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死亡观　　

魏万磊

     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曾用“幸存者”（survivor）来解释人的政治心理，认为拥有这种心理的人生存勇气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亲友的歉疚，二是对于不朽的追求。人对死亡的焦虑与对长生的渴望常常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通过对于梁启超晚年生活的片段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死亡观中有劫后余生的“幸存者”情结，但不同的是，他不希望通过不断“革命”达到“道”之永生，而是将“立言”和“立德”紧密联系起来，他的死亡观中有浓厚的“流亡者情结”，对于寿终正寝有着深深的依恋之情，并希望后人给予其稳定如一的评价。

　　梁启超25岁之前基本比较顺利，此后便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甚至是极度危险的生活，到了50岁他显然透露出“老有所依”的渴望。1922年11月21日晚上，陈伯严邀请梁启超吃饭，拿出来50年的陈年老酒，梁启超就多喝了几杯，第二天清晨6点半坐洋车去听欧阳竟无的佛学讲座，结果偶感风寒，回家后大吐，睡了半天。张君劢得知后万分关切，约第一医院院长为梁检查身体，但梁启超晚上在法政学院有两个小时的讲演，于是就赶去上课。梁启超事后给几个儿子写信说：“君劢适自医生处归，闻我已往，（彼已屡次反对我太不惜精力，彼言如此必闹到脑充血云云。）仓皇跑到该校，硬将我从讲坛上拉下，痛哭流涕，要我停止讲演一星期，彼并立刻分函各校，将我本星期内（已应许之）讲演，一概停止。”从梁启超的口气来看，张君劢像儿子一样关心他的健康。仅隔不到一个星期，他对女儿再次提及此事，口吻不无炫耀之意：“神经过敏的张君劢，听了医生的话，天天和我吵闹，说我的生命是四万万人的，不能由我一人作主，他既已跟着我，他便有代表四万万人监督我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现在磋商的条件……4、每星期一、三、五之佛学听讲照常上课（此条争论甚烈，君劢现已许我）。……我想好好的一个人，吃醉了一顿酒，被这君劢找着了错处（呆头呆脑，书呆子又蛮不讲理），如此欺负我，你说可气不可气？君劢声势汹汹，他说我不听他的话，他有本事立刻将我驱逐出南京！问他怎样办法？他说他要开一个梁先生保命会，在各校都演说一次，不怕学生不全体签名逐我出境！你说可笑不可笑？我从今日起已履行君劢所定契约了。”如果我们揣摩一下梁启超说这话的神态和心思，大概还有这么一层意思，梁启超子女不在身边，他对于门生和朋友的关照十分欣慰，并引以为荣。几天后他在给蹇季常的信中再次提到自己的病情，说自己“实无大病，君劢太相爱，故情急耳，望勿以为念”。稍后他又怕女儿着急，特别向梁思顺（令娴）解释这件事。梁启超在逝世之前一直保持和几个儿女经常通信的习惯，特别是和长女令娴，通信次数尤其频繁，有时一个礼拜有两三封信，称其为“我的宝贝思顺”，称幼女梁思庄为“小宝贝庄庄”，称幼子梁思礼为“老白鼻”，称梁思忠为“忠忠”，这些都让人透过纸背看到一个和蔼老者的形象，而其时的梁启超刚到知天命之年，这种老牛舐犊的情怀恐怕只有在一个对家庭充满无限热爱的漂泊者那里才能有如此深刻的体会。

