡天下”，使中国文化彻底走向了衰亡。这个结果，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

   二、关于“文化中国”的论说。从建立大的文化世界的理念来看，杜维明一直有以推动文化复兴来证实中国人的地位的想法。陈博士认为：“文化中国”论说的推出，是受到压力后的反弹，更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危机。人们何时听说过有关“文化英国”、“文化法国”之说？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皆占据主导地位的范围内，是根本不需要去强调所谓复兴“文化某国”的论点的。“文化中国”恰好是中国文化处入守势的时候提出的。如果中国文化处于强势，有必要去强调和彰显吗？正如亨廷顿最近撰文谈到Ｗｈｏａｒｅｗｅ的问题：在少数族裔日益包围白种人之时，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明显表示出一种担忧。诚然如很多人所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可以带动文化的发展，但是这都不可能产生的是那种创发性的、具有普世的人文理念以及自然科学中的源头式的影响。源头的枯竭，文化的地位便岌岌可危。

   三、中国文化的命运。中国文化是走向衰亡或者成为全球主导？中国文化是否可以与基督教并行？陈博士讲述自己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问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来干什么？尽管来美国二十年，心灵的深处总会有一种被压抑的感觉，这是很多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这种心态证实了中国文化处在一种总的历史趋势：在不断被解构的过程中。和中国人相似的犹太人，一九四八年建国之后才结束了游荡的历史。一个民族在流亡了两千年之后，无论在哪里都始终保持着其基本生活的理念。犹太人为维护本民族文化而付出的努力，其坚忍不拔超过华人。海外华人也经历了几次大的逃亡。在经历了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一九六三年逃往香港，一九八九年六四大逃亡之后，中国文化流亡海外的趋势依然没有改变。

   海外华人“人在曹营心在汉”

   中国文化如何生存？如何和当下的文化相处？犹太人曾经极力融入西方主流，但没有被接受（世界历史上也只有犹太人被中国文化同化的先例）。有一个说法叫“规模文化经济”，如果我们的下一代不断接受的是英文教育，逐渐失去了文化载体——语言，原来的文化就肯定会失去。只有让文化形成一定规模，才能产生自我繁殖能力，例如香港和新加坡。但是个人的力量对文化的复兴和繁衍是十分有限的，充其量只能是建立文化繁衍和复兴的一个点，再由无数的点联合成一片，去形成影响。

   话题回归到海外华人的双重性格，陈博士说：海外华人虽然生活在别处，关心的还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对于进入美国社会采取的还是与己无关的态度。这是因为，他们觉得投入再多的努力到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还是十分有限，而只要投入一点点努力到中国，就不难受益于中国的巨大变迁。这种心态，使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人在曹营心在汉”，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

   海外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很多人是因为过去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和自己的成长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知名的以英文写作的华人作家哈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从小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他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相同经历的许多人。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受到了五十年代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哈金的最新小说《自由的生活》描述了小说主人公来美国后的转化过程。第一个阶段：自己的家乡美，第二个阶段：驻地就是祖国，第三个阶段：与世界疏离。到了第三个阶段便具有独立观察、以独立的眼光看世界的能力。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造就了我们处处以“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生活理念为目标，很难和海外文化相融。我们这样的文化层面是否有足够的力量繁衍出新的力量来振兴中华文化？中国人好在总有一个依托之地——自己的国家，如同犹太人心目中的圣地锡安。中华文化过去有流亡者的典范，这就是流亡中始终忠于皇室的苏武，而犹太人的流亡典范则是摩西。我们需要从新的生存规范、新的价值观念中去提升过去文化中的东西。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大循环中，应该开辟新的自由王国的理念。因此，对母国和所在国的文化认同，海外华人有责任在转型过程中起到种子发酵的作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的前景

   陈博士的演讲引起了十分热烈的反响。薛海培认为：目前在海外的华人有三百万，二十年以后，华人将同现在的犹太人一样人数达到五百万。到那时，美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多元文化社会。中国人应该如何面对未来美国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华文化的凝聚，要有某种宗教化的影响。中国的佛教过于向内，中国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太世俗、太现实，难以培养出超越性的人格。现在看来，精神领域的东西西方文化比东方更显得宽容。

   有人问陈博士：假如文化复兴到东方，是否会轮到中国，中国人如何准备？陈博士认为：中华文化对现代文明创建的贡献不多。西方文化以“两希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莱文明）为基础，有着内在的张力不断推动、不断更新发展。中华文明连续性无中断，缺乏一种张力（冲突），而是采取不断互补的方式延续，没有了向前的动力。中华文明说起来有五千年，其实真正兴起的时间只有几百年，总是在从零开始，而西方文明却总是在不停地积累。

   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对中国文化的积累不可小视。认为如果不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入，当今世界西方将无法与中国相比。中国的文化，主要还在本土，海外是无足轻重的。

   陈博士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现代的科学体系作基础，虽然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但中国科技发明的偶然性很大。西方有古希腊的逻辑——实证为基础的体系不断推动形成现代科学体系。

   有人对此提出反驳，认为这是小看了自己的文化。在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记叙了大量的中国科技发明，中国的科技发明是因为受到了西方天主教传播的影响而延误。

   有人提出“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认为中国的道教在西方比儒学更容易被接受。有人解释道：儒家思想是中国主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用以维持社会秩序，而西方维持社会秩序主要靠宗教和法律。然而现在西方面临着维持秩序的思想不断衰落的现实，儒学思想对恢复社会秩序应有所帮助。

   谈到儒家文化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冲突，陈博士指出日本、韩国和台湾结合成功的经验值得思考。

   □　寄自美国 

   [华夏快递]，08-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