　　第二年5月7日，梁思成和梁思永兄弟俩跟着梁启超进城去给二叔梁启勋祝贺生日，11点多的时候，两个人见大街上学生游行示威，举行国耻纪念，就同坐一辆菲律宾小汽车出门，在南长街口迎面被一辆大汽车撞翻，梁思永血流满面，跑回家叫人救二哥。梁启超赶紧让人把梁思成背回家中，看到儿子连血色都没有，梁启超心如刀割，心里想：“只要拾回性命，便残废也甘心”。后来两个孩子检查都无大碍，梁思永不过是嘴唇碰裂了一块，梁思成则是腿部骨折。梁启超瞒着夫人给女儿去了一封信，恐怕女儿被《晨报》上登载的这则消息吓坏。此信可以看出他对横死（violent death）是极度恐惧的：“我现在极高兴的告诉你，我们借祖功宗德的庇荫，你所最爱的两位弟弟，昨日从阎王手里把性命争回。”梁启超嘱咐两个“淘气精”赶紧给妈妈和姐姐去信安慰，梁启超还亲自到出事地点去“踏查”，看见被撞死的人尸体还没有殡殓，一直“惊心动魄”。兄弟二人在协和医院就诊，一个腿不能动，一个嘴不能吃东西。思成就故意在思永面前大吃大嚼吧哒嘴，思永故意在思成面前又蹦又跳，梁启超便又想起出事时的场景：思成受伤还在安慰父亲，思永受伤还在看护哥哥。他觉得儿子还是很有风格的，“这回小小飞灾，很看出他们弟兄两个勇敢和肫挚的性质，我很喜欢。”命运在他看来很有戏剧性，显然，对于生命的看法，梁启超既相信佛教的业报，也相信人事的偶然因素。他相信现世所营造的种种“德业”也会成为后世存续的基础，他曾说，自己有10个孩子，虽然不是五子五女，但也算“功德圆满”了，“我们家孩子断不至下流，大概总可放心。”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自序自己所从事的学术事业时说：“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他自己反思自己常常因各种俗务缠身而不能安心著述，这虽然带有自谦的味道，但也可以看出他晚年希望全身而退的愿望。1915年冬，元配李惠仙患上乳腺癌，原本不信教的梁夫人病中突然皈依佛法，死前还让儿辈诵法华经，最后已经失去痛觉，所以去时很安详，梁启超惊叹：“颜貌若常，岂亦有夙根耶！”但他对夫人的离世深感内疚，这种歉疚之情的产生缘由甚至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小事。1925年9月29日他给孩子写信，谈到梁夫人得病的原因时说：“我昨日用一日之力，做成一篇告墓祭文，把我一年多蕴积的哀痛，尽情发露。顺儿呵，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之极，悔恨之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也象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这一次所谓的“打架”，是指1914年他本人“不知何神魅所弄，而勃豀一度”。这一年梁启超诸事缠身，在司法总长任内又接任币制局总裁一职，想辞又辞不掉，加上妻子马上要分娩，他很是消极，对汤觉顿自嘲说：“孔子曰：死不如速朽之愈，此亦可浮一太白，公谓何如？”这样的心态，家庭绊嘴自然难免。在悔恨之余，梁启超也将彼岸世界的图景想象出来，他直抒胸臆：“呜呼！君真舍我而长逝耶？任儿女崩摧号恋而一瞑不视耶？其将从君之母，挈君之殇子，日逍遥于彼界耶？其将安隐住涅槃，视我辈若尘芥耶？”梁启超将这篇祭文算作自己一生中的好文章之一，还特意叮嘱儿女和儿媳妇“不妨熟诵”，这在常人看来似乎有些慎终追远的味道，但在心理学上则显示出自恋人格的特征。我们经常看到梁启超将自己的诗文大批大批地寄给子女，有时报纸上发表了他的文章，他也要求子女经常看看，足见他一生对作文的重视，这是他对留名于世的最好注解，他特别看重后代人对自己的评价，看重身后的名声，他希图通过“立言”而“立德”，进而达致“不朽”（immortality），这也凸现了他的自恋人格之一面。

　　梁启超的业报轮回思想影响到他对死亡的看法。他曾以女儿择婿的成功为自己的第一个成功，并将儿子思成能够娶林徽音为妻为自己的“第二个成功”，但思成却有一段时期因姐姐梁思顺和林徽音的关系紧张而“精神异动”，后来与林徽音又和好如初。梁启超在1925年8月3日借教育孩子的机会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善恶报应观念。他说：“思成前次给思顺的信说：‘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这是宇宙间唯一的真理，佛教说的‘业’和‘报’就是这个真理，（我笃信佛教，就在此点，七千卷《大藏经》也只说明这点道理。）凡自己造过的‘业’，无论为善为恶，自己总要受‘报’，一斤报一斤，一两报一两，丝毫不能躲闪，而且善和恶是不准抵消的。……恶业受完了报，才算善业的帐，并非有个什么上帝做主宰，全是‘自业自得’，又并不是象耶教说的‘多大罪恶一忏悔便完事’，忏悔后固然得好处，但曾经造过的恶业，并不因忏悔而灭，是要等‘报’受完了才灭。佛教所说的精理，大略如此。他说的六道轮回等等，不过为一般浅人说法，说些有形的天堂地狱，其实我们刻刻在轮回中，一生不知经过多少天堂地狱。……若能绝对不造恶业（而且常造善业——最大善业是“利他”），则常住天堂（这是借用俗教名词）。佛说是‘涅槃’（涅槃的本意是“清凉世界”）。我虽不敢说常住涅槃，但我总算心地清凉的时候多，换句话说，我住天堂的时候比住地狱的时候多，也是因为我比较的少造恶业的缘故。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梁启超的这种“现世现报”实际上也将他自己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必须保证自己的各种“善变”行为都有合法合理的解释，给人从一而终的形象。

　　不能寿终正寝对于梁启超来说是一种焦虑。1927年6月15日他给女儿的信中谈起王国维之死，说王国维虽然遗书上写的自杀动机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但最近的刺激却是叶德辉、王葆心被枪毙，前者为人不自爱但学问很好，有“自取之道”。后者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而被杀，所以王国维对政治侮辱斯文的做法感到不可接受。王国维之死，“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此时思成还在美国留学，仆人寄信将住址写错了，包裹被退了回来，梁启超之妾王桂荃女士不明所以，便惊惶失措，开始“扶乩”问已故的李惠仙，梁启超记述说：“谁知请了半点钟，竟请不来，从前不是说过三年后便不来吗？恐怕真的哩！但前三个月老白鼻病时，还请来过一次，请不到的实以此次为始。”我们说，梁启超是力挺科学的，但他并不因此而阻止“王姨”的“迷信”行为，也希望儿子能在国外平安无事，不会因秩序混乱而死于非命，这显然出于自己内心同样的焦虑。特别是晚年患上肾炎，在协和医院手术割下右肾，但还是便血，倒是伍连德开的中药很管用，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对于协和给自己身体可能造成的伤害，他显然有些担心，但由于自己一直声言西医是科学，所以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希望自己能给世人一个稳定的形象，所以在总结自己和康有为的根本不同时，他指出：“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亦有然。有为常言之：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则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这段话想要表达的想法不外乎两点，一是要为自己的“善变”正名，二是不希望因为“善变”而影响到对自己身后的评价。

　　梁启超对身后事看得很重，先妻墓地选择和建造一事他非常上心。在梁启超的嘱咐下，二弟梁启勋跑前跑后，一砖一石都亲自过目，在山上住了将近两个月，中间仅入城三次，有时一夜而返，有时当天返回工地，期间还有六天夜工。基本完工时，梁启勋说，地基打得很牢固，采用两冢一圹的模式，圹外工程他敢担保将来孩子们“要起一座大塔，也承得住了。”还将如何开启两冢中间的砖墙并如何再造都详细训示给梁思忠，因为他怕梁启超下葬时，自己也已经驾鹤西游，“即在也怕老迈不能经营了”。还将开圹行第二次葬礼时墓图的尺寸画了出来，梁启超千叮咛、万嘱咐自己的孩子：“你们须留心记著，不可辜负二叔两个月来心血。” 梁启勋自诩在这次墓冢设计和操作中“用他的科学智识和工人的经验合并起来”，新发明了很多东西，让专门的建筑家都刮目相看。梁启超深解其义：“因为这也是我的前年安宅，他怕你们少不更事，弄得不好，所以他趁他精力尚壮，对于他的哥哥尽这一番心。”所以梁启超要求自己的子女一定要对二叔孝敬，还让思忠、思达向二叔深鞠躬。要求思顺、思成姐弟每人各写一封信叩谢。若没有“叶落归根、入土为安”的“流亡者情结”，我们很难解释他的诸多行为。

　　（本文修订版原载《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

    [学术中国]